寫給台灣的情書

他對身邊的楊國宇先生說：
「我心頭有些不適，你替我講下去……」
然後，靜靜的，緩緩的，離枝櫻花般委地
那景象，自彼日起
像黑白默片，以慢動作，一再重播
戲劇般的歷史喑啞，卻巨大且轟隆隆充塞我耳中

本文：

這幾天忙著編輯盧兆麟先生的追思文集
開會和校稿時
難免勾發了前塵往事

與盧兆麟先生認識十五年
起初是，我很喜歡創意力出版公司的《台灣懷舊》
既有內容，質感又佳
於是找上門提案合作《島國顯影》系列
謝森展董事長不計較這是個賠錢案，豪爽答應
陳文成基金會策畫撰寫，出版社負責翻譯（中日文雙語並列）編印發行
每兩年一次，我必須到創意力出版公司蹲點
盧兆麟先生是總編輯兼日文翻譯
常見他靜靜端坐寫稿，偶而抬頭頷首微笑打個招呼
去久了，謝董事長的媳婦淑琦有意無意的告訴我說：
「盧先生是政治犯……」
我輕輕哦了一聲，遠遠多看盧先生兩眼
心想，謝董事長真是個人物，敢用政治犯

但我並沒有因此趨前攀談
一來覺得冒昧
二來，因為，因為
我認識和知道的政治犯，實在太多太多了
特別在解除戒嚴之後，心防也略略解除
我才知道，啊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也是政治犯
誰根本就在監獄出生長大
誰十一歲開始送牢飯
誰十四歲為長兄收屍
誰每天到馬場町等候獨子的身影，誰每天到車站睃巡槍決名單
……聽不完的，深深隱藏的故事
太多的驚訝，啊，他也是，她也是，怎麼可能？

二ＯＯＯ年政黨輪替後
為了規畫綠島人權紀念園區
陳文成基金會組成工作團隊
著手搜調白色恐怖時期的資料和檔案
在曹欽榮董事帶領下
循線前往「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拜訪
才知道該會秘書長就是盧兆麟先生
他一九五Ｏ年師大教育系在學中，因閱讀社會主義書籍
被牽連逮捕，判無期徒刑
直到蔣介石死亡才獲赦出獄
總計坐了二十五年牢
為了白色恐怖無數冤魂和受難者的平反
他和促進會同志已努力多年

接下來的日子
盧先生對我們的協助，是無法計數的
他的熱誠、聲望、個性
備受信任和尊敬
在他安排和陪同採訪之下
我們才得以素昧平生之身，聆聽別人難以言喻的痛楚過往

幾年來
我因公請求盧兆麟先生幫忙
他從未拒絕，不可思議的
無論再緊急，再複雜，再麻煩
他總是一口答應，且高效率達成
我幾度跟同事說
哎，歐吉桑們劍及履及的精神，我們要好好學習…

二ＯＯ六年委請盧兆麟先生和蔡焜霖先生合譯《人權之路》日文版
去年如火如茶忙碌時
就曾聽芳微說盧先生身體欠佳
但在二ＯＯ七年編校和出版時
他隨傳隨到，不曾有過遲疑
我也當他是永遠硬朗挺拔的老帥哥
即使在今年二月底
他依然參加我們基金會義工春酒，人物對談…
一如往昔

二月二十八日
盧兆麟先生突然臥倒了
在春寒料峭的國殤日
在槍決無數的馬場町
在對台灣青年逆轉本部主辦的活動，為大學生講解親身經歷的現場中
是那冷風？那青春之顏？是那種種不得不面對的過往？
他對身邊的楊國宇先生說：
「我心頭有些不適，你替我講下去……」
然後，靜靜的，緩緩的，離枝櫻花般委地
那景象，自彼日起
像黑白默片，以慢動作，一再重播
戲劇般的歷史喑啞，卻巨大且轟隆隆充塞我耳中

我願意相信，啊，但願我相信
盧先生是幸福的
他為他認為正確的事，應該做的事
奮鬥，毫不保留的
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刻




附錄

盧兆麟：爭取平反‧終結迫害

大學時代參與「四六事件」，滿懷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
坐了二十五年煉獄，對台灣凝聚更深刻的情感與認同。
他以勇猛無畏的精神，帶領難友們重新出發，
為爭取政治犯的世紀平反，讓人權永銘史冊而努力。

採訪時間／地點：
2002年9月30日／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市華城路）
2002年12月27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台北市哈密街）
採訪者：滕兆鏘‧林世煜‧胡慧玲
記錄：胡慧玲‧林世煜


─時代變潮 徬徨學子情─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在台灣師範學院（就是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唸四年級的時候，我被捕了。原因是閱讀左派書籍，就是社會主義方面的書。那一年稍早，已經先抓了一兩百個大學生。

每個時代各有其特殊的背景和趨勢。二次大戰才結束，中國的內戰又打得如火如荼，國民黨和共產黨相互爭奪政權，從東北打到長江，台灣也受到影響；隨著大陸的動亂，顯得非常不安。結果，台灣「回歸」中國不到幾年，二二八事件也才發生不久，一九五○年，台灣又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學生對政局最敏感。那時很多大學生從大陸來台就讀，以沿岸的上海、江蘇、福建和廣東最多。台灣的大學不多，在台北的有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和法商學院（後來併入台大，成為法學院）；另有農學院在台中，即今中興大學；工學院在台南，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總共只有這五、六所，每年招收的學生也不多。

當年台灣的大學，曾個別到福建、廣東、江浙、上海等地招生，大陸學生也必須通過考試進來。他們大多靠大陸的親友接濟，並互相通信往來。大陸一省一省的「淪陷」，被共產黨佔領，他們的心情也愈來愈沈重，繼而家信斷絕，錢也沒辦法寄來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鬥爭當中，到底要站哪一邊：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校園和學術界，以三民主義、國父遺教作為政黨的信仰；共產黨則宣傳共產主義，尤其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為主要的學術信仰；學生受影響也分成兩派。當時的世界局勢已進入冷戰時代，分成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雙方的對立非常明顯。台灣也不能免，雖有不少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但傾向社會主義的也有不少；像知識階層、文化界和學生，一般都左傾。美國、歐洲和日本，都有同樣的傾向。

─紅色理想 學術界傾向─

這是全球性的體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同情農工、弱者和窮人，學生都偏向這邊。我讀的是教育系，班上有一、二十位外省學生，約佔全班四十人的一半。其中有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他們平常也做些政治活動，像拉人入黨等等；同樣也有共產黨的學生。這兩個黨的學生，到底是考上之前就已入黨，還是考上後才安插任務，在校園兼做政治工作，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也有轉而同情共產黨的。我出獄後打聽到，有兩名國民黨籍的同學被槍斃。其中一位李德育，在保安處上班，穿軍服來學校；另一位陳光第，也穿軍服，聽說是彭孟緝的家庭教師。當時他們被視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或許因為同情共產黨，也被打掉。當時的情勢就是這樣。

台灣籍的學生，傳統上比較親共。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共產黨一向以解放殖民地為訴求。日治時代到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很多偏向社會主義，是親共的；光復以後，台灣學生仍保有這種傾向。中共在大陸取得優勢之後，更強化了對學生和學術界的影響；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在於學術界已普遍親共。「中國民主同盟」就是一例，構成民盟的都是智識份子，後來大都投靠中共。

學校裡的讀書風氣，因為時局的緊繃，課雖然還上，但人人關心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的真相，都會去找相關的資訊，尤其是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學生也成立社團，如「社會科學研討會」等等，一起讀大陸出版的書；像上海「生活書店」的書，比較便宜，種類也多。當時如《唯物論辯證法》、《大眾哲學》、《資本主義批判》、《新民主主義》這一類的書很多；《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等，也寫得不錯，都是馬克思的觀點，學生特別喜歡看。這些書，重慶南路的書店就買得到，只是放在裡面，要走進去一點才找得到。一九四九年起，這些書變成禁書，禁止販賣、禁止閱讀；但市面上照樣賣，大家也照樣讀。

那時大家也很認真的閱讀共產主義。主要是因為共產主義的訴求：爭取殖民地解放，和資本主義國家對抗。不少人認為將來必定會再發生世界大戰，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市場和資源，必將再度侵略未開發國家，並搶奪殖民地，結果將引發生世界大戰。這一套理論很有道理，而且很準，第一、二次大戰就這樣發生了。生活書局的書，把共產主義寫得很平易，我們的中文能力不強，讀生活書局的書較容易了解，大家都買來看。我第二次被捕，也起因於生活書局的書。

─警察抓人 四六導火線─

我曾兩度被捕，第一次是因為「四六事件」。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兩位台大和師院的學生共乘一輛腳踏車，即所謂單車雙載。那時腳踏車很少，後座常常載人，但卻是違規的。他們在新生南路被警察取締，大概警察態度不好，以致發生口角；當時戰爭剛結束，警察十分霸道。警察把兩個學生抓到大安分局，兩人在裡頭被打。目睹警察抓人的師院學生立刻趕回宿舍，動員同學包圍大安（第四）分局，要求放人。

學生對抗警察，是日治時代的傳統。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很壞，學生一有機會，都會和警察槓上。但是日治時代，學生得到較大的保護；當時要考中學很困難，學生人數少，都是菁英份子，比較受到尊重，政府對學生都另眼看待。學生和警察生事的話，都只交由學校處分，不會被抓；就算交給學校，校方頂多罵幾句就算了。所以學生對上警察，都會想要比一比。但是戰後，尤其二二八當時，那些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所以單車雙載事件，可能因雙方的態度問題引起糾紛，這卻是一個導火線。

逮捕的場面被其他的學生目睹，立刻回學校通報，先到師院。那天下午，師院學生聚集七、八十人到第四分局要人。分局起初很強硬，不承認抓學生，不肯放人；大家又聽說兩位學生被打，雙方更僵持不下；隨後台大學生也趕到分局，現場約有一百多人，把分局團團圍住。分局上報市警局，市警局怕事情鬧得太大，命令分局當場放人。人放出來，學生仍不甘休，要求分局長出面道歉；分局終於有人出面，卻是冒牌的，不是分局長本人。學生於是把出面道歉的警察架回台大宿舍，到半夜才放他走。

─學生串聯 當局擴大逮捕─

隔天，台大和師院發動全校學生，到中山堂旁邊的台北市警局抗議。學生沿著羅斯福路、南昌街遊行，一直走到中山堂。遊行當中所唱的歌，和大陸學潮時唱的一樣；因為有很多外省學生參加，他們會講北京話，隊伍大多由他們領導，除了唱民謠之外，大概也有唱「國際歌」等等。

那天有四、五百人參加遊行，學生沿路散發傳單，抗議警察抓人打人。外省學生又因時局的關係，家裡無法匯錢過來，吃不飽飯；有些雖是公費生，也只領到很少的津貼。二二八前後，通貨膨脹很嚴重；日治時代，一個月薪水才二十元左右，生活就過得去了；中國政府來接收之後，錢一直薄，後來更貶到四萬換一元，難怪公費生也吃不飽。所以遊行當中散發的傳單，也有「反飢餓、反迫害」等口號。不料這也成為後來抓人的藉口，當局就指遊行是「唱共產黨的歌，散發共產黨的傳單」。

如何處理這次遊行？市警局向高層請示。當時省主席陳誠不在，大概回大陸開會，代理者決定低調處理，由台北市警察局長出面道歉；學生達到目的後解散。據傳，陳誠回台之後，大發脾氣，決定擴大逮捕學生。

其實當年台灣的校園，和大陸比起來很平靜。大陸正逢內戰，學生又具有社運前鋒的傳統，當然鬧出很多學潮；相形之下，台灣的學生很溫和。但這個事件成了導火線，大家發現政府愈來愈不講道理，學生必須團結起來。於是兩校決議，在青年節集會，商議擴大校際的學生組織。

現今的台灣學生，比較少參加政治運動，只有黨外時代比較多，近幾年又少了。早期的學生不是這樣，從日治時代開始，學生的抗日運動就有很多次；戰後初期也有。

三月二十九日，各校學生在台大法學院集合，以紀念黃花崗的名義，舉辦營火晚會。當晚台北市高中以上學校，像成功中學、北一女的學生都到場，台中、台南的學校也派代表參加。大家圍著營火，舉火炬跳舞，還有台大「麥浪歌詠隊」等等的演出。當晚做成決議，要組織全省性的學生聯盟。當局獲悉，認為事態愈來愈嚴重，擔心會引發像大陸那樣的學潮，決定先下手為強。到了四月五日，終於動手抓人，先抓了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兩百師院生 對抗一團兵力─

四月五日早上，那天似乎放假。突然有人進入宿舍，對周慎源說，他的親戚在外面等，要他出去。他是嘉義人，以為真的有人來找，就出去了。一出去，立刻被兩名特務左右挾持，上了人力三輪車押走。

押送途中，路經台大醫院附近的新公園。周慎源看到附近有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就大聲喊「特務抓人、特務抓人」，隨即跳下三輪車。台大學生迅速圍過來，兩名特務立刻逃走。周慎源回到學校，學生都非常氣憤，兩校集會討論，打算再度示威抗議。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其實前一天深夜十一點多，師院的學生宿舍就已經被包圍了。當局要抓的學生分屬兩校，也同時派兵到台大去抓人。他們有一份逮捕名單，師院六名，台大十三、四名。台大宿舍是日式的平房，軍警一衝進去，雖然學生稍有抗爭，大體上很快就抓到人了。

但師院宿舍是新蓋的兩層樓，底下有門，軍警動作不便。最重要的是，我們事前已經得到消息，知道夜裡可能來抓人。大家集中在北面宿舍的二樓，拿樓下餐廳的桌椅塞住樓梯，碗都收到樓上當武器。半夜樓下喊起來，來人以保安司令部的兵仔為主。他們在外面喊話，說只要抓名單上的六個人：周慎源、鄭鴻溪、朱商彝、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等，我們交出來就沒事，不要受共產黨的煽動。

當時師院的院長由謝東閔代理。他到現場用台語對我們喊話，說：「台灣學生不要傻，不要被他人欺騙利用，把人交出來吧。」我們回應說：「半夜抓人又沒有公文，太不合程序，我們不會放同學出去。」雙方對陣互相喊話，一直僵持到將近天亮，外面的兵仔愈來愈多，據說有將近一團的兵力，和平東路附近臨時戒嚴禁止通行。

天快亮時，他們終於衝上來。我們從樓上把碗丟下去，被打中的兵仔，血立刻噴出來。兵仔一路攻上樓梯，和學生對打，學生打不贏，一個個被綑起來，裝上卡車，送往現在的中正紀念堂，那時還是日本人留下的軍營。

宿舍原來住有三百人，因為放假人數不齊，被捕的大約兩百人，在軍營關了六、七天。台大那邊，要抓的大概都抓到了；但師院這邊指名逮捕的六人，才抓到一半。周慎源、朱商彝（台中一中畢業，後來去大陸，改名朱實，任教於上海某大學，曾數度回台），鄭鴻溪（也逃到大陸）等都沒有被捕。我們在軍營裡被盤問：誰煽動？誰有共產黨的嫌疑？等等問話，沒有人理會。一星期之後，把我們放了。

聽說，周慎源當天藏在樓下飯廳的天花板上；也有人說，是躲在廚房裡，工友睡的通舖底下。他後來的遭遇很戲劇化：跑到桃園山裡，被發現時，和情治人員槍戰後被殺；鄭鴻溪和朱商彝，則據說坐船到大陸。一九四九年，台灣和上海還有通船，他們可能託人設法，用假名坐上末班船。後來鄭鴻溪做到統戰部第一局局長；朱商彝曾因交換教授的機會，到日本教了三、四年書。

─傷痛的台灣 學生的悲憤─

一九五Ｏ年我再度被捕時，他們還追問我牽涉四六事件的情形，像當時做了哪些非法活動等等。其實四六事件主要是受到時局的影響，當時每天的新聞都是關於內戰，兩邊如何打，百姓如何死傷慘重，餓死的、凍死的多少。又因為台灣經濟很糟，先被戰爭破壞，政府官員一來，又是貪污；他們穿中山裝，袋子特別大，隨時找你麻煩，只要紅包塞進去就沒事。

有一次我回家鄉彰化訪友，他父親做糖的買賣。糖是管制品，五、六大包的糖，路上被警察攔下來查辦；警察隨即以一紙紅單把朋友的父親從家裡調去，當場把人扣留。朋友家裡非常慌亂，有人比手畫腳的點醒說：「趕快把那個放進去，人就能出來，怎麼你們連這個也不懂？」家人急忙籌錢送去，果然不到半小時，人就放了。那時我還是學生，已經見識到中國的吃錢官了。

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並不覺得恐怖，只感到很不甘願、不服氣，整天想著要如何對抗。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是恐怖，除了機槍正在掃射的時候；但大家都不甘願，想起二二八事件，被他們殺那麼多人，就要想盡辦法推翻國民黨，大家的意識裡都是這種想法。很多人會走這條路，就是認為要對抗國民黨的話，共產黨那一套不錯：運用地下組織，慢慢吸收人，嚴格訓練，有制度有團隊精神，才可能對抗，才有效。如果像二二八那樣單打獨鬥，人再多也會死光。這可能是很多人參加共產黨的原因，不一定每個人都對大陸有興趣。

另一方面，青年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和日本時代的傳統有關。當時的世界分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對立的陣營，世界上的殖民地，大多偏向共產陣營。像非洲和南洋，因為統治者是白人帝國主義者，當地人民都很悽慘，牛馬般被奴役、被管制；社會主義者號召民族解放、殖民地解放，對他們非常有魅力。

日本統治台灣數十年，在台灣的日本人就比台灣人佔優勢。我國小畢業，投考台中高工時，一年錄取一百四十人，日本人就佔一半；其實日本人才二十萬，台灣人有六百萬，他們卻優先佔一半的名額。我記得報考的台灣學生有三千人，才取七十名，你看有多難。台中高工目前還在，也還是高工。高工畢業後，我先考上延平大學；二二八之後學校被查封，才再考進師院教育系。

─四六滿周年 借禁書被捕─

一九五Ｏ年五月，當局又逮捕一些學生，據說是跟蔡孝乾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有關。「省工委會」下設學生工作委員會，學委會系統的負責人是李水井，從那裡牽出來的。

我被抓之後，才知道省工委會有那麼多支部：台大工學院、法學院、農學院、醫學院都有支部；師院也有支部，人還不少。五月份抓的那一批學生，有十幾個就是在師院學生宿舍被捕的；我們的「社會科學研討會」也有很多人被抓。班上的外省人被打掉了兩、三個；台灣人這邊，有些人逃跑，有人涉及學委會案。

一九五Ｏ年十一月我被捕之前，從九月、十月間就開始槍斃人。郵局案就在火車站執行，現場還貼出佈告。有一次軍車壓死一位國防醫學院的教官，肇事者也是在車禍現場的羅斯福路上槍決，而且不把屍體移走，在上面貼張佈告示眾。早期很多人在車站槍殺，國民黨就是這樣做。

我是在課堂上被捕的。我被捕，是因為看「禁書」。原先讀禁書並沒有那麼嚴重，當局以此為藉口抓人，是在一九五Ｏ年五、六月以後才開始的。起因於我的書被一位高工的同學拿去看──當時大家對這些書還不當一回事，很多就放在學生宿舍的書架上，包括各種書籍和上海發行的雜誌、報紙等──他就借了兩本去看。

我這個同學，曾經到成都考上陸軍軍官學校。在台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軍官學校非常難考，如今有機會投考中國的軍官學校，很多人就去應試。即使在二二八之後，大家仍搞不清楚軍校是國民黨的，以為就是國家級的學校，何況又是政府來招考的。這位同學叫陳耀堂，約在一九四八年去讀，大概是第二十二或二十三期。他如果一路順遂到現在，一定做到將官；可惜他大概看不習慣，和教官打架而被開除。

回台灣之後，到宿舍來找我。他經歷過大陸的狀況，想看看那邊的書。我有一些上海發行的《觀察》雜誌，和社會科學研討會在研讀的《大眾哲學》等書，他拿了兩三本走，那些書原本就放在桌上。他看了之後，又借給軍校的同學顏大樹。顏大樹也是台灣人，剛畢業回來，就被派到總統府，任職於警衛隊。顏把書帶回營裡，被人檢舉，很快沿著陳耀堂追到我這裡。兩位同學先被抓，隨後就抓我；我的案子變得很嚴重，好像我對軍隊有什麼企圖，要刺探情報什麼的。

十一月三日，師院上課的時候，四個便衣到訓導處，開張小條子，叫人送到教室，寫說家人找我，要我出去一下。一出教室，兩個大漢在外面等著，一人一邊，嘴裡連說：「請、請、請。」我覺得不妙，不像家人找我；才走到樓梯邊，兩人就把我架起來，一直帶到校門口，有輛吉普車等在那裡。上車後直接送到保安司令保安處，又稱情報處，就是現在的獅子林，是日治時代東本願寺改成的政治監獄。

─東本願寺 用電刑關獨房─

一到情報處，立刻偵訊。當時的政策，就是不讓任何違抗他的人留在外面，有關係的人必須趕快抓起來。所以審問的重點，就是一直追問：還有什麼人？有什麼組織？書哪裡來的？有沒有開會…一直追究。我們都沒有這些嫌疑，頂多是在學校社團裡，互相把書借來借去；結果，把書借來借去看的人都要抓。

他們一直問「你們的組織還有什麼人」，也提到四六事件，說我毫不悔改。又問為什麼拿書給軍官看，我說我怎麼曉得，我的同學是被開除的，又不是軍人。訊問的重點就是認為我背後還有組織，既然一起看書討論，一定還有主犯…不斷的追究。幾乎連續三夜四天，我都在偵訊室裡，接受疲勞審訊。

他們一直換人來問。有的人很壞，扮黑臉，用棍子打我，又把我的兩根拇指綁上電線電我；也有白臉法官，說很同情你呀，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又有一位洪國式，是中共派來的，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負責說服我們。他說：「我是那邊派來的，你們還是坦白講，沒有關係。」總之就是軟硬兼施，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

我的狀況很單純，就是借書、看書一共三個人，沒有什麼組織。於是他們說：「那麼你最好的朋友是誰，把你朋友的名字寫出來。」我想寫出來一定完蛋，就把班上四十個人的名字寫了二十個。我們班在五月份，也有一個同學涉及學委會被抓，他們拿我的名單去問他，說：「盧某某已經都寫出來了，這些都是你們的同案。」那個同學嚇壞了，哪有那麼多人一起看書開會，那還得了！於是他點了兩個人，說這兩人有看過書，講過話，討論書裡的東西。這兩個人倒楣了，一起被抓進來，都成了他的同案。

東本願寺原來的建築很高，情報處把它隔成三層：地下一層是大房間，每間可以關十幾個人；二樓是獨房，像棺材那樣大小，後面一個洞供大小便，四面都沒有窗戶；地上第三層大概是關女生或重要人物。偵訊過後，我被送進二樓的獨房，關了一個多月都不再問話，之後才被叫出去寫自白書。

我自己並沒有寫多少，他倒是一邊問一邊寫，問的重點還是一樣。前後在情報處關了兩個半月，終於要結案了；檢察官叫我出去，他問我答；他寫筆錄，都是他寫，然後就叫我蓋印。我說我要先看一下，一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他寫得很嚴重，說我發展組織，吸收兩個人；我只是借書給同學看，卻變成我吸收他。看完，就要我承認；我說你寫的和我講的不一樣啊。但是不承認不行，他叫兵仔抓住我的大拇指蓋指印，就算結案了。

─軍法處鬼門關 判無期要恭喜─

兩天後，我被送到軍法處。軍法處位於現在的來來飯店，大門在青島東路，範圍很大，東面是軍法處，西面是軍人監獄。到軍法處以後，大概覺得我的案子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沒再抓到新的人，所以很快就開庭，當時叫「提訊」。開到第二庭，增加一個法官，大概算是會審，就這樣結案。我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到軍法處，五月判決。被叫出去聽宣判時，法官的口音聽不大清楚，只大概曉得被判無期徒刑，他也唸了「罪行」，但是我都聽不懂。

判決的輕重是有「行情」的，同房的難友都會事先估計。他們對我說：「你的案子牽涉到軍人…」就不肯再講下去，只是搖頭，恐怕我會被打掉。後來他們聽說我要被「判決」，全房都喊起來，既然還有「判決」，就確定不是死刑了。等到判決回來，我說是無期，大家倒是很高興：喔，無期啊，死不了的。

當時要槍斃人，都在雞啼時分來提死犯；聽到鐵門卡的一聲，大家的心抽搐一下，呼吸幾乎停掉，安安靜靜聽他們的腳步聲，看停在哪個房間點名──軍法處有二十多房。點到名、帶出去的人，就不再回來了。

軍法處那樣的氣氛，實在不是人住的。裡面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六坪大的房間，關二十多個人。晚上睡覺不能平躺，都要側睡，起來小便之後就沒有位置躺了。冬天還好，夏天真受不了，熱得都打赤膊，只穿一條內褲，流出來的不是汗，都是油。我們把衣服撕開做成繩子，兩邊綁住軍毯來「拉風」，大家輪流拉才有點風，否則整棟押房只靠兩架小小的抽風機，根本沒有用。開飯時尤其熱，湯一送進來，熱氣令人受不了。

軍法處無所謂「放封」，只在早上開門讓你出去盥洗，時間才七、八分鐘，要洗臉、洗澡、洗衣服。大家先把臉盆準備好，門一開就跑步衝出去，先接一盆水，趕緊沖衣服沖身體，才一下子哨子就響了。吃飯時一人一碗，配的是青菜，頂多拿豆腐渣炒一炒。但是在軍法處，因為已過偵訊階段，家人可以寄東西來，我們吃的菜主要就靠家裡。偶而剛判決的人，在移送軍監之前，也可以接見親友；這時就有熱炒可吃，家人都會送來米粉、麵條和各種熱菜。

當年軍法處的接見室，設備還很簡陋，雙方隔開，中間有個小木窗，如果看守不注意，還可以拉拉手；後來用玻璃隔開，只能透過對講機說話。判刑比較輕的人，判決後可以寫信通知家人來接見。我判決後也寫信回家，信還沒寄到，就被送往內湖「新生總隊」了。

─撿回一條命 綠島做新生─

我是五月初判決，五月八日或九日送到內湖；在內湖才一個禮拜，又全部移送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內湖的生活條件和軍隊差不多，睡教室裡的通舖，也可以申請接見。之前，家人接到我寄自軍法處的信，趕到軍法處看我時，我已經被送走；這次我從內湖寫信回家，家人又趕來接見時，我又送綠島了。兩度都撲了空。

或許是運氣比較好吧，我的案情依照當時的「行情」，很可能判死刑；但一九五一前半年，新生訓導處已經設立，有足夠的空間疏散大量的人犯，當時軍法處牢房實在爆滿了。所以判決比較潦草，想趕快結案，把人送走。否則像我這樣，被認定參加組織，又吸收軍中兩人，是死定的。我記得還在軍法處時，大約一九五一年二、三、四月間，比較少聽到一次槍斃很多人的情形，大都一次一兩個。但是一九五三、五四年之後，只要吸收一人就槍斃了。

那一次移監，內湖新生總隊和軍人監獄各送了一大批人，用很大的登陸艦，可能有五、六千噸，卡車可以開進去；從基隆啟航，五月十七日抵達綠島。新生總隊很多是判五年以下，或者判無罪卻「交付感訓」的人；因為標榜「感訓」，不把我們當犯人看待；七年、十年以上的人大都送軍人監獄。我判無期而送新生總隊，算是比較例外。

送綠島那天，軍監來的人都被銬在一起；我們內湖去的人沒銬，而且穿新生總隊發的制服。到了綠島，軍監來的難友就發牢騷說：「你們在船上跑來跑去，我們卻銬在一起，動都不能動。」國民黨有不同的政策，個人的遭遇也就不一樣。

第一批政治犯抵達綠島，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新生訓導處像部隊的營房，不像監獄，講起來就是集中營。剛到時連圍牆都沒有，只有三個大隊的營房，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都是木板房子。寢室裝鐵門，用舊鐵軌改的，有木頭窗子。

─新生訓導處 政治犯集中營─

我們第一個工作是蓋圍牆，自己把自己關起來。每天到海邊打咾咕石，把附近海灘的景觀都改變了，原來凹凹凸凸的海灘，都被我們打平。第一任處長姚盛齋，原任基隆要塞司令。他的感訓政策，是要我們拋棄對黨國的厭惡，信仰三民主義，效忠國民政府。他口頭上說，接受感訓成績好的，會給你好處，譬如提前釋放云云。事實上當然沒這回事，十年就是十年，無期就要關你一輩子。

蔣經國在蘇聯，學會列寧式統治的方式：以黨做主體，進行嚴密控制；蘇聯就是以集中營管理政治犯。當然國民黨當局也想「感化」你，要你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改信他的三民主義。所以新生訓導處用所謂「感訓」方式對待政治犯，第一在於國民黨是列寧式的體制；第二才是為了思想改造。

每天的作息是半天上課，半天勞動，但工作忙起來就不上課了；像一開始做圍牆，我們就整天搬石頭砌牆。最要命的是搬運補給品，像大米、麵粉和煤炭。貨從南寮上岸，搬到訓導處要走六公里，沒有卡車，全靠我們的肩膀和兩條腿。趕工的時候一天搬運三趟，來回三十六公里，而且不是空手，要扛東西。兩個人抬一包米，重五十公斤，煤炭稱過，也是五十公斤；我們都沒有肩扛的經驗，扛起來實在不得了。自己帶去的鞋子，折磨一個禮拜就壞了，鞋底整個掉落，因為走的是海灘旁邊，鋪咾咕石的小路。鞋子穿壞以後，赤腳來回，更加辛苦。

其間自然會和官兵發生衝突，一年多後，果然就把所謂「頑劣份子」送走一批，那一批有一百多個，不久又送了兩批。一九五四年左右，土城成立了「生產教育實驗所」，便把原判感訓的人也送走了。

─吳國楨揭秘 綠島惡名遠播─

「新生」當中，有一位東北籍的國大代表，齊維誠，聽說是陳誠下令逮捕的。因為他在南京開會時，曾提議嚴辦陳誠。陳誠在內戰時是東北的指揮官，戰敗撤守，致使東北淪陷，齊維誠提議嚴辦，以謝國人。陳誠記恨他，一到台灣就把他抓起來判感訓。但是感訓隊要移送生教所時，卻把他留下，送到我們第三中隊來。

不知是這位老兄想要表現，還是處長姚盛齋想邀功，一九五三年初，表面上由齊維誠發起，提議推動「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受到上面採納而下令執行。於是各隊指導員便召集開會，要大家簽名響應，寫血書呈給總統，表現出受到感化參與運動的樣子。我們覺得已經坐牢了，哪裡還要響應這種運動，簡直是出賣自己，違背我們的意願，所以響應的很少。

第四中隊響應的最少，才幾個人。隊長和指導員發火了，說有人煽火策動，抓幾個人去關碉堡。演變到後來，竟變成一個大案，送一批人回軍法處，又槍斃了不少人。新生訓導處的待遇，要等到第三任處長唐湯銘接任以後，才有改善。

一九五四年三月，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遭整肅。據說他在美國期間，公佈台灣政府的惡行，其中有一條，是把愛國青年關在綠島。所以一九五Ｏ年代，美國大使和外國記者，都曾經到綠島查訪。因為記者團要來，我們的伙食和服裝都有改善。原先我們的衣服，從內湖新生總隊以來，就像古代人穿的，我們叫它「屎桶褲」：兩條褲管上下一樣寬，在褲腰處裁開，兩邊交叉對折，用繩子紮起來。這下就換成西褲了，有鈕扣有口袋，也可以繫腰帶。上衣也比較挺，又有帽子像學生那樣。

記者團來訪之前，成績不好、愛講閒話的人都事先疏散，送到山上隔離起來。接受記者團採訪的「新生」，也已事先指定，只有廖文毅案的鍾謙順是記者團特別要求的，此外都是處部指定的人選。我們還要「演出」上課、打球的情形，給記者參觀；記者也隨機找人訪談，但是比較不聽話的，早就隔離了。這是早期管理的情形。

─泰源聞書香 政治犯變作家─

一九六五年新生訓導處解散之前，已先有風聲出來，知道那裡要改為職訓隊。最後一任處長是劉銘閣，非常嚴厲，整天把我們關在裡面，說勞不勞動無所謂，大概是開始做遷移的準備了。那時剩下的人不多，只有判十五年和無期的人；後期抓的人並不送綠島，所以我們覺得可能要換地方了。

一批成績較差、或刑期快滿的人先去「泰源監獄」。當時我在政戰部的康樂室工作，是第二批過去的。最後還有些人留下來，像陳孟和等人。我記得判十五年的人，都是從泰源回家的，所以應該是在一九七五年前後移往泰源監獄；移監時我們都上手銬。

初到泰源，可能唐湯銘處長曾經反映過，說我們這批新生沒出什麼大紕漏，有問題的都是大陸抓來的俘虜，像南日島、東山島的俘虜。台灣的政治犯不但不出事，有些官兵還被新生感化。曾有一位輔導官，政戰學校剛畢業，初到任時很兇，說要徹底改進我們的思想；刑期滿的，都被他送小琉球管訓。後來他檢查我們寫的信，和我們逐漸接觸，就說：「這些都是好人嘛，都是善良的。」甚至有位外省人刑滿沒人作保，輔導官就叫他太太做保人；和我們相處久了，竟變成這樣。這是被他管過的難友說的故事。

由於有新生訓導處官兵的反映，初期泰源監獄的管理很鬆。除了無期徒刑者不能外出，只要你願意，都可以調出去做外役種菜。有些人甚至和當地的小姐發生戀情。我判無期，就一直關在裡面。

在泰源監獄，我們可以對外投稿，可以訂購各種外文書籍。台北很多書店，像三省堂、鴻儒堂等日文書店，很多年後，書店老闆在宴會上見到我，聽到我的名字都還記得，說當時我向他們訂了不少書；他們還記得哪些人經常訂書。在泰源那幾年，有幸讀了很多日文和英文書，補充一些知識；要不然像我這樣，關了二十五年，簡直和社會脫節了。

泰源又流行投稿。我也幫大同公司的《協志叢書》翻譯，從日文版翻譯一本法國數學家的著作，稿費將近兩萬元，是當時的最高紀錄。這本書用本名發表，其間波折很多。出版社同意出版，寄樣稿給我校對時，剛好發生越獄事件。指導員很兇，說現在不能投稿，要沒收。我說怎麼可以，稿費已經拿了，出版社要打官司的話，我可是要出庭的。他說現在規定不能寄稿子，要我寄給家人校對；我只好轉寄回家，請外甥校對。

─泰源越獄斷魂 綠洲浪費青春─

泰源初期管理較鬆，也因為警衛連是陸軍軍區派來的，其中有很多台灣的充員兵；以前在綠島，警衛連則由警備總部指派，都是外省兵，不用台灣兵。泰源的警衛連是一般陸軍部隊，政戰官不至於太強勢，不像警總的警衛連那麼兇。泰源的台灣充員兵和我們多少有關係，有些坐牢的人比充員兵有錢，在福利社請客，大家稱兄道弟互相結拜。起事者認為，如果充員兵放鬆一點，就可能成事。聽說當時連軍械庫的鑰匙都放在定點，等他們去開。這些雖然是聽來的消息，可見事先和警衛連應有聯絡。

當時我的估計，越獄起事絕對不會成功。王昇當政戰學校校長，保密系統做得比共產黨還要嚴密。台灣地小人多，我在新生訓導處時調到政戰部康樂室，才知道連綠島那麼小的地方，都到處放「點」；有些點是老百姓，他們看到什麼狀況都會通風報信。連綠島都如此，台灣更免不了，到處都佈置線民。

在那麼嚴密的控制下，沒有外力幫助，只靠獄中少數人，就算拿下軍械庫，裡面的槍能派上什麼用場？台灣的警備這麼嚴，實在很不可能成功。果然出事後一兩小時，直升機就飛來了。逃到山裡的人肚子餓了，跑到老百姓的寮仔，討蕃薯湯來吃。蕃薯下水還沒滾，已經有人溜出後門通報消息；蕃薯還沒吃到呢，警察就來了。事發之後，監獄裡所有人通通關起來；連吃飯時，外役開鐵門送菜湯進來，都有五、六個兵仔拿槍押送。

一九七二年，泰源的政治犯移監到綠島。移監時好像大演習，下了作戰令一般。卡車一出門，道路兩旁站滿武裝士兵，動員很大的兵力，空中還有直昇機巡邏。大清早我們從成功坐上登陸艇，才十七浬的航程，中途還進行一場進出修理艦的演習。修理艦很大，我們坐的登陸艇直接開進船腹，各種機具卡卡亂響的搞了一個多小時。真難得還有這種光景可看。

到綠島前，我以為又要回到新生訓導處；等卡車開進一個大鐵門，才知道是個新建的監獄：綠洲山莊，它的牢房，新生俗稱「八卦樓」。我在綠洲山莊關到釋放，三年間都不曾外出一步。泰源來的人犯關在「八卦樓」的第一區，另外一批是景美軍法處看守所來的，關在第四區。景美軍法處可能在移監綠洲山莊之後，才不再關政治犯，但仍留下工程隊，像木工、裁縫等等。

關在綠洲山莊的日子，感覺上最長、最難挨，整天沒事做，只能帶字典和三民主義，其他的書都不准，書寄不進來也寄不出去。我們在泰源看慣外國雜誌，到了綠洲山莊什麼書都沒有，那一段日子真是青春的浪費。

─永遠對的官兵 錯到底的制度─

所以說，威權政治實在很差勁。政工幹校成立之後，建立起保防系統，王昇開始用幹校畢業生發展政戰系統。我在新生訓導處時，就感覺到政戰學校出身的人，目中無人，看不起那些戰鬥系統的人。他們的態度就是，誰敢怎樣的話，我們的報告可以直接送到王昇那裡。指導員一職，後來改稱輔導長、政戰官、保防官；新生訓導處那兩個保防官很不得了，大家都怕。後來又派一個年輕的保防官來，外語學校畢業的，口氣更大，他把官兵集合起來，說要由他教英文。本來英文都是我們新生教的，他說：「那是幾十年前的英文，算什麼？我來教。」

連我們打籃球他也看不順眼，他自己愛打。官兵隊從來不敢跟新生隊打，因為打不過我們，而且會有人打小報告，說官長和新生打球。那個保防官一來，就要官兵隊和新生隊比賽。其他官兵向他說，打輸了不好看，不如以大隊為單位，由官兵和新生混合編隊比賽，比較沒有面子問題。

當時我負責辦理康樂活動，在訓導處常被笑說是「師大體育系」的，專門負責籌備運動會，好像總幹事，連官兵都要聽我的，但名義上還是由官兵掛名。保防官就教我擬公文，由康樂官具名發出去。於是分為一、二、三大隊、處部和警衛連共五隊比賽籃球。他指定自己和一位馬屁型的新生做裁判。

我是第一大隊的選手，他專門吹我，稍微靠近別人，他就吹犯規，不到半場我就五次犯滿了。輪到他代表處部比賽時，由指派的新生當裁判，不管他怎麼推擠，都不會被吹犯規，所以他得分最高。計算成績時，我們一大隊和處部各三勝一負，但一大隊勝分多兩分，還是得到冠軍。

他很不甘願，一直找我麻煩，到康樂室搜我的東西。我有記錄每天工作的習慣，也曾寫過因為母親逝世，不能回家奔喪，傷心發牢騷的筆記。他看到了，沒有拿走，只是記在心裡。等到要移送泰源時，他就向輔導長說，我藏兩本日記簿，應該沒收。輔導長在檢查行李之前，先把我叫到一邊說：「你過來一下…他媽的，那個保防官說你有兩本日記，要我沒收…看你怎麼藏一藏，先託別人帶，就說你燒掉了。」

威權政治之下，會有那麼多冤錯假案，也是因為有這種制度。制度非運作不可，保防、政戰系統的「業績」，就在於監視考核；即使沒事也要製造，小事也要放大，再加上獎金制度，老百姓就更加遭殃。難怪軍中流行說「錯就要錯到底」，連官長都公開講：「不要認錯，做到底就是了。」這是國民黨最不好的地方；他們說「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就是這樣的心態。

─法官玩文字 套牢多少人─

蔣介石死後，蔣經國頒佈特赦和減刑令。聽說蔣介石講過，政治犯他絕不原諒。假如這句話是真的，以前說判個感訓就放你回去的話，都是騙人的；要等他死後，蔣經國接任總統，才頭一次頒佈所謂政治犯減刑條例。那時我已經關了二十五年，二十一歲進去，接到減刑釋放時，已經四十六歲了。那天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

那一次不是大赦，並非所有人都放出來。特赦有個條件：判決的法條不能是二條一項。二條一是「參加非法組織，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所謂「非法組織」是指中共的組織，不能適用減刑條例，其他組織則可以。當年判決書的用語有很多種，譬如：參加匪黨組織、參加朱毛匪幫組織、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等。組織的名稱雖然不一，在當局的眼中都是一樣，都是朱毛匪幫，都是中共黨徒。

但這時問題來了，減刑那天，同樣以二條一判刑的人，能不能出來，差別太大了。判決書上寫參加朱毛匪幫組織、或匪黨組織的，都沒有份。寫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或只寫參加外圍組織的，才得以減刑出獄。

這是法官和書記官的筆法，或仇恨情緒深淺的表現，只是幾個字的差異，就差了好幾年。我坐二十五年牢；同樣判無期徒刑，在我之後才出來的，還有二、三十位，有坐了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的。最後兩位關最久的，林書揚和李金木，三十四年七個月，就為了那幾個字的差別；人生運氣好壞，差別實在很大。後來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開始關心那些人，像王永富、謝秋臨、林書揚等人，都接過人權團體的慰問信；他們出獄時，也常接受採訪。

─辛苦適應社會 轉向本土認同 ─

在綠島期間，家人兩度去看我。釋放那天，因為同一批人很多，將近兩百個，採集體遣送的方式。他們先雇好交通船，把我們送到富岡；那裡已備好遊覽車，約有六部等著，分別把我們送往北、中、南部。我填報台中市，坐的那部遊覽車，一直開到台中市警察局。家人事先得到通知，動員二、三十個親戚等在那裡，他們簽了字，把我領回家。

我在新生訓導處時，常擔任伙食委員，由兵仔帶著，出去向老百姓買魚；那時常勞動，體力還不錯。後來輾轉經過泰源監獄和綠洲山莊，都是監獄，將近十年期間，都不能出圍牆一步。在綠島的前十四年，出去買菜、砍樹砍草，整個島都跑遍了。後來的十年都關在牆裡，每天只放封三十分鐘，在埕子上繞來繞去。

所以剛釋放時，看到太陽，覺得真受不了；又在大太陽底下坐船，海面搖晃，隨即又坐了整天的車，難怪家人剛接到我的時候，都說：「完了完了，這個人關到發呆了，神經有問題，不會講話。」那時父親和兄弟、大姊看到我，就是一副呆呆的樣子。二十五年實在很久，又坐了整天的船和車，加上一路上看到的形形色色，人早就呆了；到家時筋疲力盡，軟綿綿的，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兩、三個月後，我報考國泰人壽的日文翻譯；其他的工作都不可能，我讀師範學院，也不能任教員。像蔡焜霖，出獄後考上師大，教育部發現他坐過政治牢，馬上退學。我一回家就要向警察局報到，找工作時，管區警察每個月來看一次，警備總部中部負責輔導的人，也穿著便服來。這個人很開明，對我說：「關那麼久，又戴那麼大頂帽子的人，出來以後可能會有自卑感，覺得自己抬不起頭，你千萬別這麼想。」我很訝異他會說這樣的話。

到國泰不久，城中分局的警察馬上來找我，要我好好幹，不要再出事；家人也要我趕快結婚，安定下來。「時間」實在是很厲害的力量，被隔離二十五年，實在太久了，和別人講話都合不來；大家說去哪裡做什麼事，我都搞不清楚，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我負責公司的保險教育和資訊工作，每個月編一本通訊，也代表公司寫一些文章發表，讀的東西較多，漸漸才習慣。剛出來時，還保有共產主義的思想；後來國泰信託解散，我和一位經理一起經營出版社，期間常讀台灣史，漸漸才發展出本土觀念。

日治時代的文化協會，因為地主階級擋不住左傾的勢力，分裂成民眾黨和農民組合，看起來還是左派氣勢較強人較多。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大家要對抗日本，卻因地主有妥協性，有官做、有保障就好，不太注重勞苦大眾的處境；難怪社會主義會因為符合大眾的需求而得勢。

當時有農民組合、也有台共組織。台共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獨立於中國，毛澤東也講過，要爭取台灣獨立。日治時代的戶口名簿看得很清楚，日本人多是複姓，台灣人單姓，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是清國奴。但是這種區分，使人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反而產生中國的民族意識。戰爭結束，稱為光復，回歸中國，覺得很自然，每個家庭的祖譜，也都還記載著祖先來自福建等地。

後來多讀台灣史，發現福建人、廣東人來台灣，其實也是殖民，也侵略了平埔族的平原。侵略的手段很多，用武力、用租約，很多不講道理之處。據說平埔人的園子裡如果有人拉屎，他們很忌諱，寧可放棄土地。漢人故意到平埔人的園子裡拉屎，等平埔人拋荒而去，就隨後進佔種植，造成很多紛爭。這是日本人寫的故事。讀這些台灣史，漸漸想到祖先可能有平埔血統；我家祖籍是福建永定（漳州府），隔鄰為廣東梅縣，所以家鄉都使用客家話。如此說來，我的祖先與福佬、客家、原住民都有關連。台灣住民多混來混去，如要堅持單一種族，沒有多大的意義。

─突破禁忌再出發 特務強悍隱憂在 ─

我們出來以後繼續被監視。起初每個月一次，後來兩個月一次，警察會來我家問東問西，直到陳水扁當總統以後才取消。雖然放出來，我們還是很小心，因為有好多人又被抓回去。一九七五年，黨外運動開始發展時，我們很關心，常去聽政見會。隨後台獨派政治犯成立組織，類似互助會的性質；我們覺得新生訓導處的同學，也應有一個組織，便於一九八八年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每次開會，都有兩三個特務在後面繞，我們不予理會，看得出來不會再抓人了。到了一九八九年，黨外運動擴展，老兵闖回大陸，政府有點控制不了，開始放鬆，禁忌漸漸解除。

當時的組織以互助和交誼為主。後來一九九一年發生獨台會案，抓了四名學生，因為他們曾經到日本參加講習，當局就想以「刑法一百條」判刑。刑法一百條是唯一死刑，於是各界發動廢除刑法一百條的大遊行。過去我們因為刑法一百條，吃了很大的虧，根本沒有顛覆政府的舉動，只是看看書，就判十幾二十年，甚至槍斃掉。我們十分同情面臨刑法一百條迫害的學生，於是頭一次動員，好幾百人參加大遊行。我們還特別打扮，穿白衣服，全身套進去，寫上姓名、刑期和抗議的標語；還演出街頭劇，有逮捕、刑求、槍斃的情景，非常引人注目，報紙都大幅報導。

我們出來之後被監視，依我看，連李登輝都沒辦法管；後來國安局、調查局要換人都很困難。他們是另外一股勢力，另外一個系統，從大陸過來之後，就是我行我素的機構。除非你是自己人，第三者打不進去，干涉不了，到現在他們的經費還是獨立的。李登輝的時代還沒有辦法，特務機關的人事和經費，都不能碰；到陳水扁以後，大概比較好了。

台灣的情治機構非常複雜，有好幾個系統：像藍衣社，專門暗殺日本人和親日份子；像戴笠的軍統，陳立夫、張群的中統、政學系，各人有各人的諜報組織。來台灣以後有內調局，就是內政部調查局；此外還有保密局，抓我們的就是保密局。聽說保密局內定你是死刑，或該判幾年，軍法處沒有辦法更動。軍法處屬於保安司令部，不是情報系統，是以國家的建制設立的。保密局在大陸就有根底，它要做的事，保安司令部不敢去碰。

保安處抓來的人，到軍法處以後，如果講的有道理，有時還可以減輕量刑，因為保安處和軍法處都是保安司令部直屬的單位。我的案子在保安處寫得很嚴重，法官說我是死硬派，非重罰不可，我想大概完了，結果沒判死刑。但是由保安處送軍法處的人，還可能放輕一點；保密局抓的人，就比較嚴重了。

蔡孝乾的整個省工委會系統，都是保密局在辦，不讓保安處插手，保密局的權力顯然較大。鹿窟案抓了兩、三百人，也是保密局辦的，指揮官谷正文就是保密局的偵查隊長。保密局處置人犯的權限也比較大，基於國家政策，有些人可以讓他自新；像蔡孝乾、陳福星等幾個大人物都自新了，他們都是保密局抓的。保安司令部和警總抓的人就不可能自新，他們對外宣稱說可以自新，是騙人的，不可能。

─賠償政治犯 爭取世紀平反─

政治犯的賠償間題，隨後成為互助會內部爭執的焦點。我們認為應該向國民黨清算，很多人不應該判那麼重，不應該被槍斃。即使有人自認為不冤枉，但那些無辜被牽連的，也有好幾千人。有的只因為借你住一夜，曾經和你交往，就被判「知情不報」，用一生的黃金歲月坐牢，老來尤其辛苦。至少也應為這些人請求賠償。

為了這件事，互助會內部鬧分裂。一派堅持不向國民黨要錢，我們是認為要向國民黨清算，於是我們於一九九七年，另外組織「五○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以我們的會為主體，到立法院、行政院請願示威。獨派的「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也和我們合作，後來「互助會」也跟上來，最後終於成功。我們覺得這樣做沒有錯：爭取人權，照顧受難者，而且對本土、對我們居住的地方有利的事，我們也應當積極貢獻。這是促進會當前的主旨。

雖然，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實在應用國民黨的黨產來賠償，如今以國家預算賠償，講起來還不是很正大光明。應清算國民黨的黨產來賠，而且也不只賠這個金額；一輩子和一家子都沒了，不是最高五、六百萬元可以解決的，這些錢應由罪人中國國民黨來支付。目前的狀況是妥協的結果，現實就是如此；要靠國家的財政做更廣泛的賠償，我也不敢想。

目前民進黨政府提出的政策，只要是好的，我們促進會都會儘力配合。另外又於一九九八年組織了「台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進而普遍關懷所有的老人。為了這件事，本來打算成立基金，目標集資兩千萬，但內部有矛盾，錢又退還大家。本來和日本講好，生產老人專用的「介護器材」，是能幫臥床的老人翻身，處理大小便的設備，生產出來，捐給醫院和貧苦老人。那是一架機器，有排泄孔，又能定時翻身。

基金退還後，目前有心無力；也想邀集下一代的人來幫忙，但是要組織第二代的人才，目前還有困難，並不樂觀。目前主要的工作，是配合國家人權紀念館的成立，協助文宣、口述歷史、收集資料等工作。人權是與民主一樣重要的工作，促進會將悉力以赴；此外，就眼前能做的儘量做，尚未有更遠大的計劃。（本文收錄於《白色封印》，2003年出版。感謝劉振祥先生提供照片。）

盧兆麟先生告別式
二ＯＯ八年三月十日，星期一，上午十一點二十分
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懷德廳

胡慧玲．部落格日誌．20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