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台灣的情書

本文已於十月二十日，以〈轉型正義，陳林兩案是指標〉為題，載於中國時報。

陳林兩案與刑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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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先生家裡的祖孫命案已過了二十七年，陳文成博士遇害也已二十六年。對這兩個命案，全國彷彿早有定見。

針對陳案，或認為前警備總部保安處偵訊人員行兇，或如前警備總司令汪敬煦所稱的「情殺」，或接受聯合專案小組的研判，「截至目前尚無發現有他殺之佐證，意外死亡或自殺均有可能。」林案的狀況則是情治單位全力撇清，四處追緝嫌犯。各方的「定見」不一，但如林義雄先生說的，即使再度追查，「大概也不會有什麼成績。」兩案的真相難見天日，似乎已成「共識」。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曾於二ＯＯ六年，組成兩案的調查小組，分頭查閱已公開的檔案和媒體報導，並重訪命案現場，拜會相關人士，作成調查報告。並發表於當年七月二日，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的「真相靠自己─以林宅血案和陳文成事件調查報告為例」的「轉型期正義研討會」。

從落實轉型正義對鞏固我國民主憲政的重要性來看，對陳林兩案現存的社會定見與共識重新思考，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所謂定見與共識，反映了威權時代以降、「被害族群」與「加害集團」之間，深重的二元對立。兩者之間的矛盾，被各方政治語言不斷強化。「用膝蓋想就知道是誰做的」，「是他們自己同黨、同夥人所為」，「是治安事件」…以致社會普遍相信，真相不可能大白，無需再花精神調查。對立雙方對案情均已各自表述，死心塌地維護各自的執念。

這樣的執念自案發起開始成形，至今近乎牢不可破。在二ＯＯ六年參與兩案調查期間，筆者深刻感到，除了在國民黨政權逐漸鬆動之後，幾位監察委員曾進行認真但徒勞的調查之外，「第一部門」的政治界，不曾採取有助釐清案情的行動。一九九四年，立法院曾舉辦陳案公聽會，但調閱錄影記錄，幾位委員詰問的風格更像「問政」而非「問案」。層峰也曾下令林案重啟調查，但一份才數頁的報告，僅稱相關檔案已因颱風淹水毀壞，並直指澳洲籍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為嫌疑人。下令者和受命者，草率行事至此，令人難以置信。

這些作為，都是僅具儀式性的立場宣達，其背後的執念則一。換句話說，上自政治領袖，下至平民百姓，對兩案都已絕望，舉國上下繼續陷在互相指控的泥淖裡無法自拔。

同樣的執念也存在筆者心裡。「陳文成博士被警總約談，因刑求過當致死，草草棄屍，匆匆以意外、情殺、自殺結案，並抹黑黨外人士。」這樣的執念，二十多年來不曾動搖。以至多年來出入「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筆者從不曾對張掛滿牆的展板多看一眼。沒有必要嘛，用膝蓋想也知道，破不了案的…反正就是「你們」的人殺了「我們」的人…

作為一個多年來尋求轉型正義之可能性的人，筆者不能甘心，不願這種「全稱」式互相指控繼續傷害民主轉型的根基。於是邀請兩位青年，徹底檢閱文件，重訪現場，並向民間關係人查詢，試圖重建陳案「命案現場」。即使缺乏官方資料佐證，筆者等人相信，本小組的調查，對案情已取得超過先前各種執念的認識。

陳林兩案，一旦擺脫互相指控的政治膠著，相當程度的「刑事正義」可以藉重啟調查達成。具體而言，民進黨政府應透過政治程序（在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時，無寧具有高度正當性）「重新組成專案小組」，在當年干擾刑事專業調查的因素已消失的情境下，重啟調查。而在野的國民黨，應依其政黨領袖之承諾，在其影響力所及的範圍內，排除刑事調查的障礙。更重要的，應效法國際間處理轉型正義時採取的特殊規範，排除「偵查不公開」及「追訴時效」的限制，在全國人民公開檢視之下進行調查，而民間社會也得盡其所知提供相關資訊。

轉型正義的推動，近年來流於朝野政治操弄的口惠，無助於鞏固我國難能可貴的民主契機；幾天來對於陳林兩案的炒作，我們可以作如是觀，也可以「痴情」的呼應。但對陳林兩案賦予實踐「刑事正義」的機會，同時動員公民社會的參與，卻是落實轉型正義最有力的方式。對社會擺脫全稱式相互指控的難局，及公民和解與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大有助益。盼望我們的呼籲，不致再落溝渠。

林世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