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習於自貶，或者說，以前制式教育教我們自貶。所有的教育理論，都是以在地為中心，再同心圓般的向外擴展，只有我們的教育不然，竟以別人為中心，自比是邊陲，台灣史地成了所謂的鄉土教材，彷彿永遠是中國微不足道的對照組。大與小，泱泱大國與蕞爾小島，五千年文化與四百年史。
十九世紀的印度，貴族精英或知識份子，熟諳英國語言歷史文學掌故，對印度半島的種種，和自己腳跟底下的大小事情，反而既陌生又鄙視。這是殖民地的悲歌。台灣不再是殖民地，但在教育和文化上的被殖民現象，卻像十九世紀的印度。
台灣的歷史建構是如此之遲，但，遲不表示荒蕪，只表示應加緊腳步。陳郁秀女士在文建會主委任內，曾建議透過考古、耆老口述、蒐集、整理、出版、研究等各種方式，建立國族國史的基模；透過說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歷史，掌握文化的詮釋權。她日前以《鈴蘭清音─陳郁秀的人生行履》一書，做了很好的示範，於親情，於學習，於愛情，於社會變遷，於時代精神，都有第一手的經歷和描寫。
陳郁秀十六歲通過教育部甄試，隻身赴法國學音樂。書中寫著：「我離家後，母親開始胃疼，父親帶著畫架去合歡山寫生，把不捨和難過鎖在心底，畫了兩個星期才回家。……在法國求學期間，父親幾次來巴黎畫畫，順便探望我，每次他要離開巴黎都很捨不得，但又怕我難過，不能表現出來。有一次在我住的宿舍門前送別，他坐著車走遠以後，又叫車子回頭開到宿舍，想多看我一眼，未料卻看到我仍舊呆立在門口，淚流滿面。」
她寫法西那教授教導她「風格的重要」，如何一個音、一個音的傾聽和檢查；法西那教授又說，每個音樂家都要有風格，風格卻是最難學習與表達的境界；風格不但來自音色、音質、重音及速度的結合，更是個人智慧和人格特質的綜合展現。
陳郁秀和盧修一不顧父母反對，為愛結婚，兩人在巴黎過貧困的留學生生活，卻苦中作樂，周末到森林散步撿拾落葉，盧修一把詩逐字寫在二十片楓葉上，用一條條線串起，從天花板垂落下來，說：「這樣，我們一進門，就看到落葉，又讀到詩了。」
兩人學成後，返台任教大學，盧修一因政治事件突然被捕，陳郁秀尋人、救人，終於在景美看守所，夫妻倆得以會面，彼時，牢中的盧修一，宛如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宣判後，盧修一對她說：「出獄以後會繼續搞政治，妳還年輕，又有很好的工作，要不要考慮離婚？若離婚，我可理解的。」她說：「我不會離婚，一個丈夫夠多了。」
在恐慌中，陳郁秀勉力安頓獄中獄外，每天家裡的鋼琴課排到晚上十點，三個小孩分居三處；有時長輩無暇照顧小孩，她就在鋼琴下面鋪一張毛毯，教課時，讓小孩在鋼琴底下畫圖玩娃娃。小孩乖巧，靜靜的不做聲玩耍，學生家長也很體諒她的處境，沒有人怪她教琴還要兼當保母……
多麼深刻動人的記述，時代的印記，靈魂的鞭痕，將在民族的記憶庫裡熠熠發光。
〈台灣觀點〉．胡慧玲．中央廣播電台於20070221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