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台灣的情書

1993年農曆除夕，我買了一塊南僑水晶肥皂，拿出美工刀，很笨拙的裁下三塊正立方體，各自「單點站立」，顫危危的靠在一起。我的末梢神經遲鈍，手汗淋漓。粗略計算比例之後，折一小節火柴梗，豎在三個立方體底下。成了。想像人站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的紀念碑底下，差不多就是那樣。我盯著這個「勞作」成品，想像人在碑底的視角。低頭看桌上那三個小肥皂塊，和攤了滿地的設計圖，閉上眼把自己縮小，再抬頭仰望虛擬的，當頭壓頂，令人喘不過氣的黑色觀音石巨岩。一字一句的寫成一篇未來式的二二八紀念碑記…

在那之前幾天，應鄭自財先生從獄中委託，拜訪建築師王俊雄先生。他們兩位是成大附工和建築系的同學。我們在事務所一張小桌子圍坐下來，王先生彷彿自言語，說著如何從閱讀台灣史開始，逐步將身心帶入紀念碑的設計案。

「正立方體」，一個絕對的、完美的、不朽的、無以撼動、等於真理，嚴肅的幾何概念，是典範和秩序的象徵。但是沒有辦法單腳站得住。You can’t right the wrongs all by yourself。把三個單腳的正立方體依偎一起，他們險險的穩定下來，上頭加一個鋼製的正立方骨架，看起來像「众」，是簡筆的「眾」字。王先生淡淡的笑了。顛覆舊事之後再合眾人之力架構新猷。Yes, together we can right the wrongs，我心裡想。正義終究可能行在地上…

紀念碑後段的評選在當時頗遭物議，其中不乏美學和社會意識之間的種種糾葛。近幾年來，參與綠島「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和景美「軍法處」的遺址踏查、園區規劃和文史資料蒐集，深刻感覺到「輪替」以來，各式多元而富創意的概念，有更充份交流表達的機會。誠摯的藝術工作者，也都像王先生那般，以同感之心涉入當代最難癒合的傷痕，並展現穿透和再生的希望…

1993年除夕、初一、到初二，我伏在居家榻榻米上的矮桌，一遍又一遍神遊紀念碑，腦海裡幾則讀來的故事和聽說的人物，領著我穿梭時空和情節。王先生要我寫一篇未來的遊記，做為比稿企劃案的最後一節。啊，幸不辱命。
2001年夏天，第一次到綠島。推開荒廢的「綠洲山莊」高大沈重的鐵門，有些畏懼驚異的走進「八卦樓」，放射狀佈局的制式監獄建築，從窺視孔探看囚室，又打開木門，入內打轉。綠洲山莊的高牆外，荒煙蔓草，是更早期的集中營「新生訓導處」。我們在密植木麻黃的林間，找到傾頹破敗的「克難房」遺址，是當年「新生」用咾咕石建成的小屋。沿著岸邊林投叢生的小徑，走過昔日的墓園「十三中隊」，涉過沙灘，抵達像天然音樂廳的「燕子洞」。

我們的工作團隊，承接了將這個傳唱「綠島小夜曲」的秘境，規劃為人權紀念園區的工作。我們走在濱海的馬路邊，揮手招呼騎摩托車環島暢遊的男女青年。「啊，你們聽說綠島關過政治犯嗎？」「知道啊。」「那關過誰呢？」「啊，施明德呀，柏楊呀…」我喜歡看他們換上潛水衣，魚貫走過礁灘，成群浮在水面的樣子。悠悠的游著，只露出一根根呼吸管…

夏夜的綠島，是無盡的嘉年華。綿延的摩托車隊隆隆而過，年輕人最愛深夜去泡「朝日溫泉」。近岸的海面，粗略的圍起幾個大池子，滿滿的像水餃鍋，一個挨一個，烏漆嘛黑中緊緊相倚。設使更年輕些，我也想要塞進去，縱情歡樂直到天色泛白。

「年輕人不愛聽我們的故事…」接受口述採訪的前輩眼神沮喪，言語落寞。團隊裡的同事，學術圈的教師和研究者，也歎氣附和。「他們對我們的故事，好像很fed up。」我在網路上搜尋，打入關鍵字「白色恐怖」。很多位滿腔熱血的新銳教授，押著學生寫報告，年輕人在BBS站上互相訴苦哀哀叫，大傷腦筋。

幾年下來，累積了訪談數百人次的影音和文字材料。每次採訪結束，前輩總是一臉渴望的問，「會出版嗎？要在哪一台播放…」不會的，我在心裡暗暗回答。即使真的整理出幾本書，做成幾套紀錄片，多半也將塵封在圖書館的架上，僅供每年幾位研究生拿來寫論文…

我坐在開放參觀的「綠洲山莊」行政大樓入口台階上。摩托車隊轟轟然由遠而近，轉過「鬼門關」的彎角，前導的領隊揚手揮起，車隊緩緩靠邊停下。年輕人缷下頭盔，臉上有些微迷惑，靜靜的走上來。一般遊客團體大約在園區展場停留二十分鐘，這是他們在這個滿溢陽光海水，健康熱情歡鬧的島上，唯一的一段「dark tourism」，也極可能是他們和白色恐怖史的第一次遭遇…
有誰不愛聽故事、讀小說、看電影呢；有誰不愛俠骨柔情、豪傑烈女，不愛懲奸除惡、仗義江湖，不愛鐵肩擔道義、辣手寫文章。我們自小讀荊軻刺秦王、讀三國、讀水滸、紅拂女、虯髯客、基度山，和生命中種種不能承受的輕和重，或者看「哆拉A夢」的漫畫…我總覺得「不愛聽我們的故事」的年輕人，並不真的離「我們」那麼遠。幼小的時候，每個世代的小朋友都發過同樣的議論，「啊，這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

並不因為人世的實態比天真的想像更複雜，而是因為有著兩套互相牴觸的認知系統，甚且其中挾著文化霸權的那一套，長久以來深深的銘刻在兩三代人的骨子裡。你無法想像岳飛是奸人，秦檜是忠臣，或者出賣耶穌的猶大不是「抓耙仔」和「賣國賊」；你無法想像早晨在升旗台上訓話的校長，入夜以後是明目張膽「嘴唸經、手摸乳」的貨色，甚且選舉時是椿腳，花錢闊氣有如A了「國務機要費」；而那個自小就掛在禮堂牆上的偉大領袖民族救星，其實滿手血腥…

更何況，說起那些人家不愛聽的故事，我們或者嚅嚅的欲言又止、或者橫眉豎目、心狂火熱。我們跨在前代和現代巨大的鴻溝上，像黑手起家的老闆教訓他不知民生疾苦的小孩，「你嘸知恁父細漢多甘苦，三頓呷蕃薯塊沾豆油，你這個不成仔，只會打電動…」前半生的壓抑和困頓，使我們無法像傳講三皇五帝的神話，生動的訴說親身經歷的創傷。半世紀的噤聲和喑啞，害我們口拙，結結巴巴不知如何訴說，害我們圈起手掌，不輕易給人窺見掌心的釘痕，被老虎鉗拔掉的指甲。我們害怕攤開自己的傷口，為恐面對人間的冷漠，結痂的傷口再裂開出血。我們喃喃的低語，敵不過課本和老師、媒體和名嘴、議壇和政客的喧囂。社會彷彿己經轉型，但我們曾經緊緊擁抱的正義，仍被文風不動的主流價值撇在邊陲。「輪替」以來，每下愈況的執政團隊，被貼滿貪腐敗德的標籤。我們曾苦心焦慮的，將對正義的期盼緊緊黏附在他們身上，落得今天如墜溝渠渾身泥腥…

八Ｏ年代晚期，台海兩岸尚未開放往來，曾以商賈身份多次前往中國。某年暑假，在一個台商經營的工廠辦公室裡，我第一次看到台灣去小朋友。他推門進來，笑嘻嘻的。「啊，叫林叔叔。」小朋友規規矩矩的鞠躬，說林叔叔好。我呆了一下問說，你幾年級了；四年級，他回答。四年級，我心底想，那麼他聽說過萬惡的共匪呀，天啊，他怎麼沒瘋掉。他爸爸帶他到這個到處都是共匪的地方，他遇到每個共匪，都要鞠躬，都要叫伯伯叔叔。那個台商，很快我們就不往來了…我不明白他怎麼教小孩的。

我們小時候，可不是那麼容易擺弄。全家人擠在一起看少棒轉播，小孩子肆無忌憚的喝日本隊的倒采，大人尷尬的坐在一旁，偶而唸咒般的講幾句日本話，小孩心裡隱隱有悟，便更洪聲的把日本隊罵個臭頭…我心想，一旦疾言厲色的說起那些小朋友不愛聽的故事，他們或者也在心裡把我們罵個臭頭，隨後和同學玩伴MSN，又寫火星文把我們嘲弄一頓吧。
書寫和傳講當代的國史，是一椿千頭萬緒的社會工程。誰在講、講什麼、怎麼講，誰愛聽、誰在聽、都聽到些什麼？五十年前的故事，為什麼比五千年前的故事更疏離；五千年前恩怨分明善惡昭然，五十年來卻恩怨糾纏善惡不辨，是與非，利與害，都難斷。

要有多深重的，難以言說的椎心之痛，才使人不得不認同那位滿手血腥的將軍；要有多迫切攸關進退榮枯的現實考量，才使人不敢不隨著媒體與政客的胡言亂語起舞；要有多強大的，劈山斷水的力量才能撥亂反正？要多麼溫柔，才能使人傾聽你那人家不愛聽的故事…或者，使人開始訴說他自己的故事…

是不是我們這個不以在眾人面前呼天搶地為異的族類，也有含蓄的時刻。或者有的吧，2004年的「手護台灣」，兩百多萬的人龍，是不是對滿目瘡夷的當代國史，一次最含蓄卻又最誠摰的，愛意的表達。是不是說，我們不忍聽、不敢看、不要知道，但心底是明白的。我們從台灣頭牽手到台灣尾，任憑各人的想像在心底描繪了不敢問不敢聽的情節，我們沒有說出來，但各自在心底還原了歷史的真相，這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我們把手牽起來，共同浸浴在真相的洗禮儀式，我們獲得新的生命，此後已是新生的人…

1993年初的春節假期，我架起肥皂裁成的三小塊正立方體，神遊二二八紀念碑；2007年的春節，想起那條曾經令人靈魂奮興的長龍，思索著，以後要怎樣把故事說得教更多人都愛聽…

林世煜．2007年2月19日

註：
圖一．二二八紀念碑．胡慧玲攝影
圖二．綠島人權紀念碑文．林世煜攝影
圖三．一千零一夜
圖四．取自「手護台灣」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