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台灣的情書

…可是誰願意聽呻吟呢，除了醫生，誰會對病人的呻吟有興趣呢。
所以，最好把呻吟化成一支歌…

（王鼎鈞，左心房漩渦，爾雅，1988，台北）

法國學者高格孚這本書剛出版時，立刻就買來讀了，那時是2004年1月，總統大選前夕，情緒低落易怒的日子。副標題「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高格孚的結論，充滿善意樂觀的期待。當時對他歷歷舉證的統計數字並不以為意，倒是對瀰漫全書的，某種「舉重若輕」的敦厚，難免有點啼笑皆非。

高格孚特別提到一位敬之如母的韓老師，「安靜含蓄而內歛的態度，使我感受到在台灣外省人另一種令人敬重的典型」。他曾經向韓老師問及外省人的認同問題，她說，「我不要回答你的問題，我們太難過了，我們放在心底不說；我們悄悄地投票給新黨，但是我們不說，我建議你做一個不具名的問卷調查。」

那幾年，我加入訪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工作團隊，腦子裡左衝右突的，是如何處理「轉型期正義」的大哉問。我們廣泛閱讀解密的資料，並經常端坐在前輩跟前，聽他們歷歷描述被迫害的經驗。大家都聽說過拿竹籤刺指尖，或者用老虎鉗拔指甲的酷刑，但也只是聽說，是很抽象很遙遠不會痛的的一陣耳邊風。然而向我們傾吐的老先生老太太，是活活生坐在我們眼前，他們伸出手或不伸出手，表情漠然或隱約抽搐。幾尺外，我們不知所措的寧神低頭，指尖抽緊，如遭針刺。我不認為對蔣氏政權的諸般惡行不加反省，只期期以為「我們太難過了」的人，是令人敬重的典型。

四年後（約1997），同一位韓老師填了高格孚製作的「不具名的問卷」，當面交給他。並且表示：「唉，事情已不能改變了，就是這樣子，我們必須接受。你看我們在台灣的生活是如此的舒適，我們享有民主政治以及高度經濟生活水準。沒錯，李登輝改變了許多的事情，但要統一的話，也必須在兩岸的生活水準達到一定的平衡才可行，現在兩岸的差別太大了，相信時間會解決這個問題。」高格孚對台灣外省人認同的轉變感到樂觀，我知道他是對的。但我也忘不了初讀這些段落時，心頭的一陣酸楚。是的，認同的轉變一直在進行，而且像他說的，這項轉變確實含有高度的歷史必然性，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是正義呢，正義不可說，為了成功「轉型」，一段黑暗的過去，必須掩埋，化作春泥更護花。

2006年6月20日，陳水扁總統因罷免案風波，要在電視上「向全民報告」，我重新閱讀這本《風和日暖》。高格孚的問卷中，有幾道題目針對受訪者對語言、文化背景和文化水準差異的感受。他發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你認為這種不一樣是一種優勢的感覺嗎？」回答這個問題的，有51.3%說「是」；但也有48.7%選了「否」這個答案。高格孚接著寫道，「我無法知道其中有多少填表人做了策略性的回答，所以我只能說這是像我們的法文諺語，「半空」或「半滿」的一個杯子，端看你從哪一個角度來詮釋，我留給讀者一個自己判斷的空間。」

2004年319槍擊案、隔日的大選結果，以及隨後幾天「凱達格蘭共和國」的熱鬧之後，我自己做過一些反省，很艱難的，是的，很艱難，把自己詮釋的角度，從「半空」，往「半滿」調動，我領會了高格孚敦厚的善意。這本書，是從他厚達八百多頁的博士論文摘錄出來的。他於1994到1999年間長駐台灣，於1997年向一千多個外省人發出問卷，羅列187個問題，從回收的有效樣本中，得出四萬五千項回答的資料。這是一本薄薄的，才150頁的，充滿善意的書。但他的善意，有相當堅實的，實證調查數據的支持。

統計數字，從針對庶民社會的實證調查中得到的數字，和對這些數字的解讀，在這個時代，格外有意義。我們無時無刻暴露在媒體的槍林彈雨當中，很難不受那麼多觸目驚心的聲音影像和驚悚刺激的標題文字強力牽引。我們固定看到聽到特定的幾個人，持續發出固執僵硬的論調，我們以為全國民眾就是這樣火辣辣的非友即敵。我們很難勻出精神去判斷，那些人和他們的言詞行逕，可能只是被刻意扭曲誇大，缺乏代表性的一角。現實生活，被漠視的庶民世界，其實誠如高格的調查所發現的，有相當比例的外省人，已經體會，接納或者忍受，某種不可逆轉的本土化傾向，他們的國家認同，也不盡然緊緊盯著彼岸的中國。自從民主轉型以來，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已經鬆動，並轉向某種「多元認同」的型態。更重要的是，統計數字會說話，會顯示狀況實際上並不那麼劍拔弩張，那麼堅硬而不能搖撼。很多外省人有認同的困難和矛盾，但只有少數的人頑冥不靈。

人對自身主體的認知，經常是在人際互動中很動態的，不斷重新構成。interpellation這個字譯做「召喚」，指的就是這種在互動中形成主體認知的情境。譬如，我對一個外省人，流露出無由來嫌惡的表情，在我們目光相遇的那一瞬間，他便下意識的，更加強固的鎖定自己為一個感到很難過，或者很憤怒，恨台灣的外省人。我們整天都在召喚別人，回應別人的召喚。一個柔和或尖厲的眼神，一種親切或攻擊的語氣，友善或挑釁的態度，我們隨時在重構自己，重構別人，重構我們的社會。

「李登輝下台（陳水扁當選選）之後，部份外省人又恢復了戰鬥性，所以當時與現在的情況已有所變化…」高格孚在書的前言，審慎的指出眼前的事實。一個「風和日暖」的台灣，顯然還須要面對不斷的重構，而我，是否也要重構對於「轉型期正義」的認知？

林世煜／2006年6月21日
─本文刊登於2006年7月1日出版的《財訊》2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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