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不是一定要-寶寶版

一開始只是覺得冷。

喉嚨右邊扁桃腺痛了一夜，鼻子也塞了，一直在夢裡害怕吞口水，太痛了。朦朧睡去一小段時間就被塞住的鼻子叫醒翻身，幸好總是有一邊鼻孔是通的，並不嚴重，沒有夢到要被塑膠袋悶死。

起床吃過早餐，咖啡喝完，看著外面明亮的陽光仍然覺得寒意上身時，還以為只是夜裡沒睡好，因為睏所以人發燙。可是等到溫度計拿出來，量出37度半的時候，心裡就有底了。

體溫半度半度的快速往上跳，我心情也越來越high。欸欸，發燒耶。

我很少燒，發燒從小對我就跟節慶一樣，只有在這種時候可以開口跟父母要平常不敢要的東西，比如說，一顆酷愛的哈密瓜。哈密瓜當年到底有多貴我沒有概念，只知道平常家裡是絕對沒有的，但只要發燒，我就一定吃得到，而且一整顆都是我專屬，非常有特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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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憂鬱症吃藥這件事，我越來越保留。

不是勸人不吃藥，真的這樣把我劃歸另一方，那也錯了。只是覺得看到太多例子，包括我自己，在選擇吃藥這個方向之後，才進入另一種未知。而對於對抗憂鬱症的許多衛教宣導，似乎也把話說到「就醫」「聽從醫生指示」就停了，好像非常確定的只有這一項。「後面還有什麼」不是一團模糊，就是眾說紛紜。

吃藥，是解決一切的方法嗎？

我不得不說，長期吃藥之後，事實上，除了原來對抗的病之外，又多了一件事要對抗，就是藥物本身。這件事，大多數的醫生都不會特別提，或者將斷藥過程說得太輕易。

藥物所站的位置實在詭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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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夠，再來，再來。媒體這麼說著。

在憂鬱症板上看見有人對倪敏然新聞的強力播送產生恐慌，不禁想起張國榮自殺當時，我也有類似的反應。

恐慌，還算好的，至少只是恐慌。怕的是模仿。

在一般人看來，會去模仿自殺真是太可笑了，他死他的，幹嘛跟著去死呢？但在憂鬱症患者心中卻不是這樣解釋。

我死了，一切現在我忍受的痛苦都消失了，不必再去面對過不去的每一天。

你看，沒有人再去說倪敏然人生失敗，搞婚外情。人人懷念，歌功頌德，因為死者為大。我也想要別人懷念我，只記得我的好。

當初讓他痛苦的那個人，終於哭了，終於後悔當初沒有照他希望的做。我也要這樣，我也要那些讓我痛苦的人後悔，讓他們被所有人唾棄，因為他們害死了我！

只需要自殺，自殺這麼好，我為什麼不自殺？

我知道罵媒體沒有用，但我一定要跟憂鬱症病友說：如果，你看見了這篇東西，請在這幾天內封鎖所有新聞台，不要再讓它煽動你。那些炒作出來的氣氛，那些身後哀榮，實際上是新聞競爭和收視率下的產物。幾天之後，炒作價值消失，所有的哀榮不再，但這個人死了，被煽動去自殺成功的人死了，恐慌的人白白恐慌，新聞台賺飽了荷包，你的生命，你的心情，不值一個屁。

媒體已經沒救了，但你還有救，不要莫名其妙的跟著陪葬。

請關電視。

關電視。

現在就關電視。

從兩天吃一次藥，到四天吃一次藥，到現在，說話的這時候，我的抗憂鬱劑已經收在小箱子裡超過三個星期。

我好好的，一點不適的反應都沒有。

回到正常狀態感覺生疏而奇特。有病徵的十年，服藥的六年，先被病控制，再被藥控制的自己離開了，我正設法和十年前的那個人接上線。可是十年！我早就忘了我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忘了正常的情緒波動是什麼樣子。雖然十三年前就認識我的喵公也告訴我，他看到我回來了，可是我對這個回來了的我感到不習慣。

現在再看新聞台上自己寫的，關於憂鬱症的東西，已經有許多許多不認同。但我想想，不打算刪除，那是一個病患的第一手記錄。在裡面，可以看到偏激，看到灰暗，看到固執己見，和毫無知覺的耽溺。

可是有一樣東西正在消失，那是病人與病人間才有的一道電波，一種互相理解和容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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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多倫多


許佑生的晚安憂鬱，在誠品網站看到一些些節錄。是描述得很好，至少在發病時， 我的感覺和反應除了姿勢之外和他完全一樣。

我是死命抱緊自己，抱著肩膀，前後搖晃。

困獸的嚎叫也是一樣的。不過其實那時喊不出什麼太大的聲音。

看了一些憂鬱症文學家和藝術家留下的發病描述，會鬆口氣，會覺得，還好，原來我一點也不特殊。

我只是和其他的病友一樣而已。連強度，都不是特別強。

不過我仍然敬佩他們，我發病時第一個喪失的就是文字能力，怎麼寫都是一樣的東西。而事實上，每次都不同。

發病時還能找出要用的字，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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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1年，在多倫多


發病。猛爆性。18日開始。很嚴重。

***

起床發現喵公不在房裡。惡夢驚醒的，於是呆楞著。

大約半小時。其實不知道多久。喵公回到房間，然後我就哭了。

哭什麼？害怕害怕，害怕。

為什麼？害怕害怕害怕害怕。

又來了嗎？

這段時間太密集了吧。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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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醫生的第一天，就發現這將是一場鬥智的開始。

這位醫師是心理諮商派的，十分，相當，非常的不愛用藥。首次四十分鐘的談話，我幾度要告訴他我目前在服用哪些藥物都被他擋掉，示意我先不要說這個。

好啊，那我們就談別的。也許你有其他用意。

四十分鐘過去了，護士提醒時間的電話打進來了。他站起身，說，那今天先這樣，下次再見了。

我追上去，醫生已經開門準備出去了。「那，醫生，關於我的藥…？」
他很快地說：「藥物的事情我們下次再說。」

不是所有醫生都怕病人突然斷藥會出狀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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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歷程重述。在台灣，是因為我就診時病歷要影印轉移還很麻煩，病歷全面電腦化還是一段時間後的事。如果我沒記錯，榮總好像是第一個把所有病歷完成電腦輸入的醫院。自此以後，才可望不在其他醫院重述，可以要求調病歷，但我就醫當時還沒有完成。一再自殺的那段時間，總是送就近醫院。急診室醒來之後，精神科來了解狀況，還是會要你重講一次，因為忙亂中不可能立刻copy到病歷。而我單是在台灣就自殺了六次，五次在深夜。

到了這裡，病歷又從我到加拿大才開始。醫生一問你何時開始有症狀？原因？何時診斷？就醫多久才診斷？就又重說一次。急診室的重述也少不了。除了急診室值班醫師外，還有心理諮商師、社工人員、護士。護士還分日夜班，每個都要長談、記錄。拒絕說話的話表示情緒仍不好，又會延後出院。我為了想回家只好一次又一次的說，還得忍眼淚，否則會被判定情緒仍不穩，後果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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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百百種，精神科醫師，當然也一樣。

對很多病友來說，就醫這條路滿布著一般人看不見的荊棘。在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怎麼了的情況下，要對抗自毀、自殘、放它爛死好了的衝動，或者相反的，擔心自己真的瘋了的心情掙扎，去下一個掛號的決定，已經是超越極限的事。就不說接下來還有焦慮、懼怕被審判的情緒等在前面，單是在發病期要穿上鞋走出門，都已經耗掉足以上月球背回一大塊岩石再回來的體力和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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