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收起旗杆，撐船去！（停格文告）

「那你那張執照……」每次通完電話，阿爸最關心的好像是那張我考起來就沒有再用的醫師執照。依照規定，這張執照如果六年沒有更新，就等於廢紙一張。而我在電話的這頭，總是給不出什麼理由，不回去好好賺錢，簡單度日。大學六年級，在麻醉科實習的前一個晚上，突來的窒息感讓我不知所挫。撐過了兩個星期，轉往內科，狀況持續低落已經影響了工作，我告訴自己：「去找醫生。」醫生給了我一個病名：「雙極症第二型。」原因除了我當時的「憂鬱」之外，還有我平時的創作。我寫詩，寫歌，也寫報紙論壇，這些「輕躁」的活動成了我的把柄。後來我在應徵該院醫師時，主動報告了這則往事，醫院便悄悄對我掩上了門。但是我很幸運，還是有醫院讓我去工作。擔任住院醫師的頭一年，我大開眼界，不只是因為接觸了各式各樣的病患，更目擊了醫院琳琅滿目的人為操作模式。這時直說醫院違反倫理或是醫院墮落，其實不太公平，因為深知現實的不可撼動。到底什麼是倫理？在這個司托葛式的社會裡也尚待解釋。我知道七年職校式的醫學教育給我的並不夠。於是放下了聽診器，來了英倫。 (繼續閱讀...)

音樂、見證、集體創傷 III

「啊！詩神繆斯啊！或者崇高的才華啊！現在請來幫助我；要麼則是我的腦海啊！請寫下我目睹的一切，這樣，大家將會看出你的高貴品德。」-- 但丁《神曲‧地獄》在二二八的「基本史」還沒有建立的台灣，我們當然不能能任意流失任何訴說的機會。只是要如何訴說，絕不是三言兩語的工夫。但是相反的，必須獲致的境界，豈消隻字片語？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正對約翰．藍儂被槍殺的公寓，地面上的紀念碑只刻了一個字：「IMAGINE。」想像，是藍儂構繪他的烏托邦的一首歌，也是世人懷念他的方式，更是紀念碑的真實意義。在想像裡，人們沈默，靜靜地接受斯人已逝的事實，想像那令人難以承受的、石破天驚的時刻，不需太多的言語。紀念碑給我們的，應該是這樣的一個讓我們的記憶、思維、意志能夠自由爬梳，穿越時間、世代，意識與潛意識的空間。而「IMAGINE」所提醒我們的，除了真實性的議題之外，真正的價值是在這首歌的本身，經過了世代傳唱，它成了六零年代末期以降，老老少少的歌迷們亟欲奔赴的理想國度，跨越了三十餘年，它成功地形塑，並且代表了一個群體的記憶。 (繼續閱讀...)

音樂、見證、集體創傷 II

「然而，一個人對自然律如何饒恕？再者，遺忘它也不可能，因為它即使出於自然律，無論如何仍是一種侮辱。」-- 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心理分析家必雍（W. Bion）認為嬰兒飢餓的啼哭，並不是那提供足供充足奶水的乳房缺席了，而是在他心裡面，幻想跑出來攻擊。這個說法相當程度顯示了人的情緒，可以不需要真實物件的佐證，而摧枯拉朽。這是多麼令人洩氣的一件事！然而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跟哲學家們，卻一再一再地提醒我們，「真實」是不存在的，是可以虛擬，甚至是可以操弄的。端看離我們不遠的新聞事件，司法不足信賴時，我們開始希冀「真調會」，撇開法理層面，其實只是為了證明理性依然存在。然而「理性」這個人類文明的資產，卻無法拋開它瘋狂而自取辱的本質。徐四金小說《香水》的末段，聚集的群眾，包括天主教教皇拜倒在香水的魅惑底下，肆無忌憚地雜交，宣稱謀殺者終究無罪，不正是一個人類合理化的最佳證明？ (繼續閱讀...)

音樂、見證、集體創傷 I

「人面對權力的掙扎，便是遺忘面對記憶的掙扎。」--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遺忘，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你曾遭遇過那無人能承受的苦難，那段記憶，就像一道烙痕，清晰地駐留在心版上。遺忘，或許也是一件容易的事，當你周圍的人，都已別過頭去，迎著未來的光束，那背後的陰影，便自然而然遠離你的視線。但是，如果那烙痕太痛；如果那光束太強；如果…… 我們的生活世界，有太多的假設與但書。若遵照昆德拉這個呼籲，我們記憶，是為了抵抗權力。而在台灣，民主面臨轉型，權力正在支解，人們開始爭奪著記憶的版圖與「創傷」的正當性。 (繼續閱讀...)

一場褪色的夢

記得那是個暖洋洋的午后。上大度山去找詩人江醫師，那是三月十八日。在中港路上，遍地的木棉花就像是為一個新臨的國度鋪成的紅毯。還因此寫了一首詩，放在詩集裡面。詩句裡，寫了水庫、核四，還有國安捐。只是現在，這些都是不太有人理會的話題了。有時候很難跟人啟齒。當他們問起：你挺扁還是倒扁？的時候，或許應該從頭講一遍自己曾經有過的參與。「是的，我去助選過。」兩千年大選，我參加了「中扁連」，負責文宣。從此，我是成為「扁迷」、「你們扁迷」和「你們民進黨」、「你們泛綠的」。我該怎麼說，在那個組織裡，除了有淚有笑，也有一些不堪入耳或入目的現實。有些同伴清楚地表明，他們進來這個組織，就是為了以後的宦途。有人扶搖直上，有人含淚離開，但這些，都在一個晚上的的彩紙飛揚裡消失。想起那時候，在基督信仰萌芽的階段，忐忑地去睡北港朝天宮，只為了「良心拼黑金、換黨救雲林」。那時候，組織人牆擋記者，護衛四個前黨主席。那時候，排練晚會的聲勢，排隊形，當標兵。喊到「李OO」，我就要舉手。李OO是來自雲林的立委。後來他選台北市長，選輸。最後一次聽到他講話，是在一個大學的畢業典禮，無聊兼無趣。 (繼續閱讀...)

【不一樣的紅】我的名字叫O

帕穆克得獎，室友在上學途中打電話告知，10在上一則留言裡面貼了相關消息，也聽說台灣很多關心伊斯蘭世界的作家學者跟著興奮起來。我在MSN上跟土耳其的朋友吉漢致賀，他卻反倒沒有那麼開心。第一次讀帕穆克，很慚愧，是在衛報上的Review版，關於小說技巧的書寫。但是台灣在2004年早就出版了他的傳記小說《我的名字叫紅》。聽說那時的譯者是在amazon看到這本書後，讀了欲罷不能。的確，帕穆克的文字相當瑰麗，就連讀他寫理論的東西也可以像是把玩一串珍珠項鍊一樣耽溺（不果我可沒這種嗜好）。但是耽溺之後呢？在火車上，碰過一個自助旅行的土耳其女孩，她跟我說：「帕穆克很懂得自我行銷，在公路旁邊都可以看到他新書的巨幅看板。」「帕穆克不是最好的作家，如果你去了土耳其你就知道為什麼！」跟吉漢一樣，他們的反應都是不以為然。吉漢說：「帕穆克得獎的那天，法國通過了禁止否認圖耳其在鄂圖曼時期屠殺雅美尼亞人的事實。」負負得正的條文，擺明了在杯葛土耳其進入歐盟。「法國有四十五萬雅美尼亞人，他們有錢得很！」法國的選舉在即，這個頒獎的動作很難令人不覺得有政治意圖。 (繼續閱讀...)

【不一樣的紅】Noli與Bono

繼上次比過野火陳永龍跟獨立導演Zach Braff的綠色花襯衫之後，超級比一比又推出Noli桑跟Bono桑。 Noli桑的確蒼老許多，不過這身紅一跟墨鏡大概是台灣現在最主流的造型。「群體心態」的產生，二十世紀初寫《群眾》的法國社會學家Le Bon就提出了幾個要素，不是只有領導的登高一呼就可以。所以Noli的這個造型還不是最經典的，張大魯這邊有拍到一副可以跟Bono媲美的紅眼鏡，比Le Bon講的「感染性」段數還要高，因為這副眼鏡戴上了之後，全國老老少少全部變成紅的，不需要群眾的感染，只要自我催眠就好。 Bono的紅眼鏡在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的時候，被拿走了沒還（有人和成了這張照片，概除了耍寶還幫他復仇）。雖然Bono推紅色商品雖然也是不遺餘力，但是好像沒有那麼奏效。其實原因很簡單，一、不是人人戴起紅眼鏡都跟他一樣帥。二、要買這些紅色商品，可能要對非洲愛滋議題的關注多下點工夫。三、支持這個紅色運動的公司相當程度上都受過環保團體的關切，有了人道，賠了山水，這樣的慈善運動勢必存在爭議。不知道他們的雷同孰先孰後？但是這似乎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兩匹人馬大概不太會互相關切。只是如果我買了一件GAP的對抗愛滋T-shirt到台北街頭穿，大概會有很多人對我微笑，如此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