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住夏都∥Summertown

離職後，出國前的日子，我成為一張音樂專輯的製作人，還有一介文字工。所從事的一切，似乎都是旁人認為「軌外」的活動。

很多人告訴我：你終於開始忠於自我了。將近一年的住院醫師並沒有當完，父親總是問我如果出國回來後重新從R1做起，會不會「太委屈」，就這麼斷然放棄臨床醫師的角色，會不會「太可惜」？我總是笑說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而也幸好，有件喜事能拿來搪塞：畢竟三個月的「PGY1」總算完成了。

每年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總是轉彎再轉彎，同我這屆的菜鳥醫師，必須參加為期三個月的「畢業後一班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1，簡稱叫做PGY訓練。工作雖然輕鬆，但是並不見得讓你自在。很多的章要蓋，很多的文書要寫，很多的上級要敷衍，很多的魚要摸。而我的「社區醫學訓練」在新竹。那個已經遠去的十一月天，曾經答應自己要在風裡開始苦讀國家考試，可是卻發現很懶得翻開考古題目。我知道有很多因素能夠造成這股延宕，包括那時還沒有到手的執照，縱然很多人已經幫我「開釋」了；包括正在匯稿的編書進度，但不是等稿等得心急，也不是因為打算去「策略性拖延」被交付的任務。我把許多精力放在員工宿舍樓下的錄影帶店，還有附近的清華大學。

騎著自行車進入號稱全國最綠的校園，一開始的確很難去適應校門內外那樣極端的差別，總然城裡整年有風。其實更應該說，很難相信自己還有重溫校園生活的一天。七年來的醫學院生涯，了不起只能算是技職教育。光是帶在身上的氣喘病，就有五百多篇臨床指引要背，這要你實習幾年都消化不完。執照也是考這些東西。而你怎麼實地去接觸病人，如何去理出臨床徵候、實驗數值之外，病人的照護、安置、家屬的要求、自己的妥協、面臨的倫理困境......在一個醫生的養成過程中，從滿腔的理想變成了枯燥無謂的技術理性。畢竟在醫學中心裡，你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認真思考。光是應付評鑑的文書處理就足夠要你的命了。

而我竟然趁著跟診的空檔跑到大學裡面聽演講。某天演講的主題，恰好是精神分析。雖然人在精神科服務，置身那樣的場域卻有點尷尬，好像自己應該是個旁觀者。偏偏又只有我有過臨床經驗，那種「此內行人」看「彼內行人」的滑稽感就更加明顯。在醫院裡，很少人鼓勵你往這裡頭鑽，因為冷門，因為「不科學」，因為沒有收益，因為「沒有用」。而在這大學的小小的圓桌會議室裡，文學院的教授跟學生們開始討論起精神分析的可詮釋性和不可詮釋性，他們懷疑學說本身，也懷疑它的臨床價值。依循著某種特定的「會議常規」發言，教授們先帶過一些「神像級」大老們的著作篇名，然後也提一遍自己所專長的學說，或是自己的研究，然後再文謅謅地批判起對方言詞裡的枝微末節。

提到德悉達和拉岡，教授們不免要拉高尾音，說成「de-rri--DAHH！」和「la-CANN！」遇到某些原文字，就不免要說，這個我想沒辦法翻譯，除非你去了解背後的意思：「Bedeutung，這個字有一種要說、被賦予意義的要求的意思，不過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昏昏欲睡的我一則承認自己沒有唸過那麼多書，二則懷疑的是，大夥真的在討論精神分析本身嗎？我有點心驚膽跳，因為想起自己痛下決定離開臨床，報考研究所前跟前輩的魚雁往返，高醫性研所的成老師在email裡面提醒我說：「你想走學術的路，如果是種對於臨床的逃避，那就錯了。」「在這裡，你休想要用裡條腿走路，除非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想到這，不免對討論室裡的氣氛感到一陣涼意。

儘管如此，騎著單車在久沒接觸的大學校園裡亂晃，的確感到自己是如此分裂而破落的。倒不是還在牢騷工作跟自己的期待的落差，不是抱怨當醫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初衷。演講者的振臂一呼，似乎帶來了那麼點亮光。他說：「中文世界的精神分析，就快要誕生了。」嘿，這也絕對不是說我們的精神分析學會要在年底成立的意思喔。西方的精神醫學界有這樣戲謔的場景：每年學會召開的時候，一群人穿著白衣，一群人士穿西裝戴高帽的。這樣的情景會不會出現在我們台灣？如果你心裡模擬這種畫面，一定是很好笑的。你會說：「這是東方啊！」

焦慮是絕對存在的，而我不知道這樣的焦慮經不經得起分析。一個月在風城，大部分時間除了耗在跟同事的飯局酒局，除了在煩惱執照的考試要從何時念起，其實剩下的時間也沒看什麼書，倒是看了不少DVD。那陣子，吳乙峰的地震啟示錄《生命》躍上了台北院線，好萊塢在一堆東方片頻頻得獎之後獨尊東西交雜─抑或雜交？─的混搭美學，不過湯姆克魯斯拙扮末代武士，還是比不上慧黠犀利的烏瑪舒曼。我則在出租店裡邂逅了蘇菲亞柯波拉的《愛情，不用翻譯》。 ...繼續閱讀

2005/6/26 高雄長庚醫院，生命倫理工作坊，與成大台文所王靜禪對談草稿

The whole earth is our hospital. T.S. Eliot

從何出發？

耿豪聯絡我講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心裡想的是：這已經是老調了。但老調其實是可以新談的。那麼在這裡面對這麼多「以醫學生為主」的場合，我可以談出什麼東西來？這句話是可以玩幾個文字遊戲的。文學醫師的角色、文學中的醫師的角色，從事文學的醫師在社會中的角色……也就是說，這個課題其實相當的大。我不打算以一個醫師的身分去敘述這樣的東西。嚴格說起來，在大學畢業之前我成為一個出版詩人，(這時候請注意詩人/出版詩人的差別。往後還可討問醫師/醫者的差別。他們都只差在一只證書、一道免死金牌)所以我身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的身分大過於醫師(當時，也根本不是，但是我的詩中道是充滿了「醫」言堂)；而我在醫院中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就足以讓我帶上「醫生詩人」的桂冠嗎？顯然我是不夠資格的。

放眼世界文學，許多偉大的作品都跟「醫師」脫離不了關係。你看寫〈人性枷鎖〉的毛姆，他是一個醫生；寫〈齊瓦哥醫生〉的帕斯特納克(註1)，他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醫生去圓他淑世的理想；還有最近當紅的格瓦拉，他後來是沒有當醫生的(特別的是，他的「氣喘病人」身分甚至比他的醫師身分還被津津樂道)的摩托車日記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最珍貴的革命史詩之一。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眼光、身分、態度都可以在這當中做沒有格線的變動。我們(在場/不在場)所從事出來的文學生產，跟醫務勞動有關係的，在醫與病(健康又要擺在哪裡？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於這樣二元的分類)之間的光譜，佔據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以一個屬於自己的光芒跟色澤閃耀。今天要講的，就從這裡出發。 ...繼續閱讀

台北市議員兼東森新聞節目主持人王育誠揭發「腳尾飯」事件後不久，終於因為證據不足，又造成社會大眾無端恐慌而公開致歉。想起一樁被掩蓋的往事。

今年三月間，東森「社會追緝令節目」按照其所謂「急公好義」的作風，以二十分鐘不間斷側錄的方式，報導一位「擾亂鄰居安寧」、「製造社會問題」、「屢勸不聽」的精神疾病患者。同在醫療崗位服務的朋友看不過去，在王主播的網路留言版上留言，內容記錄了節目外景記者與這位「惡鄰」的對話：「妳為什麼要這樣亂罵人？」「你也想跟我一樣做記者喔？」另外四處採訪附近民眾：「你有看過他還有什麼更誇張的行為嗎？」雖然節目為了顧及「專業角度」而採訪了精神科醫師，在處理上依然斷章取義。朋友的話很不客氣，卻針針見血。

朋友在王主播網站上留言後的隔天，再點進去原來的網站，卻發現留言已經遭到刪除。更令人吃驚的是，他沒有辦法從原來發話的終端位置，再度上網留言。也就是說，他的發言權被監控而且封鎖了。原本為了讓主播更重視精神障礙者人權，沒想到原本以報導民意為職志的節目單位，竟然不容許他人諫言，反過來操縱、定義一則新聞的意義。後來我也企圖為他在留言版上說些公道話，未果。整件事被這樣消音，令人無奈。

其實這樣的節目在以往就曾經屢次出現「為民喉舌」和「過度報導」的矛盾。很多次報導逾越了新聞的界線，在道不道歉之間，節目的製作單位總以「涉及許多關懷議題，不容全盤否認」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如此「揚己之善、隱己之惡」的心態，不知道犧牲了多少被報導的弱勢客體的生存空間，還有新聞專業的尊嚴？

從倪敏然與夏禕，金曲獎的周侯同台到這次的腳尾飯，縱使王主播這次選擇向社會大眾鞠躬，身為閱聽者的我們又要忍受多少自以為正義的媒體擴權，任意灌輸甚至製造我們不一定樂於接受的「新聞」？如果我們的公民無法醒覺，或是媒體界缺乏一個通盤而大規模的自律行動，或許我們通融王主播的「無心」或是媒體普遍的「粗枝大葉」，試問，永遠在「老大哥」眈視下的我們，要被欺侮，又要負氣多久？ ...繼續閱讀

一本封面亮著人體的脊柱構圖，大筆俐落寫著「台灣醫療」的「文選」，這本由焦桐所編，二魚文化出版的散文集，就封面看來，似乎是出版社自許「人文工程」系列的豪情壯志下的產物。當然書一定要有人背書好看，這回封面印的是慈濟、成大與台大醫學院的院長「真情推薦」。

以台灣為場域，以醫學為文本範疇來編輯一本選集，該怎麼挑選文章，顯然見仁見智。不過這本文選既然以「台灣醫療文選」為題，自然要面對一些無可逃躲的問題。譬如，這本書是不是會成為被傳唱得有點造作的「醫學人文讀物」，會不會成為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教材。這般書名，將要如何擔負起為「台灣醫療」定調的重責大任？

幸好，面對「醫療」，焦桐沒有被困鎖在「會寫文章的醫生」的狹隘想像裡，這本文選分做上下兩卷。上卷大多是醫生的行醫感懷，下卷則是病人的疾病經驗。在上卷中，有些作品的確是不得不提的，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文章，始終傳達著深厚的族群認同、偏遠醫療資源的反省，以及對環境正義的抗辯；《台灣媳婦的心願》，是蘭嶼行醫記當中的接生嬰兒的故事。長期活躍於社運的詩人醫生江自得的《眾裡尋他千百度》，書寫在醫途上義無反顧地衝刺，到轉彎歇息，體驗生命美學的過程。也有長期在後山服務的黃勝雄醫師，在《醫師的誓約與醫學倫理》一文中記錄了歷史上幾個重要的醫詩誓詞。

不過上卷的文章選擇，似乎仍脫離不了以醫生的個體為本位的敘事方式，即使有我們所樂見的，打從賴和、蔣渭水的為文抗日(賴和《高木友枝先生》、蔣渭水《臨床講義》)，到邱小妹事件等社會問題的梳理(李源德《白色巨塔裡的吶喊》)，本書仍然只被框限在「歷史典範」、「人文表率」、「暢銷作家」與「醫界大老」的僵化標準裡。而這些標準到底能為「醫學」見證出什麼？又能與「文學」能夠游刃出什麼樣的干係？在對象的編選上，有商榷的空間。

而在下卷，也有令人驚喜感動的文章，如謝坤山的《驚悚的轉捩》，寫的是受傷截肢的心情自白。劉碧玲的《誰要早療》，寫發展遲緩兒的困境。如果在編選上多花些創意，在資料選擇上加入對歷史的想像、對社會資源問題的洞見，我們應該可以透過病人本身的見證，一一透視台灣早期醫藥落後時期的傳染病史(譬如書寫結核病的鍾理和，實在有被疏漏之憾)、工業化與職業災害，階級差異與就醫條件、甚至環境汙染、現代文明與慢性疾病。

以疾病經驗為主體的下卷，可惜的是只零星的收錄了少數在中時、聯合或文學獎等版面的作品。這些文章大多侷限在作家個人的生病經驗(馬逢華《病房散記》、李欣倫《你在我胃裡》等)，或是從與親人的生死討論生命哲學(蘇偉貞《來不及長大》、李黎《致弗瑞德‧雪曼醫師》等)，雖然篇篇都是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讀來也感人至深，但整體來看，內容卻遠不及上卷的豐富。在愈來愈注重疾病敘事的年代，論其質與量，都無以形構出一個「台灣醫療」當中的疾病樣貌。

甚者，《台灣醫療文選》上下兩卷的擘分，在意義上似乎可再討論。上卷的作者顯然是醫者，雖然不一定是醫師，但至少受過醫學教育；下卷的作者則是所謂的「病人」。如果要再細分文類，醫師(或醫療行為的施行者，或醫療資源的握擁者)的書寫、病人誌的書寫，甚至是醫師身兼病人的書寫，意義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站在醫療行為提供者的角度，作者所感受到的，病人有起色的安慰、自己的成就感，有時候是力不從心的無奈與歉疚。站在病人的角度，一個人生病，他所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甚至是隱喻上的磨難，有些人也有因為疾病給予的特權而開始自大非為。單純去區分醫與病的這兩者的書寫者，是很平板的。醫與病，本來就是兩面大纛。到底在醫療場域以上對下的習慣之外，有無兩者的角色置換的可能？甚至，有沒有一個屬於「他者」的聲音？答案是有的，但是本書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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