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那你那張執照……」每次通完電話，阿爸最關心的好像是那張我考起來就沒有再用的醫師執照。依照規定，這張執照如果六年沒有更新，就等於廢紙一張。而我在電話的這頭，總是給不出什麼理由，不回去好好賺錢，簡單度日。

大學六年級，在麻醉科實習的前一個晚上，突來的窒息感讓我不知所挫。撐過了兩個星期，轉往內科，狀況持續低落已經影響了工作，我告訴自己：「去找醫生。」醫生給了我一個病名：「雙極症第二型。」原因除了我當時的「憂鬱」之外，還有我平時的創作。我寫詩，寫歌，也寫報紙論壇，這些「輕躁」的活動成了我的把柄。後來我在應徵該院醫師時，主動報告了這則往事，醫院便悄悄對我掩上了門。

但是我很幸運，還是有醫院讓我去工作。擔任住院醫師的頭一年，我大開眼界，不只是因為接觸了各式各樣的病患，更目擊了醫院琳琅滿目的人為操作模式。這時直說醫院違反倫理或是醫院墮落，其實不太公平，因為深知現實的不可撼動。到底什麼是倫理？在這個司托葛式的社會裡也尚待解釋。我知道七年職校式的醫學教育給我的並不夠。於是放下了聽診器，來了英倫。 ...繼續閱讀

（刊在中時人間副刊的一篇文章，原題為《塔外》）

一、化外

高緯度的陽光透亮甚早，我也開始在清晨六點起床。倫敦還在沈睡，還在前一晚的足球狂歡盛宴後宿醉。我習慣泡茶，做很大一份早餐，讀點小書，趕一點論文的進度。

離開醫院已一年餘。一年多前，整個年頭在台北捷運不見天日的隧道裡穿梭，三分之一的夜晚在急診室裡渡過，每天在晨報會中開始，在無盡的察房跟處方檢討中做結。偶爾還得埋首於為健保給付必須技巧性計價的作業裡。

假期回到中台灣，在離家不遠的十字路口，看見一幅巨大的看板。那是一則豪宅廣告，精美的示意圖旁邊寫著一串大字：「聽取一百位醫師的意見。」那時開始覺得這則廣告的不切實際，因為在倫敦，正苦尋覓不著一處斗室可供蝸居。然而更大的原因，卻是自己的不在其位。

逐漸從中產教養裡的講究出走，轉而在食衣住行的枯淡裡提煉趣味。久了，倒還享受這些日常活動的錙銖必較。下廚、洗衣，多數時候是獨自一人。最後還是找了室友，否則要不是有些稿約、網路日誌，那些名為意見的種種只能無的放矢。兩人生活，終於出現了交談的聲音。而逐漸肯定的是，那個想要徵求醫師級住戶的房屋公司，他們聽取不到我的意見。

室友說：「沒辦法，住得太遠了！」 ...繼續閱讀

難道又是一樁游擊的邀約？去了維多利亞艾伯特（V&A）這個以社會史文物為主的博物館，六月底策展的是革命肖像格瓦拉的符號演變。

入口是支重複播放的紀錄片，接著是攝影師Korda工作是的側寫。原本做的是時尚攝影，後來也投入革命的行列。完整的半身像不久之前才被釋出，較小的那一幅卻已經廣為流傳，成為激進與反抗的象徵符號。

博物館用心蒐集了格瓦拉的各種化身。他不僅榮登聖壇，成為神像，也化為電影明星。從打火機、背包、Ｔ恤到馬克杯，頭腦好的商業旗手都懂得如何跟他交好，讓自己的商品大賣。只是把格瓦拉穿在身上的人，不見得有什麼反動言論，有可能還以為他是哪個時代的搖滾歌手。

很難得，把格瓦拉的流行意符做了這麼全面性的回顧。其中一張海報真的是深得我心，藝術家Rick Poynor把入侵南美洲的美國商標巧妙拼貼成切的頭像。當時我想，一定要把這一幅掛在倫敦的新居。跟所有的藝廊如出一轍，參觀路線的末端是一個小商店。真的不大，雖然沒有我很想要的那幅海報，但是博物館還算識相，真的賣起那些不達不七的，不是自打嘴巴？

但那海報著實掛在博物館的主商店裡，限量發賣，要價三百鎊。我一時啞口，掏出相機，冒著危險也要把這誇張的一幕帶回家。前一陣子才在想，在這個城市要徹底執行倫理消費，除非你有中產階級的購買水準。燠熱的七月，熱浪席捲倫敦，從霧都到陽光之都，悉然，巨變的不是只有倫敦，而是參與著溫室效應跟全球化的所有成員。

馬克思2006大會的集合令才剛要發號，我們卻都臣服革命的喪鐘。人人都穿著格瓦拉，先烈的眼神仍在那無端被剽竊、流傳、不斷重製跟消費的流行框架裡，不耐地看著世界。

（原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2006. 07.24 中國時報刊出南方朔文章：為什麼他們喜歡玩大便？ 這篇回應在7.25登出。以下重貼的是未經中時論壇編輯的原稿。感謝回應。其實，對待精神分析，我們其實要知道它原先是被發明來幫助人，而不是罵人的，這樣就夠了。

文章伊使雖然沒有明說意圖，但是所佈局的處處營壘，卻已暗示這篇文章的攻擊性。 第二段中，作者提出他所讀過的理論，污名化了「瘋子」。先撇開歧視不談，精神分析其實探究的不是玩大便的瘋子，而是玩大便的正常人，意即我們每個人潛意識裡都有自戀跟自卑，每個人都會有把玩自己穢物的情結。

「理論」的最後，作者說「 我們別以為即是沒有意義的瘋，而是他在自身幽黯王國裡對他自我主體所做的保衛工程」，更說到了重點，玩大便的行為，源自於我們之所以會羞慚、會有卑賤感，屬於道德的超我系統，這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精神分析客體學派裡，有個重點是「投射認同」，意即我們的好惡都由自我內容的吞吐所決定，如果作者心裡沒有這些穢物，如何有辦法這樣頤指氣使？

精神分析在社會評論當中已經蔚為一股潮流，但是當前流行的多屬於去脈絡的討論，把一些各家各言各自鍾愛的病名，拿來四處投射，然後利用艱深難澀的語言去標舉自己論調的科學、中立，實際上卻無法掩飾這個客觀「包裝」實質上穿鑿的「武裝」意義。除此之外，這篇文章的「目的先行」，其實不論手段精劣與否，其實相當不負責任，更顯自己清高裡的傲慢偏頗。

作者被喻為國內的思想大師，既然正視了玩大便的嚴肅意義，最後縱然只是為了數落他看不過的政黨遊戲，態度之粗暴，不僅先前把精神病患污名化，最後在總結中連這個「嚴肅意義」都被他二度污名、黑函，除了自摑耳光之外，不也褻瀆了精神分析？

這是大聲誌六月號上面的文章，講街頭塗鴉跟精神分析的牽連。大聲誌是台灣難得一見的，定位給年輕世代的一本文化雜誌。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免費索取，但是也提供訂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般講塗鴉，大部分的人都用社會學的角度去看。那麼心理學可以提供什麼層次的思考？這篇文章用有點學術又有點嬉遊的味道，帶大家進入潛意識的世界。感謝編輯的採用，還有茄苳樹窠judie姐的相片提供。當然，因為要讓大家多多支持大聲誌，這裡就只放一部份的段落摘要。不過有一張照片，在Kings Cross家附近的「Blair Lies」最近被拆了，貼上來以資紀念。

☉ 雖然拿精神分析來看藝術作品，老是被指摘是一種幻見，還是減少不了藝評家跟心理分析學者對於大量的文學、美術跟音樂作品的津津樂道。就連剛過一百五十週年冥誕的佛洛伊德也樂在其中。他對達文西畫作的品頭論足，如今仍然是藝術與心理兩個學門連結的指標之一。佛洛伊的病源說（pathography）斷言云︰「創作是神經症（neurosis，現今作官能症）的昇華」，這種說法很多人聽了大概會很不爽。榮格打頭陣起身反對，他認為心理學家跟美學的關係應該是相輔相成。後來的客體學派也有了自己的解釋。那我們到底可以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街頭塗鴉？既然精神分析是種歷史的訓練，何妨從塗鴉的歷史出發？ ...繼續閱讀

翁山蘇姬的消息，已經不止一次成為英國當地的頭條。成為英國頭條有幾個原因。首先，她是有使以來被軟禁最久的禁囚，二是她大學念的是牛津大學，三是她嫁給英國人。不過這就構成她的頭條價值嗎？其實是因為她一生對民主價值的護衛行動。她有千萬個理由到英國尋求庇護，但是她堅決留在緬甸。她的夫婿過世的時候，無法面見言別。以下這則信箋是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合寫的連署書，請廣大運用。

Free Aung San Suu Kyi，來自台灣NGO的共同聲明　連署書

無視國際民主社會的壓力與呼籲，緬甸獨裁軍政府決定延長軟禁民主鬥士翁山蘇姬女士，以箝制和打壓緬甸的民主與人權的發展！來自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以及走過政治民主黑暗期的台灣社會，身為國際民主社會的成員，我們關懷和支持緬甸地區的民主發展，我們共同發表聲明，除譴責緬甸獨裁軍政府打壓民主和人權發展之各項暴行之外，更呼籲緬甸政府立即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女士，以及其他目前仍然被監禁、迫害的民主人士，還給緬甸人民一個民主、自由及沒有恐懼的生活。

自從翁山蘇姬女士被軟禁以來，國際民主社會從未間斷的以各種方式救援這位可敬的民主、人權鬥士，其中包括外交及經濟制裁及抵制，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各項行動。而去年（2005年）6月19日，翁山蘇姬女士六十歲生日，許多國際性組織無不發起全球性串連行動，紛紛前往緬甸駐各國大使館或政府機關抗議並為翁山蘇姬女士祝壽，要求緬甸軍政府立即釋放翁山蘇姬女士，然而，由於緬甸在台灣並無任何官方機關，因此，台灣非政府組織以參與國際性連署及新聞稿的方式，參與在這項國際民主的行動之中，聲援緬甸的民主運動。

民主、人權是沒有國界的普世價值，尤其過去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同樣接受國際民主社會的聲援與協助，因此，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不會在這個促進國際民主發展的行動中缺席，因此，由台灣勞工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Free Aung San Su Kyi，來自台灣NGO的共同聲明」連署書，呼籲國際民主社會持續向對緬甸軍政府施壓，並要求立即釋放翁山蘇姬女士及其他緬甸民主人士，以及接受1990年大選挫敗的事實，無條件還政於民，還給緬甸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環境。

緬甸人民對於民主的渴望，走過政治民主黑暗期的台灣社會必能感同身受，而促進國際民主、人權的發展，更需要來自台灣社會的共同參與，我們會將這份連署聲明寄送給聯合會秘書長安南、歐洲議會及東南亞國協等國際性組織，共同為促進亞太地區的民主、人權發展而努力。 ...繼續閱讀

這次離開醫院以來，頭一次對一則健康相關新聞有那麼大的感觸。很想寫一大篇文章，偏偏剛交完報告，體力很虛。

人在北國，資訊只剩下網路了。偶然看到這個消息：「台北前進國際城市健康聯盟」是由台灣雀巢公司主辦，台北市政府和大安健康服務中心協辦的活動。即將在本月的21日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活力家庭家年華」。活動單位精心策劃要台北市民響應將台北大安區拱進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健康城市聯盟。

大安健康服務中心表示，大安區是一個「高度學習型社區」，過去的相關經驗已經成功打造復興南路「稀飯街新風貌」、「師大無菸街」等健康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加入聯盟之後，未來將可與世界各國健康城市交流、分享社區健康營造成果。不過為什麼只有大安區代表台北市參加競逐？這不也暴露出一直以來台北市執政的菁英心態？把看不見的掃一邊，於是台北市很少有垃圾桶，沒有便於機車騎行的車道，連要當城市聯盟的一員也是只有一個高級社區才能進去。 ...繼續閱讀

This dream was dreamt on a day when I was about to resign from hosptial in March.

SCENE I performance art

A "cousin" of mine was performing on stage with a group of dancers. This "cousin" actually doesn't exist. He is a son of my uncle, who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ian and a local celebrity before. But he served for KMT, the "evil" party. When the performance ended up, this "cousin" walked down from the stage and said hello to the son of KMT president. They went for a dinner, and invited me to go, too. I went. But I did not sit with them.

SCENE II restaurant

In the basement of the restaurant sat an old guy in grey suit, red cravat, (costume of Japanese gentleman in 1930's), holding a walking stick in his hand, dead. No one knew why he died there. There was music in the restaurant, with very vulgar lighting decorations (it looked really camp in a luxurious hotel restaurant). But the atmosphere was really warm. The dead scene of the old one was not really horrible, either. People said the the guy was a "somebody".

SCENE III coffee shop, Tainan

Tainan is my mother's birthplace. There appeared my mother's sister. A group of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dead man. They said that he was a general manager of a hotel next to the one he died in. The two hotels had partnership in the past. But for no reason they split up until one day, when they finally reconciled. However it was pity that he has been dead when people last time saw him. This piece of news then became a local gossip. ...繼續閱讀

It was in September, 2004, when students were returning to schools, and graduates facing another wave of joblessness in sleepless Taipei, the capital city of Taiwan. Out patient department became busy again that it wouldn't be closed until 11:30 PM. I was on my night shift. A young man came into the ward, for admission.

He looked descent, neat, tidy and courteous. After some social work-ups, we soon entered the history-collecting because it was so late that I might not be able to spend another 2 hours completing the whole diagnostic interview, chart writing and other paper works.

His name is John (of course not his real name), 23 y/o, single,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 Those who came with him were his parents, a general manager and a housewife. At home, he still has a younger sister, college studen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is small middle-class family was quite good, with a relatively harmonic intra-family atmosphere. John looked just normal. There was just a mild frown between his eyebrows.

I asked John's parents to leave us alone for a while. I just felt like interviewing alone with him for not more than 20 minutes and the I would be able to end up with that admission routine as soon as possible. John started to tell me about all his secrets in the mind. And then I realiz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finish it soon. There was something really wrong with him.


( Photo taken in Birmingham, Alabama, 2003. medic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I, ambitiously, did two months of neurology and addiction medicine, and even in AA/NA groups. Now I stay "clean" from clinical medicine.) ...繼續閱讀

離職後，出國前的日子，我成為一張音樂專輯的製作人，還有一介文字工。所從事的一切，似乎都是旁人認為「軌外」的活動。

很多人告訴我：你終於開始忠於自我了。將近一年的住院醫師並沒有當完，父親總是問我如果出國回來後重新從R1做起，會不會「太委屈」，就這麼斷然放棄臨床醫師的角色，會不會「太可惜」？我總是笑說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而也幸好，有件喜事能拿來搪塞：畢竟三個月的「PGY1」總算完成了。

每年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總是轉彎再轉彎，同我這屆的菜鳥醫師，必須參加為期三個月的「畢業後一班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1，簡稱叫做PGY訓練。工作雖然輕鬆，但是並不見得讓你自在。很多的章要蓋，很多的文書要寫，很多的上級要敷衍，很多的魚要摸。而我的「社區醫學訓練」在新竹。那個已經遠去的十一月天，曾經答應自己要在風裡開始苦讀國家考試，可是卻發現很懶得翻開考古題目。我知道有很多因素能夠造成這股延宕，包括那時還沒有到手的執照，縱然很多人已經幫我「開釋」了；包括正在匯稿的編書進度，但不是等稿等得心急，也不是因為打算去「策略性拖延」被交付的任務。我把許多精力放在員工宿舍樓下的錄影帶店，還有附近的清華大學。

騎著自行車進入號稱全國最綠的校園，一開始的確很難去適應校門內外那樣極端的差別，總然城裡整年有風。其實更應該說，很難相信自己還有重溫校園生活的一天。七年來的醫學院生涯，了不起只能算是技職教育。光是帶在身上的氣喘病，就有五百多篇臨床指引要背，這要你實習幾年都消化不完。執照也是考這些東西。而你怎麼實地去接觸病人，如何去理出臨床徵候、實驗數值之外，病人的照護、安置、家屬的要求、自己的妥協、面臨的倫理困境......在一個醫生的養成過程中，從滿腔的理想變成了枯燥無謂的技術理性。畢竟在醫學中心裡，你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認真思考。光是應付評鑑的文書處理就足夠要你的命了。

而我竟然趁著跟診的空檔跑到大學裡面聽演講。某天演講的主題，恰好是精神分析。雖然人在精神科服務，置身那樣的場域卻有點尷尬，好像自己應該是個旁觀者。偏偏又只有我有過臨床經驗，那種「此內行人」看「彼內行人」的滑稽感就更加明顯。在醫院裡，很少人鼓勵你往這裡頭鑽，因為冷門，因為「不科學」，因為沒有收益，因為「沒有用」。而在這大學的小小的圓桌會議室裡，文學院的教授跟學生們開始討論起精神分析的可詮釋性和不可詮釋性，他們懷疑學說本身，也懷疑它的臨床價值。依循著某種特定的「會議常規」發言，教授們先帶過一些「神像級」大老們的著作篇名，然後也提一遍自己所專長的學說，或是自己的研究，然後再文謅謅地批判起對方言詞裡的枝微末節。

提到德悉達和拉岡，教授們不免要拉高尾音，說成「de-rri--DAHH！」和「la-CANN！」遇到某些原文字，就不免要說，這個我想沒辦法翻譯，除非你去了解背後的意思：「Bedeutung，這個字有一種要說、被賦予意義的要求的意思，不過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昏昏欲睡的我一則承認自己沒有唸過那麼多書，二則懷疑的是，大夥真的在討論精神分析本身嗎？我有點心驚膽跳，因為想起自己痛下決定離開臨床，報考研究所前跟前輩的魚雁往返，高醫性研所的成老師在email裡面提醒我說：「你想走學術的路，如果是種對於臨床的逃避，那就錯了。」「在這裡，你休想要用裡條腿走路，除非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想到這，不免對討論室裡的氣氛感到一陣涼意。

儘管如此，騎著單車在久沒接觸的大學校園裡亂晃，的確感到自己是如此分裂而破落的。倒不是還在牢騷工作跟自己的期待的落差，不是抱怨當醫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初衷。演講者的振臂一呼，似乎帶來了那麼點亮光。他說：「中文世界的精神分析，就快要誕生了。」嘿，這也絕對不是說我們的精神分析學會要在年底成立的意思喔。西方的精神醫學界有這樣戲謔的場景：每年學會召開的時候，一群人穿著白衣，一群人士穿西裝戴高帽的。這樣的情景會不會出現在我們台灣？如果你心裡模擬這種畫面，一定是很好笑的。你會說：「這是東方啊！」

焦慮是絕對存在的，而我不知道這樣的焦慮經不經得起分析。一個月在風城，大部分時間除了耗在跟同事的飯局酒局，除了在煩惱執照的考試要從何時念起，其實剩下的時間也沒看什麼書，倒是看了不少DVD。那陣子，吳乙峰的地震啟示錄《生命》躍上了台北院線，好萊塢在一堆東方片頻頻得獎之後獨尊東西交雜─抑或雜交？─的混搭美學，不過湯姆克魯斯拙扮末代武士，還是比不上慧黠犀利的烏瑪舒曼。我則在出租店裡邂逅了蘇菲亞柯波拉的《愛情，不用翻譯》。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