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住夏都∥Summertown-有時寫詩

一場褪色的夢

Tue, 17 Oct 2006 03:47:35 +0800

記得那是個暖洋洋的午后。上大度山去找詩人江醫師，那是三月十八日。在中港路上，遍地的木棉花就像是為一個新臨的國度鋪成的紅毯。還因此寫了一首詩，放在詩集裡面。詩句裡，寫了水庫、核四，還有國安捐。只是現在，這些都是不太有人理會的話題了。

有時候很難跟人啟齒。當他們問起：你挺扁還是倒扁？的時候，或許應該從頭講一遍自己曾經有過的參與。「是的，我去助選過。」兩千年大選，我參加了「中扁連」，負責文宣。從此，我是成為「扁迷」、「你們扁迷」和「你們民進黨」、「你們泛綠的」。

我該怎麼說，在那個組織裡，除了有淚有笑，也有一些不堪入耳或入目的現實。有些同伴清楚地表明，他們進來這個組織，就是為了以後的宦途。有人扶搖直上，有人含淚離開，但這些，都在一個晚上的的彩紙飛揚裡消失。

想起那時候，在基督信仰萌芽的階段，忐忑地去睡北港朝天宮，只為了「良心拼黑金、換黨救雲林」。那時候，組織人牆擋記者，護衛四個前黨主席。那時候，排練晚會的聲勢，排隊形，當標兵。喊到「李OO」，我就要舉手。李OO是來自雲林的立委。後來他選台北市長，選輸。最後一次聽到他講話，是在一個大學的畢業典禮，無聊兼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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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紅】Noli與Bono

Sun, 08 Oct 2006 00:28:12 +0800

繼上次比過野火陳永龍跟獨立導演Zach Braff的綠色花襯衫之後，超級比一比又推出Noli桑跟Bono桑。

Noli桑的確蒼老許多，不過這身紅一跟墨鏡大概是台灣現在最主流的造型。「群體心態」的產生，二十世紀初寫《群眾》的法國社會學家Le Bon就提出了幾個要素，不是只有領導的登高一呼就可以。所以Noli的這個造型還不是最經典的，張大魯這邊有拍到一副可以跟Bono媲美的紅眼鏡，比Le Bon講的「感染性」段數還要高，因為這副眼鏡戴上了之後，全國老老少少全部變成紅的，不需要群眾的感染，只要自我催眠就好。

Bono的紅眼鏡在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的時候，被拿走了沒還（有人和成了這張照片，概除了耍寶還幫他復仇）。雖然Bono推紅色商品雖然也是不遺餘力，但是好像沒有那麼奏效。其實原因很簡單，一、不是人人戴起紅眼鏡都跟他一樣帥。二、要買這些紅色商品，可能要對非洲愛滋議題的關注多下點工夫。三、支持這個紅色運動的公司相當程度上都受過環保團體的關切，有了人道，賠了山水，這樣的慈善運動勢必存在爭議。

不知道他們的雷同孰先孰後？但是這似乎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兩匹人馬大概不太會互相關切。只是如果我買了一件GAP的對抗愛滋T-shirt到台北街頭穿，大概會有很多人對我微笑，如此罷了。

「伊娘—總是要活下去」給老詩人

Sun, 13 Nov 2005 00:26:36 +0800

四點，天就快黑了。氣溫一下子降得很低，路上不太有人，商店也都關了，只有在霧裡的路燈朦朧亮著。對，離家也很遠了。

入夜以後，學生聚集在酒吧裡看足球賽，牛飲，吆喝。不像彰化的店仔頭，無人喝拳，無人唱歌，沒有晃來晃去的布袋戲尪仔。老師，每次去溪洲，都想要問您那間店仔頭到底是在哪裡，但是每次也總是忘記。總是約在那間也賣園藝的咖啡簡餐店，您開始對我們耳提面命。吃飽，就驅車到圳寮的三合院，到木棚子底下泡茶。有時候氣氛很慷慨，有時候只是安安靜靜。而我大多時刻是默不作聲的，把寫好的東西交給您，聽訓。

第一次見到您是七年前，跟著高醫的社團去拜訪您。您帶我們去看八堡圳。不知談到什麼水源政策，您氣憤地說：「這呢夭壽！」遠離那二十年教化的鄉音突然充溢耳際，那莫名的親切感油然而生。然後我們到您任教的溪州國中，坐在教室裡，驚奇自己的腳已經擺不進那矮窄的木桌，那時您的小兒子志寧趕來，您說：「來跟大哥大姊打招呼！」那時的您，不是詩人，只是父親。

回想起來，我們甚少聊及文學。我們總是聊農作、植栽、城鄉，還有政治。最近，又多了「飼孫」。不過對您而言，這些才是真正的文學。遠離城市的虛虛華華，那些精刮的修辭和伶俐的快語，一則我們聽不習慣，二則離我們的生活世界太過遙遠。在草地上，木棚下的椅條頂，我們起義的地方，許多的點子在那裡浮現。 (繼續閱讀...)

不須停止沸騰

Sat, 22 Oct 2005 05:03:03 +0800

Bichhin，晚安！（你那裡，應該是早安了）

如何才能貼近原鄉呢？這個永無止境的辯論，在我身到異國的時候更覺分外強烈。有時候只要一首不常不怎麼聽，在雨天的清晨突然從唱機裡放出來的台語歌，都能淚流滿面。而讀你的網路日誌成為一種習慣。看你在網路上爬梳的文字，那樣花工夫寫出來的東西，不只是量，是質，更是內心。而我總是不加入討論，總只是靜靜地旁觀。

說起來相當慚愧，在長老教會這些年來，雖然用台語聽道、唱詩，習得的台文能力仍然僅止於簡單的聖經章節，而沒能夠深化到生活實踐。在你不久之前發表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你引了羅曼．羅蘭說的：「寫這些單調歲月的平靜史詩吧，一切都那麼相同又那麼相異......你寫得越樸素越好......你是向大眾說話，得運用大眾的語言。字眼無所謂雅俗，只有把你的意思說得準不準確。」當作開頭，決心用母語當成你書寫工具的主力。

你知道嗎？我也曾經那麼同仇敵愾。六年前了，在助選的時候，跟著一群少年仔組成的連隊南北征討，在雲林崙背的海清宮前那一夜，一個在主題樂園當清潔公的阿伯，那樣地感動過我，他說他也想跟我們一樣讀大學，但是讀到大學如果還不認識家鄉那是多麼可悲！後來有個朋友的媽媽，高姿態地跟我說：「你們民進黨為什麼都要講那麼粗魯沒水準的語言？」她的話裡至少有兩個誤謬，第一，我不是民進黨，第二，我的母語為什麼那麼無端被侮辱？我一氣結，拿起生硬的台語跟她「曉以大義」。後來也用同樣生硬的方式在地下電台發聲。六年了，雖然我也用台語演講過，也寫過那麼幾首短詩。這語言依然在吞吐之間，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我終究是放棄用台語寫詩了。是有過那麼幾首，在我鹵莽出版的詩集裡面，現在實在是不敢拿出來念，因為我知道一念，絕對被挑三揀四。但我讀你的詩，我在你的詩裡面找到一種韻，更是旋律。於是我還沒有辦法真正用台文書寫之前，先拿你的詩來寫歌了。我不敢說這是一種合作默契與否，但至少感覺是在的，再怎樣也不能抿除。至於用台文書寫是不是得是一種堅持？保羅．策蘭說：「我不相信有所謂的雙語創作，我的詩註定為獨特的母語而寫。」但他的一生走得相當孤寂。你也體會到了吧，你說當你一貼出通篇都是台語的文章的時候，就要有孤單的心理準備。我是怯懦的吧，因為知道自己總是不甘寂寞。 (繼續閱讀...)

髒

Wed, 19 Oct 2005 03:44:00 +0800

「髒死了！」一群朋友愛這樣說。

聊天打屁的時候，這句話還真的滿好用的。當然不見得是有形的髒，也有可能是抽象的、很形而上的髒。

在每個語言裡面的髒，都有一些泛指的事物。像是dirty job（不良勾當）、dirty hand（污錢），這些辭彙，其實不太虛要翻譯你就可以知道講的是什麼。翻過來翻過去，指的就是那些東西。

然後，電視台灌票，你可以說它們髒；有人覺得兩顆子彈是自導自演，所以民進黨很髒；上個月跟朋友路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看到蔣渭水的肖像被他們那去強行詮釋、做廣告，我跟朋友也不約而同脫口而出：「髒！」

小華考試考第一名，你可以說他髒；小明中了公益彩券，也很髒；小花把家裡重新裝潢過，還打掃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也是髒。說穿了，這些都只是羨慕、忌妒。而當朋友們把這個字更廣泛地用在各種情境，變成各種不同投射，包括「夭壽」啦、「機車」啦、「X」啦都可以藉代的統一符號，「髒」這個字，變成只有一群死黨才能瞬間會心的共同語言。

髒這個字（或謂語言單位）於是開始有了它特殊的文化、類政治意涵。你可以說，這很像是Foucault說的discourse。

前幾天到鎮上逛書店，看到了一本書，蒐集了全英國100個非常有「特色」的地名，絕大部份是路標。有些真的屌到令人噴飯，像是「Butt Hole Place」、「Little Bushy Lane」等，根本就「髒死了」，可是我們優雅的英國人，把這本書叫做：「Rude Britain」，原來這些一點都不是髒，而是「粗魯」罷了。

英國人真髒，不是嗎？

尋常之歌

Mon, 25 Jul 2005 10:18:05 +0800

Jean Charles de Menezes，27歲，巴西倫敦警方槍下的犧牲者。死前被懷疑涉及七月廿一日第二次地鐵爆炸案，後來證實根本無關。倫敦警方堅稱當天的追捕行動不是沒有必要的舉動；事件發生過後，開槍的警察將繳回配槍但不會遭到停職。倫敦市長認為，這起人間悲劇是對抗恐怖主義的代價。首相布萊爾則表示，警察對自殺炸彈客射擊頭部令其斃命的「格殺勿論」政策，不會因錯殺事件而改變。

直到槍響
炸開的頭顱化成一朵弔唁的花
否則我們都太過平凡

和往常一樣
撘上公車
步往地鐵

生活，不都是這樣過的嗎？
偶爾牢騷一下工錢
嘆一下伸張不足的公權力
擔心一下人家說的恐怖主義

在這種精英聚集的地方
寧可相信世界的乾淨無比
我們可懂得苦中作樂
但是終究

跑得不夠快
比起城市裡流竄的恨
儘管夜色來臨時
我們的膚色如此接近

直到枉死
枯燥的生命才成為一首澎湃的詩
否則我們都太過平凡

專業詩人?

Wed, 02 Mar 2005 00:53:30 +0800

從何時開始駝起詩人這張名片，沒有確切的時間點。

或者，你應該這樣說：出版的詩人。但那意義到底有多大，我抱著懷疑的態度。

大學時，跟幾個同學到英國自助旅行，行經愛丁堡，正是一年一度的國際藝術節。那時，來自英國各地的表演團體，進駐城市任何一個閒置的空間。其中一齣大學生做出來的小型音樂劇，音樂不是他們自己寫的，可是表演的方式逗趣活潑，簡直媲美專業，你只要有給入場費，就可以換得一杯酒。我不知道當時的興奮是因為酒精還是表演本身。

我記得他們的節目單上，每個人的介紹都洋洋灑灑。其中一個寫著：我們當中唯一的「出版詩人」。

這個意思，應當是其他的人也寫詩囉？然而，想必出版的詩人在他們的定義裡，也攜帶著某種神聖意涵吧。

那幾個跟自己年紀相仿的學生的表現，著時激勵了回到台灣以後的我，在剩餘的大學日子裡進行某種程度的瘋狂，從地下電台到造勢場合，從小品的投稿到刊物的編寫。高醫的阿米巴詩社對我的影響至深，並不在於他們對修辭的磨練或要求。那是一個很奇特的社團，原本只有一小撮人，卻每每能夠匯聚那麼龐大的能量，活動遍及文學、社會研究乃至於生態關懷。

短短兩年間，出版了兩本詩集之餘，阿米巴的成員在各種不同的領域都更各自擁有不小的發揮和成就。相對於偶爾爲一些活動寫個起草，或是寫文宣、寫歌，多數時間幾乎都是閉門造車的我，若真的對社會有所參與，其實是相當「個體戶」的。但我卻是他們當中唯一的「出版詩人」。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