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最近去看了崔愫欣的《貢寮，你好嗎》，頗多感觸；勞動節又要到了，想起那一段巴黎的旅行。那就來一篇舊文新貼吧。)

室友帶來一瓶Vodka和一瓶Lime。我想起在紐倫堡的那晚。

青年旅社是古堡改建的，進城後，必須穿過整座市區，然後才是上坡。古堡就蓋在山上，背著同行女同學的行李，要費上好些力氣才能「達陣」。上樓，推開窗可以看見城外的近郊，讓希特勒終於敗陣下來的紐倫堡大審法庭就在那裡，但我依然眺望不到。不遠處是中古世紀的扮裝秀，騎馬的武士、小丑，讓東西德合併後的難民潮稍稍舒緩。即便如此，我還是比較喜歡吃土耳其人做的沙威瑪。這些中亞移民雖然被德國政府處處阻擋，但是他們二十四小時打拼的精神和頗具份量的小吃，時刻招引飢腸轆轆的我。

某夜，住隔壁房的俄國青年來還電湯匙，一身古銅精實的Piter要我到他的宿舍去。一進房門，酒瓶一支支列隊排開，其他五個來自聖彼得堡的小夥子就站在後面。迎面端來一杯Vodka，他們要我整杯灌下去：「你就不要呼吸，如果覺得嗆就抓旁邊的果汁配！」我就這樣被連莊了五杯，一邊喝還一邊呼著我聽不懂的口號。他們說那是他們歡迎新朋友的方式。後來，真的不太記得聊些什麼，只記得他們是由老師帶隊，去參觀西門子公司的大學生。他們學的是核能，卻一點也不擔心車諾堡事件的重演，沒辦法，國家教育就是這樣子，我說：「跟十年前的台灣一樣，每回遠足總是全校一起去恆春核三廠聽取卡通簡報。」他說：「你不懂，核能發電是很安全的！」他一面說著，眼裡閃爍著你難以質疑的志氣─也是稚氣─接著便是一些家鄉吧、未來吧什麼的，然後我吋屢維艱地去沖澡。

後來Piter還寫信告訴我，他住的地方剛剛有網路可以用，「每天早上在媽媽做沙拉的時候我可以上一下網」，「現在我可以寫Email給你了，希望我們保持聯絡，改天德國再見。還有，我開始練大肌肉了，下次秀給你看！」，「還有，你記得Parvo嗎？他已經結婚了。」記憶裡那個只會講笑話的男生，如今是一家之主了。對他的印象，只有他一副搞神秘的樣子，要我猜他手裡握的是什麼東西？我答錯了，他拳頭裡的是日本製的洗衣機。那是俄羅斯氏的笑話，帶點諷刺，更帶點民族自嘲。這些樂天的大男生，共通點就是相信政府給他們的教育，服膺政府的能源政策。對此，我沒有跟他們多說什麼。

在浪跡的路程中，又陸續碰過一缸子有趣的人。像是誓言不讀大學的荷蘭高中生。他們詫異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高中生，人人非升學不可，為什麼不打算去管理牧場？像是在酒吧剛被女友拋棄的韓國佬，他跟我一樣，寧願在惚恍裡過一個下午，也不願去新天鵝堡跟萬頭鑽動的日本遊客人擠人，於是幫朋友們安排好行程，就浸在酒精跟菸味裡互相安慰。還有到處都遇得見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他們被迫害，他們控訴江澤民，他們都不再是「共匪」了。雖然很厭惡刺耳的京片子，但那時我卻選擇跟他們站同一個陣線。

還有幾次更奇特的經驗。在劍橋，碰到寫《時間簡史》的史蒂芬‧霍金博士。他跟我們說的唯一句話，是：「請快一點！」想必他厭煩了這些想要跟他合照的人。在愛丁堡，遇到蘇格蘭的螢幕英雄史恩‧康納萊。在萊比錫，碰到德國基督教民主黨(CHD)的活動，那時他們在舉辦演講紀念柏林圍牆的倒塌。他們強調自由的重要，他們在路邊分送小石頭跟玫瑰花。我跟他們要了花，黨魁卻主動跑來跟我握手。當地的記者還湊過來拍了幾張照片，好像這個黃皮膚的外國人認同他們黨的保守一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地方小報，但是同時刻，來自中亞的難民在我們身後，也舉著牌子宣告：「禁止移民政策，是另外一堵柏林圍牆」。我想他們應該比我重要，只是記者的鏡頭卻寧願去忽視他們。

然後我確定自己真的上過國外的電視台。那是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隔天。我正在阿拉巴馬伯明罕分校實習，一下班就趕到城裡最熱鬧的Five Point South，那裡集結了一群反戰人士。熱情的戲劇系學生Joseph馬上遞過來一則和平標語，我於是站到他們的陣線裡頭。ABC的記者問我為什麼也支持那樣的活動。我說我反對任何形式的屠殺。那時剛巧有輛跑車呼嘯而過，裡面戴墨鏡的光頭佬向我們豎起中指，大罵Fuck。我比較希望ABC有錄到這樣一幕。因為在實習的醫院裡，多數人跟我說的是：「伊拉克是邪惡的，戰爭是必須的。」在那樣的氛圍裡，我質疑自己身為一個醫療者的意義。

最令人感覺惺惺相惜的，是分別遇見的魁北克人和印度人。他們了解我來自的國家，在統獨之間擺盪的情牽。魁北克人他們大部分生活都還過得不錯，所以只要我們互相同理，我也就覺得夠了。反而在湖區遇見的印度夫婦，他們聽我用泡水鋼琴彈的台灣民謠，感動不已。我們一直互相通信直到我的硬碟壞了，丟了他們的Email地址才停止。兩年內，台灣遭逢九二一地震的時候，他們寫信過來問安；一年後印度和伊朗邊境發生的大地震，也剛巧在他們居住的小城。有時候我仍很易感地嘆息這兩個追求獨立自由的國家，命運哪堪這般多舛。後來，我去了亞特蘭大，金恩博士的故居。在那裡，聖雄甘地比耶穌還要來得有意義的地方，我想起了那對夫婦黝黑而祥和的容顏。

漂泊，蕭伯納說直到你遇到適合的伴侶之前，不會結束，除非你此時此刻在適合與你發生深層關係的千萬人之間已經選擇了一段堅定的信賴關係。我很奇怪這麼風趣又兼風流的大文豪，怎麼會出現這麼司托葛的見解。那是一個涼爽的夜晚，在奢華的摩納哥遇見了一位甜美的越南少女。同行的朋友進賭場試手氣去了，我於是和她坐在在豪華飯店前的噴水池前，看著一輛輛加長禮車停了又開，時尚男女來來往往。她穿著輕便的褲裝，頭髮挽起來綁著村姑一般的花巾。她說她家人在越戰的時候逃到澳洲去，從此在那裡落地生根。她操著一口澳洲英文，有逛不累的體力和腳程、永遠吃不飽的胃口，和率真。她說：「我最討厭那些對象模糊的人，他們搞不清楚自己愛的是什麼人。」似乎在提醒我什麼。許多細真的忘了，但在巴黎的巴士底獄站，她主動地索了一吻。這一吻，臉貼臉，很西方，一點都不越南。這一別，也從此不再相見了。

這些旅途中碰見的偶然，漸漸成為生命裡一連串的必然之後，對於生活上的一些起起落落，也變得坦率起來。雖然人總得回家，卻在台北，才真的讓人感到「身首異地」。這一切讓你覺得不自在的，不是只有步調而已。前幾天重陽節，不期然遇見來自美國的朋友。他們先是奇怪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節日。我稍微解釋了一下，順便提醒他們隔天是我自己的生日。然後他們會很驚喜地道起生日快樂。然後呢？然後呢隔天呢？我有點挑釁地問，激進回教徒會慶祝的日子啊！九一一嘛！他們則馬上板起「這一點也不幽默」的臉孔，打量時刻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我。我只是為這個世界上那多的「所意」，提供一點不同的「能意」罷了。

而我比較想念去年的五月一日，在巴黎舊市區的路邊賣五月花的小女孩。那天是一年一度的勞工大遊行。我不會法語，但也不願意免俗。那小女孩把白色小花遞給我的同時，心滿意足地回頭，朝她的媽媽笑了笑。那滿足的一笑，多美的畫面，向資本社會控訴的力量甚或強於大道上的鑼鼓喧闐，國際歌的餘音漫天......

這些巧合的遭遇，他們就像一株株在風中昂然孤挺的花，兀自搖曳、芬芳，吐露自己的身世。而我一直往一個不確定的遠方踏尋，也許，我將這般頭也不回地揚長。也許，我會因為路旁的林林總總，突然改變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