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住夏都∥Summertown

沒有這樣卯起來寫作，確實也有一段時間了。

三月，百花齊放的季節。某夜，跟友人到他讀了七年的台大逛了一圈。他說三月的杜鵑花早就已經盛開了，但是今年沒有。十幾年來在台灣已經不大出現的三月寒流，依然厚重地佔據著台北盆地。許多活動依然進行著，包括台大的杜鵑花節。不過那樣的氣氛著實令人詫異。

在雜誌上，我讀到了阿才，也讀到了朋友的名字，因她曾到他家借宿。在工作裡，因著一位個案，必須與教戲的老師聯絡，她是阿才的老友。雜誌還選了他的一篇就醫經驗刊出。買了他的書，一本三百多頁沉甸甸的著作，《奇怪的溫度》。種種因素，我巴不得把那本據說只是他創作的十分之一厚度的書快速讀過。不知道是臨床業務繁忙，還是我腦筋動不了那麼快，有些文字的確令人難以下嚥，我發現我必須一再地跳過某些章節。

「已經很久沒有吃飯了，可是沒有飢餓的感覺。」
「到晚上，我幾乎已經忘記下午的事。一個新的景象吸引了我，排演完窗外、有雨的暗天、黃昏將夜未夜時，整個天的顏色、數的波動及雨的斜度，我以為看見了，消失的、屬於古老年代某種秋天的感覺，而這時節是四月。」
還有呢？你會覺得自己的反應突然變好快，會覺得自己突然變得聰明，經歷充沛不需要睡覺，想要去花大錢，開始比平日擁有更多計畫嗎？我心中開始盤旋著這些問句。

「大家要我放鬆、再放鬆，但就像入了乩迷狀態，只要抖動還在，終又要將整個人挑起來，像乩童一樣，跳將起來。」
「夜臥床，整夜不曾闔眼......有很多東西在我周圍閃動，還有聲音，在牆上、天花板、窗子和空氣中。」才讀過幾句話，我就幾乎想要斷定他的精神狀態。但是阿才選擇暴露自己的病情：躁鬱症。

這樣的筆記其實在病房裡並不少見。那樣的閱讀經驗，除了造成相當程度的感官刺激，更巨細靡遺地提供了臨床業務上的診斷線索。而我不得不承認有時候，那些荒誕誇張的筆記或是對自我的形容，是有些「笑」果的。某次，一個婦人告訴我，她是維也納音樂院畢業的，隔天她說是東吳音樂系，後來是某某教會音樂系，當她最後告訴我，她只是很想到隔壁的教堂去學彈奏管風琴的時候，我知道她可以出院了。

阿才到底是不是躁鬱症患者？沒有見過他，我不敢說。有醫師說是，我也不一定會這樣診斷他，但他自己說是。只不過令人遺憾的，阿才早已經在2003年八月，在台東都蘭投海。失蹤的當天清晨，磯釣客發現了石塊上的背包，背包裡有一張為都蘭鼻生態請命的影印文章、一張大頭照。被認定死亡之後，他的身體沒有再回到岸邊。有人說他殉海，有人說他死諫。而我要如何看待這一場死亡？一場發生在我身邊，一則輪番上演，事實上不足意外的，一樁躁鬱患者的死亡？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如此特出，那麼阿才在大海裡的演出又算什麼？

在最後選擇消失的人群中間，阿才和一群有類似特質的人們一樣，是不介意在大庭廣眾間自剖的。這樣的人寫「鬱」，細膩非常，刻畫在他身邊凝窒的時間，也讓人悶得像溺水一般；這樣的人寫「躁」，長篇大論自然不是難事，有時候雖然怪誕荒唐，但是說起教來卻也鞭辟入裡。尤其當他數落醫療的時候，那股冷氣實在叫人不趕逼近。

我不知道自己該持什麼樣的立場去寫他，特別是當他指名道姓地說出自己就醫的醫院，竟然是自己服務的處所時。但是我的筆停不下來，也許是半年前，好友也因為情感疾患自殺的緣故；也許太多身邊的人，時刻與死亡過度接近；也許自己曾經也被「診斷」出雙極症的關係。一樣，閱讀，有太多的因為；寫作，也有太多的所以然。

舉凡劇本、散文、極短篇和一則則的生活提案，對於他創作的多樣、數量和質地的豐富，捧在手裡讀，其實是有一點令人忌妒的。我羨慕他的放得開，他踩踏土地的氣力、跟人交遊的紮實，還有觀覽眾物的角度。我想起當年曾經被質問的，而我現在用同樣的方式質問人的：「你享不享受那種停不下來的靈感？」

「有時我很納悶，當年如果沒有去看精神科，如果醫生沒有給我一個躁鬱症的精神疾病名稱，如果我不接受這樣的診斷結果，那，是不是我就與這病沒有瓜葛，就如同社會上許多罹患此症而不自知或不願接受事實的人們，苦歸苦，日子照過，工作照做。」我也納悶，曾經給過來急診求醫那些蹦蹦跳跳的魂魄們什麼樣簡單輕率的診斷？更甚，我希望他們如何「健康」？如何照我們所定義的身心平靜去活一個平淡無奇，毫無創造力的生命？

阿才對自己說：「你多愛人家當你精神病啊！」當然我可以用很分析式的口吻去數落他的自戀。不過我一旦開始「數落」，分析便不再成立，我落入了認知行為學派的圈套。面對這樣把痛苦盡往自己身上攬的人，我應當表明，自戀是有的，但沒關係，因為你享受，因為你覺得釋放，因為自大的你可以藉此獲致受虐的快感，因為......。沒有所以。

醫療對於人的身體，本來就是一場儀式化的規訓；生病求醫，本來是一道很自然的公式。阿才用他的身體，抗議並顛覆了我們普通遵守的價值。只是我們所未能設想的，是最後他所選用的形式，竟是死亡。不過我們憑什麼去限制一個人對於生死前路的欲求？病房裡，一個去法國學精神分析的醫師問我：「如果我不預備為病人做些什麼，或者不期望他改變什麼，你會不會因此感到不習慣？」她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們在每一個病患身上都設置套餐，包括一套行為約定的場域。

「死去」的阿才在海裡，是平靜自在的嗎？還沒下片的電影《點燃生命之海》討論的是令人不耐的「經典醫學倫理」課題，但是手法令人驚艷。開場是一面窗，然後是一幀風景、幾句話：「想像你眼前展開了一面電影螢幕，想像螢幕上是你最喜歡的地方，全神貫注地呼吸，讓你全身放鬆，心平氣和，繼續下去，恣意地吸氣和吐氣，吸氣和吐氣，你到了那個地方，仔細觀察細節，顏色，特徵，光線，溫度，感覺一下溫度，讓寧靜的景象在你面前顯露，平靜的情緒是無窮盡的......」

面對死亡的我們，除了哀慟，難道沒有狂歡的餘地？2005年三月，出版社和阿才的朋友們為他辦了一場「奇怪的溫度祭」，用展覽、用座談、用輪番上陣的表演。我也想起一個歐洲的朋友，為一位因愛滋死亡的老友辦的惜別會，在摩洛哥的大宅院，有美食，有音樂，有詩歌。海對於阿才，或許才是真正的歸宿。台灣導演湯湘竹拍的《海有多深》，鏡頭下的達悟男子馬目諾不就是每天像魚一般潛入海底，才治療了他的中風嗎？

然而多數時刻，我們對海竟然是恐懼，甚至是狎侮的。核廢料棄置、垃圾海拋，台灣人對海的對待是殘酷的。我竟相信阿才在浪裡的演出，的確是一場死諫。有時候，當我們在零碎和庸碌裡為布爾喬亞賣命，用科技為名對大自然進行奴役，對生態的和人性的污染習以為常，當我們在舒適裡不再尋求全新的需求和盼望，也許會跳出來講句警世箴言的，只有像阿才一般的俠客，一個扮丑的弄臣才做得到。

阿才的瘋癲，難道不是理性的嗎？仔細地讀著他的畢業論文《第一種身體行動：一個泛劇場活動個案研究》，你會發現他的死，除了經濟拮据，除了憂鬱，除了心死，難道沒有對於土地、對於大海，他那蠢動在心中的責任倫理的實踐？「終有一天，我必將回到大海作一場生命告白演出。」他在《天佑都蘭鼻》裡這樣預告著，然後投向遠方的大海、風和八月的旱雷，跟大自然中騷動的訊息做了真正的接軌。

對於瘋癲，對於躁狂，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做下結論。但是對於阿才，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定義這樣一個「病人」。悲傷作為一種時髦、一種夢幻的自戀；犧牲作為眾志的成城；或許文明社會的本身，才是「失常」的始作俑者。阿才只是一個生錯時代的人。就像他在《我決定和他說話》裡所形容的那個經驗，跟一個他打量了頗久的陌生人聊起伍迪艾倫，那個人冷冷地說：「他很好笑。」我相信那個用熱臉去貼人冷屁股的「溫度」是很奇怪的。但是阿才卻又寧願感覺那種「奇異、溫柔的光采」。這樣的阿才，到底是樂觀還是悲觀的呢？

在值班的夜裡，我讀完了奇怪的溫度後面那幾夜告別書，淚水直流。很少在讀完一本書，我會闔起頁面，捧著那厚重長方體，在稜線上來回撫蹭，發呆。時間如此倥傯，白天，處理了前天晚上吞藥尋短的三個婦人，苦勸她們的親人讓她們留在醫院；夜晚，我等待著另一批厭世者的來到。而讀阿才遺作的夜晚，是凝滯的。

離開了瘋狂寫詩的日子，我已經收回點金棒，鑽研的是瘋狂之外的「偉大智慧」，精神醫學。也許我從事的也只是一個「泛劇場」，每天制式的勞動也只是戲劇表演的規則，而當我的演技純熟到一個地步，足以成為榜樣作用的實踐者，我便是一個人們所認可的精神科醫師。唉，多少樣板不就是這樣來的？

對，沒有這樣卯起來寫作，確實也有一段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