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那你那張執照……」每次通完電話，阿爸最關心的好像是那張我考起來就沒有再用的醫師執照。依照規定，這張執照如果六年沒有更新，就等於廢紙一張。而我在電話的這頭，總是給不出什麼理由，不回去好好賺錢，簡單度日。

大學六年級，在麻醉科實習的前一個晚上，突來的窒息感讓我不知所挫。撐過了兩個星期，轉往內科，狀況持續低落已經影響了工作，我告訴自己：「去找醫生。」醫生給了我一個病名：「雙極症第二型。」原因除了我當時的「憂鬱」之外，還有我平時的創作。我寫詩，寫歌，也寫報紙論壇，這些「輕躁」的活動成了我的把柄。後來我在應徵該院醫師時，主動報告了這則往事，醫院便悄悄對我掩上了門。

但是我很幸運，還是有醫院讓我去工作。擔任住院醫師的頭一年，我大開眼界，不只是因為接觸了各式各樣的病患，更目擊了醫院琳琅滿目的人為操作模式。這時直說醫院違反倫理或是醫院墮落，其實不太公平，因為深知現實的不可撼動。到底什麼是倫理？在這個司托葛式的社會裡也尚待解釋。我知道七年職校式的醫學教育給我的並不夠。於是放下了聽診器，來了英倫。

攻讀人文，並非因為對科學，或是所謂科學發生的場域幻滅。選擇心理分析理論，有好幾個原因。一是對效用主義的精神科氣氛的反動；二其實是自己不懂得學術，而選擇了一個沒有學術方法的科目。心理分析在歐洲雖然已經是百年老店，卻仍是一個還沒有建制化的學科（也許因為Essex學風自由，才願意大方給學位吧？）。作為一種治療技藝，或單純理論，或Popper所指稱的「偽科學」，我擁有很大的自由度。期間，我以傳譯者的角度分析了現代街頭塗鴉。部份的成果也將拿到2007年的APCS年會上發表。後來我用社會科學的方式，檢視了創傷在某一個案上的適用性，那成了我決定就此封存的碩論。

雖然Essex的社會學訓練相當紮實，但從自己做出的結論理，我明白社會學所關心的「對不對」、「好不好」、「適不適合」，絕非我企圖書寫創傷的門徑，比較文學借用醫學的經典，Cathy Caruth的創傷理論，其實也是大有問題。那時候的困頓，如人飲水。十月底，台史所的吳叡人老師來訪。牛肉麵加上啤酒，賓主盡歡，但是他的一句話，卻讓我思索很久：「你不是要當藝術家嗎？確定要走學術？」

我決定還是繼續學術的夢。到底，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藝術家啊！想起出國前的夏天在台大迴廊咖啡的演唱會，在台上的夥伴美親在寫日治時期的台文小說，南宏在寫同時期的警察制度。而我依然只是個弄臣（台灣文學的弄臣？意識形態的弄臣？）。去年冬天，跟指導教授發生了理念上的摩擦，求去的同時，我才知道必須要透徹的，原來是歷史，而且是跟自己有關連的歷史！即將開始書寫的主題很特別，從精神醫學史出發，簡單來講：「屬於台灣人的創傷」，是疾病，也是隱喻（或者比隱喻更多）；是醫學，也近乎是文學。我亟欲記錄的是一段被遺忘的、不可言說的，被延後「診斷」的歷史。對曾經是臨床工作者的我而言。這段歷史不僅僅是詮釋的，更是見證的。

我不再大張旗鼓，高分貝撻伐我所認為的錯誤。我的詩如此，音樂如此，部落格也如此。而也不再護衛那些自己認為是正義的城池。歷史給我的，是突破一切的框架跟假設，讓我能夠自由地述說一則故事。歷史也給我一個機會，能夠對自己身處的空間，做出一個更完整的反省。歷史讓我能對電話那頭的父親訴說自己的「叛逃」：知識分子是在台灣，醫學院畢業之後就能立即獲得的頭銜。不過就好比桑塔格批判的：「知識分子在十九跟二十世紀，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的種種卑鄙的思想。」社會學家駱明正巧妙地借用「無國界醫師」一詞，描述台灣醫界是「疆界裡」的養成。而我要從此處脫開腳鏈。

逐漸，我會失去詩的語言，也不再錙銖於行文的風格。就好像病歷寫作，我已經不必再SOAPSOAP地寫了。但我依然擁有詩的關照。因為曾經寫詩，讓我依然清楚詩的責任、詩的想像，跟詩所無法脫離的現實。兩年了，我學習到的是不再急於發表意見，從Colne River下游搬到Thames中游的倫敦，如今即將前往安靜的泰晤士上游河畔，牛津。

在那裡，我將成為一介船伕， 學習如何放下曾經讓自己豁免於天寒地凍的暖爐、矛與盾，還有曾經標舉的旗桿。在那裡，我將拾起長篙，往更上游，在時間的最靜謐處，沒有鐘擺，沒有刻度也沒有指針行走的地方，細聲投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