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離職後，出國前的日子，我成為一張音樂專輯的製作人，還有一介文字工。所從事的一切，似乎都是旁人認為「軌外」的活動。

很多人告訴我：你終於開始忠於自我了。將近一年的住院醫師並沒有當完，父親總是問我如果出國回來後重新從R1做起，會不會「太委屈」，就這麼斷然放棄臨床醫師的角色，會不會「太可惜」？我總是笑說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而也幸好，有件喜事能拿來搪塞：畢竟三個月的「PGY1」總算完成了。

每年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總是轉彎再轉彎，同我這屆的菜鳥醫師，必須參加為期三個月的「畢業後一班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1，簡稱叫做PGY訓練。工作雖然輕鬆，但是並不見得讓你自在。很多的章要蓋，很多的文書要寫，很多的上級要敷衍，很多的魚要摸。而我的「社區醫學訓練」在新竹。那個已經遠去的十一月天，曾經答應自己要在風裡開始苦讀國家考試，可是卻發現很懶得翻開考古題目。我知道有很多因素能夠造成這股延宕，包括那時還沒有到手的執照，縱然很多人已經幫我「開釋」了；包括正在匯稿的編書進度，但不是等稿等得心急，也不是因為打算去「策略性拖延」被交付的任務。我把許多精力放在員工宿舍樓下的錄影帶店，還有附近的清華大學。

騎著自行車進入號稱全國最綠的校園，一開始的確很難去適應校門內外那樣極端的差別，總然城裡整年有風。其實更應該說，很難相信自己還有重溫校園生活的一天。七年來的醫學院生涯，了不起只能算是技職教育。光是帶在身上的氣喘病，就有五百多篇臨床指引要背，這要你實習幾年都消化不完。執照也是考這些東西。而你怎麼實地去接觸病人，如何去理出臨床徵候、實驗數值之外，病人的照護、安置、家屬的要求、自己的妥協、面臨的倫理困境......在一個醫生的養成過程中，從滿腔的理想變成了枯燥無謂的技術理性。畢竟在醫學中心裡，你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認真思考。光是應付評鑑的文書處理就足夠要你的命了。

而我竟然趁著跟診的空檔跑到大學裡面聽演講。某天演講的主題，恰好是精神分析。雖然人在精神科服務，置身那樣的場域卻有點尷尬，好像自己應該是個旁觀者。偏偏又只有我有過臨床經驗，那種「此內行人」看「彼內行人」的滑稽感就更加明顯。在醫院裡，很少人鼓勵你往這裡頭鑽，因為冷門，因為「不科學」，因為沒有收益，因為「沒有用」。而在這大學的小小的圓桌會議室裡，文學院的教授跟學生們開始討論起精神分析的可詮釋性和不可詮釋性，他們懷疑學說本身，也懷疑它的臨床價值。依循著某種特定的「會議常規」發言，教授們先帶過一些「神像級」大老們的著作篇名，然後也提一遍自己所專長的學說，或是自己的研究，然後再文謅謅地批判起對方言詞裡的枝微末節。

提到德悉達和拉岡，教授們不免要拉高尾音，說成「de-rri--DAHH！」和「la-CANN！」遇到某些原文字，就不免要說，這個我想沒辦法翻譯，除非你去了解背後的意思：「Bedeutung，這個字有一種要說、被賦予意義的要求的意思，不過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昏昏欲睡的我一則承認自己沒有唸過那麼多書，二則懷疑的是，大夥真的在討論精神分析本身嗎？我有點心驚膽跳，因為想起自己痛下決定離開臨床，報考研究所前跟前輩的魚雁往返，高醫性研所的成老師在email裡面提醒我說：「你想走學術的路，如果是種對於臨床的逃避，那就錯了。」「在這裡，你休想要用裡條腿走路，除非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想到這，不免對討論室裡的氣氛感到一陣涼意。

儘管如此，騎著單車在久沒接觸的大學校園裡亂晃，的確感到自己是如此分裂而破落的。倒不是還在牢騷工作跟自己的期待的落差，不是抱怨當醫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初衷。演講者的振臂一呼，似乎帶來了那麼點亮光。他說：「中文世界的精神分析，就快要誕生了。」嘿，這也絕對不是說我們的精神分析學會要在年底成立的意思喔。西方的精神醫學界有這樣戲謔的場景：每年學會召開的時候，一群人穿著白衣，一群人士穿西裝戴高帽的。這樣的情景會不會出現在我們台灣？如果你心裡模擬這種畫面，一定是很好笑的。你會說：「這是東方啊！」

焦慮是絕對存在的，而我不知道這樣的焦慮經不經得起分析。一個月在風城，大部分時間除了耗在跟同事的飯局酒局，除了在煩惱執照的考試要從何時念起，其實剩下的時間也沒看什麼書，倒是看了不少DVD。那陣子，吳乙峰的地震啟示錄《生命》躍上了台北院線，好萊塢在一堆東方片頻頻得獎之後獨尊東西交雜─抑或雜交？─的混搭美學，不過湯姆克魯斯拙扮末代武士，還是比不上慧黠犀利的烏瑪舒曼。我則在出租店裡邂逅了蘇菲亞柯波拉的《愛情，不用翻譯》。

那是一部相當另類─姑且不說「另類」是否也成為主流─的好萊塢電影，描述一位隨著攝影師丈夫到東京出差，卻無事可做的高學歷少婦；還有為了鉅額酬勞接下一個無聊的烈酒廣告，獨自飛來東京的中年明星。少婦與明星的偶遇，沒有「愛在黎明破曉時」的精采對話，只有若即若離的四目交接。但很清楚的是，在那樣的時刻，他們用沉默溝通，並且成為知己。電影裡一慕慕跳接的方式似乎雜亂無章，但就像現代人過慣了的煩悶無聊的日子，男女主角徹夜的輾轉反側，這種混亂反倒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本質。重點是，他們身在荒謬的異鄉，東京。在那裡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的跳舞機、柏青哥、KTV......，極端卻交疊的符號與元素，沒有角力，竟然能夠相安無事的共處。你慢慢會了解，這樣的電影，或者說是藝術大紅大紫，變成新的殿堂、新的聖經和新的美學的原因。或者你應該說，來龍去脈。

若說編導運用在電影裡的破碎、對比的元素都算得上「超現實」，她如何引發觀眾的共鳴？其實細看影片裡每件雞毛蒜皮的事，形式上雖然紛亂蕪雜，內容卻相當成熟。少婦與明星之間若有那麼一絲「款曲」，卻已跳過了人際之間刻意的要求、詮釋，而展現了一種老練，甚至犬儒。要透徹兩人關係，要進入一個異文化，有什麼比直接縱身另你惴慄不安的五光十色還要方便的呢？在那無須翻譯的愛情裡，我們聽不到「我愛你」，不用懂「為什麼」，可是你我都可以在銀幕前同理落淚。就好像法國的科學家Claude Bernard曾經渴望有一天，生理學家、哲學家與詩人可以用同一語言交談。電影訴說的，幾乎就是這樣的場景。

就好像精神分析一樣，雖然探究「原因」，卻也不輕易點明。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症狀的意義，讓個案自己去理解、頓悟，自陳，然後解決自己的神經症，這樣的「詮釋性」比遠比病因學，比開立處方來得重要。它不是臨床精神醫學裡所用的診斷準則。除了症狀，精神分析的本身由於不是一項客體、不是一套工具，它擁有理論的困境，有背後的意義。你要研究它，絕對還必須涉及精神醫學運動史的研究，你要建立一套史觀，然後還要把它放在歷史中接受各種史觀的批判。我回過神，聽到座談會裡演講者，又再度鏗鏘地強調了那個不能「翻譯」的字：「Bedeutung」！

我焦慮著自己為什麼離開一般人如艦艇一般前進的同方，又要一頭栽去乏人問津的精神分析中心讀研究所的理由。拿了學位，滿全了誰？我是絕對不可能成為分析師的，沒有充裕的錢來負擔龐大的分析費用，也沒有足夠的智力能夠與督導分析師彼此會心。「學成歸國」後，如果重新進入精神醫學的領域，還會那麼喜歡「分析」嗎？我們終究沒有時間，重點是，健保也沒有給付。精神分析與「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依然不同。它依然被實務取向的科學所存心冷落。然而，回過頭來想想，精神分析真的是我選擇了深造的目的嗎？它其實與文學、心理學、文化研究共享邊界。研究計畫寫說，我要研究台灣文學裡的「認同」，而拿到入學許可竟是那麼輕易而不真實。

其實已經忘了是怎麼消磨過完那幾個乏善可陳的月份的。在那同一色調的醫院生活中，我經常懷念那個客居風城的日子，讓思想在充滿綠意的古境裡逗留，呼吸木頭的沉香。記得最後一次在逐漸暗沉的竹塹暮色中，我孤獨的單車巧遇了一隻的迷路的烏龜，想必是從清華湖裡爬上來的吧？我對牠的來歷，跟對牠背上的殼紋一樣有興趣。但我並沒有企圖追索，只把牠捧交給一個路人，看起來像是學理工的路人，他聲稱自己對水族還有一套，絕對可以放心讓他護送牠回到湖裡。

然後我發現，當那些煩躁與疚責依然溢滿胸間，那些「畢竟」與「總算」，那些給自己的安慰語之前加上的任何一個副詞，充其量只是對自己憎恨和害怕的真實景況滋生的同情。已然從醫院離開的我的焦慮一如往常，明日依舊是巨大的未知，我相信那幾萬哩外的教授對我的好意收留，絕對不是因為他了解我在申請表中輕輕搆著的「台灣文學」，也許只是對我這個異文化人物的好奇。

如同《愛情，不用翻譯》裡的大雜燴場景，我們也是可以如此輕易地進入這樣的情境，而不用過問「為什麼」的。那麼我究竟在焦慮何物？宿命一般的斷然離職雖然終究有原因，但我不需要積極發問。我只知道在這樣翩然降臨的一個新的時代，差異和多元都不可輕易化約，而同方卻可以讓人任意懷疑。於是我向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走去，不問自己往何方向，去了多久，返回的時候是什麼樣的身分。

就這樣走下去吧，我「至少」做出了一個自由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