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從何時開始駝起詩人這張名片，沒有確切的時間點。

或者，你應該這樣說：出版的詩人。但那意義到底有多大，我抱著懷疑的態度。

大學時，跟幾個同學到英國自助旅行，行經愛丁堡，正是一年一度的國際藝術節。那時，來自英國各地的表演團體，進駐城市任何一個閒置的空間。其中一齣大學生做出來的小型音樂劇，音樂不是他們自己寫的，可是表演的方式逗趣活潑，簡直媲美專業，你只要有給入場費，就可以換得一杯酒。我不知道當時的興奮是因為酒精還是表演本身。

我記得他們的節目單上，每個人的介紹都洋洋灑灑。其中一個寫著：我們當中唯一的「出版詩人」。

這個意思，應當是其他的人也寫詩囉？然而，想必出版的詩人在他們的定義裡，也攜帶著某種神聖意涵吧。

那幾個跟自己年紀相仿的學生的表現，著時激勵了回到台灣以後的我，在剩餘的大學日子裡進行某種程度的瘋狂，從地下電台到造勢場合，從小品的投稿到刊物的編寫。高醫的阿米巴詩社對我的影響至深，並不在於他們對修辭的磨練或要求。那是一個很奇特的社團，原本只有一小撮人，卻每每能夠匯聚那麼龐大的能量，活動遍及文學、社會研究乃至於生態關懷。

短短兩年間，出版了兩本詩集之餘，阿米巴的成員在各種不同的領域都更各自擁有不小的發揮和成就。相對於偶爾爲一些活動寫個起草，或是寫文宣、寫歌，多數時間幾乎都是閉門造車的我，若真的對社會有所參與，其實是相當「個體戶」的。但我卻是他們當中唯一的「出版詩人」。

我自己的詩集，是在一個特別的因緣際會下出版的。

經由曾貴海醫師和李長青的推薦，我加入了笠詩社，這個台灣詩壇的老字號。結社不是自己尋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我總是站在安靜的遠方眺望事件本身。有時候，害怕自己去「撩」了什麼事，是衝動荒唐的；但多數時候，卻是欠缺那麼一點自信和狂妄。究竟我還是入社了，年長的詩人認為詩社需要新的血輪。不知道這是因為我的詩的本身，還是我的鄉音。

那時的我正當大學即將畢業之際。手拿著一本影印的詩稿，想要找人幫我圓一個夢：把大學時那些穿梭在各種無度的場合、荒謬的隊伍，寫下的吶喊、指控跟反思，作一個階段性的了結。

春暉的陳崑崙先生，竟然馬上一口答應幫我這個忙。他自己也是詩人，但是平日的他經營印刷廠，和一間沒有什麼行銷通路的出版社。

然後我開始有很多的機會跟「詩壇」的人物接近了。開始有討論會，有詩歌節，也開始有了飯局、交際。但後來在台北的居住，則是因為工作的緣故。

自從有了正式的工作以後，寫作呈現一種斷裂的狀態。精神科，是一個飄揚著偌大旗幟，號稱解決人類心靈的場域。即便如此，披上了白袍以後站在醫療化的立場，我所開始游刃的辭彙，對照過往那些在生活中自然生發的語字，其實相當魯莽、自大，頑固且冰冷。

寫詩不再像以往那樣順手拈來，不知是因為工作，還是來了台北？

我的其中一位室友來自美國的愛荷華，他在台北住了十一年了。有一回他要我跟他去老外熟悉的政大書城找書。他正在學台語。

他用一個小時四百元的代價，到天主教的機構去學台語。因為我有長老教會的背景，因此有時候他有羅馬拼音的問題，我也義不容辭。那次在政大書城，一本書也沒有找到。我說除非去台灣教會公報社或是台灣的店，不然你不會有什麼收穫的。

這些店還沒去，他倒是從台北國際書展抱了一簍子書回來。原來我跟他推薦的書店都有參展。然後他順便抱怨了一下：「台灣的書怎麼這麼多？」

他說有一次在餐廳認識了一個自稱作家的人。他問他說，你寫的是哪類的書呢？對方說：「旅遊文學。我去旅行，然後出了一本遊記。」朋友很納悶，說這是哪門子的作家呢？頂多是相片日記啊。朋友那一刻的反應，我想是有點過頭了，旅遊文學是存在的。只是他說的相片日記在台灣，實在也是氾濫得可以。

有時候人在台北，手機突然響起，一些演講的邀請是尋常的。更奇特的是，如果你開始有了一些出版社的通路，如果你在網際網路上的書寫能見度高了一些，一些懶惰的編輯也會找上門來。有人替你背書，有人聯名推薦，有人跟你一起結黨，那你就爆紅了。

而政府對出版業的獎挹，也相當寬厚。你可以沒有正職，領一筆錢「專事」寫作。你可以不要有其他的工作，你要的補助用遠可以更多。換句話說，在台北，成為一個作家是容易的。只不過成為「作家」背後的內幕，沒有筆單傳當一個「作家」單純。

出版工業的興盛，對照大環境人文素質的日漸衰落，我們的社會總是充滿了一些奇蹟。此刻你似乎能夠了解到，有這麼多的出版詩人，我們的社會實際上仍然欠缺真正的文學底質。欠缺的是你走到街上，能夠即刻去感知的，每一道斑駁破落的牆垣的歷史；欠缺的是你臨海的時刻，能夠記取島嶼演化時這片汪洋曾經擔任什麼樣的載體；欠缺的是你跟人四目交接時，你在猜透她/他的藍綠屬性之外，有否更深地傾聽她/他體內縱深的悲喜，和她/他永遠無法跟你分享的身世密碼。

我不否認現代人某種身分是必須透過光纖網路才能存在或者彰顯的。我自己也有一個因為不甘寂寞而建立的部落格(網誌，weblog，或是blog)。透過部落格的書寫，的確無限拓展了人際平台和視野。認識不甚久的黃小黛，也是個部落格的老手。她的正職是非營利組織的公關，但是我卻必須從終端機去認識大部分的她。

一個高中畢業就隻身來台北發展的女子，做過唱遍宣傳、大小公司的企劃和教育訓練，如今是非營利組織的中堅份子。十幾年來這樣累積出來，對形形色色的人洞察和刻劃的能力，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簡單帶過的。而我特別著迷她所寫的「家族記憶」。

作為書寫者，寫自己簡單，通常第一部長篇的作品都有某些自傳的性質。但寫家人就不容易，你必須在那種愛恨交織底下拿捏出最精準適當的距離，尤其當你要把這些東西拿到網際網路上去，但是小黛的確做得到。在她的鍵盤底下，每個人物都生動鮮活。我問她說：「難道沒有出版社看有興趣嗎？只不過她說：「你知道這樣對我身邊的人傷害多大嗎？」她的堅持底下，滿滿的是對人的體貼和觀照。

重點是，她是一個沒有出書的作家。而我沒有理由說她的書寫「不專業」。

有多少筆耕者永遠在鎂光燈探照不到的地方？多少次人們談到農民文學，能夠別開上街抗議的文宣指揮，到圳寮去尋找真正親熾泥土的詩人？多少次人們提到出版工業，能夠不看美麗精緻的封面包裝，去拜訪滿手油墨的為文者？多少文學雜誌的版面讓渡給文學獎的常客、宴會的交際花朵，而無視認真地與生命錯身的筆桿？

像一個儀式般，我把詩集的出版當成一則階段性的紀念。儀式是必要的，就像各個不同民族的成年禮。那本詩集，包含了我寫詩三年來匆匆紀錄的潮騷、愛戀與自以為是的憂傷，像一朵花在沙地裡火紅地綻放。

而自那時起，寫詩的頻率的確少了。一頭鑽進職場，又執意離開之後，我又會用什麼樣的儀式，來「負顯」這一年裡因為每每因「載道」而文，因為敏感而斷裂的人際處境、崩盤的理想和失所的夢？

脫下白袍，就沒有專業立場可言了。但是還是有人會在背後喊你「詩人」。

又再度面對一個不確定的黑夜。眾生喧嘩串成了煙雨，我捧著凌散的詩句，織成簑衣，投石問路。但多數時刻，我希望自己在雨中是株不會說話的樹。葉慈曾經寫過這麼一段：

"Though leaves are many, the root is one;
Through all the lying days of my youth;
I swayed my leaves and flowers in the sun.
Now I may wither into the truth."

此刻的我是緘默的。然而我明白，什麼時候我面臨凋萎，什麼時候我也將往真理的地方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