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啊！詩神繆斯啊！或者崇高的才華啊！現在請來幫助我；要麼則是我的腦海啊！請寫下我目睹的一切，這樣，大家將會看出你的高貴品德。」-- 但丁《神曲‧地獄》

在二二八的「基本史」還沒有建立的台灣，我們當然不能能任意流失任何訴說的機會。只是要如何訴說，絕不是三言兩語的工夫。但是相反的，必須獲致的境界，豈消隻字片語？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正對約翰．藍儂被槍殺的公寓，地面上的紀念碑只刻了一個字：「IMAGINE。」想像，是藍儂構繪他的烏托邦的一首歌，也是世人懷念他的方式，更是紀念碑的真實意義。在想像裡，人們沈默，靜靜地接受斯人已逝的事實，想像那令人難以承受的、石破天驚的時刻，不需太多的言語。紀念碑給我們的，應該是這樣的一個讓我們的記憶、思維、意志能夠自由爬梳，穿越時間、世代，意識與潛意識的空間。

而「IMAGINE」所提醒我們的，除了真實性的議題之外，真正的價值是在這首歌的本身，經過了世代傳唱，它成了六零年代末期以降，老老少少的歌迷們亟欲奔赴的理想國度，跨越了三十餘年，它成功地形塑，並且代表了一個群體的記憶。

藝術何以能夠那麼有力量，連佛洛伊德都沒有把握釐清。但是無可否認，藝術形式包埋、容涵甚至轉化創傷元素的例證，在世界各地已經行之有年了。從三、四○年代的人類學記錄裡，有許多的線索顯示了人們利用音樂、舞蹈、製圖等方式，去見證發生在族群裡的「創傷」事件，它們被稱為「文化容器」（Mead, 1941）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說：「人生短暫，藝術能忍。」唯有藝術能夠容忍短暫人生的種種苦澀。古希臘的智慧，至今還是屢試不假。

面對歷史的「創傷」，我們總有一些衝動，撇開政治的目的不說，想要「同理」、「拒認」、「詮釋」、「翻案」，這些欲求，其實是自然而然的。而我們最常聽見的，不論是來自官方或是民間，則是「還原」歷史的企圖。但是可以料想的是，甲方說「還原」，乙方便說是「扭曲」。這個現象重申了歷史的詮釋，其實是不需要真相的目擊者。既然沒有目擊者，那麼見證從何而來？

「見證」不需要「還原」，而是一個「承認」並「理解」一個創傷群體的存在的過程。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歌手張雨生創作了《歷史的傷口》在海峽兩岸飄送。歌詞的第一句話說︰「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事實正好相反！蒙上眼睛，我們看見的是也許比實際更慘絕人寰的屠殺；摀上耳朵，我們聽到的是自己呼天搶地的哀號。而歷史，便是這樣黏合、構築起來的。於是才有更多的人加入聲援的行列，於是才有創傷的產生，跟療癒的渴望。

兩千年的時候，北愛爾蘭有一則報告：所有的真實都是苦澀的（All Truth is Bitter Report），無論我們選擇別過頭去，刻意忽視，或者過度將它浪漫化，各式各樣的理解方式，都無法否定一個真理：現實是我們不忍覷視的，理解它則是錐心而艱難的。

而藝術有它獨到的力量，能帶領我們去觸碰這些歷史的片段。承接的同時，又有一個讓人反思的空間，讓人在其中咀嚼、消化，甚至反芻。希臘語的「繆斯」這個字的字根，跟拉丁語系發展出的「心智」、「回憶」，其實同原。古希臘政治家梭倫認為繆斯為人類帶來昌盛和友愛，是通往美好生活的訣竅。為了完成他的政治改革，他讓雅典的男孩在年度的節日上祈禱繆斯，朗誦他的詩。這位希臘七賢之一的格言：「避免極端」與繆斯的提倡，微妙的關係，不言自喻。

紀念二二八，我們也許不再需要嘶聲力竭的道德呼喊，而需要更多的「繆斯」，因為藝術的本身早就容含了一切。它們也許是舞蹈、戲劇，也許是搖滾樂，或其他各種音像文本。假設藝術的創造過程，包含了藝術家的構想、實踐，更包括鑑賞者的感知、反思；而創造，必須有勇氣的參與。若這兩者成立，那麼聆賞的過程，靠的也是勇氣。

面對已經湮沒許久的歷史，她構造的複雜，心理學家認為我們就像初生的嬰孩，瞪大著雙眼，偏執著打量著個瘋狂的世界。然而我們虛弱的心靈，只能把這個世界一分為二（Klein，1946）。多數的我們只會選擇一個足讓自己安身立命的角落，自私地舔舐自己的傷口，無視在自我的界線之外，依然有那麼多跟自己相似的人。當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不再是自己一廂情願的認知時，才是修復的開端。更有人認為，這個認識的過程，需要的是一個讓人不斷觸探、經驗的轉型空間（transitional space）（Winnicott，1953）。藝術，是這個空間孕育的主要產物；「見證」則是它的具體任務。

要言二二八是「台灣人的集體創傷」，所言雖然不假，但是卻必須有更細緻、更深入的調查，然後定義。否則我們忽略了受難者也有選擇堅強的機會，更無視加害者的後人，背負歷史永無可轉替的罪責的無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正眼端詳這段我們不願逼視的歷史。

「治療」？還很遠，但是見證的行動卻一刻不容遲緩。我們要踏進來，一次一次地被挑戰，經歷旁人的痛苦，意識到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才有辦法覺察自己在這廣袤的時空光譜中所站立的位置，並裝備自己，迎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