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然而，一個人對自然律如何饒恕？再者，遺忘它也不可能，因為它即使出於自然律，無論如何仍是一種侮辱。」-- 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心理分析家必雍（W. Bion）認為嬰兒飢餓的啼哭，並不是那提供足供充足奶水的乳房缺席了，而是在他心裡面，幻想跑出來攻擊。這個說法相當程度顯示了人的情緒，可以不需要真實物件的佐證，而摧枯拉朽。這是多麼令人洩氣的一件事！然而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跟哲學家們，卻一再一再地提醒我們，「真實」是不存在的，是可以虛擬，甚至是可以操弄的。

端看離我們不遠的新聞事件，司法不足信賴時，我們開始希冀「真調會」，撇開法理層面，其實只是為了證明理性依然存在。然而「理性」這個人類文明的資產，卻無法拋開它瘋狂而自取辱的本質。徐四金小說《香水》的末段，聚集的群眾，包括天主教教皇拜倒在香水的魅惑底下，肆無忌憚地雜交，宣稱謀殺者終究無罪，不正是一個人類合理化的最佳證明？

民主國家對於過去政府的錯誤暴行進行彌補的一個積極作為，稱之為「轉型正義」。它的補償面向包含了司法、歷史、行政，甚至到達憲政層次。具體的內容包含了對迫害者的罪行追究，對過去取得的不當利益進行追討。然而它的缺失正如同我們討論責任時所有可能遭遇的：集體不正義。而在台灣難度最高的是，我們必須在政治跟民族認同的分裂情境下，以及在黨國教育讓長達半世紀的歷史沒有記憶的空間，這樣的夾縫底下進行正義的轉型。

然而行動還沒被採取之前，「如何紀念」已經是個龐大的問題。衝突後的社會，傾向於遺忘，而不是去記得。這是很自然的。於是要有一個工具去幫助我們記憶，好比說北愛爾蘭最近提出的「貝爾發斯特協定」（Belfast Agreement），好比說一座紀念碑。但是我們卻也無法否認，我們記憶版圖的切割，相當程度牽涉了政治。端看台北和平公園裡二二八紀念碑碑文，一再被揭除，一再重寫的爭議，至今依然沒有悅服所有人。這是一個記憶版圖被爭奪的典型範例。

紀念碑的概念，原先是符號作為溝通的基礎元素，能夠成為公共語境的潛力。但是什麼樣的符號才能象徵公眾？紀念碑文是不是必須揚棄？碑文的書寫，具有強烈的道德跟責任意含，它「教」我們應該如何記憶過去。符哪怕只是一個字兩個字，只要是出於「人手」，殺傷力之大，足以讓紀念碑成為武器。吳晟的詩〈經常有人跟我宣揚〉，清楚點出了紀念碑的疑竇：

「然而惡行何嘗收斂
只是變換不同面貌出現
何嘗真正還給歷史公道
紀念碑的陰影下
繼續庇蔭了誰
掩蓋了多少血淚的真相。」

我們從歷史當中習得的是什麼？必雍（W. Bion）說：「我們從歷史當中學得的，就是學不到什麼！」於是在我們真正與歷史交手，產生情感的移轉之前，慢性化的焦慮，成為佛洛伊德所說的「重複衝動」，歷史的悲劇輪番上演、紀念碑的一再被豎起、被剷倒，碑文的重寫、刮除，成為了我們自取其辱的「自然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