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因為帶胡德夫老師的通告，L從「民歌三十年」的演唱會現場回來，他興奮地說著：「所有的場次的票在短短幾天內就售完，還必須在週末下午加演。凌晨時分在國父紀念館前，所有的人群依舊聚集在廣場上不肯散去。」他說在那裡，台上台下、幕前幕後的歌聲竟然一致，沒有一首歌是不能信手拈來就唱的。L說：「不知道我們還能不能再度擁有那樣單純乾淨的歌？」

想當然爾，那是相對於商業走向的唱片工業而言吧。那麼「乾淨」的東西，是顯不出一點現代人想要的獨創、標新立異的，新一代寫歌的人不會想再碰了。旋律也是如此，今天你如果不R&B、嘻哈一下，怎麼會有市場？不過，現代人再怎麼寫，也寫不出前人寫的程度，歌詞不再深刻，樂曲不必再注重什麼旋律性了。這令人懷念那個被稱為「運動」的民歌年代。

三十年前，一群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拿提筆寫作屬於自己的歌。這些人，大部分沒有受過正規音樂訓練。他們不上殿堂，沒有西裝華服，只穿著T-shirt、牛仔褲，只用一把吉他在西餐廳、校園彈唱。他們的創作引起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青年的強烈回響。這樣的風氣延續了約莫十年，直到像羅大佑這一干顛覆搞怪的人出現為止。

有人說這些歌者的出現，是台灣回歸鄉土自覺意識抬頭的緣故。甚至也有人把這十年切割成由楊弦、余光中帶起的「中國現代民歌」、李雙澤楊祖珺領銜的「淡江、夏潮」路線，和「校園民歌」三個時期。而大家所朗朗上口的，帶起一股新興唱片工業的，也是紀念館前人潮聚集聆聽的，或者成了我們的「集體記憶」的，應該是「校園民歌」那部份吧？

同樣與我是六年級生的L說，他來自資訊闕如、生活簡單的台東。在那裡人手一把吉他，唱的都是民歌。在廣場前聽歌，喚得起他的鄉愁跟感動。我說我在西岸，從國小，那些情情愛愛的流行唱片工業早就開始佔據我們的生活了。我真正「回頭」認識民歌，是唱片行開始規劃懷一系列的舊唱片開始。有些冷門的民歌，則更晚近才聽過。

就像「美麗島」，那不算是人人傳唱的。在那個年代，一首歌的出現，可以開啟一場社會運動的濫觴。但後來大家熟悉的「金韻獎」系列，提倡的是以大學為舞台，清純質樸的風格。而那樣的「清純」、「質樸」，那些我們熟悉的旋律─也許靠的打入工商業，量的取勝─難保不是不是經由黨國政治淘洗、過濾過，倖存下來的，竟是那些輕得不能再輕的情緒。

今年春天，跟朋友和編了一本《《焦土之春─2004備忘錄》，聊抒一群年輕人對台灣社會文化走向的期待。在紫藤爐的新書發表會，我們用一把吉他，眾人唱和「美麗島」作結。但是後來在書店裡，我們看到這本書跟同樣記錄去年一連串的抗爭事件專書《我在凱達格蘭等你》擺在一起。很明顯，兩本書的政治理念，是分歧的。有趣的是，後者的作者是唱紅美麗島的楊祖珺前輩。然而我們難道一定道不同，就不相為謀嗎？

像美麗島那樣深刻的歌，畢竟還是鳳毛麟角。民歌時期那些所謂有「力量」的歌，充其量也是阿Q精神的作祟，像是龍的傳人、像是黃沙蕩蕩，這些有「民族主義」跟「愛國精神」的作品，其實是無心對著威權作出抗議或挑戰的。這時我發現，即便是我們的集體記憶，仍然還有很多的扦挌。

L跟我說：「至少這樣的場子讓我覺得，音樂是可以讓人和好的。」對，三個月前在西門町紅樓的一場演唱會，胡德夫讓藍綠左右的人同時潸然落淚，似乎是個相當程度的印證。話雖如此，我跟寫胡老師專輯文案的Y提起民歌三十加演場的時候，她說：「何必要去？」來點題外話：聽歌的人緬懷民歌運動，但是也同樣牢記著同樣的年代，我們也有過「鄉土文學論戰」嗎？把時間推衍得更早，回頭去看那些日治時期由哥倫比亞唱片一手操盤護出一片天的台語流行歌曲，難道不像是走入另一個世界？

最近跟B去看了林正盛的「月光下，我記得」，興奮地拿到一張楊貴媚主唱陳明章作曲的單曲CD。饒富趣味地，裡面還有台東觀光局製作的電影場景遊覽路線。但最煞風景的，竟然出現了跟這電影的質調格格不入的，余光中的詩句。B頗為義憤填膺，我說那又如何呢？他們握有美麗的詞藻。

跨越了一種語言、一種文化認同，你的詩句就不會是我的詩句，令人難過。而讓人更唏噓的是，當我們凝視、諦聽著那些被傳唱下來的，屬於各個時代的精華片段，我們的記憶被淘洗過的歌曲，他們有的因為跟國家政策悖逆而被迫修改歌詞，有的甚至被禁止公開播放，難逃被消音的命運。

而何時我們心中美麗的詩句不再只限定於余光中鄭愁予徐志摩？何時我們才真正有宜古宜今，可以共榮共享的歌可唱？我們難道不納悶，那時的民歌，我們到底真正「運動」了什麼？而三十年後的廣場上，大家引頸聆聽那些如珍珠一般的音符，難道沒有人為那一個燦爛的時代背後，被傷害、被扭曲、被汙辱的文化挺身說幾句話？

L說了一則演唱會的小插曲，他說主辦單位要胡德夫老師唱「匆匆」。胡老師說，說起民歌，美麗的稻穗才是真正的民歌啊！那我們為什麼有民歌運動，還不是聽人家在唱英文歌，自己也才開始的？於是這位1975年在中山堂夏天舉辦音樂會，拉開民歌運動序幕的「首腦份子」，在三十年後的懷舊演唱會上，很有個性地唱了三首：「美麗的稻穗」、「匆匆」，還有一首英文歌。

這樣的組曲，奇怪嗎？我不覺得。也許，我們真的很難期待一個共同旋律的出現─就像國歌，這重量的確令人難以負荷─但我們不難同意回歸自我，作出自己想做的東西，即使找不到和聲，也可以互相聆聽，互相同理吧？在這個商業年代，越來越多獨立音樂人自己寫歌，自己集資，自己行銷，甚至有些人寫歌也不期待出版，只為了在黃昏的河畔交朋友。

望著廣場前的人海，L的朋友跟他說：「這不就是社會運動嗎？」一時間，我們好像都欣然默認。但成為記憶的東西，卻很少不是帶著創傷的，或者至少不是經過歌功頌徳而來的。一時間，我們無言的認同不是集體記憶，而是被催眠過後的群體心態。突然驚覺，「民歌三十」這樣的活動可以矣已！或者，換個形式罷。否則十年後，我們又要如何一味毫無反思地頌揚那個被包裝過的年代呢？

歌是一個啟蒙的媒介。在批判的認知下，注目台灣文化的另一波復興。而下一場民歌運動，不知是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