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2005/6/26 高雄長庚醫院，生命倫理工作坊，與成大台文所王靜禪對談草稿

The whole earth is our hospital. T.S. Eliot

從何出發？

耿豪聯絡我講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心裡想的是：這已經是老調了。但老調其實是可以新談的。那麼在這裡面對這麼多「以醫學生為主」的場合，我可以談出什麼東西來？這句話是可以玩幾個文字遊戲的。文學醫師的角色、文學中的醫師的角色，從事文學的醫師在社會中的角色……也就是說，這個課題其實相當的大。我不打算以一個醫師的身分去敘述這樣的東西。嚴格說起來，在大學畢業之前我成為一個出版詩人，(這時候請注意詩人/出版詩人的差別。往後還可討問醫師/醫者的差別。他們都只差在一只證書、一道免死金牌)所以我身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的身分大過於醫師(當時，也根本不是，但是我的詩中道是充滿了「醫」言堂)；而我在醫院中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就足以讓我帶上「醫生詩人」的桂冠嗎？顯然我是不夠資格的。

放眼世界文學，許多偉大的作品都跟「醫師」脫離不了關係。你看寫〈人性枷鎖〉的毛姆，他是一個醫生；寫〈齊瓦哥醫生〉的帕斯特納克(註1)，他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醫生去圓他淑世的理想；還有最近當紅的格瓦拉，他後來是沒有當醫生的(特別的是，他的「氣喘病人」身分甚至比他的醫師身分還被津津樂道)的摩托車日記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最珍貴的革命史詩之一。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眼光、身分、態度都可以在這當中做沒有格線的變動。我們(在場/不在場)所從事出來的文學生產，跟醫務勞動有關係的，在醫與病(健康又要擺在哪裡？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於這樣二元的分類)之間的光譜，佔據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以一個屬於自己的光芒跟色澤閃耀。今天要講的，就從這裡出發。

醫師文學 & 文學裡的醫師

很遺憾必須把話題又這樣切割。什麼叫做醫師文學？不久前在中國時報「百日不斷電」的專欄裡，有一次出現了「醫生詩人」的書寫問答，我是覺得有點粗糙，有點倉卒而武斷的去定義這四個字。不過我有一個朋友最近出了一本散文集，一個寫散文的年輕作家為他些了一段文字(註2)，我倒覺得他很誠懇地指出這頂桂冠的不可亵戴/懈怠。在帕斯特納克的小說中，齊瓦哥醫生自己就是一個詩人；在薩馬拉戈的小說中《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中，Ricardo Reis是早年在一場政變中流亡巴西並在里約熱內盧定居的詩人醫生，小說家用這個人物去衍繹「
我們都有病，都有這種或那種差錯（malaise）以及其他多少造成我們之所是者並不可分」的矛盾。在台灣，我們熟悉的是曾貴海、鄭炯明、江自得這幾位地位舉足輕重的醫師。曾貴海長年投入社會改革，有南台灣綠色教父的頭銜；鄭炯明創辦《文學界》等雜誌，是台灣文學的推手；江自得算是最沒有離開醫界的詩人，透過詩，他傳達對疾病與生命的憐憫跟關懷，也不忘為社會與政治諍言。由此可見一個醫生詩人的名號，其實也是有很大的變動性。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共通性格，那就要回到「醫師/務」與「詩」的本質/責任來談。範圍擴大，便會觸及醫療與文學這兩則大敘述。

那麼醫師/療是什麼？文學又是什麼？與「台灣」的干係又在哪裡擦撞出來？要完整去「定義」，簡直是不可能。但是我們去看這兩個物件的關聯：嚴肅地說，他們所觸及(醫治/書寫/服務)的對象，皆是苦難：小則病痛，大則貧窮、階級，任何剝奪人健全生存之權利的東西。靜禪所提到的：聽診器與筆桿的邂逅，其實本來就沒有這個動作。我們重新去看見他們的「邂逅」，也許一則是現代「專業」的分工與自慢所造成的，二則是醫學界在台灣歷史發展的軌跡中，在戰後退縮成一個私人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社群(標榜現代性的、精英的)(又：參與社會運動者，實際上人是少數，或只是金錢援助)。在這裡，我想用戰前/後做一個簡單的劃分。這個劃分也許過於武斷，但也比較能清晰去勾勒出台灣醫學與文學發展的脈絡。

與時代的擦撞：戰前 & 戰後

所謂「時勢造作家」。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分水嶺，台灣醫師角色的變動在於其現代性的再次轉換(日本與英傳教士首先帶進現代醫學)，以及他們社會/政治活動的迭變，這其中也包括了所對抗的對象的轉易。戰前，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科學」進行殖民計畫，當時的社會精英組成社團，反抗帝國殖民。「醫師」也屬於這個菁英階級，但他們在享受殖民母國給予最惠待遇的同時，也肩負起抗日的最重責任。他們自成一個「民族醫生」的格局，戰後又自許為「醫學現代主義者」，矛盾永遠在「殖民化」以及「專業化」當中擺盪。我們看一個充滿矛盾的例子：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註3.)。

賴和一生中充滿了矛盾：社會運動者以及菁英階級(左與右)、日本人以及台灣人等等。但也許他的文學能量，勢必要從這些矛盾當中發生。他一篇篇血淚交織，鞭辟入裡的詩、小說、社會評論，直指著台灣島是一個複雜的現實。他雖被舉為民族英雄，但是我卻感覺他的一生其實是走得相當孤獨的。跟賴和有類似身分的，還有蔣渭水、吳新榮等人。蔣渭水寫下的《臨床講義》，巧妙地把「台灣」當成患者來診斷。

相對於賴和，鹽分地帶的社群代表：吳新榮，他的指標意義就顯得清晰得多。吳新榮在社會運動大風潮中，不忘情於文藝創作。一九二八年他參與創辦了《蒼海》、《南瀛會誌》和《里門會誌》，不斷寫作詩歌、散文、論說文，又擅長於文學評論引導文藝創作方向，成為鹽分地帶的領航人。一九三五年，加入「台灣文藝聯盟」，成立「佳里支部」，使鹽分地帶納入了整個台灣的文化運動系統中。同年十二月，楊逵創辦《台灣新文學》，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等鹽分地帶同仁，也以編輯委員的身分參與該社工作。後來，一九四一年張文環等成立啟文社發行《台灣文學》時，吳新榮更帶領同仁傾全力予以支持；並協助同一時期創辦的《民俗台灣》月刊，於笳聲戰鼓中從事民俗工作。因此，自一九三五年迄戰爭末期，鹽分地帶在當時台灣的文化運動中，始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的角色；我們看吳新榮領導台灣文藝的發展功不可沒，但似乎他的矛盾就相對少了一些。而這個社群現象(在當時，格局是相當大的)，爲台灣的醫界角色埋下了伏筆。

其實還有一位醫生詩人，詹作舟。只是大家比較沒有那麼耳熟能詳。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寫下〈二二八事件感賦〉與〈觀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感作〉，訴說事件的原委及人民心中的委屈與不平。(註4.)

塔裡的醫生 & 界裡的醫生

我們常常說，醫界是個「白色巨塔」，那是針對醫界的「專業形象」而言(用了引號，就也有某程度上的挖苦反諷)。但是我這裡所提的是「界裡的醫生」，是一個相對於「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文字遊戲。最近有一個學生組織(高雄醫學大學為主)，叫做「台灣無國界學生組織」，他們準備在今年夏天前往馬拉威做醫療援助的工作。但是他們為自己冠上的名字，卻也不知不覺落入了一個弔詭的謬反當中，這顯示了承襲了一種矛盾性格，一種在「專業/自由/現代←→殖民/保守/民族」中間擺盪的情感。

發展至今，台灣的醫師們在「民族社群」的社區網絡、文化傳統與「醫療社群」的組織自主性、專業文化、市場位置所型構的邊界中，各自尋找自己的位置。而文學，在其中跟所有光譜上的色彩一一對應。所以我們看現在的台灣，你看醫師的書寫：曾貴海、江自得、鄭炯明、王溢嘉、拓拔司‧塔馬匹馬、莊裕安、王浩威、陳豐偉、陳克華、侯文詠甚至歐陽林，和最近也躋身作家行列的黃昆巖，還有科普寫作、衛教書作者都算的話。其實並不都一定是理想性格/反壓迫/反階級的。有的甚至是既得利益者的發言人。

戰前的醫師面臨的矛盾，在於他們接受的是完整的日式教育，包括醫學教育，但同時他們所反抗的也是日本。戰後權力中心的崩解，醫師為文，便是對著破碎的「對體」。但是特別的是，台灣這個特殊的書寫場域，也規範了一群「界裡的醫生」，莫一不是(在這裡我也許過度膨脹了界定的範圍，但是看看寫作的醫師們，還有絕對的自由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嗎？)。

醫師手記 & 病人誌

我們所耳熟能詳的，是王溢嘉當年寫下的《實習醫師手記》、侯文詠的小說《大醫院小醫生》、還有陳豐偉的《南方醫院小醫生》。這些是直接去處理疾病，或是擺明了發生在醫院裡的書寫。相對於此，「疾病書寫」在台灣可是當紅無比。以往，生病是一件不名譽的事。「疾病」在台灣文學中的角色，從戰前到戰後，被壓迫/剝削者的隱喻，過渡到私密身體經驗的揭露，對父權社會的反抗，其實是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的。

提到病人文學，我首先想要提的是鍾理和。這位在美濃笠山下耕耘農民文學的客家小說家，以四十六歲的英年早逝，就是犯了肺結核病。他在松山慢性病院寫作，留下許多有關疾病書寫的篇章，例如小說《楊紀寬病友》、《山火》。《山火》描述人們為了抵擋每年到了秋季，從天上撥下的「天火」，而放火燒了自己家鄉的山。人們的迷信和煽惑，帶來的災難遠比一場瘟疫還要嚴重，這樣的指控跟賴和寫「蛇先生」等破除迷信的篇章，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實鍾理和也有一偏相當特出的作品：《阿遠》，那是寫一個農村裡的瘋女(嚴格講起來，不能說是瘋女，只是一個形象跟才貌都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女性)。

在東海花園耕居，畢生致力農民運動的楊逵，也寫下《無醫村》，主角是一位生意冷清的醫生，在寫稿時被敲門去應診，看到一個沒有醫生的村子，病人因無錢就醫，濫用葯草卻延誤就醫時機，以致無藥可救。果真如當時人所說「窮人是要證明書時才叫醫生的」，醫生只是一個驗屍人。這篇小說除了描寫貧民在無醫生情況下的無知與無助，更顛覆了醫生的天職，諷刺國家對農民的忽視，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其實我們可以從這些作品當中看到，這些作家們寫作的時候都是把「病」與「貧」一起寫的。足見日治時期的病人誌，絕對不是單純爲疾病本身而寫就。

此外，從女性觀點出發的，就讓靜禪發揮。我想到的是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裡的邱雅信(在小說當中是蔡阿信)，講的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的故事。在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東方白非常用心刻劃大時代中的性別意識、民族認同，更多的是用一個無法落葉歸根的女性角色，去隱喻島嶼歷史的輾轉與辛酸。而我覺得更有趣的是，寫作的東方白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去鋪排這個角色呢？他是一個針砭社會的小說家，算得上是一個療癒者；他的語帶憂心和某種程度上的悲觀，從某個面向看起來，他也是病人。往往有「躁鬱」特質的作家，才能夠寫作如滔滔江水，而這又是另一個層面的討論了，暫且擱置。

還有靜禪會提到的女體書寫，我講得可能就不夠有力。不過我要推薦幾部作品：簡偵的《紅嬰仔》，其實這樣的作品(紀錄懷孕歷程)已經不在少數，但是我推崇的是他每篇章之後都有「祕語」，那部份是我覺得最值得品味的地方。陳雪的《惡女書》、朱天文的《荒人手紀》等同性情慾(也包含疾病)的書寫，都有可看性。但我還要強調一點就是，為什麼我們把「女性懷孕」看成是疾病書寫？我在網路上有一個朋友，文字相當細膩，最近她寫一個朋友抗癌的歷程，病的部分提得很少，這個人的人生哲學、生活歷練倒才有比較多的著墨，讓你讀完，不會去想說這是一個病，而讓你很想去認識這個人。所以我覺得疾病書寫，要從個人的私密經驗出發，要講故事，這才有意思。也不用刻意去強調「疾病」。

更明顯的例子，我們可以從一些「精神疾病」的書寫裡面看出來。有人說，島嶼的歷史是相當躁鬱的。當然你要說一個人躁鬱絕對不能那麼武斷，但是從一些文學作品你不難看出一些症狀特質。在國外，很多作家有躁鬱症，已經開誠佈公了，譬如田納西威廉斯。但是在國內，因為文壇的氣質比較保守，這些事情絕大多數人是避之不談的，不過那也只是「檯面上不說」而已。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邱妙津《蒙馬特遺書》、黃國峻《度外》、袁哲生《寂寞的遊戲》發生了什麼事。說出口的，有許佑生《晚安‧憂鬱》，有陳明才《奇怪的溫度計》。只是我感覺，很多真正的瑰寶，並不在出版作品裡，而在生活當中，就像我剛剛說的那一個網路達人，她記錄人，遠大於記錄疾病。還有政府官僚們或許不妨讀許麗明阿伯的〈寒霜林的歲月〉，藉由此，我們或許對於樂生院的態度會比較一致些，這或許是屬於文學社會學的範疇了。

「醫」言堂、「醫」丘之貉

為什麼我這個標眉要寫得這麼「酸」，其實是有原因的。我們在言說「醫病關係」的時候，界線跟位階已經跑出來了。很諷刺的是，治療必須在這樣的場域中進行。比較同等的關係，也許只有精神分析中，分析/被分析的角色。然而在大部分的時刻，我們所近身參與的醫/病(不說「醫病」囉)經驗，是需要這個位階的。就連今年由二魚文化策劃，焦桐主編的《台灣醫療文選》，都信服這種規則。吳易澄跟我在書出版後，寫過一則回應：「不過上卷的文章選擇，似乎仍脫離不了以醫生的個體為本位的敘事方式，即使有我們所樂見的，打從賴和、蔣渭水的為文抗日(賴和《高木友枝先生》、蔣渭水《臨床講義》)，到邱小妹事件等社會問題的梳理(李源德《白色巨塔裡的吶喊》)，本書仍然只被框限在「歷史典範」、「人文表率」、「暢銷作家」與「醫界大老」的僵化標準裡。而這些標準到底能為「醫學」見證出什麼？又能與「文學」能夠游刃出什麼樣的干係？在對象的編選上，有商榷的空間。」

其實舉凡在一般人對於醫學界的認知與想像中、醫學教育所一再強調的「人文」內容中，很可惜，都只強調了醫學必須為人典範，必須是高道德標準，這些樣版的思考。雖然在前面的許多討論，不得不有一些對立的劃分，但是為什麼我的標題都不寫「V.S.」，而是寫「&」，原因在於醫/病關係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僵硬。在回應焦桐的文章中，我寫到：《台灣醫療文選》上下兩卷的擘分，在意義上似乎可再討論。上卷的作者顯然是醫者，雖然不一定是醫師，但至少受過醫學教育；下卷的作者則是所謂的「病人」。如果要再細分文類，醫師(或醫療行為的施行者，或醫療資源的握擁者)的書寫、病人誌的書寫，甚至是醫師身兼病人的書寫，意義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站在醫療行為提供者的角度，作者所感受到的，病人有起色的安慰、自己的成就感，有時候是力不從心的無奈與歉疚。站在病人的角度，一個人生病，他所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甚至是隱喻上的磨難，有些人也有因為疾病給予的特權而開始自大非為。單純去區分醫與病的這兩者的書寫者，是很平板的。醫與病，本來就是兩面大纛。到底在醫療場域以上對下的習慣之外，有無兩者的角色置換的可能？(契訶夫的《第六病室》，王浩威的《憂鬱的醫生，想飛》…)甚至，有沒有一個屬於「他者」的聲音？答案也許是有的。

文學同時隸屬於個人心智、抽象型式跟群體結構的各個天地中，這立體空間中歷史的脈絡是難以捉摸的。通常我們的文學研究都著重在人物、作品的探討。可是台灣這個時空特性相當特殊的地方，一定要具備足夠的史觀跟社會觀。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疾病，我們因之而微渺，然而我們也因之而成就如許之多。T.S Eliot曾經寫下這樣的詩句：「The whole earth is our hospital」，在台灣這樣一個擁有多重殖民經驗的歷史，多元族群面貌，人民的心理途徑也被養成相當複雜的文學場域，我想說：「這美麗的島是我們的醫院。」而一個人在醫院裡，一定都是接受治療的嗎？我覺得還有遊刃的空間。

在座的各位，身分絕大部分是醫療工作者，或是即將投入醫界的學生。在現今各位的勞動條件依然那麼差的情況下，閱讀/創作經驗絕對是有限的。然而閱讀/創作又跟我們的環境是如此密切相關！我要強調的是，一切文學活動的終結意義，就在日復一日繁瑣而由各式各樣渺小元素累積的現實生活當中。醫學，不亦如此嗎？若是，還有什麼「醫療文學」可言呢？


註1.

描述俄國醫生詩人齊瓦哥的三角愛情故事。處於帝俄時期的齊瓦哥，經歷沙皇的專制腐敗、革命的紛亂及政府無情的社會意識大改造，是一部反映跨時代的社會現象與個人的情愛糾葛交織其中的史詩小說。齊瓦哥的父親遭受維特．寇馬陷害身亡，所以由叔叔扶養長大，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與青梅竹馬塔妮亞是天生一對。一日在餐廳中遇見了拉瑞，從此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將俄國20世紀上半葉最混亂的社會狀況描寫得生動寫實，藉著每個角色的眼光暴露出現實生活與時代潮流的互動關係，引發人的省思。更被譽為俄國繼托爾斯泰後最重要的俄國文學名著。

註2.

一個年輕散文作者寫另一個散文作者的書評，援引了「醫生詩人」這個封號，也出現了相當的矛盾：「四月份剛剛正式成為精神科住院醫師的鯨向海，五月份馬不停蹄隨即就出版了他個人創作生涯中，繼詩集《通緝犯》之後的第二本書─《沿海岸線徵友》。書腰文案上這樣定義他的人與書：「醫生詩人首部散文力作。」顯然，醫生鯨向海的文學路，將不只是年少輕狂的浪漫遊戲，而會是行醫之外的人生執著；但，「醫生作家」的頭銜，恐怕也將是他永遠揮之不去的名號，或夢魘。(許正平)」

註3.

賴和(1894.5.28—1943.1.31)，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生於彰化，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浪、孔乙己…等。幼年習漢文，舊文學根柢深厚，十六歲考進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彰化建立「賴和醫院」，開始懸壺濟世的生涯。一九一八年前往廈門，供職於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一九一九年七月從博愛醫院退職歸台；在廈門期間已感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化、社會的影響力；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被選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自此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當天，再度被拘入獄，約五十日，在獄中以草紙撰述〈獄中日記〉，反映了殖民地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沉重心情，後因病重出獄，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行年五十。後世咸尊其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陳建忠)

註4.

貪污瀰漫甚，危機孕已成。
私煙甯盡緝，碩鼠更橫行。
激憤青年士，膺懲不軌兵。
市民當蹶起，苛政要彈枰。
──詹作舟〈二二八事件感賦〉1947年

黑暗乾坤事莫明，
是非顛倒總心驚。
坐看報復殊難忍，
聞道私囚更不平。
終古沉冤三字獄，
即今飛禍幾餘生。
草菅人命誰知悔，
權柄親操任縱橫。
──詹作舟〈觀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感作〉1947年

(圖片為一病友在牆上留下整面的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