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住夏都∥Summertown

（刊在中時人間副刊的一篇文章，原題為《塔外》）

一、化外

高緯度的陽光透亮甚早，我也開始在清晨六點起床。倫敦還在沈睡，還在前一晚的足球狂歡盛宴後宿醉。我習慣泡茶，做很大一份早餐，讀點小書，趕一點論文的進度。

離開醫院已一年餘。一年多前，整個年頭在台北捷運不見天日的隧道裡穿梭，三分之一的夜晚在急診室裡渡過，每天在晨報會中開始，在無盡的察房跟處方檢討中做結。偶爾還得埋首於為健保給付必須技巧性計價的作業裡。

假期回到中台灣，在離家不遠的十字路口，看見一幅巨大的看板。那是一則豪宅廣告，精美的示意圖旁邊寫著一串大字：「聽取一百位醫師的意見。」那時開始覺得這則廣告的不切實際，因為在倫敦，正苦尋覓不著一處斗室可供蝸居。然而更大的原因，卻是自己的不在其位。

逐漸從中產教養裡的講究出走，轉而在食衣住行的枯淡裡提煉趣味。久了，倒還享受這些日常活動的錙銖必較。下廚、洗衣，多數時候是獨自一人。最後還是找了室友，否則要不是有些稿約、網路日誌，那些名為意見的種種只能無的放矢。兩人生活，終於出現了交談的聲音。而逐漸肯定的是，那個想要徵求醫師級住戶的房屋公司，他們聽取不到我的意見。

室友說：「沒辦法，住得太遠了！」

二、界內

無法輕易拾起一個離開的緣由。有時候重點並不能擺在為何離開，而是何時離開，以什麼樣的姿態。七年的醫學訓練，不斷自我審問的是：「為什麼想要當醫生？」如今面對同樣的疑竇，我卻必須斷然：這不是一個假設性的質問，而是一道必須由經驗出發的命題。

成為醫生，從來就未曾選擇。名為「理由」的那一點模糊難辨，只能向上追索，抬頭仰望台灣近代知識份子的形成過程，許多－姑且名為－「菁英」由於政治氛圍，只能以醫為業，一面明哲保身，一面在開始具足的資源跟尊嚴裡，進行他們的淑世大業。

然而「淑世」是他們－或謂我們－與生俱來的嗎？朋友告訴我，最近千萬不要提自己跟醫學的關係，因為最近台灣醫界被醫生不盡職責、販賣禁藥 、收受賄賂跟非法投資搞得烏煙瘴氣，已經毫無尊嚴可言。我則又開始困惑，這「尊嚴」可其來有自？

詩人焦桐在《台灣醫療文選》序裡說：「從小仇恨醫院，卻崇拜醫師」。這矛盾情結，似乎是整個台灣對於醫界想像的縮影。但其實醫生這個行業的訓練，不只是職業的養成，更是階級的塑造。這種愛恨，不需要醫生的集體墮落才能使然。

仁心仁術的情懷，難到是與生俱來？我們的島似乎還沒準備好剝除理想化與高遠的道德想像，不甘用人類學式的田野情操去接近這個燙手議題。猶記得那些在排床與轉診之間掙扎無眠的夜裡，有多少罪惡假行醫之名而自重，又有多少忌羨假勒索醫德知名而行之？

在這時還提革命頭像格瓦拉，顯然已陳腐如文藝青年的高調。鮮少有人在穿戴他的同時，也解剖他。在《關於古巴革命意識形態的研究筆記》裡，他說：「游擊隊員愈感覺到不舒服，經歷的條件愈是嚴酷，愈感覺到像在家裡一樣，他的道德就愈崇高，愈有安全感。」這樣的聲明，不知擊碎我們多少對醫者純然淑世，那種唐．吉訶德的浪漫想望？

最神聖的那把火或許還存在著，但就像一顆恆星那樣對著我們燃燒，光亮到達之時，已是億萬年之遙。我們無由過問神聖的起點，因為那只是雞生蛋、蛋生雞無窮的套套邏輯。而若說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無國界醫師」，是純粹外求的表現，社會學者分析在台灣，從賴和亦詩亦小說，蔣渭水作《臨床講義》，吳新榮以「醫業為本妻、文學為情婦」以降，醫者在政治經濟結構裡的宿命，型構了一群「界裡的醫生」。半世紀了，依然有理。

三、份內

即便暫時不再佩戴聽診器，異議的性格還是在字裡行間一邊自戀，一邊憂鬱地爬梳。我質疑自己的「應當」淑世，免不了因某程度的自卑，而必須過度代償的成份。這樣的理解，卻也是放棄了臨床，踏上迢遙的學術之路，開啟一連串自我追問之故。

無法拒認離開時那相當程度的失望。但離開之後，在另一座塔裡開始鍛練拳頭，卻不知要與誰對打。一時間，像卸了甲的武士般脫下了白袍，卻不知要為誰說話。更精準地說，是發現自己不再準備為誰義正詞嚴。

永遠無法忘記大學時前輩在一場演說裡，指陳醫學教育，是理想主義過渡到犬儒主義者的過程。我驚異，也感激於他的一語道破，卻也嘆息如是所想的鳳距麟角。驚嘆來自還沒練就一身坦然，卻愈來愈相信成本效益跟供需原理；而惋惜則是給予精闢智慧的老者的逐漸凋零。而在這中間的某個模糊的時間點，我離開了。

毋需回頭。我不得不再次強調這個陳詞：不是一個假設性的質問，而必須由經驗出發。一九三八年，精神分析的宗師佛洛伊德跟他的女兒離開了讓他失望頓足的歐洲大陸－雖然多數史料直指納粹逼迫之故－來到了倫敦。要是沒有他的涉足，精神分析不會在英格蘭百家爭鳴。以怪醫黑傑克為自身理念翻版的手塚治虫，還在醫學跟動漫志業中間猶疑時，他的母親告訴他：「就去東京吧！」從此他也不再回頭。不再行醫的他，卻也讓多少東洋學子決定懸壺濟世。

「寫篇文章，好好數落沈淪的白色巨塔吧！你有筆、有發表的空間，還怕沒有唇舌嗎？」有聲音這樣催促。而我有資格嗎？只不過有點疲倦，有點難過地走出這座象牙塔，但這卻不代表人在塔外，便有龐大的藉口拾起矛戟。 在塔內，已厭倦「為什麼從醫」、「何謂好醫生」的大哉問；在塔外的另一座塔，我正學習著用細緻的方式，把自己的「疲倦」、「難過」切割再切割，想窮盡的是單一情緒的微小定義。對比於過河拆橋的苛責，也許唯有這種考古式的親熾，才有機會進入醫療本身的意義、位置，了卻它奇巧的轉變歷程。

四、塔外

世界仍然不是一個和諧體，自我依然無法從客觀立場撤退，塔外的我終究無法鏗鏘。捫著良心，即便筆鋒再健，當不是隨著眾家論者起舞，也沒有一點理由加入撻伐。我只能用一種吞吐，一種緩拍，把過去當成參照的座標，不帶一絲評論地，細聲訴說著私密的獨白。我當瞭然原來自己揮揮衣袖，頭上仍縈罩著多少雲彩，那些身世、道德觀、迂迴論辯的…。這樣的離開，一點都不輕盈。

客觀的理解愈多，透徹自我的欲求愈益火熱，離開的路愈像是一條求道的路。界裡的醫生終於莽撞出走，卻驚異地發現了那「不義」，其實根本不在讓我們失望頓足的醫德淪喪裡，而是在敦促我做出控訴的耳語之中。

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裡說：「有一種社會改良論者，有一種道德家，有一種宗教家，是無法可救的。他們除了厭惡缺陷、詛咒罪惡之外，什麼也不知道。」令人心生畏懼的是更多人仗著全知，舉著醫德淪喪的旗幟，在媒體的專斷、放大與渲染底下，把自己的真理當作正義，宣佈了醫學溫情的死亡，但事實卻不然。

我的確孓然地來了。來了之前影印了醫師執照，卻發現一無用處。於是沒有蛇杖、頭銜，沒有專業特權。啜起了伯爵茶，並不是顯得高貴，而是比阿里山茶還要便宜。 我享受著那些穿過矮小樹叢，撫過斑駁的牆面，跨過石子路上歷史苔痕的溫暖片刻，那些令人笑逐顏開的「此在」。企圖論證的，不是來了，應該做些什麼？而是如一個空殼自問「為什麼來」。

而遠望是個特別的經驗。剛瀏覽完一群朋友為泰緬邊境難民診所架設的網站。在你我未曾觸及，媒體鏡頭也沒有帶領我們深入的他方，我知道猶有一群薛西弗斯，頂著一簑煙雨，縱使深知衝突的無可避免，依舊微笑推著難以挪動的巨石；燃著蠟炬，在現實的荒謬裡企圖照暖我們冰封的心懷，沒有怨懟，也無哀矜。而那裡是塔內？還是塔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