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離職後，出國前的日子，我成為一張音樂專輯的製作人，還有一介文字工。所從事的一切，似乎都是旁人認為「軌外」的活動。

很多人告訴我：你終於開始忠於自我了。將近一年的住院醫師並沒有當完，父親總是問我如果出國回來後重新從R1做起，會不會「太委屈」，就這麼斷然放棄臨床醫師的角色，會不會「太可惜」？我總是笑說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而也幸好，有件喜事能拿來搪塞：畢竟三個月的「PGY1」總算完成了。

每年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總是轉彎再轉彎，同我這屆的菜鳥醫師，必須參加為期三個月的「畢業後一班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1，簡稱叫做PGY訓練。工作雖然輕鬆，但是並不見得讓你自在。很多的章要蓋，很多的文書要寫，很多的上級要敷衍，很多的魚要摸。而我的「社區醫學訓練」在新竹。那個已經遠去的十一月天，曾經答應自己要在風裡開始苦讀國家考試，可是卻發現很懶得翻開考古題目。我知道有很多因素能夠造成這股延宕，包括那時還沒有到手的執照，縱然很多人已經幫我「開釋」了；包括正在匯稿的編書進度，但不是等稿等得心急，也不是因為打算去「策略性拖延」被交付的任務。我把許多精力放在員工宿舍樓下的錄影帶店，還有附近的清華大學。

騎著自行車進入號稱全國最綠的校園，一開始的確很難去適應校門內外那樣極端的差別，總然城裡整年有風。其實更應該說，很難相信自己還有重溫校園生活的一天。七年來的醫學院生涯，了不起只能算是技職教育。光是帶在身上的氣喘病，就有五百多篇臨床指引要背，這要你實習幾年都消化不完。執照也是考這些東西。而你怎麼實地去接觸病人，如何去理出臨床徵候、實驗數值之外，病人的照護、安置、家屬的要求、自己的妥協、面臨的倫理困境......在一個醫生的養成過程中，從滿腔的理想變成了枯燥無謂的技術理性。畢竟在醫學中心裡，你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認真思考。光是應付評鑑的文書處理就足夠要你的命了。

而我竟然趁著跟診的空檔跑到大學裡面聽演講。某天演講的主題，恰好是精神分析。雖然人在精神科服務，置身那樣的場域卻有點尷尬，好像自己應該是個旁觀者。偏偏又只有我有過臨床經驗，那種「此內行人」看「彼內行人」的滑稽感就更加明顯。在醫院裡，很少人鼓勵你往這裡頭鑽，因為冷門，因為「不科學」，因為沒有收益，因為「沒有用」。而在這大學的小小的圓桌會議室裡，文學院的教授跟學生們開始討論起精神分析的可詮釋性和不可詮釋性，他們懷疑學說本身，也懷疑它的臨床價值。依循著某種特定的「會議常規」發言，教授們先帶過一些「神像級」大老們的著作篇名，然後也提一遍自己所專長的學說，或是自己的研究，然後再文謅謅地批判起對方言詞裡的枝微末節。

提到德悉達和拉岡，教授們不免要拉高尾音，說成「de-rri--DAHH！」和「la-CANN！」遇到某些原文字，就不免要說，這個我想沒辦法翻譯，除非你去了解背後的意思：「Bedeutung，這個字有一種要說、被賦予意義的要求的意思，不過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昏昏欲睡的我一則承認自己沒有唸過那麼多書，二則懷疑的是，大夥真的在討論精神分析本身嗎？我有點心驚膽跳，因為想起自己痛下決定離開臨床，報考研究所前跟前輩的魚雁往返，高醫性研所的成老師在email裡面提醒我說：「你想走學術的路，如果是種對於臨床的逃避，那就錯了。」「在這裡，你休想要用裡條腿走路，除非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想到這，不免對討論室裡的氣氛感到一陣涼意。

儘管如此，騎著單車在久沒接觸的大學校園裡亂晃，的確感到自己是如此分裂而破落的。倒不是還在牢騷工作跟自己的期待的落差，不是抱怨當醫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初衷。演講者的振臂一呼，似乎帶來了那麼點亮光。他說：「中文世界的精神分析，就快要誕生了。」嘿，這也絕對不是說我們的精神分析學會要在年底成立的意思喔。西方的精神醫學界有這樣戲謔的場景：每年學會召開的時候，一群人穿著白衣，一群人士穿西裝戴高帽的。這樣的情景會不會出現在我們台灣？如果你心裡模擬這種畫面，一定是很好笑的。你會說：「這是東方啊！」

焦慮是絕對存在的，而我不知道這樣的焦慮經不經得起分析。一個月在風城，大部分時間除了耗在跟同事的飯局酒局，除了在煩惱執照的考試要從何時念起，其實剩下的時間也沒看什麼書，倒是看了不少DVD。那陣子，吳乙峰的地震啟示錄《生命》躍上了台北院線，好萊塢在一堆東方片頻頻得獎之後獨尊東西交雜─抑或雜交？─的混搭美學，不過湯姆克魯斯拙扮末代武士，還是比不上慧黠犀利的烏瑪舒曼。我則在出租店裡邂逅了蘇菲亞柯波拉的《愛情，不用翻譯》。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