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列癲 │ Harry Wu

(最近去看了崔愫欣的《貢寮，你好嗎》，頗多感觸；勞動節又要到了，想起那一段巴黎的旅行。那就來一篇舊文新貼吧。)

室友帶來一瓶Vodka和一瓶Lime。我想起在紐倫堡的那晚。

青年旅社是古堡改建的，進城後，必須穿過整座市區，然後才是上坡。古堡就蓋在山上，背著同行女同學的行李，要費上好些力氣才能「達陣」。上樓，推開窗可以看見城外的近郊，讓希特勒終於敗陣下來的紐倫堡大審法庭就在那裡，但我依然眺望不到。不遠處是中古世紀的扮裝秀，騎馬的武士、小丑，讓東西德合併後的難民潮稍稍舒緩。即便如此，我還是比較喜歡吃土耳其人做的沙威瑪。這些中亞移民雖然被德國政府處處阻擋，但是他們二十四小時打拼的精神和頗具份量的小吃，時刻招引飢腸轆轆的我。

某夜，住隔壁房的俄國青年來還電湯匙，一身古銅精實的Piter要我到他的宿舍去。一進房門，酒瓶一支支列隊排開，其他五個來自聖彼得堡的小夥子就站在後面。迎面端來一杯Vodka，他們要我整杯灌下去：「你就不要呼吸，如果覺得嗆就抓旁邊的果汁配！」我就這樣被連莊了五杯，一邊喝還一邊呼著我聽不懂的口號。他們說那是他們歡迎新朋友的方式。後來，真的不太記得聊些什麼，只記得他們是由老師帶隊，去參觀西門子公司的大學生。他們學的是核能，卻一點也不擔心車諾堡事件的重演，沒辦法，國家教育就是這樣子，我說：「跟十年前的台灣一樣，每回遠足總是全校一起去恆春核三廠聽取卡通簡報。」他說：「你不懂，核能發電是很安全的！」他一面說著，眼裡閃爍著你難以質疑的志氣─也是稚氣─接著便是一些家鄉吧、未來吧什麼的，然後我吋屢維艱地去沖澡。

後來Piter還寫信告訴我，他住的地方剛剛有網路可以用，「每天早上在媽媽做沙拉的時候我可以上一下網」，「現在我可以寫Email給你了，希望我們保持聯絡，改天德國再見。還有，我開始練大肌肉了，下次秀給你看！」，「還有，你記得Parvo嗎？他已經結婚了。」記憶裡那個只會講笑話的男生，如今是一家之主了。對他的印象，只有他一副搞神秘的樣子，要我猜他手裡握的是什麼東西？我答錯了，他拳頭裡的是日本製的洗衣機。那是俄羅斯氏的笑話，帶點諷刺，更帶點民族自嘲。這些樂天的大男生，共通點就是相信政府給他們的教育，服膺政府的能源政策。對此，我沒有跟他們多說什麼。 ...繼續閱讀

來自彰化的一群少年仔，想要出唱片了。他們想要製作的，是賴和的詩歌專輯。

為什麼是賴和？必須從2004年說起。那時賴和紀念館為籌措賴和110週年冥誕活動時，他們運用各種形式「推銷」賴和這位時代鬥士，包括電台廣播、詩歌節、文學步道等，其中還包括了音樂劇和專輯製作。但是後來因為種種因素，這兩個計畫停擺了。

重新獲得動力，是聽完胡德夫的專輯發表會後。那時，跟著音寧到女巫店去跟野火的年輕人白吃了一頓慶功宴，圍繞著杯盤狼藉的木桌，我發現所有的人有種巧妙的連結關係，或許素不相識，卻可以用多邊形的方式牽起關係。重反音樂會的現場，回想在場的每一個參與的人，更讓人強烈地感受胡德夫音樂的多邊性：藝術作為一種中心力量，讓圍繞的人對它崇敬；或者，藝術作為一種介質，讓與其關聯的各種大相逕庭的元素，獲得穩定的鍵結。

就像一個自然界中不穩定的金屬元素，永遠可以找到它可以在其中安身立命的介質。人對於藝術產生的美感經驗，則提供了這種神奇的媒介。當初在進行賴和冥誕活動計畫時，我們早就發現，「歌」是我們共同的活動。不管是在女巫店駐唱的外科國手長運、本來唸化學，後來跑去成大唸台文所的南宏，還是從醫界半路脫逃的我，早就已經替賴和寫過一些曲目。現在剩下的只是一張完整的專輯企劃。

幾個寫歌的人，共通點是來自彰化，搞過台文社，或是多少跟這兩者扯過關係。賴和是日治時代，典型在壓力下誕生的知識份子。他廣泛參與了由進步人士所組成的社會或文化運動團體。這幾個高中時期對賴和就有所涉獵的少年仔，本來是互不認識的，直到他們都大學以後，因為賴和基金會舉辦高中營、文學營的機會，才漸漸熟了起來。

後來我們有一起玩音樂的嘗試。對舞台最熟悉的長運，從大學起已經假「擄姘」之名在女巫店駐唱過不知道幾百場了。南宏的吉他是自己摸索的，在校園的場子也算老手，現在又完起了月琴。而我則不斷從體制「出走」，從合唱團的嚴肅音樂，到show choir，到開始寫教會音樂、配樂。三個人搞在一起，總共有五種樂器：吉他、月琴、長笛、鋼琴、小提琴。 ...繼續閱讀

胡德夫的炫風，已經吹了一個多月了還在蔓燒，不僅風靡了北台灣的現場音樂空間，還橫掃中南部的書店，最近又要吹進各大校園；他的歌聲感動了島嶼上的世世代代，樂評佔滿了媒體的各大版面。我不得不要描述一下，聽完的Kimbo專輯發表會後，當天那種奇特的感覺。

「這一刻跟李敏勇握手，下一刻馬上跟陳映真擁抱...」專輯的文案吳音寧簡直是會場的公關主任，她說：「你知道那種感覺多有趣嗎？沒想到這樣的場合，一下子統的，一下子獨的...」何只如此呢？推薦唱片的有有部落工作隊，也有嚴長壽，那不只是藍綠、統獨，還有左右。那一刻在紅樓聚集的，有平時鎂光燈的焦點─而縱然，會場的攝影機還是不斷地帶名人的鏡頭─當然更多的是名不見經傳的音樂工作者，和市井小民。

歌聲歇後，跟一堆年輕人到女巫店喝酒。雖然隔天一大清早還要去病房上班，我承認不過也慶幸那個來台北工作九個月來最盡興的一晚，我參與到了。那個凌亂擁擠的木桌旁，圍著專輯的文案音寧、歌手永龍、在國會做事的室友、還有更多的舊識新友。神奇的是，即使不在餐桌上，這些人的關係還是呈現一個多邊形。而他們的同時出現，很難不讓你陷入一種情緒。

當晚演唱會場，出席的人，難道不也是這樣嗎？看著一個一個身影的來到、離去，或在台上唱歌說話，或在台下揮淚聆賞，你旁觀著那些熟悉或不熟悉、檯面上或檯面下的形象，猜測著他們的意識形態跟政黨屬性，然後讚嘆胡德夫歌聲的凝聚力量有多麼強大。這些人絕不是壁壘分明的兩個陣營，至少在那個夜晚，他們是圍繞著一則主體而出現的，縱然擁有各自的美感經驗。

就是因為這個大公無私的「美感經驗」，這些人才會同時到來。音寧在專輯文案裡寫著「音蕩」，我問她那是什麼，她說：「就像一個源頭，聲音從那裡擴散、擺蕩出來的力量。」而我在想，那股音蕩，還必須經過與聽眾的對話，才能除了透過自己的價值跟效能之外，讓本身也成為社會參與或重建的力量，在各個不同的群落，以不同的角度，蕩出不同幅員的漣漪，不論是快閃，還是長駐。馬庫色說：「唯恐只有藝術悠悠傳遞著箇中真理。」

但是馬庫色也認為在異化的社會本質裡，藝術家的創作是第二次的異化，和現實區隔之後，創造的是一個不真實的虛幻世界。睽違四十年的嘔心瀝血，終於有人願意出資，願意企劃，願意讓一個聲音從一個「最最遙遠的地方」，來「接近我們」。而我們都無法預期的是，一張開始在商業機制裡打滾的音樂，是否也將隨著喪失它原本的激進性格？唱片上架之後，他糾結的嗓音裡的騎士精神，會不會變得不再經典？ ...繼續閱讀

千呼萬喚，929終於發片了。

設計封面的是最近得到葛萊美獎的蕭青陽，唱片封套比一般CD大，比崛起一時的角頭唱片小，風和日麗這次似乎開始尋求他們的市場區隔。

志寧說：「929的名字，其實是一間撞球間。」那是他以前曾經留連忘返的地方，可惜現在已經關門大吉了。不過929變成了志寧的樂團名，現在又成為他們的同名專輯，這期間的迷人之處絶不只在於物換星移，而更像一場充滿儀式色彩的成年祭禮。

第一次聽到929，是交工樂隊到中興大學去宣傳他們的《菊花夜行軍》的晚上。929替他們熱場，唱完了以後生祥上台，還不能免俗地替他們喊：「929，動蒜！929，動蒜！」那時的929，已經在台權會製作的專輯《美麗之島‧人之島》當中錄製過一首《轉角處的廁所》。音寧在台灣日報上介紹了那張專輯，仍不忘「虧」自己的老弟一番：「唱得不夠氣概。」

不過那就是志寧的嗓音啊，悶悶的有點壓抑，帶點磁性，帶點青春的天真，帶點扁擔世代的哀愁。嗯，還有點焦油味，或許，還混雜過其他一些什麼。在台中老諾駐唱的他，被這麼形容：「始終保持著清新動人感傷的民謠，還記得那首轉角處的廁所那個書生樣的主唱嗎？那個每次都是一個人抱吉他唱歌的人嗎？沒錯就是他！929志寧。」 ...繼續閱讀

沒有這樣卯起來寫作，確實也有一段時間了。

三月，百花齊放的季節。某夜，跟友人到他讀了七年的台大逛了一圈。他說三月的杜鵑花早就已經盛開了，但是今年沒有。十幾年來在台灣已經不大出現的三月寒流，依然厚重地佔據著台北盆地。許多活動依然進行著，包括台大的杜鵑花節。不過那樣的氣氛著實令人詫異。

在雜誌上，我讀到了阿才，也讀到了朋友的名字，因她曾到他家借宿。在工作裡，因著一位個案，必須與教戲的老師聯絡，她是阿才的老友。雜誌還選了他的一篇就醫經驗刊出。買了他的書，一本三百多頁沉甸甸的著作，《奇怪的溫度》。種種因素，我巴不得把那本據說只是他創作的十分之一厚度的書快速讀過。不知道是臨床業務繁忙，還是我腦筋動不了那麼快，有些文字的確令人難以下嚥，我發現我必須一再地跳過某些章節。

「已經很久沒有吃飯了，可是沒有飢餓的感覺。」
「到晚上，我幾乎已經忘記下午的事。一個新的景象吸引了我，排演完窗外、有雨的暗天、黃昏將夜未夜時，整個天的顏色、數的波動及雨的斜度，我以為看見了，消失的、屬於古老年代某種秋天的感覺，而這時節是四月。」
還有呢？你會覺得自己的反應突然變好快，會覺得自己突然變得聰明，經歷充沛不需要睡覺，想要去花大錢，開始比平日擁有更多計畫嗎？我心中開始盤旋著這些問句。

「大家要我放鬆、再放鬆，但就像入了乩迷狀態，只要抖動還在，終又要將整個人挑起來，像乩童一樣，跳將起來。」
「夜臥床，整夜不曾闔眼......有很多東西在我周圍閃動，還有聲音，在牆上、天花板、窗子和空氣中。」才讀過幾句話，我就幾乎想要斷定他的精神狀態。但是阿才選擇暴露自己的病情：躁鬱症。

這樣的筆記其實在病房裡並不少見。那樣的閱讀經驗，除了造成相當程度的感官刺激，更巨細靡遺地提供了臨床業務上的診斷線索。而我不得不承認有時候，那些荒誕誇張的筆記或是對自我的形容，是有些「笑」果的。某次，一個婦人告訴我，她是維也納音樂院畢業的，隔天她說是東吳音樂系，後來是某某教會音樂系，當她最後告訴我，她只是很想到隔壁的教堂去學彈奏管風琴的時候，我知道她可以出院了。

阿才到底是不是躁鬱症患者？沒有見過他，我不敢說。有醫師說是，我也不一定會這樣診斷他，但他自己說是。只不過令人遺憾的，阿才早已經在2003年八月，在台東都蘭投海。失蹤的當天清晨，磯釣客發現了石塊上的背包，背包裡有一張為都蘭鼻生態請命的影印文章、一張大頭照。被認定死亡之後，他的身體沒有再回到岸邊。有人說他殉海，有人說他死諫。而我要如何看待這一場死亡？一場發生在我身邊，一則輪番上演，事實上不足意外的，一樁躁鬱患者的死亡？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如此特出，那麼阿才在大海裡的演出又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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