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演化中的島嶼

成大台文所找我去演講好幾次了，一直沒有去成。終於，在 T. S. Eliot 所說「最殘酷的月份」，我獨自前往，帶著許許多多可以被聽見或任誰也聽不見的意念。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主題的性質本身是艱澀的，主講者也是一點都不親和。我其實很同情那些被拖來聽講的人。儘管多數人尋求直接了當的答案，我依然一本初衷地，迂迴講述著那些迂迴的思路。在大家提問討論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許多尚未允許自己有過任何代言經驗的讀書人，卻已經對於知識份子是否「代言」感到如此焦慮。


「自從讀了Spivak之後，每次有社運人士前來，同學就會問：『這樣是否成為代言?』」


我反問：「『代言』有什麼問題？」，而且這種焦慮跟 Spivak 有何相干呢？似乎大家對於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有著極深的誤解，或是極淺的理解。誤以為 Spivak 是在說：倘若知識份子代言，就是抹煞了從屬者自己發言的空間。


但實際上，Spivak說的恰好是一種無法不去代言的情境。抹煞從屬者或邊緣發聲的，並不是任何人的代言，而是一個更龐大有力的，發言與聽見的結構。


任何人都可以說話，卻不一定會被聽見。有些時候，你不斷地說，扯破你的喉嚨，用盡你的靈魂，卻是任誰也聽不見，因為，誰也不願意聽見你。另外一些時候，你只需要簡單的眼神，或是嘆息，就可以讓自己的心被感覺，你的意念被聽見。


Representation 的雙重意涵，「代表發言」與「再度呈現」（搭建舞台）講的是一種辯證關係，複雜的，無法訴諸抽象法則的倫理經驗，不是二選一的項目。知識份子並非不能代言，而且很多時候，他們必須代言，他們有責任去代言，或必須搭建舞台，讓從屬者的發言被聽見。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自命進步或啟蒙的知識份子們，也不應該為了自己的知識興趣、榮耀或其他原因，意圖榨取或誘逼邊緣的聲音，否則，那就成了某一種人類學家和他的土著報導人之間的關係。


倘若 Spivak 僅是心思單純地反對代言，認為唯有讓邊緣「自己說話」，或以為他們只要講話就會自動被聽見，她就不必大費周章地批判 Deleuze 和 Foucault 美化被壓迫者和邊緣者的對話了。


「為什麼一定用那麼艱難的語言在書寫？」


因為真實，遠比這艱難的語言，來得更加地複雜、迂迴、困頓，與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