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演化中的島嶼

註：這篇文章的寫成乃是應蔡錦昌老師之邀，
放在「外雙溪的社會文化理論」。這是第二版，
因為每一次的反思，都改寫了生命的外貌。

1. 雙重刮號


「理論之路」刮號起來，『路』也刮號起來。因為，嚴格說起來，這四個字所包含的不只是一個問號，而是兩個問號。雙重未定的圖象，雙重必須被懸置的說法，雙重有待被還原到最初也是最後意向性的感受。


這篇小文章延宕了好一陣子，主要原因是，我思索著，理論並沒有道路，即便是迂迴的。




2. 路、意外，以及選擇的可能性


關於「路」的隱喻，值得深思。好似我們非得要走在路上，不能游在水裡，或是飛在空中，或匍匐在地面，或鑽土而行。


隱喻，不只是隱喻，也是飲喻，我們飲下的喻說，長成豐腴的身體；也是引喻，我們引出的喻說，吐露更多的話語。至於道路本身，我們無法言說，只能鋪設。


每一次關鍵性的思考轉折，都會改變我們對過去的重構與看法。每一次，都是另一則個人小史。關於一個人何以會成為社會學家的詢問，合理的答案，或許只能說是一連串的意外，更精確來說，一連串經過選擇的意外，或一連串不能說完全是意外的選擇。　




3. 社會學、理論，以及邊界的存活


「學習社會學」與「批判社會學」，對我來說，是同一個事件，兩個始終交纏的知識實踐。因此，當我發現對很多人對社會學充滿「認同」〔或過度認同〕時，我感到陌生而異化。並非不表贊同，而是無法身歷其境。這樣的認同固然可以是一種責任感，一種定位的政治，但也可以是一種排除，一種排序的心態。


理論，如果有道路，也是在不斷地質疑自己所走的道路中前進。這是一種理論的虛無主義嗎？很可能，但也不盡然。然而，就連「虛無」也應該成為一個理論態度質問的對象。對「哪些人」來說這是虛無的？對「哪些事物」來說這是虛無的？而那些不虛無之物的「實證性/正面性」(positivity)又來自哪裡？


回到我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的理論立場，從很早的時候我就隱約感覺到，尤其到美國紐約求學之後更深切體悟，「社會學」的出身〔它的歐洲性格及其後果〕必須不斷地被「社會學家」檢驗 ―― 而且，所謂的「社會學家」很可能正是指那些由於學科訓練與背景知識而佔據檢驗「社會學」最佳位置的人。或許也像法國哲學家Pierre Bourdieu在倡議一個反思社會學時所指出的，我們有必要去探討社會學本身做為一個學科的「集體無意識」。社會學(sociology)，因此同時也必須是一種社會分析(socioanalysis)。我個人認為，身為一個「非西方的」社會學家，處在一個特定的「去中心」知識生產關係當中，這樣的需要更具有一種實踐的迫切性。

　
因此，當我戲稱自己缺乏對社會學的「認同」，也是在說，我習慣在各種界線之間進行質疑與思索，包括學科之間的分際、理論學派之間的劃分、各種「主義」之間的邊界，乃至於知識、政治和倫理之間的重疊。


這種慣習也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我選擇，在種種界線之間思考，學習著也批判著社會學，並如此繼續活著，意外地。


但或者，這並不完全是那麼個人化的慣習和/或選擇，也多少透露了「我們」身為「非西方」理論學者的處境，一個後殖民的知識位置，得以去體現並解構「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對立。另一方面，這或許也是我身為「女性」理論學者的立足點，一個陰性主義的認知視角，得以去體現並解構「陰性」和「陽性」之間的對立、搖擺與張力。這樣的思索，當然，可以無限延續下去。因此，這是一種後現代的無限逆推嗎？不見得。毋寧說，這是我所認知的，理論的本質，一種思考與話語的恆久冗餘。


基於上述的慣習和/或選擇，我的理論思考總是傾向於雜種的、邊界的、陰性的。這種雜種的邊界陰性特質充份展現在我個人這幾年的教學與研究經驗。


在這裡，我就只談教學上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吧。身為一個「非西方」的「女性」存在物，我在系上負責講授「社會學理論」這堂課，然而，被「合法」納入這堂課內容的理論家幾乎都是來自「西方」的「男性」。這意味著什麼？答案至少有以下幾種可能。


一、「理論」是超越疆界與性別的〔這比較像廣告詞〕；二、我是一個奇怪的女人〔這有幾分真實性〕；三、我應該「偷渡」或「走私」更多異質的思考元素〔這或許已經發生〕；四、社會學需要被「非西方化」和「女性化」〔雖然「社會學本土化」的欲望在1970年的台灣就已開展，並一直持續至今；「去西方化」和「女性化」卻很可能會被批判是降低甚或矮化了社會學的「普遍性」；因此，或許可以比較一下「本土化」、「去西方化」、「女性化」等多重「化」質之間的差異何在，以及它們各自召喚了怎樣的欲望與恐懼〕；五、社會學理論的疆界有待擴展，很可能我們並不需要刻意去標定「某某化」，卻需要刻意去進行界線與內容的反思，方能暫時放下排除與排序的學術心態，接受更多理論思考的可能性。


上述可能性當然可以繼續推演下去。「理論之『路』」，如果有的話，應該會往更多的方向，長出更多行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