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演化中的島嶼

張君玫 　刊於人籟論辨月刊　2007.09


七月中的「全國大減刑」引發許多爭議，尤其是減刑後短短幾天，就有十幾位更生人吸毒過量或自殺身亡、再犯搶奪案件，甚至徒手將人活活打死，這一切不免令人質疑「減刑」是否太過匆促，而且缺乏配套措施或相關輔導。但這其實不是重點，因為「更生」的困難並非減刑所特有，而是所有出獄者遭遇的難題。

較深入的批判指出，總統不無濫用赦免權之嫌。此次減刑假借「二二八」六十周年和「解嚴」二十周年之名，但被減刑的一、兩萬名受刑人犯下的都是刑期較短的煙毒、竊盜、性侵等罪行，要說和白色恐怖或政治良心扯上關係實在非常牽強，只能說他們為數眾多，有利於營造以量取勝的德政假象。


但是因著「二二八」和「解嚴」的名目，總統依法行使的赦免權穿上了所謂「人權」的外衣，使得我們在看待這個問題時難以聚焦，忽略更核心的關鍵，亦即「人權」和「司法」在概念上的不協調，以致造成實踐上的落差與混淆。


以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來說，「人權」和「司法」代表了兩種非常不同的正義論述。所有的概念都有它的歷史脈絡。人權這個相對晚近的概念，首先預設了一種現代意義的「人」，主張「人」天生具有絕對價值。這樣的想法在前現代的社會中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這樣違背了基本的「正義」──正義最原初的意義指向一種事物的平衡秩序，以及在平衡被破壞之後的回復。


在人類歷史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司法體制，但是，這些審判很少一視同仁，往往女人、奴隸、孩童，以及某些特定階層都被排除在外，被視為從屬物與交換品，這樣的層級被當成「自然的秩序」。法律如果是為了維護正義，也只是關於那些被視為「人」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確定那些次人或非人應有的位置。


當然，我們可以肯定在現今的社會中，尊重個體生命價值與尊嚴的人權已經是必要的價值。不過，我們無法迴避人權論述在面對司法時的雙面刃──在司法不彰甚或冤獄頻傳時，人權價值可能是必要甚且唯一的救贖；但在司法行使它基本的秩序維護時，比如暫時或永久剝奪罪犯的公民權時，人權的絕對性也必須退守到基本防線。


關於總統的赦免權，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爭議，爭議無非在於總統的赦免權是否減損司法的權威，或是可以修補司法的缺陷。以陳水扁總統這一次的「德政」來說，實在看不出來他修補了什麼司法的漏洞，倒像是捅了一個更大的洞。是時候了，該徹底省思司法的意義與得失，方能真正珍視與實踐人權的價值，而不落於口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