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演化中的島嶼

不只是建構論 ―― 科技的權力，以及未來
More than Constructivism – the Power and Agency of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張君玫



所謂的「科技」(technology)不只是單純的技術、工具或機器。而牽涉到一種過程，橫切了人文學科所定義的許多關鍵的二元對立，像「主體」和「客體」，「文化」與「政治」，「男人」和「女人」，「人」和「機器」，「人」和「動物」，乃至於「生物」和「無生物」等等對立的概念。尤其是關係到當代的「量子物理學」(quantum physics)，「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也就是基因遺傳學（也有人說那是一種「被物理學殖民的生物學」），以及「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這些把運動的單位最小化，到一種分子層次(molecular level)的流動和散聚，包括像最小的遺傳訊息單位DNA，或最小的能量單位「量子」quanta，或最小的訊息編碼單位，電話傳輸和email, internet網際網路之所以可能的，這些運動都不免關係到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些對立的個體概念或範疇之間界線的劃定與重劃。而這些單位，當然都不是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因此，很多人不免要問：它們究竟有多「實在」how real？ 或者應該說，它們的出現或成為一種visible signs，對我們所認知的「實在」(reality the Real)有什麼意義？

這些問題稍後進一步闡釋，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它們都必須依靠特定的儀器才能夠被找出來、或測量出來，甚至可以說是被「建構」出來，而這些儀器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銘寫出這些visible signs的裝置，一種inscribing devices，就連科學家本身在這樣的過程中，或許也可以說是一部份的inscribing devices。但是，如果我們就這樣停住，僅止於宣稱這種指稱「量子」、「分子」等不可見的物質或運動的visible signs乃是被「建構」出來的，那麼就有點輕率地取消了這些運動及其銘寫過程的複雜性。而這種複雜性，之所以重要在於它緊密連扣到社會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相當關心的一些問題，像agency的問題，subjectivity的問題，以及power的問題。


而一般人在講「科技」，往往很容易忘記一件事：廣義的「書寫」(writing)本身已經是一種科技，一種「補充」人類感官的科技。而我們在此所說的techno-scientific inscription，一種科技-科學的「銘寫」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特定形態的「書寫」。而我們怎麼樣看待「科技」的本質也關係到我們怎麼去思考知識、權力和未來的問題。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科技(technology)、科學(science)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及後來出現的 “technoscience” 這個概念的脈絡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如果我們咬文嚼字一點的話，嚴格說起來，中文的「科技」一詞，剛好相當適合用來翻譯technoscience，也就是結合了技術和科學，一種和科技的脈絡，以及它所涉及的知識-權力叢聚分不開的科學。但是已經約定俗成的譯名，我們還是必須尊重，所以姑且把technoscience譯為「科技-科學」。而「科學」這個譯名約定俗成的歷史背景，不僅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新文化「論述場域」裡的產物，更是它的一個核心概念，這牽涉到整個中國文化「現代化」作為一種「西化」的論述，以及慢慢從這個論述的核心移動到邊緣的，一種以歐洲拼音變型語法書寫作為「科學書寫」範本的中文改革與翻譯論述（這點稍後再論）。


科技不像一般字典所定義的只是科學的應用，科學也不只是科技的理論基礎。我想，社會學界對於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不可截然二分和交錯的關係，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反省，同樣的省思也發生在當代的「科學與科技研究」，這當然也包括科學社會學或科學研究所討論的，「科學作為一種制度」、或是「科學作為一種權力」、或是「科學作為一種行動和網絡」的概念，以及文化研究裡對於「科技」的建構力與生產力(productivity)的驚豔或是恐慌，乃至於女性主義關於「身體」(bodies)〔尤其是女性身體〕如何被物質與論述的實踐建構出來的觀點。


這些反省或苦思，相當程度，都環繞著the productivity of technology的概念，這種productivity不只生產出更多的科技，包括像法國文化理論家Paul Virilio擔心的那種毀滅性和恐怖美麗新世界的科技，這種productivity也關係到社會學和女性主義特別關心的「主體」subject和「行動者」agent的生產，像Foucault所說的the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body，這種新型的、分散的、無所不在的權力建構出一個作為「主體」的溫馴「身體」，而這個身體的「靈魂」如今只能棲身在這些技術之中；或是像Judith Butler說的，身體的物質或成形(materialization)可以被視為一種權力動態的效應，這裡的「權力」是一種micrological power，微觀的權力，並且具體展現在現代生物學的解剖學凝視和現代醫學的透視科技，就像女性主義者Monica Casper所指出的，透過超音波的科技，胎兒(fetus)被建構為一個「病人」，甚至一個「行動者」(agent)，從在娘胎開始就可以拍home video，而這麼做的同時，也讓懷孕的女人被化約到變成這個小病人的物質環境而已，Casper稱之為一種techno-maternal environments，從而剝奪了孕婦的agency。Casper的分析最後訴諸一種倫理和政治的選擇，那就是：我們要把agency賦予誰？而又是「誰」有權力進行賦予？這當然是「權力」的問題，一種比較傳統意義的「權力」。


但Foucault和Butler所強調的，是另一種概念的權力，是現代「主體」或「女性」主體藉以被建構出來的那種微觀的權力，它主要並不是掌握在某些居心不良的當權者，壞人或男人的手中，而是內在於那些規範身體的科技本身，那些以「知識」之名運作，而且確實生產出合法「知識」的過程本身，同時，對Butler來說，更重要的，這樣的權力也內在於那些被建構出來的主體的行動本身，因為把她們建構成「主體」的，正是她們本身的「演出」performativity，演出什麼呢？演出那些可以被不斷重覆但或許彼此有所矛盾的許多規範性指示或文化腳本。所以她說，subjectivity is the site of re-signification，可以不斷透過顛覆性的演出行動，而被再度界定它的意義。換言之，這種micrological power滲透到我們的日常行動當中，但也因此，在日常生活當中就可以有所反抗。


Foucault把這種內在性稱為「知識-權力」的叢聚(knowledge-power configurations)。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在知識的技術，以及權力的策略之間，沒有外在性」，甚至他說：「在知識的底下和之前，什麼也沒有」。這種「知識」和「權力」的互為內在性，及其無所不在的滲透性，也充份展露在我先前提到的關鍵問題：當那些分子層次的流動或散聚透過一些高科技的銘寫儀器成為visible signs的時候，我們對Reality, “the Real”「實在界」的概念本身，是不是也應該改變，或者說它自然而然已經在變化，不管我們是不是那麼有意識到？


Foucault和Butler所談的「身體」都是人類的身體，agency基本也是被預設是人類的，儘管那是在一個論述與物質交錯的脈絡當中所行使的agency，他們都沒有談到一種nonhuman「非人者」或機器的agency。


這牽涉到一個或更根本的問題：agency真的是一種可以被人所「擁有」或「賦予」的東西嗎？如果agency並不是人類主體所特有的屬性或能力，那麼Revolution，「革命」還有可能嗎？就算不談「革命」，resistance「反抗」還有可能嗎？像Edward Said和Gayatri Spivak，都對於Foucault這種強調內在性和微觀的權力學感得有點不安，因為沒有一個具體而界線明確的壓迫者，沒有一個具體而界線明確的被壓迫者，就很難或者是無法想像怎麼樣去articulate一個反抗的主體，Said批判Foucault所說的權力已經變成了一種「俘虜和神秘化的範疇」，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困陷其中，甚至應該說權力困在我們之中和之間，以致於，Said說，這樣的權力概念根本「抹殺了階級的角色，經濟的角色，動亂與叛變的角色」。這當然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議程，一個關於「未來」如何可能的問題，一個關於「未來」掌握在「誰」或「什麼東西」手上的問題。


Marx年輕的時候說過，「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tool-making animal)，但他並沒有想到，人也是被工具和更複雜的科技叢結所製造或生產出來的，無論是作為「主體」的人，或是作為「客體」的人，或是作為某個「機器」裝置當中的一個配備的人。那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無法想像的。對Marx來說，technology所帶來的解放主要是工具性的，在幫人類勞動而已。George Lukacs對reification「物化」的分析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擔心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像Marx所講的fetishism of commodities一樣，被化約成物之物之間的關係，但是人和物之間除了人使用物之外，更錯縱複雜的關係。


Heidegger名言，「科技的本質一點也不科技」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is nothing technological”，technology的本質不在於技術性的安排，而是一種bringing-forth，the bringing-forth of a artwork, 引領出一個作品，甚至一個世界。但是，Heidegger同樣害怕人只變成物。這種bringing-forth的主體是誰？當Heidegger和Frankfurt School的一樣主張藝術是一種抵抗的時候，他一樣把art和他所批判的那種違背technology本質的modern technology對立起來，而把這個本質賦予「藝術」。


因為，他們無法接受the agency of technology的可能性。把agency從人類這邊，放到科技那邊，是不是真的那麼無法想像？法國的科學社會學家Bruno Latour覺得一點也不會，女性主義的量子物理學家Karen Barad也覺得不會，因為他們都把agency放在那些測量或銘寫的機器叢聚上面，而科學家本身在進行測量和研究的同時，也已經化身為這種科技叢聚的一部份，一種inscribing devices，Barad的agential realism更是把agency放到觀察或測量過程的「現象」上。以Latour來說，這並不是說「實在界」Reality不存在，而是說它必須經過一連串的displacements換置與translation翻譯的連鎖過程，才能夠成為visible and readable signs，在科學家的眼前。


這些立場都和「建構」(construction)的概念有一種很曖昧的關係。像Judith Butler的Gender Trouble開宗明義就批判「建構論」constructivism，說它搖擺在「自由意志」和「決定論」的錯誤二元對立之間，但她還是一再、不斷被說成是把物質化約到語言的頭號建構論者。而Latour曾經大力批判社會建構論和唯心主義其實只有一線之隔，他很正確地指出，建構論的思潮可以回溯到Kant的知識論架構 ―― 把自然一分為二，一邊是一個有著先驗範疇概念的主體，另一邊是一個等著被認識與再現的世界。而社會建構論，只是把超驗的主體換成了所謂的「社會」，像Durkheim的collective conscience。但是，很納人尋味的是，Latour後來又說，我們應該試試看某種「建構論？一種懂得區分「好的建構」和「壞的建構」的建構論？一種特定的，科學的政治，一種試圖把「科學」從「政治」手中解放出來的科學研究。把「非人」從「人」手中解放出來的政治，一種關於「物」的政治(a politics of things)。


無論我們是否同意Latour的政治，很明顯，「建構論」有很多種，「建構」的概念有多重的意義，每一種都關係到「知識」、「權力」和「未來」的問題。Butler和Latour早期所批判的建構論，顯然是一種「人類主體中心」的建構論，正因為把agency只放到人類主體的身上，建構論可以輕易成為一種個體或集體的唯心論。


Donna Haraway在提出situated knowledge的時候強調，我們必須把客體object想像成一個行動者actor或agent，而不是一個螢幕或地方，或資源而已。我們要怎麼樣和物體、客體，乃至於科技的agency和平共處？要思考「抵抗」，就必須先思考這個問題，先放下人類中心主義，以「人文」這個很好聽的名稱所界定的狹窄架構。


比如，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西化論述場域中，不僅包括硬體的技術或科技的移植被認為將有益於中國人的「進化」到「現代」，歐洲拼音文化、變型語法的分析性語文模型，也被視為一種書寫與思考的科技，更適合用來引領出新而現代的中國世界，因此被視為中國主體的現代靈魂之所繫。


回顧中國現代西化論述的推演，「西學」從狹義的科技，逐漸擴張到全面的「世界新文明」，除了直指權力不均衡的全球文化政治之外，或許也提醒了我們，「科技」「文化」之間的對立是很值得商榷的。在中文改革的論述雛形裡，我們所看到的是，西方拼音語文系統作為一套新的語文改革模型，被視為一種在既定的中國歷史軌道之外，主動而積極地去促進中國加速「進化」的一項利器，我把它稱之為一種「人工演化的科技 」―― 讓中國知識份子可以藉此去引領出一個新的世界，像Heidegger的bringing-forth。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述瓦解，以及在稍後世代成為一種「文化折衷派」的汙名，往往讓人忽略了其中一條貫穿這種論述形成與瓦解的基本題旨，亦即 ――「西學」（西方「文化」與「語文」模型）作為一種促進中國自我改造的「器」，或「科技」。中國現代西化論述的推演，就是一個關於狹義科技觀如何崩潰的故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和「中學為本，西學為輔」配方所忽略的，不是稍後世代所說的「文化整體性」，而是「器」或「科技」的演出性(performativity) ――　能夠創造、引領、轉化舊的東西、生出新的東西的那種能力。簡言之，道在器中，新的器物的形構，引領出了嶄新的道體風貌。而新器物 ―― 包括新的觀念、事物、制度、文化、語文和表達方式等 ―― 的形成，絕對不是單純地從西方「借用」，而必然已經透過了分子化的翻譯、質變與重構。


(原4/23/2005 東吳大學job 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