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演化中的島嶼

今天中時論壇登了一篇我的投書
拆樂生 忽視對「地方」尊重
不過刪了若干重要的段落和語句
以下是原先的版本

樂生的地方感受
張君玫


儘管有文史團體的多方面爭取以及聯合國文教組織的關心，樂生療養院仍被通知強迫拆遷，台北縣政府和各大電子媒體都紛紛採用「成本」效益的評估論述：兩百萬台北市民的權益和不願意搬遷的少數院民之間，孰重孰輕。


姑且不去談成本效益、歷史文化與人權等衝突價值之間的衝撞，在樂生事件的政府施為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正在被摧毀的「地方感受」(a sense of place)：原是一個無名的空間(space)，先是被日治帝國主義淨化國土的規訓力量劃出界線，成為一個化外之區的「非地方」(non-place)，卻也在這樣的隔絕與壓迫中開始敘說屬於當地的故事，逐漸長成了一個有能力去呈現差異並建構認同的「地方」。這樣一個地方，卻在七十年後，為了現代化的捷運工程，頓時被要求清空意義，抹去舊名，倒出早已生根的血肉，從一個承載故事與認同的「地方」再度成為數字化的抽象「空間」，一張現代工程圖上的空位座標，只為了下一次的銘寫，成為另一個抹去姓名的「非地方」。


樂生事件所傳達的意義是台灣的俗世價值觀，一個社會與時代對於「地方」的輕忽。台灣人不覺得拆掉一個「療養院」有什麼大不了，再蓋一個「更好的」給你就好了。為了「發展」，為了「方便」，更重要的是，為了「大多數人」更「現代」的未來，什麼都可以拆。甚至，你可以這樣說，這種「務實」的思維主宰了台灣人對地方的感受與價值判斷。長遠來說，這未嘗不是另一種更深層的文化危機。


誠如知名的後殖民理論家Bill Ashcroft所指出的，把「地方」當成一張可以刮去重寫的「羊皮紙」，乃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隱喻，在語言與思考上合理化了帝國主義者重新透過命名來擁有一塊土地的施為。Ashcroft建議我們用「一種塊莖狀的文本」來比喻一個地方，一種橫向的生長與抵抗。塊莖的有機生命比喻提示了一種對「地方」的尊重。在這個美化了「旅行」與「移動」的全球化時代中，我們往往忘記了人和土地之間的親密關係才是書寫地方歷史的主體。或許，我們該撇開泛政治的參考架構，好好思考一下「本土」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