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演化中的島嶼

◎ 張君玫
較精簡版本刊登於人籟月刊
社論：諾貝爾獎與文化戰爭
2006年12月號


「尊重文化差異」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很少有人膽敢公開反對這點。然而，關於什麼叫做「文化的」差異？文化上的「差異」究竟用什麼標準在運作？當我們說必須尊重文化差異時，究竟是解決了差異的衝突性，亦或是掩蓋了更深層的權力運作？

在「文化差異」的修辭成為人們面對紛雜眾生相的主流說法時，我們早就習慣某種普遍的人性價值，並慣於用這套價值來看待個人或群體之間種種不一致、衝突，甚或互相敵對的態度與行為。換言之，對差異表示尊重，往往預設了某種更深層的一致性。


諾貝爾文學獎作為「最高殊榮」一向是毀譽參半，因為文學和文化一樣，恐不適宜被單一標準所評判的。所以，每當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那些來自於從未或很少得獎之地的作家時，就不免引發爭論。比如，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旅法的華裔作家高行健，「得獎理由」強調他的作品具有「普遍價值、深刻洞見與語言創見」，「為中文小說藝術與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中國當地的作家協會卻認為「政治」考慮高於文學因素。姑且不論「政治」與「文學」的因素孰重孰輕，由瑞典皇家學院來斷定一個來自中國入籍法國的作家的作品具有「普遍價值」，原本就是一件相當充滿喻意的文化事件。


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土耳其的作家奧爾汗‧帕慕克(Orhan Pamuk)，因為他：「在追尋故土的憂鬱靈魂中，發現了文化衝突與文化交織的新象徵。」一直想將他入罪下獄的某位土耳其律師則認為他得獎是因為污辱了「土耳其民族的價值觀」。在面對這類的爭議與意見衝突時，我們是否也只能訴諸於意義模糊的「文化差異」修辭，亦或是認為那些質疑的聲音確認了中國和土耳其仍受制於「落後」或「威權的」國家體制？


撇開比較政治性的議題不談，這類文化事件向我們指出的是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文化差異」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地理所當然，也不是像我們逛百貨公司時所看到的民俗商品一樣，就是「擺在那裡」，任君挑選與品頭論足。在經過數百年的全球殖民商業資本主義的洗禮之後，一切的「文化差異」，當它擺到你我的眼前，都已經是某種「文化翻譯」的暫時性成品，甚或商品。在心理學的層次上，「文化差異」的修辭往往可以讓我們忘掉醜陋的權力與血腥的鬥爭，選擇只看到那殘存的文化表面，那在某種文化格式或商業模式中得以展露的文化特質或民俗風格。給我們一種安慰 ―― 人類的文化「仍然」如此豐富而多元的，就算我們「曾經」（或依舊）如此仇恨彼此，殺戮弱者。於是，我們珍愛那些歷史中萃取出來的「普遍價值」，假想那些價值是不沾血的超越一切地域與民族之上。


該怎麼看待文化差異？我想，對於仍相信人類可以而且必須從歷史中學習的人來說，至少必須理解到，「文化差異」和所謂的「普遍價值」一樣，都是某種權力佈局中的部份判斷。對於佔在優勢地位的人來說，文化差異往往是貶抑異己的說辭，對於身在劣勢地位的人來說，文化差異卻可以是一種抵抗的觀點與立場，因為它的曖昧與缺乏精確性，正標示了一切「文化特質」的人為性 ―― 行動者必須主動去闡述與扣連那些代表或屬於她/他們的「文化差異」，她必須有能力去「翻譯」自己，而「我們」所提出與展演的屬於自己的「文化差異」，必然將不同於「你們」在表面所看到的那些文化差異。就像後殖民理論家荷米‧巴巴(Homi Bhabha)所說的，這是一場「位置的戰爭」。


正因為地球不是「平的」，「位置」有高有低，「你」，身為人類文化的行動者，必須演出屬於你的「文化差異」，而不是一味接受「國際」的評比與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