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秋秋

每次回家我都帶很少行李。幾條褲，幾件常穿的衣服，另外一大箱都是吃的手信。上飛機我要帶一本書，雖然未必會看。我在書櫃裡拿起去年朋友來台北時給我的《白瓷》。可能是因為英文的部份，我一直都沒有看下去。年紀愈大好像愈不能看書。後來看完《房間》，《白瓷》仍是完好地在書櫃的上層。


「我看見稿紙就覺得內咎，像是提起筆就要解釋甚麼似的……我很想寫些無法解釋、不可理喻、連自己也認不清的東西，到頭來還是掉進反動派的陷阱。」

---李智良《白瓷》序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


目下是九十八年一月，差不多隔了十年，我拿起這本書在台北往香港的一班飛機上。後來因為我沒有把水壺蓋好，書的邊緣起了皺，書頁沾了更黃的邊緣。我喜歡一本書，一定會被我搞得很殘舊。


大概好像是大學的時候，因為遇到太多勁人，又以為找到了另一種比文字更貼近我的語言。自此便不再想寫字。可是我後來覺得寫字時的愧疚感，也許就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每天禱告認罪那麼的必需。奧修說，一個整天認罪的人，會快樂嗎？問題可能不是快樂與否。如果文字永遠無法足夠描述我們的感覺，我們與文字之間產生的動盪和不安，也許就為我們日復一日、了無生趣的生活帶來平衡。


每次回家我都會想起我小學高年級和整個中學時代，是怎樣伏在小書桌上，看著烏溪沙的貨船，一邊寫作文功課至兩三點，又或者是在床尾堆滿漫畫期刊，在書桌上放一塊打斜角的畫板扮漫畫家。又或者是坐在床頭看完奧修的金色童年。


我會想我是什麼時候開始變不快樂的。


每次我翻出來那些物件都覺得不可思議，好像房間裡盡都是不能觸碰的寶物。稍一不慎就會擾亂了它們的時間軸。我想回到那個時候，雖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那些物件還在這裡，好像我聽過的歌一樣還在這裡。


後來因為廳裡放了一部mac，我好像很少再在房間裡發呆了。那個時候我還是混沌的。我會想我是什麼時候開始變不快樂的。是不是因為有了數碼相機、mp3、過多的手錶、看不完的書，還有更多。更可能是不快樂一直在，只是不被覺察而已。我想回到那個時候，好像是不可能。可是它們明明就在我面前了。


我想起從前的簡單、不複雜、不被覺察。時而無刻不想起幼小的同在。其實從前也不是快樂，只是沒有不快樂的知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