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青中年/chienching1966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胡適寫這句話時是48歲。我這個早已年過中年白髮滿頭的教授，這半年來馬不停蹄，幾乎每個月都出國一趟，連學校人事室都有意見。所上、院裡該進行的業務很多，外面的演講，審查案件，研究計畫一個接一個。忙到我的助理都看不過去，要我的學生勸勸我，果真這個禮拜開始出現胸悶，半夜腹痛的現象。很奇怪，看西醫，他們都不以為意，說人本來就偶會疼痛，多運動運動，舒活筋骨即可。昨晚看了針灸的中醫師，她的說法較能接受，她說我累過頭了，所以身上的內分泌不聽使喚，給我一些警告，要多休息。
五十五歲，已有一些同學陸續退休，大部分的人可能不能理解為什麼這把年紀還要這麼忙，是個性使然？還是到底在追求什麼？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偉大的目標，既然接了所長，所的發展就必須繼續向上，向前，很多案子、計畫，人家尊重你的專業，請你幫忙，能推的也已盡量推掉，但就是還有這麼多事，倒精神上也還蠻愉快的。我一直覺得歹活不如好死，每天很愉快、積極去幹每一件事，對別人有一點貢獻，比活得長，活得久重要。四十年前在建中的那些老師，大部分也很認真地教我們，不是嗎？

今年三月終於又重訪建中。以前總是在寒暑假期才能返回台灣，因此這是二十多年來首度重睹台北在春天的美。萬花怒放，那種愉快的景象還真不是記憶能比得上的。能不能說這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變化呢？能不能說這就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的目標呢？
特意從台北車站沿著當年上學的路程，走過重慶南路、博愛路穿過植物園而到了建國中學的大門口。大門和紅樓看來都和當年一樣，門內的銅像也似乎凝結了時光仍然瞻之在前。連學生都穿著一樣的制服，戴著一樣的帽子。變了的是門房：由男而女；但一夫當關的氣勢仍舊是萬夫莫敵。

紅樓正門台柱上崁著一面石牌，上面鐫刻了四言的銘文，「赫赫黌官…….」。這銘文記得是高二時一位國文老師姚朋先生的手筆。銘文所記的是賀翊新先生自校長位上退休的大事。在當時，那真是大事。賀校長在當年的師生心目中是建中的化身，是建中自由學風的創造人和守護神。不論這樣的評價有多少群眾心理的意味，也不論賀校長以「河北幫」治校的背景有多少歷史的因素；當年是崇拜英雄的時代。上有蔣公，那麼下就有賀翊新校長（還有北一女江學珠校長、和其他許多省中校長）的神話地位吧。但這神話正鑄造了建中精神和建中自由學風的氣勢。在當時，在學子心目中，賀校長的退休集結了許多事實的、想像的，和自我投射的情結。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會聽到賀校長被學子提起；那麼賀校長退休的大事應該不是已盡成灰吧。但是，站在紅樓前我卻不能完全認出石柱上的銘文了。刻文於石的永垂於世也不期風雨的消蝕；三十多年到底是多久？會不會我是若干時日以來第一個站在銘文前仔細閱讀的人呢？下一位會是什麼樣的人？

石牌上的銘文也登在那一期的「建中青年」上，應該是民國56年3月出版的建青第四十期，也是我們這一屆接棒後的第一期。（我們負責了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和四十三期；然後交棒給蔡傳志、蕭堉真、溫肇東、張復、施智漳、吳光彥等人。）我們這一小撮建青編輯在當時的氣氛下（記得文星停刊前由李敖主筆的那篇「謝然之先生，天厭之天厭之」的社論嗎？），還真有些仁人志士的味道。錢永祥兄主持了以「國書三封」一砲而紅的「植物園」特區，專門搞串連（不只是面向江學珠校長的女兒們而已，雖然錢兄在當時也不免「獨」具另眼）。李潮雄兄主持「紅樓的故事」紮根本土。王宇東兄和後來加入的張逸民兄革新美術設計，再加上原有的孫徵明兄等，建青四十期承先啟後，正好誕生在賀校長退休的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

新銳之氣也反映在封面上。王宇東兄設計了一個上紅下黑的二色封面，構圖簡單有力，不只前衛而已。後來候立朝先生的雜誌有一期也用了類似的設計，但候先生卻沒有抄襲建青的問題，因為這個紅與黑的封面被教官們（或者安全部門）在一場「印刷廠政變」中改成了紅與藍。（我始終不明白，要改幹嘛不改成藍與黑？留著紅是何用意？）
這場印刷廠政變來的全無預兆，完全在我們高中生的經驗之外。我們那天還像往常一樣到板橋林老板的大觀印刷廠去作付印前的校對。一進門，全廠頓然停機，每個人都定定望著我們…。然後我們知道有些照片、文頁被抽掉了，然後我們知道封面被換掉了，然後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我被告知的原因是我們對賀校長的退休「紀念」得過了頭；我用了一張新校長崔得禮先生的照片，下註「滾雪球的人」。雪球愈滾愈大固然好，但是化了怎麼辦？（故事的教訓：別亂用自己沒經驗過的比喻。）當然，故事沒有這麼簡單。我們這一小撮人並不真正明白，「當時的氣氛」是怎麼一回事；並不真正明白，文星，在居高臨下的政治人物視野中，是如何可以和建青掛鈎起來。事實上，在這記破天荒的教官團突襲印刷廠搶扣建青的重拳之前，在這之前二年，建青已經被關愛的眼神垂注到了。從建青三十期（民國五十三年主編谷文瑞）到三十四期（民國五十四年，主編楊少麟，加上沈謙）這兩屆，有些文章像何文振的「液態空氣時代」，實在是想不引人想入非非都難。入人於罪的後果就是學校把楊、沈這屆腰斬，將下半個任期（建青三十六和三十七期）交給夜間部去負責。日間部則在一個學期之後再接手回來，也就是章鳴明和李振瀛負責而老錢和我加入的建青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期。因此，這次的事件也可以導致建青再度下放夜間部。事實上，下放已經啟動。

救了建青的，卻正是崔得禮新校長。他同意我的請求，讓建青留在日間部，而夜間部只負責監察編務和行政。這個安排讓夜間部趙主任（原為日間部訓導主任或訓育主任，我不復記得；因此也曾經負責監察建青）監督了建青四十一期的編務。我不知道趙先生在之前對建青的控管如何，但他對四十一期可絕不鬆懈，我也沒有放棄同崔校長陳情的機會。一個黃昏放學之後在他的辦公室，我向崔校長陳述了四十一期的初稿內容，並要求放行由趙主任扣下的幾篇稿子。我一再重複述說建青的光榮傳統，終於他以四川話（就是說，崔校長要講親近的話了）開口了：「徐錚，我不希望你變成李敖第二。」那是第一次，我意識到了建中校長和政治領袖之間的關聯，建中的地位，和李敖先生與我之間八竿子也打不到，但卻一竿子可及的類推。他放行了所有的稿，如我所請；但隔壁辦公室的趙主任卻還是不放行。我還記得他苦著一張圓臉向我用道地的京片子說：「唉，崔校長大人大度，但我可惹不起保防啊，你不知道他們的厲害。」我還真不知道，但卻知道立刻跑回校長室告狀。終於，崔校長以國語說：好，趙主任不必再管建青了。建青就又回到日間部訓育主任沈文瑞先生的治下；而沈先生就完全是另一個故事。我必須交待：在這個過程中，我曾試著把保防官每期必登的保密防諜大文刪掉；這當然是刪不掉的。

沈文瑞先生是我終身難忘的一位建中老師。印刷廠政變之後，我的學生生涯面對了一個我自己在當時並不知道的危機。當時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級任導師陳教官突然之間對我作了家庭訪問。我除了應他的要求向他展示了我所有的「藏書」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太多的對話。但是家庭訪問到底是希罕的事情；從小學以後，那次是我得到的唯一一次家庭訪問。一直到後來，另一位教官才告訴我，沈文瑞先生為了我們的事和保防官拍桌子對幹。不需要那位好心的教官告訴我，我也能明白對那位讓趙主任寧可違背校長也不敢得罪的保防官拍桌子幹架需要多大的擔當。而所為何來？為我們這些學生。當然，如果沈老師不拍桌子事情會如何演變已是無由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絕對可以不拍桌子，而我（們）也絕對會面對保防官的下一步；絕對不會有人能保証這一步不會改變我目前所過的人生。沈文瑞先生原是教官，曾經參加過東山島戰役；教官退役後出任建中訓育主任和國文老師，他對建青絕對做到維護自由學風。當然，在這點上，我必須明確地提出崔校長。賀校長曾一度下放了建青，而崔校長始終維謢了建青。如今回首，在當年的條件下，所有這些先生們都是令人尊敬的。只是， 唉，保防官，我最後不是還是登了您的大文嗎？

在麗日和風中我走出建中。「沙漠」上的朝、夕會似乎仍然迴繞在木樓、風雨操場和紅樓間。六十年風雨如晦，這石牌、銅像、門房所見證的，難道不是一個建中建國的歷史嗎？像繁花似錦的台北之春。

這次的颱風沒有走得離我們那麼近。然而到了黃昏，風仍然吹了起來，雨也落了下來。走出辦公大樓，我看不到颱風前夕所常見的絢爛，只有一片暗藍的天，上面留著太陽的餘光，好像一個人走遠了，仍然在暗處裡回頭說再見。我驅車經過從深坑到木柵的過道。因為房子少，路上鮮有光亮。我的車燈把原來深黑的樹影照得明豔動人，好像設計師的仰角燈光所製造的效果。到了那個可以通往鬧市的路口，路兩旁開始有了房子，卻依然沒有行人，也沒有停駛的車輛。轉角的幾個檳榔攤，這時看起來明亮無比。燈光把裡面的動靜顯現得一五一十。我看到一個小孩在那兒不安分地動著。另一個身材很好的女郎，翹著腿在跟手機裡的人講話。其他的人則靠桌站成一排，彼此在聊天。每個攤子裡都待著過多的人。好像既沒了顧客，他們就給自己弄個小型派對，畢竟這是難得的星期五晚上。我平常會用嫌憎的目光掃過這些攤子，現在卻偷偷地分享著他們的喜悅。我想起小時候，我們去爸爸的廠裡看晚會。一路上雖然那麼黑，大夥人卻嘻嘻哈哈的，渾然不覺得行路的困難。我們很快就走到大門口，看到衛兵站在一旁，崗哨裡的燈光照著他的背影。那是我感覺最快樂的一刻。

在我們的那個年代，每當有什麼重大的事件發生，你總會在某個晚間的聚會裡，看到一個個子高大的人，用略微緊張且帶有結巴的語氣發表他的意見。有時候，在述說看法之前，他會強迫在場的每個人表達自己的立場。「你，你，你，……，你怎麼看這個問題？」他會用這種方式開始他的詰問。接下來的往往是一陣子尷尬的沈默，要不然就是一段進行得越來越快的告白，中間還會被那結巴的聲音打斷。「我還沒有講完──」說話者不得不使用這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是你要我表達意見的。」因此，我們又聽到結結巴巴的道歉聲，以及另一個人為了自己突然變得粗蠻的態度而表達些微的歉意。

在這樣的時刻，我常常會為自己突然有內急的需求而感到慚愧。我站了起來，充滿著歉意。沒有人理會我。大家都太忙碌，不會為了這沒有明顯意義的舉動而分散注意力。我從人群中走過，跨過伸得長長的腿，避開放置在地上的酒瓶，躲過說話者直接對著我的耳膜所發出的聲浪。我走到燈光變得明亮的長廊，發現那裡居然站了好些個人，顯然是出來如廁的，完成了需求卻不急著回去，而且用壓低了的聲音問我：「徐錚還沒有講完啊？」

安平是個奇特的地方，不只因為它負載了我太多的回憶。它是台南市的一部份，看起來卻跟這城市一點關連也沒有，起碼在我們那個時代看不出關連來。如果有，則是那一小時才發一班的客運車，全車只有一個門上下，而且行駛在一條狹長的公路上。公路的四周，除了兩排木麻黃，其餘全是水汪汪的世界。好像這樣還不夠，一條運河自始至終陪伴在公路的旁邊，確保任何車輛不會偷溜到別的地方去。安平其實是個浮在水上的島嶼，像威尼斯一樣。必然是這個特色，早期的漢人選擇在這裡登陸。從那些人的觀點，這裡是隨時還可以退回海上的地方。也是同樣的原因，當人們逐漸移入內陸，這裡就被遺忘了。被遺忘得那麼徹底，也許連當地人都認為，他們是從陸地那兒移來的，因此有可能的話，他們還要回到陸地去。這樣的心情，你可以在那一小時一班的客運車上看得很清楚。在開往台南的公車上，你可以看到喜悅的心情寫在人們的臉上；在駛離台南的車上，憂愁不語的面容則掛在人們的臉上，就像那時掛在車窗上的夕陽一樣。

這種感覺，每當我重回那裡去，可以體會得更清楚。如今，我已經來來去去了不知多少回，這中間穿插了我自己的許多改變。我上了大學，我出了國，……。最後一次，我回到安平，是去年的舊曆年。那個時候，台南不再是寧靜而孤獨的古城，而成為繁忙交通要道中的一個點。為了避開擁擠的交通，我刻意從海邊的那條公路駛入安平。房子很快變得稀少了、矮小了，好像只為了固定那幾個十字路口而站立在轉角上。空蕩蕩的藍天，上面只有片片的雲朵，好像是為了頂住天空而浮在那裡。也許從雲朵的位置可以看到海，我卻看不到，儘管海已經在不遠的地方。我駛過一條寬闊的河流，橋柱上寫著這河川的名字，曾文溪。不久，又是一條溪。這次不需要看名字，我就知道下面的河水將要流經我曾經住過的地方。台南在望了。我的心開始激動。一排排新蓋的樓房，把發亮的臉對著這時正垂入天邊的夕陽。然後是更多的房子，一排排地站在一道道渠圳的旁邊。房子的盡頭，總是把自己的臉對著同樣的夕陽，同樣空曠的藍天。再過去，什麼都沒有了，只有無盡的空間，開闊的心胸。我知道如此，因為那就是我第一天搬進安平所看到的景象。

《青春之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