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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小姨多鶴》導讀╱2008.10三民出版社
《小姨多鶴》有一個龐大而漫長的時代背景，從二次戰後中國東北的日本滿洲國殘留孤兒寫起，到中國建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到中日建立邦交、到戰後孤兒在老年終於得返日本等。作者寫下被日本政府放棄保護的「滿洲墾荒團」日本人家屬裡，一名十六歲女孩多鶴，如何經歷殘酷的生死逃亡過程，落到人口販子手中，之後被賣到中國家庭當成生生育工具後的一生。
多鶴的人生不由自主的背負著「歷史的債務」，她是日本人，對戰後的中國人來說，就是侵略者是加害者是強暴者是屠殺者；但是她也是個「無辜的」女人，是弱者是母者是被販賣者是被遺棄者。所以當她以做為二兒子張儉傳宗接代工具被張家買下，進入這家庭之後，所謂「敵我」關係的發酵與轉變，在人性價值的基礎上，形成許多為微妙而動人的情節。因為多鶴是「敵人」的關係，所以把她當成「用完即丟」的生產工具不必有罪惡感，「買日本婆子給張家接香火」（頁24），既可掩人耳目，又不用「負責任」，這是張家人最原始的想法。但是當布袋一打開，張家媽媽看見一個奄奄一息、渾身髒污的十六歲乾枯少女，隨即給予的照料，雖然說是怕她生不了孩子，豈非不是惻隱之心的自然反應？當張儉奉父母之命去圓房的時候，面對表面吞下委屈、內在倔強的多鶴，必須一面想著「她的父親、哥哥對中國女人就這麼禽獸不如」（頁37）一面粗暴的對待多鶴，何嘗不也是來自內心罪惡感的「自暴自棄」――身為施暴者與背叛不孕之妻的罪惡感。
藏著多鶴是張家人必須守住的秘密，多鶴只需具備生育的功能，不能、也不需要進入這個社會與家庭，更少有機會可以學習中國話。幾乎無法開口的她，書中多以內心獨白的方式傳達她的情緒、以外在的形貌與動作塑造她的「日本人」形象。譬如：濃密的毛髮、偏白的膚色、對長輩夫婿周到的服侍，永遠九十度的鞠躬、永遠洗刷發亮的地板、永遠摺疊整齊的衣物……勤快的、固執的多鶴，逐漸將自己原本的生活秩序帶入張家，也「掌管」了張家的生活秩序。她堅韌的生命力逐漸在夾縫中進入這個社會。以上外在形象的塑造其實不脫一般人對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依賴這些元素不斷重複出現，人物反而顯得平面，所幸作者賦予了多鶴獨特的性格，那些帶點任性的堅毅、帶點偏執的決絕、帶點稚氣的勇敢，使她擁有自己的魅力、自己的感情，有了「多鶴就是多鶴」的個人形象。而小說中一直強調多鶴是「代浪村」的人，流著「代浪村」的血液，其實正區分著滿州國裡的代浪村和日本母國的距離。
能讓多鶴形象更為鮮明的，不得不提小環。因為小環的活靈活現，彌補了作者對於描述日本人多鶴有點施展不開的侷限。小說以《小姨多鶴》為名，但如果說多鶴是故事的主角，小環絕對是搶盡鋒頭的配角。沒有小環，多鶴的故事是無法進行下去的。
因為《小姨多鶴》看來似乎是歷史的故事、時代的故事，其實是女人的故事。
最有理由痛恨多鶴的應該是張儉的太太小環，即將臨盆時因為受到日本兵的驚嚇逃跑重傷，歷經九死一生的手術而永遠無法生育。再如何要強的她，只能懷著即將失去丈夫的不安與悲憤，眼睜睜看著婆家找另一個女人來替代自己。所以，多鶴對小環而言當然是敵人，但小環看見的卻不只是這個，她看見的是弱者是母者是被販賣者是被遺棄者，更重要的是，她看見了自己。
在傳宗接代意義重大的中國社會裡，做為女人，多鶴因為可以生育所以得以茍生，她因為無法生育形同被判了「死刑」（手術時公婆要醫生救孩子不救媳婦，小環對張家的意義跟多鶴有什麼兩樣？）；多鶴成為國敗家亡的祭品，被家國遺棄的她就算努力逃脫仍無路可退，而小環面對婆家找人替代她生育的「羞辱」，在「傳宗接代」大旗之下同樣「被遺棄」，雖然曾經離家「表態」，但一樣無路可退。站在女人的立場，她們同樣是弱者是被害者，加上因為「共同撫育」了張儉的孩子，母性的體驗也使她們的關係更加接近。所以當張儉真的履行「用完即丟」的諾言，將多鶴丟棄，小環幾乎是拼了命的憤怒，她指責著：「我告訴你，你要不把她找回來，你就是殺了人了。你知道把她扔在外頭她活不了，你是蓄意殺人。」（頁111）明明是「敵人」，找多鶴找得比誰都急，這種心情不是作為男性的張儉可以瞭解的。
表面上看起來，多鶴內斂，謙遜有禮，少出惡言；小環外放，伶牙俐齒，說起話來尖酸刻薄不饒人。但在緊要關頭，多鶴的暴發出來的執拗無人能擋，小環卻總能拉得下臉，找到生存之道。
多鶴兩次打架，一次跟張儉，一次跟小環。兩次都是小環幫著收拾善後。憑著堅強的意志，被張儉蓄意丟棄的多鶴終於返家，「瘦成了人殼子，動起來像隻野貓」（頁118），跳到張儉身上一陣狂抓亂打，小環一邊護著孩子、「清出」空間，一邊跟張儉說「你讓她打幾下，打出點血就好了」（頁119），等多鶴盡情發洩後再安撫她。跟小環打架那次，是為了自己的母親罵成「混蛋」，兩個女人發狠互抓頭髮，「小環橫著腦袋被多鶴拖著走」（頁287），最後靠張儉解圍。之後多鶴睡在走廊，不願意進屋，還是小環先出聲喊她，算是講和，多鶴不理，她不要「稀里糊塗的和解」。
「稀里糊塗」、「湊合」著過活是小環的人生哲學，中國人的「湊合」讓生活有持續下去的可能，這種如同「苟且偷生」的哲學曾經讓身為日本人的多鶴覺得很可怕，但最後卻不得不明白那是面對宿命的無可奈何。
不想「湊合」的多鶴第一次離家（逃跑）回來，是為了孩子（懷孕），第二次離家（被遺棄）拼死回來，還是為了孩子。到家後兩眼無神、用乾癟乳房執意餵著已經習慣米粥的、哭鬧不從的孩子，模樣令人動容。小環從多鶴身上看見、體驗了自己無緣經歷的母性，那感覺是複雜的，卻也讓二人無形中成為生命共同體。
多鶴第一次逃家回來被小環冷嘲熱諷，但是二人眼神相對卻有一種「惺惺相惜」：「她看小環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她不懂小環的話。好像她不但懂，而且很欣賞她」（頁40）；小孩出生後，對外對內都被當成小環親生的養著，小環對孩子的疼愛超乎自己的想像，內在的母性因此得到滿足，當她偷看多鶴幫寶寶洗澡，那豐潤多汁的母體與嬰孩讓她意識到自己「從來沒好好地看、好好地想女人究竟是什麼」(頁44)，這是小環從多鶴身上獲得的，張儉同樣也不會明瞭，母性具備的「超越性」讓兩個女人可以輕易的「講和」。
但是「身為女人」，兩個人都有「湊合」不下去的時候。當小環發現張儉對多鶴動了感情，甚至背著她跟多鶴「偷情」，有一種深層的絕望；當多鶴真的「失去」張儉，也失去了生活的期待。在撕裂整個家、或自我了斷之前，小環就被「這個家是由每一個人撐著的，哪一個走掉，都得塌」（頁193）的念頭牽制住，多鶴就因孩子受傷，發現自己和小環之間存在著無形的親密，使她離「找跟好繩子」的念頭愈來愈遠，兩個人都將沒有說出口的「惡念」暫且擱置。這就是女性的同盟，在女人除了子宮沒有其它籌碼的舊思維裡，聯手護衛了一個家庭；也因為女性的同盟，在丈夫被關、子女「背叛」之下，可以彼此支撐過下去。
《小姨多鶴》是一個以日本女子為主角的小說，但仍然還是中國人的故事，並不是日本人的故事。像多鶴這樣的女子，在「滿州國」度過成長歲月，歷經戰敗、逃亡、「融入」中國家庭，大半日子都在中國度過，人生的「故事」也是跟中國人一起寫下的。
這其實也無關乎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而如之前所說，是兩個女人的故事。多鶴與小環，是「國仇」、是「家恨」，卻在「女性」與「母性」的基礎上，泯滅了難堪與醜惡的界線，正是這部小說「好看」的地方。看看只能任由時代擺佈、毫無招架能力的卑微小民，如何在殘酷、痛苦、無奈的命運下，一面承擔一面掙扎，努力對抗加諸在身上的、歷史的「暴力」，展現人們不得不理解與同情的人性，以及其中所期待的良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