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前想後

如何訪問你?
---專訪也斯


為也斯寫專訪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也斯太廣泛了。

在也斯的身上，我沒有見到規律和局限。他利用文字，將其他藝術媒介聯繫，從而建構一個世界，一個被人探索的世界。

局限只在我們的身上。

如果沒有局限，這篇訪問又怎會出現呢?

寫作風格

創作是源於人類的一種行為，也斯在創作上一些獨特的見解，你知道嗎?

好的作家，改變風格的最大因素應該出於自己；而較差的作家，則因潮流或讀者的口味去改變。若果因為時代而作出改變，則是一件被逼又可悲的事，如在政治環境下寫一些歌頌式的作品，那就很可悲了!一個作家應該不滿停留於某一階段而去改變，只停留在某一個層次這藝術家並非好事。有時候，作家改變風格，新風格不易被接受，但他的眼光卻應該長遠一點。這也是一個試探的過程，作品風格轉變出於自然，人生會經過不同的階段，轉變有不同的感受，不同類型的作品表達的訊息也不同。

以我為例，最初寫小說時，因為之前在報社、雜誌社工作過，見過社會眾生相，光怪陸離的現象，就比較喜歡創作些抒情、營造氣氛、人物較深刻的小說。在七十年代，這是一種傳統。當時香港開始現代化，那種矛盾或過往的價值觀念在轉變，整個城市也在轉變，當時我是想找一個崗位。到自己讀書後回港，很多事物又不同了，自己的思想也變得複雜，那時我就會寫一些有關外國、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的作品。現在我就想寫後殖民的香港，希望摸索出當中複雜和深層的意義。我不會單就政治批評出發，所以仍是寫人的感情為主，例如愛情。其實這些都是寫小說的基本原素，小說不是政治口號，人的生活並非喊一句政治口號，實際上如何戀愛，對父母、兄弟、朋友的感情如何發展，自己就想從不同方向探索這些問題。

香港文壇

也斯出生於七十年代的文壇，直至現在他仍十分活躍。在他眼中，香港的文壇會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年輕作家很難才可出頭，發表較難有渠道，就算是前輩也不易在香港出書，我最初的三、四本書都是由台灣出版的。雖然作品發表困難，但當時的寫作人卻十分團結，而且和其他藝術媒介來往較密切，如現代舞、小說、詩、文都在那時剛開始，大家會知道電影(新浪潮)、電視彼此的發展，亦會互相了解，連跳舞的也會看文學。反觀現在年輕作家較易出版書籍、得到資助及承認上，可是卻缺少和其他藝術媒介來往，如搞戲劇的不一定看文學，話劇的也不一定看小說，自己專業了，自成一角。

現在我較喜歡董繼章、王貽興和謝曉紅，他們比較多元化，但又不是特別多接觸其他媒體，真正開闢文學和其他媒介溝通和合作的並非他們，而是得力於前人。所以我十分欣賞劉以鬯先生，他從上海來港，以賣文為生，能一天寫一萬三千字維生，然後再去寫一些實現性的創作，掙扎出一條職業作家的路。這麼說並非偏重老作家，只是想點出他們的時代，非常艱苦和困難，掙扎亦較多。反觀現在不用掙扎，社會容許你自由創作，比以前舒服得多。自己就處於兩個時代的中間，所以就希望表揚他們，強調從歷史上看文學，有很多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容易的，是經前人努力的開墾。

溝通

或者是喜愛寫作的緣故，也斯非常重視溝通。
但是，在香港，如何溝通呢?

香港就是缺乏溝通。藝術家說做藝術的不用別人明白，作為藝術家可以用來自勵，其實是有點悔氣的，因為發表作品是希望溝通，別人明白。如站在一個評論家和關心藝術的人的立場來看，就希望多溝通，譬如如何教育大眾，提高讀者水凖，建立觀眾，即使現在香港建設西九龍，興建藝術館，但如果不教育大眾去欣賞，也是徒然的。

要達到溝通，我會利用文字和寫作。我十分喜歡教寫作課，在課堂上，透過欣賞文字，大家可以分享彼此的思想，自己亦可運用知識去幫助同學。文字可以助人了解自己，與別人作較深入溝通；寫作就是叫人反省自己，了解他人。文字的創作和人的關係密切，我幫助同學發展心中的概念，將它們化為文字，從而表達自己，自我成長。

也斯‧符號

或者，也斯永遠只是一個符號。

也斯所重視的不是姓名背後的東西，而是姓名之下的東西。

「本身很喜歡『也』字和『斯』字，於是將兩個字合用，沒有意思，正如寫作一樣，不想用概定意思。」

「由自己去賦予筆名的意義，而非筆名賦予自己的意義。」

原來，最有效了解也斯，就是他的作品，他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