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Chan 專欄

在2007年10月12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為推銷其剛發表的施政報告，應邀出席香港香港電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在節目中發表了驚人的「偉論」，姑且稱之為「民主發展極端論」，他籍著文化大革命踐踏民主制度。雖然他已為此言論公開道歉，但是他的形象已經造成極大的損害。如果在民主國家，就已經引咎辭職。筆者認為，曾蔭權應該要重返校園，好好修讀一下歷史課及民主政治課。現在筆者先為他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課及民主政治的簡單一課。
曾蔭權的「民主發展極端論」如是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就要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其實，與曾蔭權的「偉論」剛好相反，文化大革命是近現代史上三大暴君之一的毛澤東（其餘的兩大暴君就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以以及前蘇聯史達林）在1966年發起的。目的是鞏固毛澤東自己在共產黨內的權力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利用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以及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組成的「四人幫」，整肅黨內外的異己，並且進行各式各樣的所謂批鬥運動（如毆打、虐待、抄家、精神侮辱等），對象包括了知識分子、學者、學生、黨內外的權威人士、教師、教士、修女及和尚等，又在全國各地大肆破懷古跡、文物、寺廟、教堂、焚燒書籍及字畫等。造成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嚴重的「十年浩劫」。已故的中共元老葉劍英曾經表示，文化大革命共有2000多萬人死亡，1億多人被整，浪費了8000億多人民幣。由於在今天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浩繁，在此就不再詳述。總言之，文化大革命並不是「民主發展去到極端」，而是「極權發揮到極致」，因為既沒有在野黨監督（因為除了毛澤東以外，更沒有「候選人」），獨立的司法體系更加談不上了。
曾蔭權語出驚人的「民主發展極端論」的「偉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討好中共，向中共獻媚，勸喻香港人不要爭取甚麼民主普選了。不過，這個骨字裏的反民主言論，筆者剛好想起著名政治學者羅拔．道爾（Robert A. Dahl）的一本通俗易讀的著作《論民主》（On Democracy），此書所提出了實行民主政治的10個理由，正好反駁了曾蔭權等這種反民主的言論，筆者就直接將羅拔．道爾提出實行民主的10個理由抄錄如下：
1. 民主有助於避免獨裁者暴虐、邪惡的統治。
2. 民主保證它的公民享有許多的基本權利，這是非民主制度不會去做、也不能做到的。
3. 民主較之其他可能的選擇，可以保證公民擁有更為廣泛的個人自由。
4. 民主有助於人們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
5. 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夠為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使他們能夠運用自我決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的自由。
6. 只有民主的政府才為履行道德責任提供了最大機會。
7. 民主較之其他可能的選擇，能夠使人性獲得更充分的發展。
8. 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對較高的政治平等。
9. 現代代議制民主國家彼此沒有戰事。
10. 擁有民主政府的國家，總是比非民主政府的國家更為繁榮。
曾蔭權的「民主發展極端論」，當然引起輿論及爭取民主人士的譁然，也反映了曾蔭權對歷史及民主政治的無知（也有人認為曾蔭權是故意這樣說，目的在於向中共獻媚）。所以筆者勸喻曾蔭權在平日處理政務之餘，也應該抽時間返回校園，修讀有關歷史及民主政治的課程。因為歷史是從過去往事汲取教訓，避免日後犯同樣的錯誤，政治人物如果誤讀及扭曲歷史，只會為日後製造更大的災難；而民主政治雖然有其缺點，但是也掩蓋不了它的優點——主權在民，而且更是世界上不可抵禦的潮流，更不應該視之為洪水猛獸。
筆者認為，曾蔭權的反民主言論，更反映出民主是要由下而上所爭取的，即是說人民主動來爭取，而不要指望由上而下的授予，更不要指望中共的「施捨」。因為中共的本質是反民主的，盡一切手段抹黑民主，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反民主言論。中共以「循序漸進」為藉口，設法拖延香港及澳門實行全面普選，實質上是當然不希望港澳實行民主選舉，因為中共擔心港澳實行全面普選，民主的種子便會灑落中國大陸，大陸的民眾也會要求民主選舉，危及自己的獨裁統治。這就是「民主」被中共視為洪水猛獸、十惡不赦的主因了。並且對港澳設下了「鳥籠政治」。因此，民主普選應該由民眾自己的力量來爭取，因為統治者最忌的就是民眾團結起來的力量，如此方能擺脫現在這個荒謬的「鳥籠政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