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Chan 專欄

不少港澳的親中媒體大篇幅報導港澳人大代表的「選舉」，並稱參加人大代表的候選人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體現更廣泛的民主。聽見這些話，以及親耳聽見熱烈支持的港澳區人大代表「選舉」的人，心中不禁哈哈大笑，並感嘆他們這些無恥的謊言居然也能夠說出來。

人大代表是一場假選舉
眾所週知的是，人大代表的所謂「選舉」根本就是一場假選舉。他們當然不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是透過所謂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出人大代表，而這個「選舉委員會」本身就也是依照北京的「聖旨」而行事的，選誰成為人大代表全在北京的掌握之中，至於代表性，莫說是港澳直選所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甚至就如李怡先生在1月22日的《蘋果日報》社論所說，連一個香港的區議員也不如。因為很多區議員都是由民選所產生，當然有民意的基礎。所以比人大代表由始至終都是由「小圈子」選舉以及北京「欽點」而產生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大得多。由於人大代表不是由民選所產生，所謂人大代表根本是沒有民意基礎的，只不過中國共產黨的附庸及奴才罷了。

人大代表與真正的國會議員相差太遠
在很多年前，本人還在中學求學的時候，記過澳門某個電台的主持人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會」，言下之意所謂的人大代表就是「國會議員」了（其實現在還有很多人持這種看法）。現今人大的副委員長盛華仁也說，選出的人大代表，將不辜負全國人民的重託。而大部分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香港有50名，而澳門有17名）表示希望作為內地與香港∕澳門之間的橋樑、協助在內地遇到問題的香港∕澳門人、為國家及香港∕澳門做事等等。
對於這些言論實在非常好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代表」當然與民主國家的國會及國會議員相差太遠。何解？民主國家的國會，是透過真正意義的民主選舉所產生的，美國的參議院及眾議院、英國的下議院、德國的眾議院、法國的國民議會、亞洲最成熟民主國家日本的眾議院及參議院等就是如此。民主國家的議會中，國會議員能夠在議會上暢所欲言，對議題能夠表達意見，甚至能夠提出議案及制定政策，更有監督執政黨及行政機關之效。至於為所謂「不辜負人民重託」的人大代表又如何？人大代表既不是民選所產生，更談不上對議題、議案提出自己的意見、制定政策以及作出監督的角色了。這些「人大代表」主要做甚麼？只不過在會議上對北京高層提出的議案及法案「舉手」及「鼓掌」這兩個簡單的動作罷了。
至於上面提及人大代表候選人心目中的「抱負」，恐怕是一場夢及一場政治笑話。歷屆所謂的港澳區人大代表也是懷著同樣的「抱負」，但是每屆幾乎都交了白卷。更重要的是，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在其選區是有議員辦事處的，目的就是負責任為選民作出服務。人大代表如何？正如現在的港區的人大代表李鵬飛先生所說，人大代表是沒有甚麼辦事處的，遇到了問題的香港人都不知道去哪裏找你（澳門情況其實也差不多），公眾遇到問題而向人大代表投訴的話，註定要失望而回。由此可知，「不辜負人民重託」成為空話。而且，這些港澳人大代表，從來不會為港澳市民竭力向北京當局爭取民主普選而努力。只會向北京當局「擦鞋」、「拍馬屁」及做「應聲蟲」。甚至發表不少反民主與普選的言論。

港澳區的人大代表，正因為不是民選所產生，所以對香港人與澳門人是毫無意義的。同樣道理，全中國的人大代表對於中國人民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下，所謂的人大代表是一班向中共靠攏以求得高級政治虛榮的「奴才」。換言之，人大代表對一黨獨裁的中國共產黨才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正是一群利於中共繼續進行獨裁統治的政治工具。盛華仁所說出選出的人大「不辜負人民重託」，說穿了他所說的「人民」，當然不是指一般的人民，只不過是指中國共產黨罷了。因此，別指望港澳區的人大代表能夠為香港及澳門市民服務，而家在我看來，港澳區的人大代表「選舉」只不過是政治笑話一場。

距離北京舉行的奧運會不到7個月的時間。在2001年北京申奧時曾經承諾如申辦奧運成功，會改善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申奧沒有錯是成功了，但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言論自由至今是否有改善？答案是否定的。反而言之，近來北京當局對於異見及維權人士的鎮壓比以往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秘密監視、跟蹤、拘捕監禁、獄中毒打已成家常便飯，更甚的就是發展到前往國外進行綁架。在去年12月27日，維權人士胡佳被捕，而代表胡佳的律師李勁松等在近日也被嚴密監視。事件再一次表明，北京方面並無意藉著奧運來改善人權。

體育及運動在獨裁國家從來是政治
對於中國統治在北京奧運前大力鎮壓異已，並將反對奧運進行消音的工作，不少國家的人權組織、記者、國會議員等，紛紛對北京當局提出批評及強烈譴責。並且認為北京在2001年申辦奧運所提出會改善人權的承諾這張「支票」蕩然無存。甚至呼籲如中國人權再不改善的話，會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
當然，北京當局對這些批評，一律的回應就是：「不應把奧運政治化」。事實上，將體育和運動政治化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共。不管歷史及現在表明了，獨裁國家舉辦大型體育比賽，考慮一定是政治性的。納粹德國舉辦1936年的奧運是如此，蘇聯舉辦奧運是如此，現在北京奧運也是如此……。而且，北京當局利用體育運動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及作為鞏固政權的宣傳工具已不是新鮮事。無須多言，在電視上觀看官方的體育頻道就已隨處可見中共一直推行「體育政治」。當中國運動員或代表象在競賽場上奪得金牌及冠軍，評述員毫不掩飾的說如「民族英雄」、「中國成了體育大國」、「為祖國爭光」、「重振國威」、「中華民族復興」……等政治性的術語。毫無疑問的是，對於2008年的北京奧運從申請到籌備過程，為此對內鎮壓異見及維權人士，並且企圖在奧運前進行政治消音。製造出歌舞聲平的假象。
在我看來，中國厲行「體育政治」的政策。運動員卻成了最大的犧牲品，他們運動的目的只是為了奪取金牌，從而被中共利用作為民族主義式的政治宣傳。運動員成為一個彷彿沒有思想靈魂的機器，甚至大膽的說他們並不瞭解體育和運動的真正意義。所謂「體育強國」不是以競賽場上金牌數量的多寡來衡量的。

北京奧運恐成柏林奧運的翻版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是北京申奧及宣傳奧運時的口號，而北京在2001年申奧時也曾承諾會改善國內的人權狀況。但時北京奧運在即，人權狀況及言論自由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更有不斷惡化之勢，異見及維權人士如師濤、陳光誠、高智晟、郭飛熊、胡佳……等接二連三的被捕甚至在獄中遭毒打；而沒有逮捕的如維權律師李勁松、異見作家余杰、劉曉波「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也受到嚴密的監視，更有不少國際組織及宗教人士因批評中國人權狀況而被北京當局列明禁止前往參觀奧運會。換言之，這個北京奧運口號已成空話，改善人權的承諾已經跳票。
更甚的是，中共窮兵黷武，軍費每年約15%的幅度增長，並在幕後支持緬甸軍政府血腥鎮壓手無守鐵的僧侶，向蘇丹政府提供大量武器以充當達爾富爾的種族滅絕的幫兇。這些中共對內及對外的作為，顯然與奧林匹克的精神相違背，但竟成為2008年奧運的主辦國，不是很諷刺嗎？說穿了，中國卻以主辦奧運作為「大國崛起」的稱霸野心。
1936年納粹德國的柏林奧運對奧林匹克的精神作出的褻瀆，讓西方甚至全世界付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重代價。可是，歷史好像又在重演，2008年的北京奧運愈來愈像柏林奧運的翻版。北京奧運也是再一次對奧林匹克精神的褻瀆，但西方國家現在卻有很多人仍然未能汲取納粹德國舉辦奧運的教訓，依然對北京採取軟弱及助紂為虐的姑息政策，難道要再次付出慘重代價才能醒覺嗎？

在1月13日星期日，有2萬多人爭取2012年民主與普選的遊行。對於遊行士堅定爭取民主及普選的訴求，本人上是持非常肯定的態度，訴求也應持續下去。不過，民主及普選要爭取之餘，也應根除中國千年來的奴才遺毒，否則爭取民主只會事倍功半。為何這樣說？已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最近所推出的其中一本新書——《來生不做中國人》（台灣允晨文化）有幾篇所收錄的文章中，談到香港為何仍然至今不能爭取普選的原因，頗值得要大部分港澳人反省。而此書已在台灣銷售一空而需要加印。

奴才個性是多年來阻礙民主發展的主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英國國力日落西出，於是在撤出殖民地時均開放民主。香港也原本也在英國列入開放民主之列。當時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積極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改，即所謂「楊慕琦計劃」。但是計劃為何會流產？說來很諷刺，是因為華人的奴才個性作祟，冷待並拒絕楊幕琦為香港所提出的民主政改，而這個政改也遭到中國政府的反對，不容許香港人有民主。因此日落西山的英國政府被迫向魔鬼就範，被迫破例引進符合中共要求、極其畸形的反民主選舉和投票方法，這就是有名的「功能組別選舉」。難怪現在北京方面這麼支持「功能組別選舉」，並且偷換概念的說「功能組別選舉」也是「普選」了。
由於華人的奴才的性格，所以香港在原本二次大戰後就享有民主的計劃泡湯。直至現在，仍有不少香港人，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商人、親中政黨以及其支持者，寧願選擇做奴才，並且與奴隸主中共竭力合作配合打壓民主。正因為仍有這些數目不少的香港人甘願做奴才，任由奴隸主的掩割，致使泛民及爭取民主的香港人仍然要在中共的這個奴隸主強大壓力下對普選的問題上仍苦苦爭扎的主因之一。

根除奴才性格爭取民主才能事半功倍
除了以上街遊行等方式來爭取民主普選之外，最重要的是香港人應該要徹底剷除中國文化千多年來的奴才成性的惡習。要知道的是，民主普選不是中共這個皇帝「皇恩浩蕩」式的「恩賜」，而是洛克所說「天賦權利」，基本人權。是「必須」，而不是「可以」。香港人應該不要害怕中共而做政治上的奴隸或奴才，認識自己如果要做一個真正獨正及活得要有尊嚴，必須擺脫奴才的意識，大膽向中共說不。泛民以及其他為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應竭力各香港人灌輸民主的概念，提升他們對於民主及自己能夠當家作主的意識，以及將北京方面不想民眾當家作主，對一切提倡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言行進行趕盡殺絕的惡劣行徑公告天下。否則，只會永遠活在奴才或奴隸的生活之下，進行多少次民主普選遊行，功效也只會事倍功半。
在香港長期推動文化思想的馬國明曾經說過：「任何保證都不及政治上自決來得實際。政治上的自決正好是非殖民地化的的一種表現。只有政治自決才有可能培養本地的政治人才，才能發展出一套切合本地形勢的體制。」換言之，港澳現在仍活在殖民地之下，只不過主子上是換上中國統治當局罷了。「政治自決」是一個非常好的提議，不僅在香港，而且在澳門最適合不過了，也是最普通的常識，亦能夠擺脫奴才性格的一個好方法。只不過礙於北京的政治壓力，很多港澳人不敢說出來罷了，甚至乎不少港澳民主人士聞「政治自決」一詞而色變。

為何書名稱為《來生不做中國人》？
最後順道一提的是，為何鍾祖康的新書的書名稱為《來生不做中國人》？就是因為在2006年9月4日，中國三大門戶網站之一的「網易」網上民調，截止至9月15日為止，有11271名人士投票，高達65.1%的人表示，來生不做中國人，願意再做的只有約35%（本人相信此結果也令港澳人感到非常意外）。多數投票者表示，「所以不願做中國人，因為不願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該民調使中共當局震怒，在9月15日強行把有關網頁刪除，而在9月16日並把唐岩及劉湘輝兩位主持民調的網路主編解職，相關調查仍在進行。於是鍾祖康就《來生不做中國人》作為書名，將近年來的發表的文章集結成書，並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雖然本人對於鍾祖康所提出的大政府的「北歐模式」持保留的態度，但是書中對於中國「博大精深」的壞基因卻描寫得非常恰當。港澳人應該讀一讀此書及反省。正如台灣《蘋果日報》主筆之一的卜大中對此書撰文推薦時也說，應檢討「從中國遺傳了多少的爛基因還沒有清除掉？」

台灣在1月12日的立委選舉中首次採用日本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即「並立制」），結果囊括了113席之中的四分之三的席次，亦即81個議席。而民進黨卻遭受極嚴重的挫敗，只獲得了27席。從選舉制度來看，「並立制」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是造成國民黨在這次立委選舉中大獲全勝的必然結果，因為這種選舉制度確實很容易造成某個政黨「一黨獨大」。

民進黨同意日本式「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惡果
日本自1994年通過新的選舉法，並在1996年的眾議院大選中首次實施新的選舉制度——即「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並立制」。此種制度實施以來，自民黨在日本眾議院中一黨獨大的結果仍然沒有改變，這也是「並立制」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嚴重弊端，亦是不少人批評的地方，現在，此制度所造成的「一黨獨大」在台灣的立委選舉之中發生。
在2005年6月7日，台灣的「任務型國大」通過立法院產生的新的選舉辦法，將原來行之已久的「單記非讓渡制」，改為日本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當時的民進黨為了壓制小黨進入立法院，並不考慮到此選舉制度所造成的一黨獨大的弊病，也不考慮到國民黨根深蒂固的強大地方勢力，居然與國民黨合作，同意「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並立制」。在這次立委選舉中的結果，國民黨一黨獨大，而民進黨遭到慘敗則是可以預見的。可以說民進黨自食惡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選區劃分，更容易造就買票或多年來國民黨在地方經營的樁腳勢力。在這樣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單一選區要與國民黨進行一對一的對決，敗選是意料之事，也使能夠很多清廉、真正為人民做事、具專業能力的資深立委落敗。

德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結果又如何？
德國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始祖。1949年後，德國（當時的西德）就已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至今，而此「單一選區兩票制」則稱之為「聯立制」。德國與日本雖然同是「單一選區兩票制」，可是兩者卻是完全不一樣。現在立委選舉結果出來，國民黨一黨獨大，遂有不少台灣人質疑「並立制」的「單一選區兩票制」，認為應該改取德國的「聯立制」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究竟，如果台灣採取德國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這次立委的選舉結果又怎樣？結果當然有所不同。
在此次立委的選舉中的政黨票（不分區立委，由比例代表制產生）中，國民黨獲得了約51%，即5010801張選票；而民進黨則獲得約37%，即3610106張選票，剩下約12%即1159666張選票由其餘各小黨所瓜分。但因為每個小黨都沒有超過5%的門檻，所以扣掉不計算且不能分配議席。將國民黨及民進黨的選票加起來才是有效的政黨總票數。換言之有效的政黨總票數為86209097票（5010801＋3610106）。
「並立制」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區域立委）與「比例代表制」（政黨票）是獨立分開計算的。在「聯立制」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中」，政黨票是先做為兩黨在總立委席次（113席）中所獲得政黨議席數之用，用特定的公式計算（尼邁耶計算法，公式為：應獲議席數=總議席數x某黨獲得政黨票的票數/有效的政黨總票數 ），計算出國民黨為65.67，即65席（暫不理小數）；而民進黨為47.32，即為47席。由於尚有一席，所以要比較小數點後的大小，國民黨小數點後的值（.67）大於民進黨（.32），因此國民黨獲得多一個席位，亦即有66席，而民進黨依然為47席。
由於國民黨在區域立委（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單議席單票制）拿下61席，不分區立委就只有5席（66－61），如此國民黨最終就只獲得66席，不能再多；同樣道理，民進黨在區域立委中取得13席，不分區立委就取得了34席（47－13），因此民進黨就取得了47席。
換言之，在「聯立制」下，雖然國民黨仍能取得了過半數的議席，由於民進黨取得了47席，還是能夠制衡國民黨。而且，在這次立委的選舉中看出了「並立制」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種種弊端，除了造成一黨獨大之外，也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民意的情況，國民黨區域加上政黨的整體得票率並沒72%那麼高，但是卻囊括了72%的立委席次（這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部分本身是「贏者通吃」之故）。換句話來說，如果這次立委選舉之中採用德國式的兩票制，民進黨還是會輸，但席次與得票率相當，比較不會有不相稱的情形。而且，「聯立制」計票方式是以比例代表制（政黨票）為主，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區域立委）為輔（因此「聯立制」有「個人化比例代表制」之稱），雖然有門檻的設置，但是還能夠給小黨生存空間。
以上這是從選舉制度的角度討論這次台灣的立委選舉，可以看見同是「單一選區兩票制」，所得出的結果卻不一樣，也正看出台灣實施日本式的兩票制仍有很多不完善之處，反映出台灣需要的選舉制度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聯立制」，而不是「並立制」。現今，由於國民黨取得超過四分之三之席次，暫時極難再對選舉制度作出變更。這裏只不過是提出建議，讓大家宣傳及瞭解，指出現在台灣選舉制度的不健全之處，藉此推動台灣民主健康發展。

當然，除了選舉制度的問題外，國民黨控制的大部分媒體整天唱衰民進黨，指責民進黨政府貪污（事實上國民黨貪污比民進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次立委選舉買票、賄選的情況非常嚴重，因此國民黨只不過「一百步笑五十步」而已）並缺乏執政能力，導致經濟衰退（事實上最近台灣公佈的經濟增長有6.92%），而民進黨自己內部本身也有很多問題，並弄錯選戰主軸，這些諸多因素導致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慘敗。因此，民進黨內部應好好檢討及深刻反省今次立委選舉慘敗的主因，全力打好3月22日的總統大選，以及在下次的立委選舉中捲土重來。

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2008年是一個選舉年，重要的選舉也在這一年舉行。令人曯目的選舉當然是3月份台灣的總統大選以及11月份的美國總統大選。不過，2008年即將上演的第一個選舉——1月12日是台灣的立委選舉，也是引起國際關注，重要性不亞於3月份的總統大選。因為這次立委選舉，除了是台灣國民、民進兩大黨能否取得議會大多數、能否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以及被3月份的總統選舉的前哨戰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台灣的立委選舉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也是很多人談論的地方。
本人在去年11月23日在《蘋果日報》所刊登一篇名為〈不妨考慮單一選區兩票制〉已簡單略述了兩種方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為德國式「聯立制」，即該黨以第二票（即比例代表制）所得的議席，扣除該黨在單一選相對多數決（第一票）的議席，才能得到該黨在議會中真正的席次；二為日本式的「並立制」，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票與比例代表制的選票是獨立分開計算的。而台灣這次立委選舉中所採取的就是日本式的「並立制」。
「並立制」由於兩票是分開計算的，再加上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成份比較重，在台灣的113個立委應選議席當中，只有34席是由比例代表制（即「政黨票」）產生，而其餘79席是由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產生，因此必然有利於大黨（日本的情況就是如此）。換言之，可以預見的是，台灣即將舉行的立委選舉所採用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中的「並立制」，兩大政黨（國民黨及民進黨）在享有絕對的優勢。
正由於大部分是由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所產生，所以立委候選人的政綱會成為當選的關鍵。這可從經濟學角度的投票行為來分析。道恩斯（Anthony Downs）所提出的「理性抉擇模型」（Rational-Choice Model）就是代表著選民投票行為的「經濟學途徑」。道恩斯認為選民是理性的，他們會選擇對最有利的政黨或候選人來投票，也就說選民是以「成本效益」的核心概念來作為投票意向。在此前提下，候選人的政綱必須是以溫和的，並且向「中間」方向靠攏，才能勝選的希望，基本上，中間偏左及中間偏右的候選人基本上可以穩取議席，激進的候選人則因其激進意向不受中間選民歡迎，極有可能敬陪末座。道恩斯所得出的結論也認為：在一個選區只選一個名額的選舉中，候選人都會努力往所謂的「中間選民」位置靠攏。
換言之，台灣在這次立委選舉首次實施日本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中間選民的投票意向成為了台灣兩大政黨能否取得立法院多數的關鍵。雖然「單一選區兩票制」在台灣所造成政治生態在1月12日以後才能夠驗證。不過可以預見的是，此種選舉制度應有效改善舊有的選舉制度（「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所帶來的黑金政治、派系壟斷、激進人士等弊端，並政黨政治的精神也相應提高。希望立台灣的立委選舉能夠順利舉行，落敗的政黨接受選舉結果，如此台灣的民主政治在亞洲的民主價值中豎立了其中一個典範。

2008年是一個選舉年，不少國家及地區舉行大選，包括了1月12日台灣的立法院選舉及3月份的總統大選、香港立法會選舉、美國的總統、國會、州長選舉……等。當中令國際及多個國家關注的，就是美國總統大選了。雖然美國總統大選在11月第一個星期二才舉行。但是，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大選之路早在1月便已如火如荼的展開，就是兩黨在各州舉行黨團基層會議或的總統初選，以便最終產生代表該黨競逐進入白宮的寶座。

初選體現了民主原則
兩黨的所決定的總統候選人的初選有其實兩種，第一是某些州是舉行黨團基層會議（caucus）的方式，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之路的首戰，1月3日愛荷華州就是採用這種形式。黨團基層會議是在某政黨登記的選民在全州的各地舉行會議。他們在會上展開討論、辯論，最後與會者進行投票。然後，再統計全州的選票；第二就是進行初選的個人投票，大部分的州就是採取此形式，此種初選的個人投票才是一般人所說的「初選」（Primary），因此，每屆美國總統大選（今年為1月8日），人們總是說新罕布什爾州的美國總統初選最早舉行初選的州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新罕布什爾州是以個人投票的方式舉行初選的地方。
談到初選，就不得不談「超級星期二」。何謂「超級星期二」？所謂「超級星期二」，就是大選年，多個州同時舉行初選的投票。在2004年的總統競選中，有10個州在3月2號星期二這天舉行了初選活動。而在2008年，「超級星期二」定於2月5日，比4年前的總統大選提前了差不多一個多月，而且在這天舉行的初選的個人投票及黨團基層會議達到24州之多（當中包括加州等重要的州），所以有人稱2008年的「超超級星期二」或「海嘯星期二」。「超級星期二」過後，雖然至6月為止還有些舉行初選及黨團基層會議，但是「超級星期二」使初選的選情明朗化，甚至幾乎已經肯定在兩大政黨內各自的總統候選人誰屬。只不過在7、8月兩大黨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進行確認總統及副總統的候選人而已。
對於美國總統大選的初選，人們評價有正面也有負面，意見不一。雖然有批評者說，在「超級星期二」過後，候選人提名基本上已經確定，導致此後才進行的州的初選變得可有可無，很多選民在選誰作為政黨總統候選人的問題上不能進行有效的投票。不過總括來說，美國總統大選之內有初選（特別是個人投票）這個機制，允許獨立的選民可參與，可以使政黨更民主化，避免了政黨之內的欺騙行為。

特首候選人的應民主化產生
花了不少篇幅談美國總統的大選的初選，其實主要目的是港澳的特首候選人的產生也應該以民主化產生。雖然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特首，但是何種方式產生特首候選人也成為了極大問題。如果以現在的「選舉委員會」的基礎上產生了「提名委員會」，由這個「提名委員會」篩選而產生特首候選人再進行普選，這樣特首候選人的產生方式只不過以民主之名行假民主之實擺了。
雖然美國的總統大選的初選的複雜程度、人力、物力以及財力都是令人汗顏的。但是，要學習的不是初選制度中的本身，而是其民主這個精髓，特首假使日後能夠普選特首，候選人產生的方式也應該能夠以透明及民主的方式產生。

泛民也應貫徹初選制度
除此之外，港澳政黨及政治團體也應該以美國的初選為鑑，加強自身的黨內民主。香港的泛民主派在12月2日前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上作出的初選機制，踏出了真正的第一步，是一個非常良好的開始。在2008年或以後的立法會選舉中，泛民主派更應該貫徹初選這個民主機制，一方面可減少內部的紛擾，另一方面更可使人看出民主政黨所應有的風範，如此在立法會選舉的勝算卻大為增加。

人大常委會在2008年來臨之前，對於香港特首曾蔭權的政改綠皮書作出了決議。乍看之下，雖然否決了2012年的雙普選，但北京方面似乎允許在2017年選舉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會。單看表面字眼，兩者的普選分別在2017以及2020年實現，換言之實現雙普選了。可是，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極可能是一個陷阱，泛民及香港市民如不冷靜思考，不僅掉進這個騙局，嚴重的是使民主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關鍵的兩個字：「可以」
總括來說，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在我看來，比較像「聖旨」的方式的下達。「聖旨」白紙黑字的寫著，在2017年「可以」普選的行政長官，之後（即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換言之，在北京看來，港澳的民主是「皇恩浩蕩」的方式賜予的，基本上是沒有「天賦權利」、「主權在民」的最基本民主觀念。「可以」這兩個字，如果北京方面見勢色不對，形勢不妙，確保不了選舉的結果（例如泛民的勢力仍在），又可以製造各種理由，以「聖旨」下達的方式將普選的日期拖延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了。

普選特首的要害：提名委員會
就算真的是在2017年普選特首，但是問題是，普選特首要經過一個所謂「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又是怎樣產生？如果「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是繼承現在的「選舉委員會」，無論「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怎樣再增加，也是極不民主的，也是一個「小圈子」。由一個不民主以及由中共控制所產生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持異見的候選人永遠不會獲得足夠的提名而成為候選人。而被「提名委員會」的「批准」而成為正式的特首候選人再進行普選，只是普選之名，去進行欽定的篩選，並不是真正的普選。
當中還有兩個陷阱，就是候選人的門檻問題。例如如果提名委員會由1600人所組成，而候選人有4個，每個人最少有400個提名人才有望提名為候選人，由於「提名委員會」是不民主的產生，而大多數成員已由北京所控制，非欽點者無法得到的提名人，造成門檻太高；而門檻太低，候選人所需要的提名人不多，候選人的數目超過名額時，「提名委員會」會篩選出所定的名額。這樣，也是只有欽定者，才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怎樣才有立法會真正的普選？
立法會真正普選的產生，當然是一人一票以及分區直選所產生。但是隨同的喬曉陽的兩位大將李飛及張曉明卻說普選不一定是分區直選、功能組別也符合普選的原則等等。功能組別是為親北京的工商界等提供一個特權的政治免費午餐，把不同的市民、不同職業分層分級的選舉，當然不是普選了。何謂普選，普選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不論學歷、職業、收入，都有同等的選舉權利，是源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最基本觀念。北京的官員說普選不一定是分區直選、功能組別也符合普選的原則，反映了他們連最本的民主觀念也不懂。本人曾提出過了，其實是可以考慮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這種選舉制度
泛民其實要面對一個不可忽視困境，就是如果真的在2020年的立法會舉行能夠普選，中共會利用這12年的時間，在2012年2016年的立法會，組織人力、物力，重創民主派，並把民主派打得潰及成軍，甚至潰不成軍，這樣中共在香港的外圍政黨民建聯及自由黨等能夠確保取得絕大部分的議席。如果在2020或以前也不能大幅削弱民主派的勢力，上面已提及過了，可以以各種理由，以「聖旨」下達的方式將普選的日期拖延，等到民建聯及自由黨等能夠確保在立法會取得絕大部分的議席才進行立法會普選。泛民實在不能等閒視之。

繼續堅持2012年雙普選
雖然2012雙普選被人大常委會否決，但是仍然要堅持2012年雙普選，因為訴求雖然被否決，但信念是不能摧毀的，堅持這個未能實現的信念，才能贏得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尊敬。在去年12月24日在《蘋果日報》上刊登一篇名為〈澳門民主刻不容緩！〉的文章也提及了，港澳的民主派互相支援及支持，藉此擴大民主的力量，以此抗衡北京及有北京幕後支持的港澳政治團體的強大壓力。

巴基斯坦在1月8日舉行大選，一般預計最大的反對黨人民黨在大選之中勝出，而人民黨的黨魁的前總理貝娜齊爾會第三度成為巴基斯坦的總理。可是，在去年12月27日，她出席競選集會後遭阿爾蓋達組織刺殺身亡，事件震憾國際。貝娜齊爾的身亡也進一步證明了伊斯蘭恐怖主義是對現代文明——民主自由發出嚴重的挑戰，也突顯出正在進行的反恐戰爭仍需加把勁。

專制與民主、「文明」與「不文明」的衝突
貝娜齊爾遭暗殺身亡，使巴基斯坦的民主進程蒙上了極大的陰影。又一次反映了以阿爾蓋達為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骨子裏具有反民主的本質。阿爾蓋達等眾多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在世界各地發動了不少的恐怖襲擊，主要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透過不對稱恐怖主義等的不對稱戰爭，消滅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企圖將全世界的人置於穆斯林統治之下，夢想恢復或超越中世紀的阿拉伯帝國或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強盛時候帶來的榮耀。精通阿拉伯文及「古蘭經」的伊斯蘭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劉易斯曾經說過，因為「伊斯蘭不認可任何伊斯蘭以外的群體。他們要『聖戰』把所有人變成穆斯林。」「聖戰」是訴諸於暴力的方式。換言之，稱這些伊斯蘭恐怖主義為現代的納粹或法西斯也不為過。
伊斯蘭教本身有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本身沉醉於專制思想之下，不容許對伊斯蘭教有所批評。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可以隨意攻擊及詆毀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印度教等其他宗教，但是如有人稍為批評伊斯蘭教，不少穆斯林馬上拾起了原教旨主義的狂熱，揚言要殺死公然批評伊斯蘭的人，例如《撒旦的詩篇》的英國作家拉什迪、已在去年因癌病去世的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出生於索馬里也曾是荷蘭國會議員阿楊．阿里等。換言之，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旨主義分子及其恐怖主義組織，甚至不少專制的伊斯蘭教國家，仍然不能接受現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自由主義思想及其所帶來的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支持巴基斯坦民主的貝娜齊爾被不能容忍現代文明的阿爾蓋達組織暗殺就是一個例子。換言之，伊斯蘭教本身及其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的思想在1400多年來從來沒有演進過，仍未受現代文明的洗禮。
至於不少人說現今伊斯蘭恐怖份子所發動的一連串恐怖襲擊，是印證了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杭亭頓在1993年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並說杭亭頓具有戰略的眼光。由於篇幅關係，對於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再此不再多談。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文明衝突論」實乃似是而非的理論，錯誤多處，而不少國家更在每天用行動繼續否定杭亭頓的理論。在我看來，現今不是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與「不文明」，亦即民主與專制之間的衝突。

反恐戰爭應與推動民主與時並進
貝娜齊爾的身亡，無疑是對巴基斯坦的民主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也對反恐戰爭造成了不少的挫折。不過，也反映了反恐戰爭與推動全球自由民主的重要性，不要因貝娜齊爾的身亡而放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除了嚴厲打擊以阿爾蓋達為首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外，更應協助向巴基斯坦等伊斯蘭國家的人民推廣民主及自由的重要性，早日實現民主自由的選舉，藉此也能削弱原教旨主義分子及其恐怖組織的號召力。伊斯蘭國家的人民自己本身也應爭取民主自由為己任，將伊斯蘭徹底的現代化。
貝娜齊爾遭阿爾蓋達組織刺殺身亡，而巴基斯坦在各地的騷亂仍繼續，巴基斯坦的大選很可能會押後。希望巴基斯坦人不要因貝娜齊爾的身亡而對爭取民主有所氣餒，更不應該在全地各地發動騷亂，而是以用選票的方式來表示爭取巴基斯坦民主之心不滅，對原教旨的恐怖主義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