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Chan 專欄

泰國自去年9月由頌提為首的泰國軍方發動軍事政變，終於在今年的12月23日舉行了政變以來的國會大選，雖然在政變後前總理他信已流亡英國，而他所屬的泰愛泰黨在5月被泰國法院強行解散。可是，由泰愛泰黨舊部重新組織新政黨為「人民力量黨」，由魁沙瑪代他信領導參選。結果在大選中，獲得了泰國國會480個議席中的232席。而由軍方所支持的民主黨只能取得165席為。但由於人民黨差9席才能取得國會的大多數，需要聯合其政黨組織內閣。由於人民力量黨在選之中勝出，他信的政治勢力回潮，而他本人更有可能在明年2月回國。但經過這次政變後首次的選舉，能否為泰國帶來真正的民主。

軍人干政是泰國民主的最大障礙
泰國自1932年廢除絕對君主立憲制度，轉而採取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度以來，包括了在去年9月在內，泰國軍方已經發動政變次數已達18次之多，民選的文人政府無力阻止政變發生。證明了軍人干政是泰國推動的心腹大患。重要的是，在這次大選舉行之前約一星期，由軍方控制的國會通過了限制言論及集會自由的國內安全法，賦予軍方有權在國家安全的取締民選政府的權力。此法實為軍人干預政治開了綠燈！甚至某程度說泰國軍方對於干政已上了癮。換言之，軍方干政的「魔咒」仍揮之不去。
由於人民力量黨差9席才能取得國會大多數，必須要聯合其他政黨執政。可以預見的是，泰國軍方為了阻撓他信在泰國政治上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勢必用各盡種方法向取得關鍵83席的5個小黨施壓，阻止人民力量黨組織聯合政府；以及利用各種選舉舞弊的指控，削弱人民力量黨在國會中所取得的議席，讓軍方所支持的民主黨組織內閣執政；軍方更可以利用任何一方對選舉不公而上街抗議的理由再次發動政變。

泰王仍是不忽視的無形力量
泰王普密蓬雖然已年屆80，在位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政治學的學術名詞稱之為虛位元首），也極小干預政事。可是泰王的地位在泰國人民中是非常的崇高及尊敬，他的一言一行對於泰國全國上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誰也不敢質疑（至少是不公開質疑）他的地位。而在去年以頌提為首的泰國軍方發動的軍事政變，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他信不尊敬泰王，軍方的政變及其成立的軍政府也得到泰王普密蓬的迅速認可。如果日後軍方再次以同樣的理由發動政變，而泰王也得到同樣的認可，基於泰王的地位崇高，泰國人民及各大小政黨是不敢作出異議的。如果一來的惡性循環，對於泰國的民主政治造成嚴重的損害（實際上已打擊了不少次了），好像轉了一圈後，又回到了原地。

英、美等民主國家為甚麼民主政治制度發展得非常健全，是因為軍方信任民主制度，能夠保持中立及不干政，就算對民選政府有任何異議，也會通過的合法的途徑——與民選文人政府舉行會議或選舉中的選票表達自己的意見。文人政府及議會也透過立法，有效削弱軍人干政的機會。因此，泰國如要實現永久的民主，軍方應該尊重這次及日後的選舉結果，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性。政治人物如有貪污等犯罪行為就應該交由獨立的司法機關以及選舉中的人民的選票等方式處理，而不是用政變來解決問題。而民選的文人政府也應該好好的檢討為何軍方能夠歷次成功發動政變的原因以及立法防止日後再次有軍事政變發生，當然少不了與軍方經常進行良性互動及溝通，讓軍方信任民主制度。雖然，依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泰國的政局未許樂觀，民主的發展仍崎嶇，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只要軍方戒除干政的陋習，對於民主在泰國生根深具信心。

作者：Vaclav Klaus(現任捷克總統) 翻譯：選擇周刊
今天，我作為自由民主的捷克共和國總統來到這里。捷克早在17年以前就成功地拋棄了共產主義，在沒有付出不必要額外成本的條件下，迅速平穩地戰勝了共產主義傳統，並轉變為一個正常運作的歐式議會民主制和市場經濟國家。捷克是自由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北約和歐盟成員國之一，同時也是美國可靠的盟友。
由於經驗、偏見、感受力、偏好以及優先級的不同，每個人都有一個他自己感覺和考慮的議題、問題和挑戰的清單。清單絕大多數是隱含的，所依據的大抵是重要、局部性、危險性以及相關的程度。我會揭示一些我自己清單上的項目。所有這些，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共產主義時代我大部分生涯所缺乏的東西。
當然，我想到的是自由。美國人非常重視自由，盡管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親身經歷沒有自由的日子。共產主義的生活經歷使我對缺乏自由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過度敏感的話。
21世紀初，自由的主要威脅來自哪裏呢？我不想談論最近的頭條新聞，也不想談論我們外部的敵人，如塔利班、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因為我對此沒有特別的見解，或者在恐怖主義議題上增加什麼觀點，我不想僅僅重復眾所周知的論點和事實。一句話，我們前進並最終面臨外部敵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信仰、願景、信念、內部力量、凝聚力和運作力等等。
所以，我認為談論我們的內部挑戰更加重要，其中三個挑戰是當代的主要挑戰。
新中央集權主義我的第一個話題和共產主義有關。捷克共和國，正如所有其他的前共產主義國家，不得不經歷一個艱難的轉型過程。我們很早就理解到，轉型必須在國內進行，因為不可能進口復制一種國外設計的體制。我們還理解，這種基本變革不是一個應用經濟學練習，而是一個人為的演化過程。為了實現一個有效運作的社會和經濟，我們必須找到我們自己的路子，即“捷克的方式”。
過去15年，我多次在美國講過轉型過程，講轉型過程的成本、好處、原則和缺陷。如今，這個過程已經結束，我們面臨一個不同的問題。
我們成功地拋棄了共產主義，但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我們錯誤地假定，試圖壓制自由，由中央組織、策劃、規範和控制社會經濟，是過去的事情，這些傳統幾乎被我們遺忘。不幸的是，這些中央集權的沖動依然存在。據我看來，這種衝動的例子，歐洲和大多數國際組織要比美國多，但在美國同樣存在。
我擔心的原因是，出現新受歡迎而時髦的“主義”，又將不同的議題、願景、計劃和項目置於個體自由之上。比如有社會民主主義---它不過是溫和版的共產主義；還有人權主義---根據是適用於世界各地的大多數積極權利的思想。還有國際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歐洲主義、女性主義、環境保護主義以及其他類似的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已經壽終正寢，但企圖從上述“主義”進行控制依然存在，或者這些“主義”僅僅是一種回歸。
歐洲主義第二個主要的挑戰和我們歐盟的經驗有關，但又超越歐盟，因為這屬于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這個趨勢是國家民族的去國家化，是世界範圍的超國家主義和全球治理。
我和很多同胞這種特別的敏感，使我對歐洲當前的諸多趨勢持相當批判的意見。我的對手似乎不聽我的意見。他們一直拒絕這種觀點︰他們不喜歡先驗的東西。理解我的批判需要歐盟發展（從合作國家共同體逐漸蛻變到非主權國家聯盟）的知識，以及流行的超國家趨勢的知識。這些發展在美國並非大家都熟悉。
對於歐盟國家，我一直都主張友好和睦並且互相補充的合作和協作。然而，我也多次指出，歐洲日益緊密，即所謂的歐盟深化，還有迅速的政治一體化以及歐洲的超國家趨勢，是得不到真實歐洲身份或歐洲平民支持的，是在破壞民主和自由。
自由和民主彌足珍貴，如果沒有在清晰界定的國家領土內實施議會民主，就沒有保障。然而，這正是當前歐洲政治精英及其追隨者們正試圖清除的東西。
環境保護主義據我觀察，對個體自由的第三個主要威脅是環境保護主義。具體來說，我確實理解對最終環境惡化的擔心，但我也看到了環境保護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問題。
環境保護主義只是假裝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在其人與自然友好術語的背後，環境保護主義的信徒野心勃勃，試圖從根本上重組和改變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我們的行為和價值觀。
毋庸置疑，為子孫後代合理保護自然是我們的責任。然而，環境保護主義意識形態的追隨者們不斷向我們呈現各種災難性的情景，試圖說服我們實施他們的思想。這不但不公平而且極其危險。在我看來，更危險的是，他們被多次駁斥的預測都打著準科學的幌子。
形成環境保護論者意識形態的基礎是什麼信仰和假設呢？
懷疑自由市場無形之手的力量，相信國家干預的全能。
對於有效保護自然方面，忽視經濟機制和制度的重要和強大影響，主要是產權和價格的作用。
誤解資源的意義，誤解潛在自然資源和可以應用於經濟的真實自然資源之間的不同。對技術進步保持馬爾薩斯的悲觀主義。
相信人類活動受外部性支配。
宣傳所謂的未雨綢繆原則。這種原則最大化風險規避，卻沒有關注成本。
低估長期收入增長和福利改善，導致需求從根本上向環境保護轉移，表現為所謂的環境保護庫次涅茨曲線。
錯誤計算未來，幾個月前大肆宣傳的《斯特恩報告》就是明顯的證據。
所有這些信仰和假設都和社會科學有關，而不是自然科學。這就是為什麼環境保護主義不像科學的生態學那樣屬於自然科學，而可以歸為一種意識形態。然而，一般人和許多政客都不理解這個事實。
全球變暖的假設以及該過程中人類的作用，是環境意識形態最後也是迄今最有力的體現。這為環境保護主義者帶來了很多重要的“優勢”。
由於全球氣候的復雜性以及長期、中期、短期趨勢和原因的混合，對全球變暖現象進行經驗分析是非常復雜的。
環境保護主義者的論證不是基於基本的經驗測量或實驗室實驗，而是基於復雜的模型試驗工作。這涉及很多缺乏依據的假設。這些假設通常很隱蔽，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推斷。
全球變暖假設的反對者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在這個事件中，我們所在的世界充斥著外部性。
人們通常都只注意和記住不正常的氣候現象，而不是正常的發展和緩慢的長期趨勢和過程。
這里，我不打算提出駁斥那個假設的論點。我所發現的更加重要的是，反對環境保護主義者操縱人們的企圖。他們的建議將會使我們倒退到中央集權和受限自由的時代。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在意識形態的環境保護主義和科學的生態學之間作出區分並劃清界限。

【本文原載卡托通訊，2007年夏，第5卷，第3期。Vaclav Klaus從2003年開始一直是捷克共和國的總統，這是他2007年3月9日在卡托研究所作的演講。選擇周刊編譯】

今年的12月20日是澳門回歸8週年。在這8年後，澳門表面上隨著外資的賭場效應促使澳門經濟發展。可惜的是，所帶來的只是衍生出更多的社會民生問題，、民主發展卻毫無寸進、管治效率低下、貪污問題嚴重、再加上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發表施時提出在他任內完成惡名昭彰的「23條」立法……等因素。因此，澳門最大及最重要的民主派——新澳門學社（民主新澳門）在回歸日以「反貪污、爭民主、保民生」為口號發起了大遊行。作為自己也是支持民主的澳門人，對此遊行的訴求非常支持。其實，本人認為，澳門的民主派應該在此遊行後，除了社會上各種民生問題以外，重點也應該加強宣傳「民主」及反對「23條」立法。

澳門人應要多站出來推動「民主」
澳門人不同於香港人，香港人遇到不平的事情，爭取民主、雙普選問題上其實遠比澳門人積極，除了口頭上以外，更能以實際行動的表達。澳門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則相對比較消極，很少以行動的方式表達，甚至忍氣吞聲。更有的是，不少澳門人（本人的家人就是）對於「民主」、雙普選仍然持著質疑的態度，他們認為只要能夠賺錢、經濟發展、社會及生活穩定就行了。說到底，他們對「民主」缺乏真正的認知。澳門民主派應該用各種方式繼續加強對澳門人灌輸正確民主的概念，特別是年青人，其實暑期新澳門學社都會舉辦一個暑期課程，向年青人宣揚民主，本人認為是一個非良好的開始，應該繼續舉辦類似的課程。而在這次遊行時，也有不少年青人及大學生參加，證明了澳門「民主」之火仍未熄滅。只不過大多數澳門人更要改變其默不作聲及消極的態度，應該要站出來，用行動來表達雙普選的訴求。
差點忘記了民主及雙普選還有一種功用，也是很少澳門人察覺到，就是對貪污問題能夠作出制約，為甚麼澳門特區政府產生了一個世紀大貪官歐文龍？其中的主因就是澳門沒有一個民主政治制度所導致。本人早在11月8日的《蘋果日報》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良好的民主制度才是反貪污的良方〉已經提出民主政治制度是能夠制約貪污的良藥。其實，澳門民主派日後應該也以此為「賣點」，向民眾「推銷」雙普選另一個重要性。
還有，澳門民主派在推動雙普選的前提下，更應適當引入及灌輸「三權分立」的觀念，來改變澳門的「行政主導」，立法會淪為「橡皮圖章」的角色下，所導致的「行政獨裁」的局面。

「23」條在不能在澳門作惡
此次遊行另一個主軸之一就是反對《基本法》的「23條」立法。事發源於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11月的施政報告上指出，希望在他任內完成「23條」立法。澳門民主派及一般澳門人實在不應對此等閒視之
「23條」不僅侵犯了人權、公民權利、言論及個人自由。例如觀點與中共不同的著作以及揭發北京各種弊端的人士，很多時候被視為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巔覆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無理被捕及監禁，在大陸國內例子真的數之不盡。更重要的是，「23條」可以使警察在無須法庭的搜查令便可入屋搜查。
澳門的現在言論自由比香港更為狹窄，如果「23條」在澳門真的成功立法，不僅言澳門的民主派受到進一步的打壓、澳門僅有微小的言論自由空間也會因為「23」條而灰飛煙滅。正如遊行中反對「23條」的大學生說，澳門這時真的會「玩完」！這時候，澳門已經不再是「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而只是「中國另外一個城市而已」。
因此，澳門民主派及澳門市民，應該要像《國王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樣，站出來揭穿「23」條之惡。

港澳民主派與應進一步加強聯繫
港澳民主派其實面對問題是一樣的，資源上遠遠比不上幕後在北京支持的「保皇黨」人士而面對強大的壓力，而可喜的是，港澳民主派的訴求是一樣的——雙普選及反對「23」條立法。在面對立法會以及資源上不及「保皇黨」下，港澳的民主派更應加強聯繫（其實澳門主要民主派新澳門學社與香港的泛民有交流，不過還可以進一步加強的空間）。作為集思廣益之餘，有助擺脫港澳民主派在北京所設下的「鳥籠政治」的困境，共同為早日達致民主及雙普選而努力。

雖然比較遲了一點，但是還要討論一下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所發表的政制發表綠皮書，而且是以爭取民主的澳門人身份來評論。曾蔭權在綠皮書中說「民意調查中反映過半數市民期望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但旋即又在報告中指出：「在不遲於2017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換言之，而且要「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普選「隨後」。

雙普選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
對於這份「說了等於沒說」的報告毫不感到意外，因為說穿了最終就是不想雙普選，而堆砌出美好的說詞、做一場戲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報告書連小學生最簡單的常識也搞不清楚，即「過半數」及「大多數」。「過半數」及「大多數」其實是同義詞，在選舉制度的角度來看，就是「絕對多數決」，也是說超過50%就可以當選：法國總統候選人只要是超過50%的選票登上總統寶座，而澳洲的候選人超過50%的選票就可以當上一名國會議員了（雖然法國與澳洲的「絕對多數決」不一樣）。
再來看看香港的主流民意怎麼樣？早在11月尾，在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中，有超過57%以上支持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更有63%以上支持同年普選立法會，而曾蔭權也表示超過過半數的市民支持2012年達到雙普選。換言之，不用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所訂下的「最低標準」的60%，也已經達到雙普選的資格了，因為「過半數」及「大多數」意思都是一樣，超過50%就可以。只能說，這份報告書毫不尊重民意。
至於香港特區政府對於立法會達至普選的理由更是荒謬，行政長官報告指出：「社會上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如何處理功能組別議席仍然意見紛紜，未獲共識。 但是，確立普選時間表有助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如何處理功能組別，就是將功能組別取消，改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再不懂的話，參考11月23日本人在《不妨考慮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建議。如果怕取消功組別會得罪於既得利益者，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舉行公投，直接訴諸民意罷了。

藉雙普選貫徹民主政治的「三權分立」
「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分別由普選所產生，除了加強了雙方的認受性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以及最受爭論的地方——三權分立。
在此有必要再略述「三權分立」的重要性。「三權分立」是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奠定基礎的。「三權分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公民的自由。他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如若法院與立法、行政不分立，則毫無自由可言。」而有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以孟德斯鳩發揮孟德斯鳩的學說更指出：「如若立法權、行政權和法院集於一身，不論是集於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也不論是世襲、任命還是選舉產生，均可正確地斷定這是暴政。」換言之，權力集中最終會導致「暴政」。
當然，有人說香港並不適合美國式「三權分立」。其實，香港是有「三權分立」的精神。不過，立法會並非全面直選，而行政長官亦非由民選產生，「三權分立」不夠徹底罷了（本人認為香港的司法體系已經盡力做到維護自己「司法獨立」的本份，法院裁決已做到了不受政治干預，同時有司法覆核，監察行政機關以及立法機關有否濫用權力，已保障公民權益。破壞完整香港「司法獨立」的，是來自北京方面）。雙普選如果得到落實，更容易貫徹「三權分立」，並能互相制衡，以免任何一方濫權而造成獨裁，不僅保障了孟德斯鳩所說的公民自由，更避免麥迪遜所說的權力集中所導致的暴政。

應用各種方式盡快爭取雙普選
這份綠皮書顧名思義只不過是一場戲，實際上不讓香港有普選一天。而立法會的「保皇黨」的議員只會做「應聲蟲」（特別那些是也是民選出來「保皇黨」議員應該感到羞恥）。照目前來看，2012年要達至雙普選難度極高的事情。現在唯一方法就是用各種方式訴諸民意（當然是非暴力方式），讓反對雙普選的立法會議員聽到盡早落實普選的聲音。以及在明年的立法會的選舉，用民主其中一種「天賦權利」——選票這個來「教訓」那些本身是民選出來，卻在高喊反對雙普選的「保皇黨」。

自從曾蔭權將泛民主派貼上「反對派」的標籤後，不少傳媒至今仍然民主派說成「反對派」，並且帶有貶義的成份，甚至有泛民的立法會議員不認為自己是「反對派」。在中國的傳統思想及現今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對「反對派」、「反對黨」的名詞就馬上採取排斥以及不允許其存在的敵視態度是意料中事。不過，在民主國家以及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反對派」及「反對黨」並不是貶義。因此，港澳的民主派目前在立法會中是少數的情況下，應徹底承認自己是「反對派」或「反對黨」。其實，做「反對黨」在某程度來說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
1940年代英國的內政部長西蒙（Sir John Simon）曾說過：「當你表示反對立場的時候，你就是盡一項公民責任。」換言之，這個最重要的「和平政治反對」（Peaceful Political Opposition）是英國歷史傳統，也是英國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根深蒂固及屹立不倒的主因。
在民主國家裏，「反對黨」不是一個貶義及歧視性的名詞，而且帶有褒義的成份。又以老牌的民主國家英國為例，反對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黨」、「女王的反對黨」（Her Majesty’s Opposition）。反對黨的主要責任在於，對於政策的細節發揮影響力，利用質詢辯論的時間，為執政的多數黨造成難堪；不僅如此，反對黨也要能夠提出自己的具有富建設性的建議。換言之，反對黨在議會中得很大的反對意見的空間及機會，甚至偶爾出現擾攘的情況也是被容許的，只要不影響整個立法流程及議事進行就行了。而且執政多數黨的政府也承認了一個事實就是，反對黨表達意見不僅是一項權力，也是一項義務。澳洲最近舉行的大選，落敗的聯盟黨所表現出的言行，則深受的英國的影響，以及具有反對黨所應有的氣質。當前澳洲總理霍華德所屬的聯盟黨雖然在大選中落敗，但表現出民主國家應有的風範，除了恭賀對手——工黨及其黨魁陸克文外，也承諾自己的政黨要在澳洲的國會做一個「建設性的反對黨」。「建設性的反對黨」的意義即是英國人所說的「忠誠的反對黨」，只不過字面上稍有不同而已。
有論者指出：「英國有一項傳統，那就是反對黨的領袖在國外時，絕不批評政府。因為在國外，他首先是英國人，其次才是反對黨領袖。同理，首相到國外訪問時，也絕不批評在國內的反對黨。」英國的這個傳統成為其他民主國家（包括美國）的效法。不過，在此不得不提的是，民主的台灣現在的在野黨經常出外訪問期間經常批評執政黨，而且對政策卻很少有建設性的建議，只是盲目的杯葛，卻有很失了民主應有的風度，單憑這一點可以說台灣的在野黨是不及格的反對黨，應該要向老牌民主國家英國學習。
由以上可知，「反對派」並不是「罪大惡極」，而是在整個民主政治中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及義務。既然是在野黨及反對黨，當然要盡在野黨及反對黨要盡最重要的責任及義務——監督政府及執政多數黨，因為畢竟也是民選出來的，代表著民意，就要盡力在議會中對選民負責。只要能夠指出政府或執政黨的政策弊處之餘，也能自己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建議（例如泛民在普選的訴求提出自己的普選方案建議），就是一個合格的反對黨，即是說所謂有「建設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民主派其實在立法會上其實已經做到反對黨應有的角色（雖然有很多地方仍然需要改善，例如在辯論上更應要強而有力），大可以大膽及大方說自己是「反對派」及「反對黨」。除此之外，更應向市民宣傳「反對派」、「反對黨」不是「罪大極惡」的東西，而是一個在民主國家具有正面的概念，一方面曝露出特區政府、左派及建制派對於「民主政治」修養及認知的缺乏，另一方面仔反映出只不過是他們對民主派的抹黑技倆罷了。

「全球暖化」論可說是甚為熱門話題之一，不少人受到主流媒體、環保組織及聯合國的大肆宣傳下信以為步。現在甚至將「全球暖化」的「神話」演化到歇斯底理及危言聳聽的地步。彷彿不接受「全球暖化」是不入流，以及受到批判。
很多人認為，「全球暖化」是科學界的「共識」，好像不要對科學界的「全球暖化」的「共識」有所質疑，因為這是「不可置疑的事實」。可是，所謂「科學界的共識」其實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而「製造」出「全球暖化」是「科學界共識」以及「不可置疑的事實」的，就是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之一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IPCC），「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是經過「精細」挑選科學家加入這小組的。當然，所謂的「精心挑選」就是只挑選一些支持「全球暖化」的科學家，將對持「全球暖化」有異見和懷疑論的科學家排斥在外，並「勸喻」他們不要再為此爭論。環保主義者對「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所作的結論深信不疑，並且對於對「全球暖化」持懷疑論的科學家統統指責為有石油企業家的幕後支持。
在此又不得不提自稱環保主義者，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他強烈的擁抱「全球暖化」論，並且拍攝《絕望真相》的電影「推銷」所謂「全球暖化」論。不過，他的《絕望真相》所得出的「全球暖化」推論既缺乏證據，而且錯誤卻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戈爾一方面宣傳環保，但是自己卻言行不一。他所舉辦全球各地的環保演唱會共製造680噸的垃圾，並且擁有私人飛機，而他自己毫宅的電費每個月達3萬美元。戈爾更表示，「全球暖化」是世界性的問題，應由政府來解決（其實是為自己消耗能源作出辯護），也反映出背後的大政府主義思維揮之不去。
「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及戈爾所推動的「全球暖化」論，再加上環保主義者的推波助瀾，表面上言之有理，「證據確鑿」，實際是意識形態狂熱下匆忙所得到的結論擺了。現在已有不少科學家在電視〔可參看CHANNEL 4 紀錄片《全球暖化的大騙局》（The Great Global Warning Swindle）〕、發表科學報告、甚至去信聯合國，質疑及反駁歇斯底理的「全球暖化」論。甚至連教宗本篤十六世也認為，現在「全球暖化」論是危言聳聽，並且更指出「全球暖化」是由意識形態匆忙而作出結論的，他說：「今天人類擔心明天的生態平衡是正確的……重要的是，做評估時要慎重，與專家和智者對話，而不是出於意識形態匆忙作出結論，總之著眼於達成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大家認同的模式，保證人類的福祉同時尊重環境的平衡」。可惜的是，主流媒體對這些質疑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繼續歇斯底里的鼓吹帶有意識形態的「全球暖化」論。
還是本身為經濟學者，現任捷克總統克勞斯（Vaclav Klaus）說得好：「現在的危機不是氣候，而是人的自由正遭到（恐怖主義及獨裁）的威脅。」其實，提出及支持「全球暖化」的環保主義者差不多是近乎狂熱的左派人士，他們只不過是「全球暖化」作為藉口，實際上是反對資本主義、限制經濟發展才是真正的目的。而且，他們對「全球暖化」持不同觀點的科學家人士，採取盲目排斥及視而不見的態度，是非常不應該的。

美國以所謂綜合中央情報局為基礎所發表最新的伊朗核武問題報告指出，從2003年開始，伊朗早已「凍核」。報告一出，不少左派媒體及人士急不及待的形容「狠狠的打了布殊一巴掌」以及說所在的調查機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所發表的《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是非常「中立」的。可是，這份評估報告不僅不中立，而且可信性受到質疑。

撰寫人Thomas Fingar 有問題
這份最新的《國家情報評估》的主撰寫人是Thomas Fingar，他曾在2007年7月11日在美國國會委員會的聽證會中，作出的言論與這次撰寫報告的言論完全相反，Thomas Fingar在當時國會的聽證會中說：
「美國對伊朗的擔心也存在於很多其他國家，包括很多伊朗的鄰國，伊朗繼續努力取得濃縮油，表現出拖延協商，盡大延緩和消除聯合國制裁的影響，而不是達成為人接受的外交解決方案，德黑蘭下定決心發展核武，不顧國際義務和國際壓力。」
而這份證詞也標明了「情報到2007年7月11日為止」。
在此不得不質疑，為何只在4個月時間完全改變了Thomas Fingar的看法？答案至今眾說紛紜，撲朔迷離。不過有關的的兩個事實被大家所忽略，其一就是協助Thomas Fingar的兩位同事是在政治上是反布殊立場的官員，Thomas Fingar 因而受到兩位同僚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影響；其二就是Thomas Fingar 是最近加入「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在這之前他只不過是一位國務院的一位政治情報分析員，從來不曾在情報機關工作，更不是一位情報專家了，要知道的是，國務院與白宮（特別是共和黨是在執政）政策不同調是經常的事。單憑以上兩點，以及Thomas Fingar前後自相矛盾的觀點，足以懷疑《國家情報評估》的可信性。

英、以認為伊朗仍在發展核武
英國及以色列對於Thomas Fingar所撰寫的《國家情報評估》中對於伊朗在2003年已經「凍核」的結論非常不以為然及質疑其可信性。他們並認為，伊朗仍然繼續發展核武，只不過伊朗用假情報欺騙美國。
英國以及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及情報機關的專家均認為，伊朗的革命衛隊及核子辦公室早已經知道他們的電話被西方國家的情報機關所竊聽，所以就將計就計的將源源不斷的假情報「餵」給美國的情報機關，致使《國家情報評估》作出伊朗在2003年已「凍核」的錯誤判斷。換言之，美國情報機關已被伊朗所蒙蔽，中了情報戰的陷阱。

孫子在《孫子兵法》的〈用間〉篇中不斷強調情報的重要性，以及認為有效的情報需要一流的品質及人材。不論是《國家情報評估》及撰寫人Thomas Fingar顯然達不到此標準（因為他只是分析員而不是情報專家）。甚至極可能中了情報機的陷阱。假情報及過於泛濫的資訊導致情報的品質降低。《國家情報評估》顯然是一個品質非常低的情報，再加上撰寫人在4個月期間前後自相矛盾的說法，使這份情報評估的可信性大打折扣。換言之，美國情報界陷入了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迷霧」中。西方國家不要因這份報告而對忽視對伊朗的戒心，以及對伊朗存有不必要的幻想。因為伊朗極有可能故意放假情報「餵」給美國，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失去戒心。他朝一天如果伊朗真的完成了核武以及用來威脅其鄰近國家，到這時候已經後悔莫及，談判制裁已經太遲。

在香港舉行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同一天，俄羅斯也舉行國會（杜馬）選舉，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選舉，由現任總統普京所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眾望所歸」的贏得了這次選舉，共獲得了63.5%的選票，在國會繼續得以絕大多數優勢，鞏固了普京在俄羅斯的統治地位。然而，在這次選舉中，普京為了達到勝選而不擇手段，而他本人也親自參選。
早在選舉前的一個禮拜，普京早已著手為了保證他所領導的黨獲得勝選而鋪路，儘管他及他的政黨支持政黨的支持率已達60%以上，其他反對黨根本對他造成不了威脅，但是也作出了不少侵犯人權的舉動。就是逮捕了不少反對派的人士，包括了前國際象旗冠軍卡斯帕羅夫——他因為他使了示威的權利被判了5天的監禁，而其他反對派的人士，不是遭到逮捕，就是遭到毆打。
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7年的時間，鎮壓異已已時有所聞，比較轟動的，就是在去年前蘇聯特工利維年科在英國因為中了放射性元素釙210而毒發身亡，懷疑是普京在幕後策劃這次謀殺。在普京的7年專制統治下，不但有意在軍事上東山再起，恢復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上的「超級大國」的地位；而且，普京好像對國內人士發出警告：國家杜馬已經受到了控制，聯邦委員會也是一樣，在俄羅斯國內已無人動搖他的統治地位，大權牢固的掌握。
普京的統治下，民主政制及法治原則已經嚴重倒退，媒體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這一次議會只不過是一場戲，給西方媒體看看擺了。明年3月的總統選舉，雖然普京已經不能再參選，但是如果他擔任了總理，他就可以參與決定由誰擔任下屆俄羅斯總統，自己則可以依然大權再握。這解釋了普京本人親自參選的原因。
俄羅斯的民主之路依然漫長，甚至可以說有俄羅斯的民主已經倒退。昔日的沙俄及前蘇聯時代所遺下的專制餘毒，在今天的俄羅斯不但沒有消除，而且有死灰復燃之勢。蘇聯雖然已經不復在，但是普京畢竟是前蘇聯時代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特務頭子之一，他擔任的俄羅斯總統之始，從他的身上已經流露出不少前蘇聯時代遺下毒素，而他身上的毒素好像癌細胞一樣有擴散的趨勢，已經侵蝕了原本已經邁向民主化的俄羅斯，逐漸將俄羅斯推回專制的時代。
今天的俄羅斯，與其說是民主化，不如說是以民主與威權的雙軌制，甚至干脆說是威權制也不為過。而且，像很多獨裁國家一樣，領導人製造了自己個人崇拜，這點普京確實做到了，只不過程度遠不及史達林擺了。俄羅斯現在當局的口號是：誰反對普京就是人民公敵，應該遭到監禁。換言之，普京藉個人崇拜之餘，打擊及鎮壓俄羅斯國內的反對派。
俄羅斯似乎有走回頭路之勢。如果俄羅斯真的回到了沙俄及前蘇聯的專制時代，對全世界而言不是好事，因為國際局勢肯定退回了冷戰時代，甚至被其更複雜。

隨著「中正紀念堂」改名為「民主紀念館」，而其所屬的牌匾「大中至正」於幾天前被拆卸，改為「自由廣場」，是民主的價值最終戰勝了專制另一象徵。可惜的是，國民黨人士的處處行徑，卻不得不擔心萬一在明年國民黨當選執政，會將台灣帶回威權時代，徹底摧毀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
沒有錯，「中正紀念堂」及其牌匾「大中至正」，的確是固若金湯，富麗堂皇及氣勢磅礡。但是卻掩飾不了傾國家之力，用民脂民膏，美化專制獨裁統治，推行愚民教育的本質。牌匾「大中至正」更是有追諡中國帝王的風格，反映了國民黨人將蔣介石當作「皇帝」來供奉的奴才心態。
除了已拆或改名的「中正紀念堂」及「大中至正」牌匾外，台灣現今還有很多仍留有專制的遺毒，例如很多地方仍有數不清的蔣介石的雕像及銅像（包括以前本人所讀的大學）、「行宮」有40多處、台灣各大小城市仍然150多條以「中正路」為名的街道，已經反映出蔣介石的專制帝王慾有多強。
雖然現今的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但是國民黨人士的專制的遺毒仍然是未能清除，對於民主的認識仍然非常的差，甚至可以說是仍然停留在「黨國」、「皇帝」與「奴才」的心態。就以這次拆「大中至正」牌匾的象徵結束專制統治的行動中，一直受到國民黨人士像「奴才」護主（皇帝）一樣的反對及杯葛，對蔣介石及對專制統治依依不捨的心態。他們以「保護古蹟」為名，要把拆匾的「移送法辦」，甚至在阻撓叫囂，如喪考妣。其實，「中正紀念堂」這個專制時代建造的獨裁者追諡廟，根本談不上什麼「古蹟」，豎銅像、懸畫像，領袖神化等，是一切專制的標誌。除了昔日「中正紀念堂」外，世界各地從古到今仍然有很多這類的「帝王廟」，例如，伊拉克戰爭前的薩達姆銅像、前蘇聯的斯大林銅像、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大廈」、北韓的金日成及金正日的銅像、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等。這些「帝王廟」都是對自由民主的褻瀆。
雖然台灣已經民主化，但國民黨獨裁的本質並沒有絲毫的改變過。連戰的反民主性格突出，嚮往「黨國」統治，視台灣的民主為「噩夢」，已經「路人皆知」；、馬英九雖然給一般人的感覺，至少還能接受自由民主價值。但從拆「大中至正」牌匾事件中所發表的言論來看，馬英九仍然是有威權的心態，他先說要「飲水思源、吃果子拜樹頭」（拜蔣頭），說蔣介石「功高於過」，而他參加泛藍陣營的遊行時，還找演員扮成「蔣介石」，由馬英九們簇擁；後來馬英九說得更坦白而且更明白了，就是說要等他當選總統之後，把「大中至正」掛回去，換言之，這正是要復辟威權及「黨國」統治的宣言！馬英九雖然曾經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但看來他留學美國的時間是白白的浪費掉，因為他在美國沒有體現及學習民主自由的真正價值！
伊拉克人獲得自由後，第一個舉動就是推倒薩達姆的像；俄國人結束蘇聯的共產統治，就拆除斯大林的掛像；阿爾巴尼亞人也同樣，結束了專制，就換掉原來用獨裁者命名的「霍查大廈」……。由此可見，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民主紀念館」及將「大中至正」改為「自由廣場」，體現了專制時代的結束，代表民主自由的價值最終戰勝，因為「專制象徵」的存在是對自由的褻瀆。但是國民黨雖然身處於民主的社會並且參與選舉，但是「黨國」及「皇帝」式的專制毒素在國民黨仍然未根除。如果在明年國民黨在立法院及總統大選中獲勝執政，會將台灣帶回威權時代，而且更會被大陸「統戰」成功，徹底摧毀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對全世界民主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災難。
最後要衷心的希望是，中國將來成為民主國家，中國人也會將現今的專制「帝王廟」——「毛主席紀念堂」拆除。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首次進入立法會的議事堂，但隨即受到左派及建制派的人士圍攻，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對陳方安生作出了很露骨的人身攻擊。引起眾多議員及輿論的一片譁然。不僅無助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而且從「議員政治」的角度來看，反映出曾德成對於民主國家及社會在議事堂上缺乏應有的修養
在英、美等西方的民主國家中，已經制定了規範議場上成文或不成文的議事規則。規範了議場上的可為與不可為。綜合來說，在議場上不可進行人身攻擊是議事規則是最基本的常識。無論是立法機關的議員，還是在立法機關接受議員質詢（美國稱之為「聽證」）及辦論，都要遵守議事規則。以英國下議院（Parliament）為例，不論是議員，還是內閣官員，如有人身攻擊及對人有各種方式的侮辱行為，必須撤回及道歉。如不道歉及被侮辱者對道歉不能滿意時，議會就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制止。換言之，曾德成應該盡快向陳方安生道歉，以及撤回他在立法會對陳方安生作出人身攻擊的言論。
在這次事件中，作為議長（Speaker）的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顯然有改善的地方。范徐麗泰擔任立法會主席開始，從立法機關的議長的角度來看，表現算是稱職以及做到議長應有的風範。可是，這次曾德成攻擊陳方安生，范徐麗泰顯然有點失策。作為議長的她，責任即為維持議場應有的秩序，握有貫徹議事規則的實權，不論是對於行政官員或者立法議員，在議場上有作出如人身攻擊等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都應該一視同仁的處置。范徐麗泰對於曾德成在議場上作出失議及人身攻擊的作為，其實可以運用她作為議長所應有的權力，提醒曾德成在議場上的失儀、注意言詞及不要作出煽動性的人身攻擊。這樣既可以維護民選議員的尊嚴，也維持議場上應有秩序及使議會運作順暢。這點范徐麗泰還需要向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國會學習。
陳方安生作為民選的立法會議員，當然對議題表達意見，質詢政府官員與之辯論，以此表達民意，不同觀點都非常輕鬆平常的事情，只要在言詞上不詞上不太激進及不作出煽動性的人身攻擊就可以了。況且，綜觀陳方安生首次以議員身份進入議事堂所作出的言詞是非常的溫和。反之，曾德成在立法會作出言語上的人身攻擊，不僅曝露出他不能容忍異見的弱點，也不懂民主政治中的「議會政治」中的「遊戲規則」。幸好曾德成是身處在香港的立法會，如果換成是在英國的國會，不單是內閣官員的資格，甚至是議會的席位也不保。
因此，曾德成如有公餘空閒的時間，應該好好進修「議會政治」這門課及閱讀有關的書籍。當然，不僅對於曾德成，而且對於公務員及行政官員來說，也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