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Chan 專欄

距離北京奧運會不到一年的時間，但是曾經承諾在2008年前改善人權狀況的中共，不但沒有遵守，而且反而變本加厲的鎮壓異見人士、維權律師、封殺對北京主辦存有意見的網站及壓制言論自由。換言之，不惜一切消除反對中國主辦奧運的雜音，營造所謂「和諧社會」的氣氛迎接奧運。中共的鎮壓措拖及手段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導致人權狀況仍然非常惡劣。因此，要求中國改善人權不斷，甚至有抵制奧運的呼聲。對此，北京或親共的人士總是以「不要將奧運政治化」作出譴責。但是，將奧運／體育政治化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等獨裁國家。請這些北京或親共的人士，不要在新聞鏡頭前說謊了！
歷史表明，凡是獨裁國家舉辦大型國際體育比賽（包括奧運），統治者所考慮的一定是政治性的。納粹德國舉辦的1936年柏林奧運柏林奧運是如此，冷戰時期的蘇聯及其東歐的衛星國是如此，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是如此，現在的中國也是如此，而且比當年納粹德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近乎狂熱及走火入魔的地步。
早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大搞體育政治，作為他鞏固政治權力的工具，「乒乓外交」就是一個例子。鄧小平時代，中國女排在世界中的崛起，官方就立刻順勢推出「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口號，為中共政權作宣傳。到了江澤民及胡錦鑄的時代，中國在女排、跳水、田徑、舉重等運動在大型體育比賽中取得了冠軍及金牌，再加上申辦2008年奧運的成功，中共更加肆無忌憚地煽動民族主義，將體育政治的精髓發揮到極致。例如在申辦奧運的一刻，在中共的推波助瀾下，「實現百年夢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西方反華勢力破產」……等政治性口號。觀看由中共官方體育頻道（中央電視台五台，CCTV5）有中國運動員參質的國際體育比賽節目，當中國的運動員在競賽上取得冠軍及金牌，電視台的主播經常用「重振國威」、「中國成了體育大國」、「為國爭光」、「國家最重要」、「國家（民族）英雄」、「東方巨龍甦醒」……等政治性話語，主播甚至不理會主播應有的專業形象而振臂大呼。說實在，中國運動員是夠可憐的，他們成為維護中共統治下的工具的犧牲品。中國運動員在接受訪問時，都是說「為中國、為祖國」爭光這類彷彿沒有自己語言的話，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中共。
在中共及親共的媒體及人士的煽動下，大陸、海外華人甚至港澳市民居然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申請舉辦奧運成功，就可以令中國強大。甚至是「大國崛起」。無形中在中共宣傳「民族自豪感」下認同中共的極權統治。所以說，中國從來把體育看成政治，或者說必須服從政治，這一點從來沒有改變過。筆者姑且模彷19世紀普魯士著名戰略家——即《戰爭論》（Vom Kreige）作者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話來反映利用體育作為鞏固政權的心態，就是「體育是政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續」、「體育作為政治的工具」（克勞塞維茨的原話為「戰爭是政治用其他手段」、「戰爭作為政治的工具」），用在中共政權身上真的是最適合不過了。
一個對內動用坦克及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手無寸鐵的學生、持續鎮壓異見及維權人士、屢屢侵犯人權、幕後協助他國屠殺人民及種族清洗（緬甸及蘇丹）的極權中國竟然可以主辦奧運，真的是繼納粹德國及蘇聯後，又一次對奧林匹克精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褻瀆。西方很多民主國家人士仍不警醒，仍然1936年納粹德國主辦的奧運一樣，表示樂意摔團捧北京的場。就拿納粹德國的奧運來說，受到鼓勵的希特勒在奧運後更變本加厲的進行領土擴張及種族滅絕。柏林奧運會僅三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上百萬的猶太人被屠殺，而盟軍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能贏得二次大戰。
香港人、澳門人、海內外華人、是時候清醒吧！

緬甸軍政府血腥鎮壓和平示威及爭取民主的僧侶及群眾，不少民主國家已要求聯合國通過決議制裁緬甸。可惜的是，屢屢遭到中國的否決而束之高閣。緬甸獨裁軍政府有了老大哥獨裁的中國的支持，等於為鎮壓開了綠燈，更加肆無忌憚。再一次顯示了聯合國的無能本質，甚至可以說是病入膏肓。如不再醫治的話，聯合國等待的就只有死亡。
筆者已在《緬甸軍政府的後台——中國》一文中已略述聯合國如何無能，現在不厭其煩的節錄如下：
「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具有否決權，只要其中一個常任理事國動用否決權，議案便會束之高閣，這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弊端，只要一黨獨裁的中國（甚至威權制的俄羅斯）仍任常任理事國，聯合國便很難推動全球民主化以及改善各國的人權，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小獨裁國家在中國撐腰之下，居然可以擔任人權理事會成員（中國、古巴、沙地阿拉伯、俄羅斯等人權紀錄惡名招彰的國家竟然是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所以，聯合國的改革（而且是徹底的改革）迫在媚睫。」
聯合國成立的宗旨，就是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合作互助以確保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承認國家主權和自決的權利，並且透過集體安全的原則奉行。可是，這些宗旨從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開始，即便成為泡影，而且經常被蘇聯／俄羅斯及中國的濫用，從來沒有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唯有三次是例外的，其一是1950年的韓戰，聯合國幸好在蘇聯的缺席下主持了正義的會議，便通過決議派兵協助南韓擊退北韓金日成共產政權的入侵；其二就是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決議支持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幫助科威特擊退薩達姆的伊拉克軍隊的入侵；其三就是2001年「九一一」事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支持美國進行反恐戰爭。
基本上，聯合國從成立至今，處處都顯示出其無能：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聯合國所做的是一個無能為力的旁觀者；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1956）及捷克（1968）的民主運動，聯合國又是一個旁觀者；1975年至1979年期間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赤柬）所統治下的柬埔寨，屠殺了當時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聯合國所做的就是袖手旁觀；1989年6月4日中共動用軍隊及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爭取民主運動的學生，聯合國所做的是袖手旁觀；1990年代塞爾維亞在波斯尼亞及科索沃進行種族清洗，聯合國所做的亦是袖手旁觀；薩達姆時代的伊克，屠殺伊拉克人及庫爾德人；聯合國所做的亦是袖手旁觀；1994年盧旺達所發生的種族大屠殺，聯合國所做的亦是袖手旁觀；最近所發生蘇丹的達爾富爾種族大屠殺及緬甸軍政府血腥鎮壓僧侶及群眾，聯合國所做的也是袖手旁觀。這樣的例子真的是不勝枚舉。
不僅如此，聯合國也時常為獨裁國家為非作歹及極盡攪局之能事。聯合國有191名會員國，每個會員國有一票。這就是聯合國其中最嚴重一個先天缺陷之所在。如果所有會員國都是民主國家，重視人權自由，大家達成的共識便會大一些。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會員國大部分都是共產政權、專制王朝、以及瘋狂的獨裁統治者，再加上共產極權的中國、還未洗心革面的俄羅斯的兩個常任理事國，他們處處反美及反民主，哪有國際公義可言！
更可笑的是，中國、俄羅斯、古巴、蘇丹、利比亞、沙地阿拉伯、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等被列入侵犯人權之最的國家，卻成為人權理事會及其前身人權委員會的成員，這些成員國從來不會批評如中國、白俄羅斯、緬甸、古巴、伊朗、北韓、津巴布韋、蘇丹等持續的人權種族滅絕卻被忽略，甚至不受譴責及批評。反而經常譴責民主國家侵犯人權，以色列就是身受其害，人權理事會經常指責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卻是故意忽略很多時候是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組織挑釁在先。
聯合國的另一個荒謬的地方，就是聯合國的財政依靠民主國家繳納而支撐的。例如美國就擔負整個聯合國22%的經費。這就形成了民主國家出錢讓獨裁國家在國際舞台亂攪的怪象。讓那些獨裁國家享有與民主國家同等的權利，本身就是對被剝奪權利的國家的人民的一種褻瀆。換言之，現在的聯合國不但維護不了國際和平及公義。相反的，卻變相為獨裁者維持權力，以及為國際恐怖分子提供金錢及幫助。
一個重要的道理，官僚機構愈大，愈容易產生腐敗，聯合國就是一個例子。聯合國及伊拉克前獨裁者薩達姆合演了一場由「石油換糧食」計劃所爆發了巨大貪污醜聞的鬧劇，聯合國官員在從此計劃中貪污自肥（薩達姆更不在話下了）。雖然調查團發表了洋洋大觀的報告，譴責了聯合國官員的貪污腐敗及管理失當，可是所涉及的數十億元的鉅款至今仍然沒有交代。
聯合國學不到民主國家的民主作風，反而沾染了獨裁國家的最主要的陋習——排斥異己。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可見一班，這個小組一手打破了科學傳統，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理論的科學家，排斥對「人為暖化」持不同觀點的科學家，但又宣傳這是「科學界的共識」，以及「人為暖化」是「不可置疑的事實」，制止實是求是進行求證的科學家的「無謂紛爭」。如此居然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可以說今年最大的政治笑話。
不論上任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還是現任的秘書長的潘基文，都異口同聲呼喊聯合國要改革的口號，並製作洋洋大觀但內容空乏的建議改革書。但以聯合國現有的「性格」及本質，「改革」的口號及改革書更會不了了之。事實上，現在聯合國所患的病是非常嚴重，而且是千瘡百孔（可笑的是，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士，特別是左派人士，仍對聯合國存在幻想）。要想治療聯合國的病，就非要動大手術及注射特效藥，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而不是只吃維他命藥，甚至是換湯不換藥（如人權委員會「改革」成為人權理事會）。例如精簡聯合國架構，裁撤冗員，更重要的是，民主國家應該有權剝奪獨裁國家或嚴重侵犯人權國家的發言權及參與權，常任理事國也不例外（筆者認為應撤銷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否則根本維護不了國際公義及作出貢獻。聯合國的病如果不再大刀闊斧，實際進行醫治的話，就好像癌細胞迅速擴散成為末期癌症，等待的就只有死亡。在這時，倒不如干脆宣佈解散聯合國罷了（事實上，聯合國已經到達了干脆宣佈解散的條件）。

這是筆者的舊文,但港,澳人對於左派及右派的認知仍一知半解,所以決定重新上載此篇舊文

 

 

左派與右派，這兩個名詞在媒體中（通常在政治新聞中）經常出現。可是，當前絕大部分西方及華文媒體、一般大眾甚至是所謂的大學教授及學者，都對左派及右派的認知有所誤解甚至是錯誤，本文就是要對左派及右派的基本觀念作簡單的介紹。當然，所論及的都是西方的左派及右派。
右派，被很多人稱為保守派（Conservatives）、（新）保守主義（Conservatism）者出現。其實，右派並不是字面中的保守、反動及守舊，核心是重新強調「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在經濟上，相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學說，強調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認為由市場調節就可以；相信自由競爭的好處，並強調低稅或減稅的措施，鼓勵各行業的發展，看重投資及創新（所以右派並不守舊），反對福利主義或只採有限的福利政策，因為福利主義會造成懶惰。換言之，右派強調的是「小政府」、「大社會」，重視充分的市場經濟，看重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讓經濟在自由競爭和市場的調解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右派認為人有原罪，所以改變要由自身自律開始。所以在社會問題上，右派主張嚴以律己，嚴懲罪犯，倡導家庭價值，個人對自己負責的精神，不支持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不欣賞單親家庭，不支持非法移民，移民應由合法的渠道獲得，對違法者應用法治，而非同情心。
在外交及國際問題方面，右派強調對極權獨裁的國家、恐怖主義絕不姑息，所以主張強大的國防，通過發展軍事來保障和平，必要時採用軍事手段來打擊，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來解決。
左派，現在則被「自由派」、「自由主義」（Liberalism）作「佔據」，實際上最終目標是要將國家「福利化」其至是「社會主義」(Socialism)化。
在經濟政策上，左派基本上都是「大政府」派，他們所做的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化，要建立福利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總是想由政府包攬一切，管理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以建立所謂均貧富的所謂平等社會。實際上就是以平等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因為只要增加政府經濟的管理和掌控，並用高稅收（再分配窮人）進行財產的二次分配，就一定導致官僚主義泛濫，政府就越大，腐敗會嚴重，最後既沒有平等，更沒有自由。套句話來說，左派就倡導「善」高於權利，其結果一定是以「善」的名義剝奪了權利，踐踏了自由
外交方面，不論是否對獨裁國家、恐怖主義，總是主張溝通、談判、對話，對於這些獨裁國家或是恐怖主義團體充滿了情懷和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溝通、談判及對話就能解決問題。但這樣極有可能不僅不能解決問題，更甚至成為獨裁國家或恐怖主義的幫兇！
在社會問題上，諸如婚姻、家庭、墮胎、同性戀、非法移民、犯罪等等問題，卻全方位推祟自由。他們認為道德是相對的，不強調家庭價值，對離婚不那麼苛刻，對單親家庭非常寬容甚至是讚美，支持墮胎、同性戀、主張毒品合法化，以自由的名義縱容個人的行為，為違法、犯罪者爭取權益不遺餘力。
總括來說，左派除了個人行為要全方位自由外，其他甚麼都要政府來干預：經濟、教育、醫療、福利等，而右派除了強調個人道德和社會的法律、秩序外，其全方位主張減少政府的干預。因此，右派才是傳統（古典）自由主義者。
在主流的所謂媒體中，坦白的說，大多數（主流）為左派媒體控制（如CNN、BBC、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等）。他們透過記者、作家、大學教授及學者、法官、律師、文化界人士、演藝界人士等高分貝表達出來。右派的媒體與之相比極其微弱，而右派的支持者多數為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沉默的一群，他們不喜歡用高分貝表達出來，如果對國家領導人、政府以及議會有所不滿，傾向以選票及正當的法律程序「平靜」表達出來。而西方的左派人士，則熱衷煽動街頭抗議來發洩各種不滿的情緒，諸如盲目反戰、反經濟全球化、支持墜胎、同性戀等等。
在遺憾的是，在華文媒體中，特別是港澳（包括民主派的媒體）、台（不分藍、綠）以及海外華文媒體，立場幾乎是傾左（親共）的，在國際新聞及其評論大部分取自西方的主流（左派）媒體。而且，華文媒體很難反映到（西方）左右政治勢力的反映。所以，瀏覽華文媒體的人，很難瞭解主流媒體和主流社會間的巨大不同和根本衝突。而懂外語的文化人及知識分子，則又很容易隨主流媒體而左傾。
在獨裁國家中，官方會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索取西方新聞及意識型態內容，以達到其專制統始的目的。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選擇了西方的左派言論，因為他們左派反資本主義及反民主制度。甚至在民主國家裏，由於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上看到的都是左派的東西，也很容易跟隨左派的西方。
以上是對西方左、右兩派基本觀念作最簡單的介紹，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話，要寫一本專書來討論。在西方以外的媒體，尤其是華文媒體，無法瞭解西方的左派與右派一直都進行著這一場無硝煙的戰爭，也無法瞭解的是，西方的右派在和共產主義、恐怖主義以及全世界獨裁國家戰鬥同時，還要耗費了最大的精力和自己內部的左傾思潮戰鬥。所以，這就是撰寫本文目的，就是告訴大家現在的西方實際上是有兩個西方——傳統的西方（右派）及時髦的西方（左派），很遺憾的是，現在人們所知道的西方，以及自以為很瞭解的西方，都只是左派的西方。

明朝在中國政治史可說是一個昏暗的朝代，明末清初學考黃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訪錄．置相篇》曾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的確，明代自太祖朱元璋罷免宰相開始，是造成明代政治黑暗的主因。可是，明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特務政治的橫行。類似的情況似乎出現在現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中。
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就形成了嚴密的特務體系。明代主要的特務機構有：錦衣衛、司禮監、東廠、西廠以及內行廠。除了錦衣衛以外，司禮監、東廠以及內行廠都是由宦官所組成的特務機構。這些特務機構都是集偵察、保衛、司法、偵輯和刑獄於一身。司禮監名義上是宦官的總管，但明朝的宦官干政劇烈，司禮監可以指派宦官主持全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除外），所以實際上司禮監是明朝特務機關的首腦；東廠是明代最大的一個特務機構，從明成祖開始一直存在至明朝滅亡為止，也是由宦官統領的第一個特務機構；西廠存在的時間雖然很短，只有約5年的時間，但聲勢卻比東廠還要大；錦衣衛到了發展最高峰的時候（大約在明神宗，即萬曆帝時期）也達174萬多人的龐大特務組織；而「內行廠」是負責監視東、西廠的特務們，所以有「監視特務的特務機關」的稱號，也存在約5年的時間。這些特務組織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他們無孔不入地對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百官的一舉一動進行監視，並且把監視的情況一一向皇帝奏報。除此之外，連老百姓在家裏的吵嘴打架、爭雞罵狗等瑣碎事情，也都羅織索引，用事成獄，造成很多無辜的人被誣陷、刺殺、冤獄等。《明史．刑法志三》就描述了存在時間短暫的西廠特務們的行徑：「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殺良」，屢次興起大獄，弄得「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樂」。
到了明末，朱由檢（即崇禎皇帝）繼位後，雖然殺了大宦官魏忠賢，但顯然未認識到特務政治的禍害，相反的，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更強化了特務天治及特務組織，舉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以及刑法偵輯等大權。此外，朱由檢又生性多疑，對於朝中大臣及將帥又諸多猜忌，故雖然剷除了魏忠賢的禍害，但仍然信任宦官及特務來監視和控制所有的人。結果是否如他所料可維持其大明搖搖欲墜的皇權？不是的，明朝始終也逃不了滅亡的命運。而朱由檢本人也在煤山上吊頸自殺。
花了相當的篇幅簡介了明朝的特務政治，目的是甚麼呢？筆者認為，現今的中國其實也奉行明朝的特務政治，而且出奇的相似。
中共在現今中國大陸內也進行了類似明朝的統治方式——特務治國，而且手段更比明朝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加上現代的科技而已。胡錦濤一味強調及宣傳「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和諧社會」、「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等所謂「胡錦濤式理論」，但他又和明朝皇帝一樣，迷信特務政治的萬能。
中共的特務們對付異見人士的手法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近乎黑社會的手段。要舉的例子實在太多：非法監禁維權律師高智晟、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這兩位律師在監禁之餘更在監獄遭到毒打；「天安們母親」丁子霖、蔣彥永、焦國標、劉曉波、茅于軾、余杰等異見作家及人士遭到中共的特務們的長期監視，甚至抄家、複製電腦檔案中的內容，甚至連他們的家人也不放過，把這些知識分子視作如臨大敵、「不穩定因素」；對於網路的控制也不放過，推行所謂的「金盾工程」。監禁在網路上傳播民主自由而且被雅虎出賣（Yahoo）的網路作家師濤；對於民眾和平地爭取的維權運動，例如番禺的太石村、河北定洲、廣東汕尾等，特務與軍警等採取比黑社會還卑劣的手段進行鎮壓。總言之，從現實走進了網路世界、竊聽電話、截取信件、跟縱、鎮壓、監禁、毒打等手段，成為中共特務對付維權及異見人士的「法寶」。而被逮捕及遭到拘禁的異見人士及維權人士，特務們都是用很多「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他們的，例如甚麼「洩露國家機密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破壞公共財物罪」、「擾亂公共秩序罪」等。由此看出，中共政權本質上和明朝的特務政治根本沒有甚麼的區別。
也許有維護中共統治的人士反駁，民主國家也不是有特務機關嗎？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安全局（NSA）；英國的軍情六處（MI6）、軍情五處（MI5）、政府通訊總部（GCHQ，職能相當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局）；以色列有莫沙德（MOSSAD）……。但是他們也許忘記了，民主國家有民選的國會議員、獨立的司法機關、民眾的言論自由及傳媒的新聞自由作為監督，萬一特務機關採取了作出了卑劣的手段及行為，作為民主國家的監督機制便會自動啟開，政府部門便會對特務機關作出適當的懲處，如果在重要的選舉前被揭露的話，執政黨極有可能會輸掉選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民主國家在自己國內不會抓捕、非法監禁、跟縱、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因為民主國家裏有言論自由，可暢所欲言的發表不同的意見，但是在中共的眼裏，言論自由是不容許的，並視之為洪水猛獸。
歷史告訴我們，使用特務政治的統治者們，偏偏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道理：特務雖然兇悍暴虐，固然能暫時壓制民眾之不滿，但他們無法贏得民心，根本無法消除民眾不滿的心，反倒會變本加厲地加速民眾不滿的程度。明代利用特務政治進行統治，也保不住大明的江山；沙俄時代的奧克蘭拿（OKhrana，沙俄時代的特務機關）、蘇聯時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也稱克格勃）也對俄羅斯厲行特務政治，是否能夠保住政權？當然不是，最後還不是遭到滅亡及解體！黨衛軍（SD）所轄下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在納粹德國統治期間非常肆虐，但最後也保不住納粹的政權；前蘇聯的衛星國之一的羅馬尼亞，最後一任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也一直非常信任特務政治及秘密警察，最後他的下場如何？他的獨裁政權被推翻，他及他的妻子被槍決，而且他們的屍體還不是遊街示眾……。
因此，胡錦濤的特務治國的策略，雖然暫時確保其政權，但是始終會無法壓制群眾的不滿。胡錦濤如想保住其政權，就應該否定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放棄特務治國，仍能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否則，會很難避免朱由檢上吊自殺及齊奧塞斯庫的屍體遊街示眾的悲慘結局。

近日，國際新聞裏有一個重大的消息，就是有「環保鬥士」之稱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奪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對於筆者眼中，只不過歷年諾貝爾和平獎裏又新增了多一個笑話而已。究竟戈爾對世界「和平貢獻」有多大，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如果說戈爾對「和平貢獻」而奪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依據，就是拍了一部電影，名為《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的「科幻電影」。片面及激烈的宣揚「全球暖化」的訊息，但是，英國有位法官貝頓（Justice Burton）判決指出《不願面對的真相》已經有九個謬誤。可是，戈爾的「和平貢獻」實在太「高」。連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對這位英國法官的判決也視若無睹。以下隨便舉幾個例就可以知道《不願面對的真相》的荒謬。
1. 根據「冰核」（ice core）的研究顯示，過去65萬年，其實是全球氣溫上升之後數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爾宣稱的二氧化碳導致氣溫上升。
2. 影片提到格陵蘭冰川或南極西部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7公尺，進而導致從三藩市到荷蘭、再到孟加拉的廣大區域毀於一旦。科學家的共識是，如果格陵蘭真的融化，是會釋放這麼多的水量，但這已是數千年後的事。而且，根據最近資料顯示，格陵蘭冰層更以每年0.23米的速度增厚。
3. 戈爾又說科學研究顯示他們首度發現北極熊為了找浮冰而長泳一百公里，以致溺死。但目前只有一項研究報告提到北極熊溺死，但死因是死於暴風雪。
4. 戈爾又提到低窪的太平洋環礁居民已因全球暖化而被迫撤退到新西蘭，但此一說法並無實據。
5. 戈爾說到北極的氣溫持續上升，但根據已公佈的紀錄顯示，過去50年來。北極氣溫不但沒有上升，相反的只有下降。
6. 戈爾又指出全球正在暖化。但有專家表示，大西洋的西北部正在逐漸冷卻，除此之外，在太平洋的北部和南部，在整個亞馬遜流域，在南美和加勒比海的北部海岸，在東地中海和黑海，在高加索和紅海，在新西蘭，甚至於在印度的恆河流域，都有大片的區域處於冷卻的狀態。
7. 戈爾又提到全球暖化使美國西部有兩百個城鎮的氣溫創下最高記錄，但有專家指出，有些地方創高溫是正常現象。而且，總體來說，美國的氣溫幾乎沒有被暖化過。
戈爾還在全球9大城市舉辦環保演唱會，又是他對「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結果整個演唱會估計導致排放至少74500噸二氧化碳，數量是英國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3000多倍。光是搖滾巨星們飛來飛去獻唱，涉及的飛行里數就有35萬公里，加起來足以環繞地球9個圈。而且，整個演唱會共製造了大約680噸垃圾，根本是假環保；另一個「貢獻」，就是戈爾呼籲大家減少消費，自己的身家卻由80萬美元暴漲至1億美元，而且還有毫宅及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此外，戈爾不斷呼籲大家要節源能源，但是他自己的毫宅的一個月電費竟然達3萬美元之譜，又是戈爾對世界的另一個「貢獻」。
說起戈爾，就不得不提與戈爾一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個小組一手打破了科學傳統，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理論的科學家，排斥對「人為暖化」持不同觀點的科學家，但又宣傳這是「科學界的共識」，以及「人為暖化」是「不可置疑的事實」，制止實是求是進行求證的科學家的「無謂紛爭」，其對於「和平貢獻」，不下於戈爾，也實至名歸。 戈爾所拍出的錯漏百出兼不知所謂的科幻電影，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打破其科學實證的原則，並且排斥異己，但竟然可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且對「世界和平」作貢獻，真的是今年以來所製造出一個最大的政治笑話，亦可反映出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無能。它的無能已經不只是第一次，例如阿拉法特、美國史上最無能的總統卡特等，居然也可以奪得和平獎。不過歷史是公正的，阿拉法特及卡特奪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聲望也隨歷史的流逝而每況愈下。如果將來全球並沒有預言中的「全球暖化」，戈爾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就如同阿拉法特及卡特一樣，被歷史所遺棄。
換言之，戈爾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根本沒有資格取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且排隊也輪不到他們。正如《華爾街日報》的其中一篇題目名為 Not Nobel Winners 的評論文章說，今年實在有很多人本應在今年取得和平獎但沒有得到的。他們都是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例如現在為緬甸爭取民主反抗軍政府獨裁統治的披頭灑血的僧侶及群眾推動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監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險協助北韓人逃亡的南韓宣教師千基元，兒子被判監九年的新彊異見人士熱比婭，還有曾被下毒毁容、堅持「橙色革命」精神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不畏戰火而努力重建的伊拉克人民、不畏中國極權而勇於發表異見的中國異見人士及網路博客(Bloggers)‥‥‥他們都是應得但沒有獲得和平獎。
正如本身是經濟學者、對所謂「全球暖化」理論及對戈爾取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出強烈質疑的態度的現任捷克總統克勞斯（Vaclav Klaus）所指出：「現在的危機不是氣候，而是人的自由正遭到威脅」。這些提出「全球暖化」而改造氣候的環保主義都是近乎狂熱的左派人士。事實上，他們反對地球過暖只是藉口，反對資本主義、限制經濟發展才是目的。現在不是全球氣溫過熱，而是左派的意識形態過於狂熱。

在《踢爆香港傳媒》網頁上有一篇談及葉劉淑儀為「23條」而道歉的文章標題為＜葉劉沒有意義的道歉＞，筆者看完之後也想參一腳，談談葉劉淑儀的「道歉」。其實，在電視上看到葉劉淑儀的「道歉」，第一個印象是一個毫無誠意的道歉，更像是為這場重要的立法會補選而戰的「政治秀」。如果不參選的話，她會否說出「道歉」一詞也成疑問。
現在葉劉淑儀真的為「23條」立法而「道歉」了。不過，她的道歉大有問題，她只是對「23條」立法的「推銷手法」錯誤而道歉，而非對「23條」立法本身的問題而道歉。而知道的是，「23條」一條極可能關乎剝奪個人自由的惡法，因為當中可允許警察無須法庭的搜查令便可入屋搜查，侵犯了基本人權及言論自由。葉劉淑儀的道歉說了就等於沒有說。不僅如此，葉劉淑儀的這種只為其「23條」立法的「推銷手法」錯誤而道歉。不但連香港人，特別是反對「23條」立法、當日（2003年7月1日）上街遊行的50萬香港市民的智慧被侮辱，連身為澳門的筆者也遭受嚴重的侮辱。原來葉劉淑儀認為50萬人上街遊行的人只是反對她的「推銷手法」而已！
雖然葉劉淑儀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深造幾年（亦即廣東話所說的「浸鹹水」），但依筆者所見，葉劉淑儀在美國的幾年時間根本就是白白的浪費，因為她從美國學成回港後，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言論及其作風，完全沒有在美國這個民主及自由的角度身上學到了甚麼東西，其意識形態基本上與她當年（2003年）推銷「23條」惡法的立法時完全沒有變過。事實上，她曾經說過無須為「23條」立法而道歉，也強調她的道歉只不過因其「推銷手法」的不當而造成的失言擺了。如果說葉劉淑儀學成歸來而有所改變的，只是她把「掃把頭」的頭髮的形象改變了。
葉劉淑儀自學成歸來後，在香港的政壇已有東山再起之勢，亦有「星級團體」在幕後鼎力支持，只不過是從以前官僚體系的角色轉換為立法會議員的角色擺了。就算在今年12月的立法會補選落選落敗（因為她遇上了陳方安生這個強勁的對手）。在明年（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也會捲土重來並挑戰立法會主席的寶座。好了，假設葉劉淑儀選上了立法會議員，政治意向（嚴格來說應叫做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了各項議題（特別是政治議題）的投票意向，因為「23條」在《基本法》中確實是有規定的，曾蔭權雖然一再說過「23條」立法不是優先的議題，但是很難擔保他或者以後的行政長官不會將「23條」重新包裝，然後再搬上立法會，交由立法會表決，想請問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她又會如何投票呢？
葉劉淑儀這種為「推銷手法」錯誤的道歉，實在是有欺騙市民之嫌。正如在＜葉劉沒有意義的道歉＞一文中所說，葉劉淑儀如果真的認為她在當年「23條條」立法的「推銷手法」拙劣，道歉的對象應該是她的主子——當時的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及中共。真正問題是葉劉淑儀不是「推銷手法」錯誤而冒犯港人，而是「23條」惡法本身冒犯港人的人權及個人自由，這才是關鍵所在。總言之，都是這句話，葉劉淑儀的「道歉」根本是毫無意義的道歉，說了也等於白說，跟沒有道歉幾乎毫無分別，用難聽的話說，她根本是在說廢話，浪費時間。
希望香港人不要被葉劉淑儀的「道歉」而被騙倒。反對「23條」立法、曾經當年上街遊行的人更不要因此而上當。不過，葉劉淑儀的「道歉」也帶來了一個好處，就是重新引起對「23條」的關注。但願在今年12的立法會補選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讓「23條」立法的議題繼續發酵，成為選舉其中一個重要的試金石。就算不是選舉年，也不要對「23條」立法掉以輕心。
筆者作為澳門人，在此也提醒澳門市民，對於「23條」立法的議題不要裝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筆者發現很多澳門人不太關心這個議題）。因為雖然澳門的「23條」立法，很大程度上要看香港。但是在澳門官場中，好像葉劉淑儀之流的人其實不少，但是澳門官場的透明度遠比香港低，而且缺乏有效的民主所監督，而且澳門的立法會更是一個橡皮圖章，澳門特區政府的作風更是獨斷獨行。如果被澳門特區政府「出其不意」的通過及實施「23條」立法，澳門人到時肯定後悔莫及。因此，澳門人也應該認識及關注「23條」。最後再次強調的是，「23條」可說是一條惡法，因為萬一真的成功立法，對公民權利受到嚴重的損害，而且，它侵犯了人權及言論自由，最重要的就是，「23條」也剝奪了公民的個人自由。

近日，緬甸的天空充滿著腥風血雨，數以萬計的緬甸僧侶及群眾爭取民主的和平示威——架裟革命，卻招致鎮壓，甚至有傳聞說軍政府已經挖萬人坑，準備來一場大屠殺。之所以緬甸軍政府面對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仍這樣肆無忌憚，背後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支持者，這就是中國（嚴格來說是中共）。
緬甸軍政府的獨裁統治，弄得緬甸民不聊生，經濟停滯不前以及擅自推翻緬甸民主選舉的結果並軟禁大選的勝出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導致國際社會對緬甸實施制裁。但成效不彰，軍政府仍然迄立不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中國在這些年來，對這個獨裁小兄弟緬甸軍政府提供不少的經援，例如緬甸軍政府的大部分的軍火都是中國提供的，只是秘而不宣。其實，中國對緬甸軍政府的支持，已經在這次緬甸軍政府最暴力鎮壓「架裟革命」，在聯合國暴露出了狐狸尾巴。
聯合國安理會中的美國及英國提出了對緬甸的局勢的關注並提出了新的制裁議案，但由於中國聯同俄羅斯動用了否決權，最終議案不能通過。中國在聯合國聯合國常駐發言人王光亞並表示：「緬甸問題本質仍是內政，緬甸國內局勢並未對國際與地區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安理會強行介入緬甸問題不僅逾越安理會的職責，而且無助於看到緬甸恢復局勢穩定……。我們相信制裁對於緬甸當地的居勢並沒有幫助」。
王光亞的一番話，以及其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所動用的否決權，正好上映了醜陋的一幕——大獨裁者中國對於小獨裁者緬甸軍政府進行支持，等於說為緬甸軍政府的鎮壓開了綠燈！這一幕亦充分顯示了：聯合國仍然很無能。
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具有否決權，只要其中一個常任理事國動用否決權，議案便會束之高閣，這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弊端，只要一黨獨裁的中國（甚至是威權制的俄羅斯）仍任常任理事國，聯合國便很難推動的全球民主化以及改善各國的人權，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小獨裁國家在中國的撐腰之下，居然可擔任人權理事會成員（中國、古巴、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等人權紀錄惡名昭彰的國家竟是人權理事會成員）！所以，聯合國的改革（而且是要徹底的改革）迫在媚睫。
中國除支持緬甸的軍政府及支持暴力鎮壓以外，尚支持北韓的金正日、縱容及提供武器給蘇丹政府進行達富爾大屠殺、支持伊朗、敘利亞、古巴等獨裁政府，並暗中支持恐怖組織（例如阿富汁塔利班，黎巴嫩的真主黨等恐怖組織。以黎戰爭中，真主黨擊沉以色列的薩爾五型飛彈巡邏艦，真主黨所用的導彈正是中國提供的）。全球的民主國家若再對中國（中共）視若無睹及助紂為虐的話，受害的將會是民主國家自己。因此，推行全球特別是中國的民主化更是刻不容緩，民主國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後，本人默默聲援緬甸甚至全球爭取民主的人士推翻所在獨裁政府，建立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

在2007年10月12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為推銷其剛發表的施政報告，應邀出席香港香港電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在節目中發表了驚人的「偉論」，姑且稱之為「民主發展極端論」，他籍著文化大革命踐踏民主制度。雖然他已為此言論公開道歉，但是他的形象已經造成極大的損害。如果在民主國家，就已經引咎辭職。筆者認為，曾蔭權應該要重返校園，好好修讀一下歷史課及民主政治課。現在筆者先為他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課及民主政治的簡單一課。
曾蔭權的「民主發展極端論」如是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就要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其實，與曾蔭權的「偉論」剛好相反，文化大革命是近現代史上三大暴君之一的毛澤東（其餘的兩大暴君就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以以及前蘇聯史達林）在1966年發起的。目的是鞏固毛澤東自己在共產黨內的權力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利用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以及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組成的「四人幫」，整肅黨內外的異己，並且進行各式各樣的所謂批鬥運動（如毆打、虐待、抄家、精神侮辱等），對象包括了知識分子、學者、學生、黨內外的權威人士、教師、教士、修女及和尚等，又在全國各地大肆破懷古跡、文物、寺廟、教堂、焚燒書籍及字畫等。造成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嚴重的「十年浩劫」。已故的中共元老葉劍英曾經表示，文化大革命共有2000多萬人死亡，1億多人被整，浪費了8000億多人民幣。由於在今天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浩繁，在此就不再詳述。總言之，文化大革命並不是「民主發展去到極端」，而是「極權發揮到極致」，因為既沒有在野黨監督（因為除了毛澤東以外，更沒有「候選人」），獨立的司法體系更加談不上了。
曾蔭權語出驚人的「民主發展極端論」的「偉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討好中共，向中共獻媚，勸喻香港人不要爭取甚麼民主普選了。不過，這個骨字裏的反民主言論，筆者剛好想起著名政治學者羅拔．道爾（Robert A. Dahl）的一本通俗易讀的著作《論民主》（On Democracy），此書所提出了實行民主政治的10個理由，正好反駁了曾蔭權等這種反民主的言論，筆者就直接將羅拔．道爾提出實行民主的10個理由抄錄如下：
1. 民主有助於避免獨裁者暴虐、邪惡的統治。
2. 民主保證它的公民享有許多的基本權利，這是非民主制度不會去做、也不能做到的。
3. 民主較之其他可能的選擇，可以保證公民擁有更為廣泛的個人自由。
4. 民主有助於人們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
5. 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夠為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使他們能夠運用自我決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的自由。
6. 只有民主的政府才為履行道德責任提供了最大機會。
7. 民主較之其他可能的選擇，能夠使人性獲得更充分的發展。
8. 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對較高的政治平等。
9. 現代代議制民主國家彼此沒有戰事。
10. 擁有民主政府的國家，總是比非民主政府的國家更為繁榮。
曾蔭權的「民主發展極端論」，當然引起輿論及爭取民主人士的譁然，也反映了曾蔭權對歷史及民主政治的無知（也有人認為曾蔭權是故意這樣說，目的在於向中共獻媚）。所以筆者勸喻曾蔭權在平日處理政務之餘，也應該抽時間返回校園，修讀有關歷史及民主政治的課程。因為歷史是從過去往事汲取教訓，避免日後犯同樣的錯誤，政治人物如果誤讀及扭曲歷史，只會為日後製造更大的災難；而民主政治雖然有其缺點，但是也掩蓋不了它的優點——主權在民，而且更是世界上不可抵禦的潮流，更不應該視之為洪水猛獸。
筆者認為，曾蔭權的反民主言論，更反映出民主是要由下而上所爭取的，即是說人民主動來爭取，而不要指望由上而下的授予，更不要指望中共的「施捨」。因為中共的本質是反民主的，盡一切手段抹黑民主，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反民主言論。中共以「循序漸進」為藉口，設法拖延香港及澳門實行全面普選，實質上是當然不希望港澳實行民主選舉，因為中共擔心港澳實行全面普選，民主的種子便會灑落中國大陸，大陸的民眾也會要求民主選舉，危及自己的獨裁統治。這就是「民主」被中共視為洪水猛獸、十惡不赦的主因了。並且對港澳設下了「鳥籠政治」。因此，民主普選應該由民眾自己的力量來爭取，因為統治者最忌的就是民眾團結起來的力量，如此方能擺脫現在這個荒謬的「鳥籠政治」的困境。

筆名一直很欣賞大陸異見作家余杰先生所寫的文章，因為他的文章擺脫了很多中共、親共及西方左派所謂主流媒體及人士的的立場，而筆者很同意余杰先生的文章的大部分觀點。尤以拜讀他最近所發表的文章——《面對邪惡的時候，沒有真正的中立》，筆者閱讀之後，拍案叫絕亦深有同感，這就是筆者寫此文的動機，同時也感概世界上仍然有許多對「和平主義」充滿不必要幻想的人。
余杰先生有大量的篇幅，介紹了第二次大戰期間的兩個所謂中立國家——瑞典及瑞士的「光榮」，他們的「光榮」及「中立」就是幫助納粹德國的惡行。其實，筆者從一個軍事紀錄片——《The Secrets of Wars》，其中一集就是專門敘述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光榮」事績，余杰先生在文章中也有詳細論述，而瑞典在二戰中幫助納粹的惡行就拜讀余杰先生的文章才有詳細了解的。不過，無論怎樣，余杰都是借古諷今，即諷刺借「和平主義」為名的左派人士成為獨裁主義者及恐怖主義的幫兇。
在今天，好像瑞典及瑞士與納粹德國「與狼共舞」的國家及人士在現在仍大有市場。就是披著「和平主義」外衣的左派人士。他們仍然充滿幻想的，對於獨裁國家及恐怖主義仍寄望以和平、談判與妥協的方式解決，而對美國不遺餘力、犧牲他們的子弟兵與獨裁國家與恐怖主義抗衡時，這些「和平主義」者就時常扯美國的後腿，經常利用他們主流媒體的優勢，指責美國「窮兵黷武」、「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但是一旦獨裁國家鎮壓自己國家的人民，或者發生恐怖襲擊時，這些標榜著「和平主義」者的反應一是鴉雀無聲或者立即無影無縱，一是製造更多自稱客觀的理論為獨裁者及恐怖分子辯護，譴責抗擊獨裁政權及恐怖分子。其實很多所謂客觀的理論都是似是而非，只不過是這些左派們將反美視作一種精神寄託擺了。
說真的，如沒有英、美的存在，現在的世界恐怕是處於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極權的鐵蹄下了。不過，人們總是善忘的，特別是哪些左派人士，如果在英、美的拔刀相助，到今天就可以在自由國度暢所欲言的以反英、反美為樂了。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美國為首盟軍所犧牲的士兵非常大，尤其是美國，同時要兼顧歐洲以及亞洲的主要戰場。戰後，如果沒有美國的「馬歇爾的計劃」，整個歐洲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恢復元氣？英、美在二戰中解救了歐洲及亞洲，並在「馬歇爾計劃」為歐洲短時間內恢復了元氣，並成功將德國及日本兩個法西斯的國家改造成為民主國家，結果回報呢？沒有，得到英、美解救之後，據說以歐洲為首（特別是法國）的左派知識分子、政治家們剛剛將被法西斯砸毀的電台修理好後，就立即開始扯著桑子反美了。
韓戰也是一樣，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誓死保衛南韓，單以美軍就犧牲了約54000人，免受北韓共產政權的鐵蹄下。並後在日後，南韓成功建立民主制度及高速的經濟增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可是換來的回報呢？又沒有，換來的是南韓的左派人士煽動反美情緒，竟認為美國是阻礙南北韓統一的障礙（他們好像忘記了韓戰是由北韓發起的）！並認為駐韓美軍應該盡快撤出南韓！雖然現在軍隊現今裝備及質素是亞洲數一數二的，但是北韓軍隊仍然是世界上的勁旅（雖然裝備上遠比南韓落後），他們的大浦洞及蘆洞系列導彈威脅著美國、日本及南韓民主國家的安全，而北韓的特種部隊規模更是世界第一！真擔心韓戰再起時，南韓能否真的不需要在美軍的支援下擊敗北韓！
再來是越戰，美軍在越戰中的表現並非像主流媒體所說的那麼差。陸軍的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海軍海豹特種部隊、空軍的B-52轟炸機等，在越戰取得了很多了輝煌的成就，並且差一點就贏得越戰（最近有越戰生還者指出，美軍只要再轟炸越共十天，越共真的會投降）！南越甚至是整個越南可能就此免受共產主義的蹂躪。可惜的是，越戰真正的敵人並非越共，而是來自美國國內的左派。在在美國國內左派以「和平」、「反戰」作為號召（極有可能幕後有蘇聯的支持），美國的學生參加了所戰運動，再加上美國國會山莊已由左派的民主黨人控制，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從越南撤軍。結果，是否為左派帶來期望的和平？當然不是！美國撤出後，越南的鄰國的柬埔寨就陷入「赤柬」（紅色高棉）的統治下，為柬埔寨帶來了四年最黑暗的歲月，領袖波爾布特屠殺了柬埔寨當時四分之一的人口；越南在越共統治下，數百萬人被越共屠殺、被越共送進勞改營勞改、甚至投奔怒海成為越南難民。不要忘記的是，成功逃亡到美國的越南人（主要南越人）是共和黨的鐵票！
時空轉移，冷戰結束，蘇聯及東歐的共產政權紛紛崩潰，但共產主義國家及獨裁國家猶存，再加上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新的戰爭形態已經出現，這就是反恐戰爭。於是，左派們找到新「法寶」繼續反英反美了。左派們的反英反美的方式前面已提及，再此不再敘述。不過，在此要補充的是，左派們又善於製造假新聞及歪曲事實，企圖抹黑英、美及長期面對反惡作戰的另一個民主國家以色列等。如果不加思索，很容易信以為真，掉進左派的陷阱。
正如余杰在文中的結論中提及，自由的獲得是要付出代價的，縱觀整個世界歷史就是如此。我們不應該模仿二次大戰中的所謂「中立」的瑞典及瑞士。直至現今仍然有很多瑞士、瑞典人以他們「中立」為「光榮」而批評英、美為自由而戰的反恐戰爭，其實他們這種想法真的是可恥的。如果二次大戰納粹德國征服歐洲的話，納粹德國一定會消滅「中立」的瑞典及瑞士，他們又能否喊出「光榮」呢？瑞士與瑞典在當年是納粹的幫兇，他們在今天根本沒有資格批評美國！現在全世界的左派人士，是否有想過現在你們的作為跟當年的瑞典與瑞士毫無分別？所謂「和平主義」者只不過左派人士披著美麗的外表而已，「和平主義」者幻想可以透過跟獨裁者及恐怖份子的對話、協商就可以和平解決問題，而用各種此是而非的不同理由譴責美國對抗邪惡勢力的努力。很多可惜，獨裁者及恐怖份子根本完全聽不懂「和平」這種語言，「和平主義」者的幻想對於獨裁者及恐怖份子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又如余杰先生所說：「邪惡不會因為人們善良的期待就自動消失，邪惡更不會人們因為單方面的寬容而轉化為正義」。
雖然不斷受主流左派的「國際輿論」及「和平主義」的抨擊、謾罵及指責，包括港澳的民主派媒體（親中共的媒體更不用說了）。美國為自由而戰的精神值於筆者所讚賞的。美國並不是孤軍奮戰的，世界還有許多國家如英國、以色列、日本以及以前受共產主義統治的東歐國家等都知支持美國為自由而戰的反恐戰爭。至於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西方反美最厲害的兩個國家——德國及法國亦已先後換成支持美國的右派執政，他們也不同程度的支持美國在反恐戰爭的立場。
最後，筆者也引用學者九喻的話，因為他的話有力戮破了左派「和平主義」者的幻想：「一切法西斯都是相似的，它們是驚人的相似：從納粹德國到共產蘇聯，從中共到紅色高棉（赤柬），從格瓦納（捷古華拉）到金正日，從阿拉法特到卡紮菲（卡達菲），從薩達姆到內賈德，從奧馬爾到本拉登……他們的意識形態就是要消滅我們，消滅文明、自由、獨立和人權。因此，除了與他們戰鬥到底外，我們別無選擇」。筆者也希望為自由而戰的士兵們（特別是美軍），所付出的鮮血不是白流的。

提起1989年「六四事件」、八九中國民運，就自然會想起民主女神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國解放軍連同其坦克殺氣騰騰的開入天安門廣場，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而用發泡膠及石膏打造成的民主女神像被粗暴地輾碎。在18年後，民主女神像於2007年6月12日在美國華盛頓重生，由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主持揭幕儀式，名為「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向超過1億名共產極權統治下的受難者致敬，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共產主義過去甚至現在的暴政，以及對追求民主的不滅。
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是由歷史學家愛德華茲（Lee Edwards）在1990年發起的。在1993年經國會批准後，隨即成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正式籌建紀念碑。在2006年9月27日，以1989年天安門事年的民主女神像為藍圖，正式動工興建，預期於2007年6月竣工，並在6月12日正式竭幕。該紀念碑（民主女神像）高10呎（3米），座落在美國國會山莊附近，在馬薩諸塞大道和新澤西大道交匯點的一塊三角地。正面刻著：「獻給哪些在共產主義死亡的一億多受難者和哪些熱愛自由的人民」（To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 victims of communism and to those who love liberty）；碑後的題字是：「為所有哪些遭受奴役國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獨立」（To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all captive nations and peoples）。順便一提的是，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不乏有著名的人士參與，除發起人愛德華茲為該基金會的主席外，波蘭前總統華爾沙（Lech Walsea）、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iav Havel）以及中國異見人士吳宏達等為該基金會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是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是應要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在二十世紀至今，超過1億人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1. 蘇聯
蘇聯建立之初，就將數十萬哥薩克人迫害；而史太林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將異見人士送入迫害或送入古拉格集中營，以及大搞計劃經濟所造成的饑荒，據保守統計，就超過2000萬人版迫死，同時亦打壓其加盟共和國，單是烏克蘭就有超過600萬人死亡。史太林死後，雖然其繼任者赫魯曉夫及以後的繼任者，都反對史太林的暴行，但一黨專政的陋習及鎮壓異己仍然繼續，甚至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特別是在普京總治下，雖然是名義上實行民主制度，但實際上俄羅斯鎮壓異己已時有所聞，可見現今俄羅斯在蘇聯時期的專政毒瘤仍然未根除。
2.東歐
二次大戰，東歐幾乎成了蘇聯的衛星國，而蘇聯要這些衛星國絕對效忠，否則便會遭到無情的鎮壓。據估計，有超過100萬人因此而喪命。
最有名的例子，是在1956年匈牙利當時的總理納吉堅決反抗蘇聯統治，匈牙利也因此爆發反蘇起義。結果蘇聯派軍隊開入布達佩斯鎮壓，處決納吉並殺害2000人；捷克在1965年爆發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民主運動，蘇聯也派軍隊進行鎮壓，導致10萬知識分子的逃亡潮。
3. 北韓
1948年開國至今，一直進行計劃經濟，導致經濟停滯不前，更造成連年饑荒，不少人被餓死，而沒有餓死的，人都是皮包骨的，人吃人、將人肉在市場上販賣也時有所聞。在金日成及金正日父子的統治下，完全沒有理會人民的死活，只顧自己的享樂，國際組織所援助的糧食及資源，大部分供給軍隊以及用來發展導彈及核武器。對於敢批評金氏父子及其朝政、試圖逃亡鄰國的，都會被關在勞改營，並且受到虐待。在金氏父子的統治下，至少有200萬因政治迫害、虐待及饑餓而喪生。
4. 柬埔寨及越南
在1975年至1979年的赤柬（或稱紅色高棉）在波爾布特統治期間，是柬埔寨最黑暗的歲月，全國慘遭瘋狂清洗，人民不是餓死、病死，就是被處決。總計死難者達400多萬人，佔當時柬埔寨人口的25%，已被發現的亂葬崗達2萬多個，骷髏骨堆積如山。鄰國越南也好不了多少，在胡志明在1969年死前，越共所統治的越南，曾把85萬國民被越共送入勞改營折磨，在越共的統治的越南至今，造成了超過100萬人死亡。
5. 古巴
1959年古巴成為共產主主義國家，獨裁者卡斯特羅一直當權至今。卡斯特羅將異見人士、反對者全部關在集中營虐打，並接受秘密審訊甚至是秘密處決，不少異見人士被埋在派恩斯島（Isle of Pines）。而幸運逃出卡斯特羅魔掌的，都逃亡美國（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就有很多逃亡的古巴人或古巴裔人士）。
6. 中國
為甚麼最後提及中國？是的，在1億多共產主義受難者中，中國的受難者人數是佔絕大部分！單是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就有6500多萬（一說7000多萬）「非正常死亡」。毛澤東在中國推行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及文革，異見人士被打成敵對分子，遭受各式的肉體及精神上的折磨及迫害，再加上施政的失誤導致各種災難及饑荒，不少人不是餓死就是被批而死。單是文革就有2000多萬人死亡。
四人幫倒台後，鄧小平推行改革，但只限於經濟改革，在政治上則拒絕改革甚至被視為禁區。改革帶來了貪污腐敗的問題，結果導致了1989年學生的民主運動，結果慘遭軍隊動用坦克鎮壓，死亡數字至今仍無法統計。之後，每逢每年的6月4日，天安門廣場就好像如臨大敵一樣。而且，中共當局至今動用各種方法打壓異見人士，就算是揭發官員貪污，甚至是維權人士，都會遭受鎮壓。

以上就是各共產主義政權暴政下的各種「政績」，可見其血跡斑斑的程度。在共產主義暴政下生活的人們，不僅在肉體上遭受殘酷的折磨，連精神上的折磨也不放過。人們對於法西斯主義已有蓋棺定論，認為是十惡不赦並窮追不捨。但是，對於共產主義政權及其政權，卻有人為之辯護（例如認為共產主義所進行的屠殺稱之為「試驗」）、不相信共產主義有這些暴行甚至視若無睹（生活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左派人士有就是有這些論調），仍然對共產主義仍存有烏托邦式的幻想中，卻對共產主義缺乏深入的揭露。事實上，共產主義的暴行比法西斯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更為可怕。也可以說，共產主義的禍害，與現今的恐怖主義是相等的。
值得一提的是，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的民主女神像，對於中國人來說，應該感概及諷刺。民主女像神在美國重生，證明了世人並沒有忘記中國，共產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禍害，至今仍沒有結束，甚至在仍是在進行式中！在美國華盛頓重新豎立民主女神像同時，中國史上最大的暴君毛澤東的遺像及遺體仍然安放在天安門的廣場，還在繼續接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朝拜瞻仰。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極大的諷刺及恥辱。
在美國重新豎立的民主女神像時，香港媒體除《明報》及《蘋果日報》等有詳細的報導外，其餘的媒體隻字不提（澳門的媒體幾乎已是中共的喉舌，不提也擺）。甚至有些港澳人士不知不覺已認同共產主義的暴行，在網路上的言論可見一斑。本人身為澳門人，為此感到悲哀，因為證明了中共港澳「慢火煮青蛙」的「統戰」政策已初見成效。港澳人如果再不認清中共及共產主義的本質，最終受害的還是港澳人自己。最後本人希望的是，這樣的紀念碑不僅在世界，而且還包括港、澳甚至中國建立，提醒人們要牢記共產主義帶來的可怕及所帶來的血與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