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Chan 專欄

        香港才子陶傑先生在《蘋果日報》的〈奴隸與奴才〉一文對中國的奴才（當然對於港澳甚至某些台灣人同樣適用）有恰當的描述。他認為奴才在中國是現在式和未來式。而且指出：「奴才首先是甘願當的，歷代的太監，許多主動淨身，且還爭先恐後想做。奴才不但從不會想過反抗，而且把一份奴性活在人格上，發揮到血液中，銘刻在每一個胞核裏......，奴才在他們的主人眼中雖然是低等，由於也分得一點殘羹，穿上些綢緞綾羅而身嬌肉貴，中國的奴才自以為已晉身統治階級，他們以當奴才為榮，高興得不得了，會遊說自己的子女和親戚也加入這一行......，奴才是人格自願的閹割貶仰......。」環顧整個大陸和港澳地區，在今天的21世紀中，的確是盛產了不少的奴才。奴才除了一般的平民外，政商界人士、「學者」和「專家」等的所謂知識分子、主流媒體等，甚至某些民主派人士也包括在內。

奴才比主子更維護專制制度
        無獨有偶的，近年轟動的中文著作--《來生中國人》的作者鍾祖康曾在此著作中道出與陶傑相同意思的話，他說：「中國人之奴性有一種古今中外奴隸制度相形見絀的特色，就是做奴隸的往往不覺得自己是奴隸，而最為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中國人奴隸通常會比奴隸主更熱衷的去捍衛這個奴隸制度。」只不過，鍾祖康沒有像陶傑那樣，將奴才和奴隸嚴格的分開而已。
        由此可見，這種奴性文化的存在，確實是幾千年來號稱「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其中一個重要陋習。而甘願當奴才的，為數不少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這些披著「專家」、「學者」外表的知識分子，就是站在奴才前線上的中堅分子，藉以為中共專制制度，甚至指鹿為馬、撒謊、斷章取義、無中生有等方式，宣揚中共獨裁統治的優越性。久而久之，不少一般民眾被這些「專家」、「學者」的灌輸下，也相信獨裁統治比民主政治有更大的好處，擁護中共的專制統治，從而盛產一批又一批的奴才，週而復始，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而中共也利用甘願為奴的「專家」、「學者」的「研究」，再加上被灌輸成為奴才的一般民眾，從而為自己鞏固了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香港的土共在面對「反高鐵」運動、「五區公投」的既瘋狂又恐懼的表現。是典型奴才的一個教材，而且土共的奴性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奴性文化窒息民主政治發展
        經歷幾千年來的中國大陸，為何依然是專制獨裁統治之下？究其原因是傳統中國文化的陋習的毒素。而這種毒素的卻是無形的，但禍害卻是無窮，像DNA一樣代代相傳，滲入大部分中國人及港澳人的血液裏，造成民主發展其中一個鉅大阻礙。當中的奴性文化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元素，一批又一批，而且不少是所謂知識分子的奴才的源源不斷輩出，一般民眾也很容易不知不覺的展現出奴性。最簡單不過的，就是他們經常宣傳沒有中共的領導，中國就會天下中亂等等本能地「奴才不敢，奴才該死」的被閹割者心態的話語，這不僅使中共的獨裁統治就顯得理性氣壯，也讓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獨立思考在中國大陸停止了幾千年。
        奴性文化也產生了一個結果，就是在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對於民主和非民主、普選與非普選等話題仍進行沒完沒了的爭論，而此話題在西方民主國家早已被視之為「常識」了。西方國家現在討論卻是比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更深層次的，亦即各種政策左一點好？還是右一點好？簡單來說是西方國家內的左派和右派間正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是中國大陸、港澳（甚至台灣）顯然很少人明白這一點。鍾祖康曾經對此作一個發人深省的比喻，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人們只會討論到底是吃馬鈴薯好呢？還是吃麵包好呢？」但是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人們則依然停留在討論是吃飯好呢，還是吃糞好呢？」雖然此肯定引起了不少人厭惡和唾罵，但如果單是認真檢視現在港澳主流社會，卻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土共固然如此，但是民主派也犯上了這個弊病。正是奴性文化等中國傳統劣質文化繼續為獨裁政權源源不斷的輸血和支撐，才是使中共得以生存的主因。       

        為何幾千年來一直盛產一大堆奴才，而且不少是所謂的有識之士。這就牽涉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了。雖然不少人維護甚至推崇「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實是君尊臣卑的統治，奠定了專制統治及其附屬物奴性文化產生。而其所謂的「學會做人」，只不過學會怎樣做一個奴才而已。中共現在大行其道的推銷孔子（例如電影《孔子決戰春秋》），目的就是如此，並視之為其專制政權的手段。港澳的民主派在爭取雙普選之路的效果不甚理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忽略了奴性文化在港澳社會的滲透是非常可觀的。只要奴性文化的毒素一天不清除，專制統治一天也不會消失，民主之路只會停滯不前，原地踏步。

        現在香港吵得熱哄哄的話題是「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簡稱「五區公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是由公民黨和社民連所所提出的，就是兩黨在直選立法會議員所屬選區（共為五區）的其中一名立法會議員請辭，再進行補選。由於香港並沒有任何公投相關的法律，因此公民黨和社民連希望透過補選，作為香港人廢除功能組別，（2012年）實現雙普選意願的表決。儘管中共和土共對此歇斯底里的聲稱的這不是公投，而且透過親中共的主流媒體進行狂轟濫炸的抹黑，包括視公投等於「港獨」，「起義」口號是流血和暴力等，也因此使不少香港對「五區公投」產生懷疑的態度。

變相公投在民主國家時有發生
        很多人會問，變相公投是否可以有正式公投的效力？答案是可以的，而且在民主國家中是時有發生的事情。「議會之母」的英國，解散國會舉行大選、辭職補選來重新獲得民意授權，是普世認可的變相公投的方式，也是「英式議會」的其中一最重要的公投一個方法。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2005年的日本發生，當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推行「節政民營化」改革的法案遭到日本參議院等極大的阻力，小泉純一郎為了獲得在此改革法案上為了獲得民意的支持，於是他解散日本眾議院，重新舉行大選，結果小泉純一郎的自民黨大獲全勝，「郵政民營化」的改革法案也獲得通過，這就是變相公投的一個典型。也說明了變相公投具有正式公投的效力。在美國，去年11月維珍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州長選舉，今年1月19日在麻薩諸塞州的聯邦參議員補選，也可視之為變相公投，因此結果這是對奧巴馬施政的不信任投票。
        不少人香港人，甚至是一些反對「五區公投」的泛民人士，中了中共和土共的宣傳陷阱：全國性的選舉或涉及國家主權才會有公投。事實上，地方選舉也可以進行公投，而且是經常的事件，故公投不涉及國家主權。「涉及國家主權才會有公投」這個論調只不過是中共和土共反對公投的最重要藉口而已。美國的地方選舉經常有公投出現就是一個例子。但至今仍有不少香港人無法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也是很多對「五區公投」持懷疑態度的香港人現在也不明白，公投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參與民主其中一個重要形式，即是像「五區公投」那樣的變相公投，如果積極參與，所發揮的效力是與真正的公投無異。

中共患有「公投恐懼症」
        為甚麼中共和土共面對公民黨和社民連提出的「五區公投」的反應是發了狂似的？並且視之為「港獨」的重要「證據」。其實，這並不算是甚麼新鮮事，台灣的公投也被中共稱之為「台獨」的有力「證據」。所以「公投」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名詞。為何如此？中共（甚至很多中國人）的「大一統」思維深入根髓固然是原因，但是，重要主因卻是中共害怕民主。亦即是說中共患有「公投恐懼症」。因為公投本身就，是公民的一個基本權利，也是民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共害怕的其實是如果舉行公投，會失去「槍桿子」所取得的專制權力。所以當公民黨和社民連提出「五區公投」後，表面上中共和土共的反應好像瘋狗般一樣，實際上是怕輸的恐懼心態。也就是說，萬一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民建聯和工聯會等輸掉變相公投的補選，變相的對中共投下了一個不信任票。
        中共害怕「五區公投」的具體表現，就是土共直至現在為止還沒有宣佈參與只視「五區總辭」的補選。理論上，「五區公投」的空缺出來的五個議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大肥肉。事實上，建制派的自由黨在正式宣佈因公民黨和社民連的「起義」這個詞而棄選之前，其重要人物田北辰已派出10萬張宣傳單張；而原本密鑼緊鼓的親共主要政黨民建聯也推遲決定是否參與補選，而且也推出一個相當不可靠的民調，可能是為棄選找一個下台階（民建聯已宣佈不參與補選）。很明顥的，兩黨突然急剎車，中共的指揮棒是重要因素，也是其「公投恐懼症」的表現。當然，不排除親共陣營棄選是中共的如意算盤，促使氣氛冷淡，投票率偏低，達不到變相公投的效果。這一點公民黨和社民連必須注意的事情，及早制定相應的對策。只要相應的對策得當，反過來可能演變成真正的公投。
       
        公民黨和社民連的「五區公投」及「起義」的口號，遭到土共和親共主流媒體的狂轟濫炸，反倒令他們暴露出奴才的嘴臉的真面目：奴才比主子更落力維護專制制度。既使「五區公投」的變相公投更具有正當性，也顯露中共及土共們對公投的害怕。換言之，這是一個公民黨和社民連兩個政黨自我犧牲而令市民得到一次公決的機會，香港選民不應放棄這個權利，令「五區公投」能突破香港政制的死局。民主黨等反對「五區公投」的泛民人士也要反思，只懂否決政改方案，仍幻想與中共對話來爭取雙普選，以中共的本性是不會讓步的，正所謂：相信中共一成，雙目也會失明，怪不得他們廿幾年來被中共耍得團團轉了。

        全球最大的互聯網搜尋器Google在1月12日指出，在去年12月中發現「源自中國的高精密針對性攻擊」，入侵歐、美和大陸內的中國人權運動和異見人士的Gmail電郵系統。除了Google以外，至少有34個包括Adobe System在內金融、互聯網、傳媒、科技、化學公司和機構等也遭到了類似黑客（駭客）的攻擊。反映了中共悄悄所進行的「網路戰」已到達明目張膽和肆無忌彈的地步，值得自由世界的警惕。
        其實，為了在中國這個市場迅速發大財的西方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負起了最大的責任，因為他們為中共政權打造成為一個巨型的「科學怪人」。這些公司拋棄自己本身的自由人權，與中共政權同流合污，進行骯髒的勾當，不知道出賣了多少人的靈魂。全球兩大搜尋器--雅虎和Google為了中國的市場，因應中共的要求，將敏感的資訊過慮或刪檢得七零八落，受到諸多限制，Google的「不做邪惡事」的格言也因而被蒙污；至於雅虎，也充當了中共的「蓋世太保」線人的角色，應中共的要求，提供異見人士的雅虎電郵已不是新鮮事，多名異見人士因此被中共拘捕、判刑。其中最轟動的是2005年雅虎向中共提供師濤的電郵帳戶，師濤也因而被中共判刑10年。美國國會因此對事傳召雅虎進行聽證。

對內實施全球最精密的互聯網監控
        中共的網路戰大約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對內進行全面的互聯網監控，監控的精密程度則是全球第一。早在2005年4月，由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聯合研究所發表名為《中國的互聯網過濾2004-2005》（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已談及這個問題：「中國的互聯網過濾系統之精密，全球無出其右......它包括......立法監管和技術控制，動員無數的國家機關和成千上萬的公、私人員，審查的內容......包括網頁、網路日誌、討論區、大學的留言版以及電郵。」事實上，由加拿大北方電訊（Nortel）、太陽公司（Sun Microsystem）、美國的思科公司（Cisco）等公司的尖端科技協助，中共推行了龐大的互聯網監控的過濾工程。最著名莫過於「金盾工程」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防火長城」。
        對「金盾工程」深有認識的互聯網技術與人權民主運動專家Greg Walton指出，「金盾工程」是國家保安控制機構。主要包括：（一）一個包羅全中國成年人口的全國性資料庫；（二）全民要隨身攜備的智慧卡，讓當局可在幾米的距離內在持卡人不知情下掃描；（三）設立閉路電視以監控公眾地方；（四）發展一種可讓公安當局可以即時進行對照指紋的技術；（五）建立中國網路的防火牆（亦即「防火長城」），最終目標是「將一個巨大的網上資料庫跟一個無所不包的的監視網路結合，當中包括語音和面貌識別、閉路電視、智慧卡、信用卡、信用紀錄和互聯網監視技術。」
        據目前估計，投入「金盾工程」來監控民眾的人數高達三十萬左右。而當中「防火長城」不僅是資訊和言論自由的最大敵人，更可能對全球的安全造成威脅，因此可能就是當中的電腦運算能力來進行各種戰略運動。因這個實為「閹民工程」，打壓資訊和言論自由「金盾工程」本身，也在網路上不忘灌輸狂熱民族主義以及相關黑客技術，因此也衍生了第二種網路戰方式--黑客攻擊。

威脅全球安全的中共黑客
        中共的以黑客的方式入侵互聯網，也是經常使用的手段。不僅是互聯網資訊自由方面，而且是全球安全的造成威脅。Google受到的黑客的攻擊，目標是有一定加密能力的Gmail電郵。對象是歐、美甚至是大陸內的中國人權運動和異見人士，也包括了港澳的民主派人士。除此之外要注意的，其他34個公司和機構受到類似的黑客的攻擊中的Adobe System公司。因為中共的黑客可能對於其公司的兩個產品--Adobe Acrobat 和Adobe Reader的文書軟件感到興趣。希望測試它們的保安漏洞及嘗試偷走其原始碼。換言之，中共可能對於PDF檔案加密技術的機密產生了興趣，以便竊取異見人士，甚至是各個政府的機密文件。
        事實上，西方的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印度等的政府和軍方網路受到中共黑客的攻擊已經家常便飯。簡單來說，中共這種黑客形式的攻擊，除了進行間諜話動外，更是日後大規模進行網路戰爭的雛型。對於中共來說，黑客手段癱瘓對方的指管通情網路系統，是能夠從「不對稱戰爭」致勝的其中一種方式。

        由此看來，中共對內打壓資訊和言論自由，對外則使用黑客手段以取得各種機密的網路戰方式，對於全球戰略來說，實是一項不得不重視的警訊，自由世界面對中共的網路戰應制定措施加以防範，以及盡力協助通過「翻牆」軟件而呼吸自由空氣的大陸網民。西方科技和網路公司也應該好好的反思，為何自己被冠上「道德侏儒」的惡名？這就是為中共輸血的高科技，已使中共成為了在國內繼續奴役人民，對外則更有效的施展其流氓獨裁，威脅自由世界安全的「科學怪人」。而中共這個「科學怪人」的肆虐，最終受害者是全球嚮往自由的人民。

        港澳社會現在正注視著「80後」、反高鐵、五區公投等問題的時候，在地球另一邊的美國的麻薩諸塞州則在1月19日舉行了異常激烈的參議員補選。事實上，隨著2008年美國大選中翼的奧巴馬當選總統，以及其所屬的民主黨在國會參、眾兩院的選舉中取得了絕對多數的議席。這意味著2009年，美國大步進入社會主義思潮。果不其然，夾著「改變」的光環，被左翼吹捧為「救世主」的奧巴馬，對外獨裁者握手言歡，幾乎沒有反恐的意識和危機感；對內則推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主義的大政府、高稅收政策。但是，奧巴馬就職美國總統已有一年時間，他在競選時的「改變」承諾沒有兌現，美國經濟依然沒有多大的改善，失業率高居不下。因此去年已引發了反對奧巴馬走向社會主義政策的「新茶黨運動」。在去年11月的地方選舉以及這次參議員補選，民主黨兵敗如山倒，顯示「奧巴馬效應」的光環已經不再。
 
民主黨的地盤和大本營接連敗北
        早在去年11月，維珍尼亞州和新澤西州舉行地方選舉，這是奧巴馬當選總統後迎接的第一個重要選舉。結果兩個原民主黨所屬的州敗給共和黨。新澤西州更是民主黨的地盤，由共和黨取得，實有重要的指標意義；而維珍尼亞州更是一口氣贏得了州長、副州長和檢察長。這已是美國人第一次用選票對奧巴馬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說不。不過，1773年波士頓由「茶黨」把英屬輪船的茶葉倒入大海，因而打響美國獨立革命第一槍的麻薩諸塞州。在2010年1月19日的舉行麻薩諸塞州的補選結果，不僅美國人繼續對奧巴馬的政策說不，甚至有評論認為麻薩諸塞州再次打響美國革命的第一槍。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去年的地方選舉，還是這次參議員補選，奧巴馬也有站台助選，結果民主黨的候選人悉數敗選。換言之，奧巴馬儼然是票房毒藥。
        麻薩諸塞州參議員的補選，是因為愛德華．甘迺迪的去世。眾所週知的，甘迺迪家族在美國為顯赫的政治世家。愛德華．甘迺迪從1962年擔任參議員起，直至去世為止已有47年。因此在甘迺迪家族和民主黨長期經營下，麻薩諸塞州早已是民主黨的大本營。而據統計選舉註冊，民主黨人數是共和黨的3倍，其中民主黨37%，共和黨12%，中間獨立51%。因此，民主黨在各種資源上的優勢下，競選這個遺缺的民主黨候選人--麻薩諸塞州州檢察長科克利（Martha Coakley），已被認為這個遺缺議席的囊中之物（也因此，科克利在競選期間回家一週渡過聖誕節），而不少民主黨也認為他們長時間在此州經營，取得議席則是毫無懸念。至於對手共和黨候選人布朗（Scott Brown）則是名不經傳、曾任律師和陸軍中校的州議員。但是布朗不懈的努力，加上鮮明的反對奧巴馬備受曾議的醫療改革法案，贏得中間選民的支持，終於在民意測驗最多落後約30%的情況下，終於迎頭趕上，以52%的投票率，擊敗了科克利（47%），真真正正的上演了「逆轉勝」。
 
拒絕奧巴馬的社會主義政策
     麻薩諸塞州的一個參議員的補選，為何有這麼重大的意義？不僅民主黨長期經營的大本營被共和黨攻陷，而且也衝擊了奧巴馬與民主黨全面主政下的美國政治：
         其一，共和黨有了阻上奧巴馬議案的方法。正是多了一個議席，共和黨能夠名正言順的採取拉布戰略。因為根據參議院的議事規則，多數黨要通過的議案，少數黨可使用「冗長發言」（Filibuster）進行杯葛、阻止議案通過，以此迫使進行黨派協商。但多數黨達到60席時，這個「冗長發言」會自動失效。以現在備受爭議的醫療改革法案為例，正是多了布朗的一席，共和黨就可使用「冗長發言」來阻止這議案。而布朗在競選時已明確表明，堅決反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法案。因此這關鍵的一席由共和黨取得，被美國媒體稱為「Kill The Bill」。
        其二，就是衝擊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期選舉改選眾議院全部435個議席，參議院全部100議席中的三分之一議席。因為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推行各種社會主義大政府政策，民主黨接二連三在地方選舉敗北。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補選民主黨敗選更是重要的指標。如果奧巴馬繼續執意推行其社會主義政策，年底的國會改選，民主黨將遭遇更大的滑鐵盧。筆者認為，民主黨更要擔心的，正因為對於民主黨來說是一個負累，自以為勝券在握的選區或州份，隨時被共和黨來一個「逆轉勝」。
        其三，更重要的是，這次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補選，更視為對奧巴馬施政的一個公投。結果就是送給奧巴馬就職一週年的「禮物」--對奧巴馬醫療改革等大政府主義政策投下了不信任票，亦即對其推行社會主義政策表達的強烈不滿，也說明了美國人開始清醒，認清奧巴馬社會主義真面目。所有以有評論認為，從去年席捲全國的「新茶黨運動」，到這次共和黨在參議員補選中「逆轉勝」，美國抗議大政府強權抗稅革命，又有可能從麻薩諸塞州開始。
 
        「奧巴馬效應」在美國只是1年的時間，光環已經不再，更成為票房毒藥。究其原因，是因為奧巴馬本身的大政府左傾政策。完全不瞭解美國人自立國以來對政府的不信任感的傳統。其實，類似的情現在台灣的馬英九和日本的鳩山由紀夫為首的執政左翼民主黨身上（都是高票當選後，在短時間內聲望卻急速下滑）。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在立委補選中接連敗北；鳩山由紀夫及其內閣的聲望從去年的75%，急速下滑至45%。所以民主制度就是有這樣的好處。現在仍迷戀社會主義大政府政策的，要記著美國前總統列根的一句話：「政府不是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否則，屢試屢敗，自食惡果。在成熟的民主自由國度下，這惡果能從民眾的選票中反映出來。

        為了回應一連串的反高鐵示威集會（特別是在1月16日）和「80後」問題，香港特首曾蔭權在1月18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說實在，曾蔭權以一副獨裁國家統治者--「朕即特區」的姿態召開的記者招待會，實在是不值得一提。可是，曾蔭權搬出「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來訓斥「80後」（第四代）年輕人「暴力」，則值得可議了。特區政府既然那麼喜歡說「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那麼筆者就說何謂「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看看是誰真正破壞了「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
 
何謂「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
        首先要說一說何謂「香港核心價值」。早在2004年，300位香港專業、學術界人士曾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該宣言列出「香港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義、誠信透明、多元包括、尊重個人、恪守專業。換言之，「香港核心價值」對於西方國家的人來說，早已是一個公認而且很平凡的常識了。
        何謂「法治精神」？在此之前先要提及「法的精神」，這亦是著名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所寫的代表作的書名。孟德斯鳩所提出「法的精神」的核心，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三權分立及三者互相制衡。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防上其濫權，司法機關有權裁定立法機關所通過、行政機關所執行的法案違憲，以捍衛民主憲政的最後防線。香港現在的「法之精神」只剩下司法這一樣脆弱防線；一水之隔的香港鄰埠澳門，則已是「三權互相配合」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則是「三權互相配合」的「最高境界」--「三權合一」。
        「法治精神」，亦即人們簡稱的「法治」（Rule of Law），就是從「法的精神」衍生出來的。在1885年，英國的法律權威Albert Venn Dicey已明確指出「法治」的三大元素：（一）在沒有相關的法律之前，會因為未作出違反該法律行為而受到懲罰，或者在肉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亦即是說當權者不能有「肆意的權力」（Arbitrary Power）；（二）沒有人凌駕於法律，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包括所有男女，不論社會、經濟或政治地位；（三）法治所包括的個人權利都由法院決定。即是說，法院（司法）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最後防線。簡言之，「法治」與「依法而治」（Rule by Law）根本區別在於，「法治」著重於法律對政權力的控制和拘束，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分權。

破壞「核心價值」和「法治」的賊喊捉賊
        由以上可以看出，真正破壞「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的，不是曾蔭權所指責的「80後」年輕人。而是他自己所代表特的政府、土共和親共主流媒體。現在他們現在還賊喊捉賊，口口聲聲的說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這跟獨裁者所說的熱愛和平一樣的嘔心！單是在「民主自由」方面已經過不了關。看看現在的特首是怎樣產生的？立法會的所有議席是否全由直選產生？言論自由空間在親共主流媒體幾乎佔有絕對優勢下，顯得愈來愈狹窄。不僅與政府配合，編造各種謊言來掩飾謊言，抹黑泛民無日無之。現在更聯手大規模抹黑「80後」年輕人，製造一片蕭殺和白色恐怖的氣氛，情況令人憂慮。
        1月16日反高鐵的「80後」示威者被特區政府和主流媒體（不少所謂的「學者」和「時事評論員」也是如此）定性為「暴力」。那麼，港英時代的「六七暴動」，土共的所作所為是甚麼？「回歸」以後，泛民議員多次被打，議員辦事處和街板超過半數被刑事毀壞（最新一宗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議員辦事處），政府及主流媒體是否有譴責者暴力？個別警察胡亂向反高鐵的示威者使用胡椒噴霧，主流媒體又是否譴責個別警察使用暴力？說到「法治」，土共所涉及的泛民人士多次被打及刑事毀壞的案件，已拘捕兇手和破案呢？大陸的公安越境執法，光天化日之下，有照片作證之下，保安局局長李少光竟然說沒有證據！還有津巴布韋的保鑣打記者沒有被起訴等等事件，這是應有的「法治」嗎？依筆者之見，特區政府所說的所謂「法治」，只不過是針對泛民和反對聲音（如「80後」年輕人）的「依法而治」而已。

        當然，破壞了「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的「原罪」，當然是中共了。特區政府、土共、親共主流媒體可以瘋狂的抹黑、以謊言掩飾謊言、賊喊捉賊、言論打壓等等，正是有中共有這個後台撐腰，才會令他們如此肆無忌彈。而這些技倆正是師承中共的。所以，一個反高鐵，已看出中共本質及其謊言和暴力的真面目。就是這一點，對於日後推動民主運動的所運用的戰略和戰術，卻是非常重要的。

        2010年1月16日，儘管高鐵問題在香港上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可是在民建聯、工聯、功能組別等保皇建制派佔大多數的情況下，香港立法會通過了特區政府所提議的相關撥款，而這個款項高達670億港元。不過，當高鐵撥款通過後，特區政府的官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以及在立法會投票支持興建高鐵的31名議員，被示威群眾包圍立法會的情況下動彈不得，被困5小時後，才在警察全副武裝的情況下，才得以狼狽的乘塔地鐵逃亡，情況就令人聯想起1989年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經過這一次高鐵撥款事件後，除了凸顯了香港功能組別的存在、親共政黨民建聯及工聯等是何等的荒謬無恥外，政府高官和這些保皇黨議員面對民眾卻是膽小如鼠，因為他們與民眾對話見面的勇氣也拿不出來。
        話說回來，為何興建高鐵會引起強烈的反應？當然，670億興建只有26公里，而且平均時速只有170公里的「高鐵」（最高時速也只是200公里，而且只是3分鐘時間，所以不是甚麼高速鐵路可言），實有浪費公帑之嫌；以及政府沒有作真正和充分的諮詢......等等是其中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卻是經常指責「80後」年輕人不經大腦思考、激進和暴力的特區政府（包括曾蔭權在內）、保皇黨議員、支持高鐵人士、主流傳媒不敢說出來的，就是「香港大陸化」，偏偏這因素是「80後」年輕人的憂慮和思考到的。正因為如此，說明了「80後」年輕人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形容「80後」年輕人不經大腦思考、衝動、暴力和激進的，正是特區政府和親共的主流媒體醜化宣傳結果。這也是令筆者想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陋習所致，因為這種陋習是不讓人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反對家父長的聲音出現。不僅高官和主流傳媒，甚至是一般民眾也犯了這個弊病。
        支持興建高鐵的官員、立法會議員和一般市民，經常說興建高鐵能使大陸與香港「接軌」，否則香港會被「邊緣化」。事實上，現在還沒有興建所謂的「高鐵」，香港已有不少已經與大陸「接軌」了：香港的警察愈來愈像大陸的公安，白色恐怖事件發生，這次反高鐵集會更惡人先告狀的指責示威者使用暴力；香港的兩個主流傳媒--無線電視（TVB）和亞洲電視（ATV）早已「CCTV」化，因此他們已被稱為「CCTVB」和「CCATV」。平面傳媒除了少數以外，大部分也愈來愈「人民日報」化（儘管他們認為自己是「中立」和「客觀」的）。單以這一次反高鐵事件為例，報導示威人數壓至最低、抹黑民主派和「80後」年輕人、一連串的撒謊和造假，已顯示了這些主流媒體的醜惡。幸好的是，Twitter和Facebook互聯網交流平台的興起，讓當中參與示威集會的人士透過手提電腦或手機，即時將資訊上載至互聯網上，不僅讓人清楚知道示威集會最快和最真實的資訊，同時發揮了揭穿主流歪曲事實的報導。
        眾多支持高鐵的人士所說的「接軌」，不少是從純經濟的角度考量。對於其所衍生的政治因素，他們幾乎避而不談。事實上，現代社會中，政治和經濟是密不可分，也是現代大戰略的重要涵義。現在「高鐵」撥款通過，意味著這一條「高鐵」是香港「通往奴役之路」之始。下一步的，極可能關乎言論自由的「接軌」，因為有保皇黨的立法會議員主張規管、監控互聯網了。接著眾多看似與政治無關的與大陸「接軌」、「融合」後，最後在政治上正式與大陸「接軌」了（例如正式像通過「高鐵」那樣通過「23條」立法）。在這時候，香港已不是國際化的都市了，而只是中共專制統治下一個沒有民主自由、厲行白色恐怖以及被「和諧」的城市。換言之，香港徹徹底底的「邊緣化」。這就是「香港大陸化」可怖之處。
        所以，為避免「香港大陸化」的來臨，儘管被特區政府以及主流媒體聯手抹黑，但是「80後」年輕人為骨幹的民主運動應繼續下去，並將這個民主運動的戰場擴大（例如「五區公投」和選民登記）。最後，自己也身為「80後」的筆者，還是要提醒為民主運動「80後」的年輕人，在這場反高鐵的示威集會中，共產黨的「國際歌」之聲此起彼落，或多或少被左翼社會主義控制之嫌。因此在爭取民主運動的道路上，年輕人們應避免掉入左翼的陷阱。

        去年哥本哈根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之前，因為「氣候門事件」，將左翼環保信徒一記悶棍，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也因為種種因素而草草收場。但是，為數眾多相信「全球暖化」論，卻是仍然對「全球暖化」之說深信不疑，而主流媒體依然「鍥而不捨」的宣傳「全球暖化」，「氣候門事件」對他們來說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很諷刺的是，在哥本哈根會議後不久，上天就給了左翼環保信徒的一個大玩笑。
 
世界各國的暴風雪襲擊
        這一個大玩笑，就是北半球的多個國家和地區，迎接了近年來最寒冷的冬天，暴風雪交織著的是嚴寒、冰凍和死亡。在美國，整個東北和中西部地區受到暴風雪的襲擊，形成的積雪多達一尺厚。繁華熱鬧的美國最大城市紐約，卻變成一個大冰箱，不少商鋪提前關門。四季如夏的佛羅里達州，氣溫也降低到快接近冰點；在印度，北部和東部的暴風雪襲擊已造成100多人喪生；在波蘭，至少有13人凍死，氣溫更創下-25度的最低紀錄。
        在南韓首爾，積雪厚達10吋，創下南韓1937年開始保留天氣資料以來降雪量最高紀錄，而暴風雪也是近百年來最大的；英國的大風雪，不少學校停課，交通嚴重受阻。氣溫一度降至-21.6度的最低紀錄，也使英國面對30多年來最寒冷的冬天，整個英國就像北極一樣的世界。而衛星圖片和顯示，暴風雪覆蓋著整個英國，可是相信「全球暖化」的英國氣候部門卻預測一個「暖冬」呢。
        在中國大陸，北京、天津以至整個華北地區，降雪量打破了1951年以來同期最高紀錄，北京的氣溫更是超過了1986年的最低值，其國際機場有1200多個航班取消或延誤。在華北、華中等地區也出現冰凍雨雪的天氣，而且取暖用的電量和煤量都大幅升高，甚至出現短缺的局面。有些地區如上海、江蘇、湖北等地局部時段拉電閘來限制用電情形；......。
 
科學為政治服務
        「氣候門事件」、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暴風雪和冰凍嚴寒的天氣，對於「全球暖化」的爭論肯定有增無減，而不是左翼環保信徒及其「科學家」所宣稱的「共識」。正因為這兩件事件，美國的大學物理學教授方勵之發表了「全球變暖中物理和非物理」的文章。雖然文章仍然是傾向「全球暖化」，以及對「氣候門事件」的認知不正確：例如方勵之認為「氣候門事件」所提及的數據造假（亦即將溫度下降數據隱藏）並沒有實質的支持，因為主流媒體沒有相關報導。而事實上，不報導不等於不存在，而且從互聯網中便可以找到造假的證據。不過方勵之教授卻是至少說出兩個事實。其一，方勵之指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所謂的「全球暖化」是人類釋放氣體導致。而所謂「全球暖化」及其原因，至今在科學界仍沒有定論。換一句說話來說，沒有所謂的「科學界共識」了。
        其二，方勵之教授也指出，所謂「全球氣候變化」本應是屬物理學的領域，但是現在卻被扯入政治紛爭。更批評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用「全球暖化」煽情。事實上，「全球暖化」已被左翼人士所利用。戈爾對「全球暖化」的歇斯底里宣傳，也讓他自己發了大財。而且他自己是說一套，做一套：他自己所住的是豪宅，家中的門是電控的，而且有電力恆溫的游泳池，用電量是一般美國人的20倍。而他自己舉辦的環保演唱會和演講更是製造了大量垃圾。說戈爾是「世紀大騙子」其實也不為過。
        現在左翼人士成功以「全球暖化」之名，實質是作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科學已作為他們意識型態服務的工具。捷克總統克勞斯對此曾一針見血的指出，戈爾等鼓吹「全球暖化」只是假借環保之名，實際上是「試圖從根本重組和改變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我們的行為價值觀。」這就是說，就是要將共產主義借屍還魂，目的是抵制（消滅）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剝奪個人自由，像「計劃環境」、「計劃地球」，進而「計劃個人生活」，換言之是具有集權企圖的「一攬子改造世界的烏托邦」。筆者認為，這些左翼環保信徒及以環保為名的左翼政客，用一個名詞來形容，就是「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共產主義」者。
        不少「科學家」們為了迎合以環保為名，宣揚「全球暖化」的意識形態，不惜如「氣候門事件」將數據造假，抑或只以城市裏的停車場和暖氣通風口來收集溫度數據。要知道的是，只佔地球四分之一的陸地，城市只佔全地球的小角落而已，並不能代表全地球（就算全地球的陸地也是）。所以有人說：「究竟是全球暖化還是都市暖化？」

        全球大部分地區迎來了近年來嚴冬的天氣，對於支持「全球暖化」左翼環保信徒，無疑是上天給他們的一個大玩笑。可是，這個嚴冬是否讓他們「過熱」的頭腦冷靜下來？看來並沒有。他們對這個嚴冬泡製了一個新的謊言：「這些驟寒的天氣都與全球暖化造成的異常天氣型態有關」。香港天文台及香港最大的主流電子傳媒更說：「長遠來說是暖化的。」現在海地所發生的強烈地震也可能被他們穿鑿附會說成「全球暖化」的結果。看來「全球暖化」的鬧劇還要上演下去。

        香港反對興建高鐵運動、劉曉波被重判11年、元旦大遊行......，浮現世代之爭的「80後」（指1980或以後至1989年出生的年青人）的問題，最近在港澳社會成為熱門的話題。說實在，「80後」一詞其實並不準確。正確來說，是社會學者呂大樂在其著作《第四代香港人》中所說的「第四代」問題。而這「第四代」問題不僅包括「80後」，還包括「70後」問題。「第四代」問題為何會引爆？原因當然很多及非常廣泛，但是筆者認為卻是離不開政治方面。

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影響

        之所以「第四代」問題的關鍵核心是政治，不是無的放矢。稍為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了。「第四代」年輕人自小從懂事起，在電視螢幕中親眼看見「六四大屠殺」（或從各種不同渠道知悉），對於中共有最基本的認知。在劉曉波連發起最溫和的《零八憲章》也被判重刑，使「第四代」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本質；在普選問題上，特首不是普選產生，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席不是直選的，而中共也千方百計不讓香港舉行雙普選。在此問題上，民主派面對中共和特區政府，民主黨和公民黨實在太溫和而沒有效果，而激進社民連的「抗爭」方式也沒有成果......。在這些因素下，「第四代」對特區政府及中共所作的抗議採取比社民連更激烈的路線，大有破釜沈舟之勢。例如劉曉波被重判11年後，他們便前往中港邊境的羅湖橋上，向中共叫陣和「投案」，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在元旦日的遊行中，終點從過去的政府總部改為中聯辦，而且連社民連都操控不了的衝擊中聯辦（其實只不過是推撞而已）。
        為何連泛民對於「第四代」也比較難控制？另一個原因還是跟「老大哥文化」的政治文化有關，這種文化也使「第二代」、「第三代」等上一代人無法與「第四代」作有善的交流，從而產生「代溝」問題。這種「代溝」問題也從社會方面延伸至政治方面。「老大哥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其他一個最重要的陋習。這種陋習深入根髓，不僅是民建聯等建制派和保皇派，甚至是連泛民內部也出現這個問題。因為上一代人永遠以高人一等的姿態，以愚蠢和不成熟為理由，訓斥「第四代」，這等於說「第四代」要乖乖的聽從上一代的訓話。造成的結果是有意無意的窒息了年輕人的獨立思考能力以及真正民主政治的發展。要知道的是，獨立思考與民主政治之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對於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的「第四代」年輕人來說，對「老大哥文化」極為抗拒，也解釋了有些情況下連激進社民連的話也不打算聽。
        還有一點值得要提的是，為何某些「第四代」出現了政治冷感的現象。烈因除了特首和立法會不全是直選產生外，還有是中共、特區政府及上一代有意識的灌輸：安居樂業、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有錢、沒有錢就看不起......。對於不自由、不民主的政制及其所引起不公義的事件，對不起，不要過問！而且以各種形式爭取民主自由及訴諸不公義的事件，就是「私心」。這種思想被強而有力的灌輸下，也有為數不少的「第四代」年輕人因而上當，這情況尤以澳門最為嚴重。

個人自由和互聯網的結合
        「第四代」年輕人們的行動最重要的特點，是彼此不相識（但是卻有著相同的目標）、以網路的方式自發性發起的。沒有甚麼組織、領袖，也沒有甚麼紀律遵守。換言之，就是個體形式的集結。這點是非常重要，因為個體正是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也是對中共和特區政府所灌輸的集體主義的反擊。成效如何？看看劉曉波事件、元旦大遊行、最近如火如荼的反高鐵，則是有目共睹了。
        「第四代」充分利用互聯網作為平台，衝擊著的卻是主流媒體。港澳主流媒體絕大部分被中共統戰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第四代」的主要資訊來自互聯網，就算完全不看電視也可獲得豐富的資訊，甚至以此戮破親共或日益自我審查的主流媒體的種種謊言，以及故意忽略的重要新聞。隨著Twitter等互聯網交流平台的興起，透過實時直播的方式，能即時提供主流媒體所沒有的資訊。中共想利用主流媒體對「第四代」進行統戰和洗腦教育，以及想瞭解有甚麼團體、政黨背後操控「第四代」，都是徒勞。因為「第四代」不少是不受支配的個體，而這些個體結合一起來，卻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不僅著重集體的中共，甚至上一代人，就是無法瞭解這種互聯網文化，以及無法明白互聯網在民間的「資訊戰爭」中的重要性。

        2010年的1月10日，「第四代」的名人物陳巧文被香港警察以「襲警」這個莫須有罪名拘捕，現正保釋候查。事件反映了香港警察與中共的公安無異外，更重要的是中共及特區政府想以「殺一儆百」、營造白色恐怖氣氛來打壓「80後」（第四代）領軍的民主運動。但是這樣可能更適得其反。因為打壓一個陳巧文，反而產生千千萬萬的陳巧文（此事上引起了強烈反應，網路上更出現呼籲集體投案的聲音）。而且，陳巧文只不過是「80後」其中一個比較有名的人物而已，並不是甚麼「80後領袖」。事實上，現在「80後」領軍的民主運動，正像美軍的遊騎兵（The 75^th Ranger Regiment）的著名口號：「Rangers lead the way」口號的精神。而他們「lead the way」精神，不僅傳播至台灣的年輕人，甚至更在專制的中國大陸的網民中出現。總言之，民主自由一天沒有來臨，年輕人們的「lead the way」的角色和精神也要繼續下去。

        美國奧巴馬政府同意售台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最需要的F-16C/D戰機卻是欠奉）。可是，在美國國內，放棄台灣的聲音有愈來愈高的趨勢。不過，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政府、泛藍政客（特別是藍皮紅骨的）和不少台灣人仍然是渾然不覺，而馬英九直至現在還為自己「外交休兵」的政策而沾沾自喜，而正是馬政府這個自以為得意的政策，卻讓整個台灣陷入「死路一條」的境地。
        早在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北京期間，奧巴馬政府對台灣的政策開始悄悄且危險的轉向，儘管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解釋聲稱繼續信守《台灣關係法》的義務。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奧巴馬在北京是列根以來歷屆美國訪問中國大陸的總統中，唯一沒有提到《台灣關係法》的人，從而顯示出美國對台政策的轉向，也是奧巴馬訪問其中一個重大的敗筆之一。
        如果奧巴馬訪問北京之行這個蛛絲馬跡還不足以讓馬政府、泛藍政客與台灣人清醒，察覺台灣的危險。那麼，美國本身愈來愈多「棄台論」的聲音，足以值得重視了。就以兩個「棄台論」說明吧。其一是日前美國政治學者季禮（Bruce Gilley）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專文，建議美國考慮「將台灣從亞洲盟邦中排除」，主張停止對台軍售，廢除《台灣關係法》；其二是早在去年，美國前參謀聯席會議副主席，退役海軍上將歐文斯（William A. Owens）也有類似的論調：應該停止軍售台灣；《台灣關係法》對美國的傷害大於好處......。更令人吃驚的是，歐文斯更主張與獨裁中共政權友好，視作朋友般看待。這實是違背自由世界價值觀且短視的看法。
        為何「棄台論」的聲音在美國國內不斷出現？美國本身親中（共）力量急速上升，企圖廢止《台灣關係法》，實現與中共「和平共處」，固然一個原因。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出自於馬政府及泛藍政客一連串親共的政治、經濟（例如最近熱衷推動與中共簽訂ECFA）等政策和表現所導致。馬英九及其政府上台後的表現，卻未聞提到一句自由世界或民主陣營，反而與中共熱情「擁抱」；泛藍的政客爭相走訪對岸進行「朝聖之旅」、為中共美言、「反美」和「反民主」的言論經常出現；中共的特使陳雲林兩次來台期間，馬政府則是竭盡全力不使抗議民眾接近，遞交抗議信也不允許；以「莫須有」（恐怖分子）之名禁止熱比婭來台......。這些因素就能理解為何美國出現不容低估的棄台聲浪，試想想過去泛藍的表現就知道了。因為「棄台論」所持的理由就是：既然台灣已向中國投懷送抱，繼續關懷台灣安全已無意義，不如順意現實及早擺脫。所以要責怪的不是提出「棄台論」的美國人，而是馬英九政府及泛藍政客。
        因此，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人更要以實際行動向自由世界表達堅守民主陣營的決心。退一萬步來說，馬英九政府如果真的為台灣設想，就應該放棄過份親共的政策，至少與中共保持一定距離，並想辦法加強自身的國防力量。如此才能避免「棄台論」思想成為主流，進而使華府對台灣政策進行180度去的轉變，甚至廢除《台灣關係法》。不過，以現在來看，「兩馬」（奧巴馬與馬英九）熱衷於與中共進行「交往」，對於台灣甚至是整個自由世界來說，前景並不樂觀。「台灣香港化」也可能為期不遠。

        2010年已經來臨，也代表著新一年的開始。在2009年年底，世界依然是不平靜，國際上依然風起雲湧。著名異見作家、發起《零八憲章》的劉曉波在聖誕節被中共重判11年，引起多個民主國家強烈反彈之餘，也進一步顯示了中共「法西斯」的狼性本質；另一個值得世界關注的，就是劉曉波被判重刑後的三天，亦為港澳主流媒體不當這一回事的，就是伊朗爆發了民主運動，而與內賈亞德的流此政權爆發了流血衝突，至今已造成多人的衝突。這轟動的事件還是由Twitter等互聯網率先以近乎實時直播的方式進行報導。從傳媒的角度來看，互聯網在這一次伊朗民主運動中的「資訊戰爭」中，已經勝了主流電子和平面傳媒一仗，特別是港澳的主流媒體。

伊朗人爭取自由不是偶然

        如果1979年由霍梅尼所領導的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是將伊朗推向幾乎「政教合一」式的神權統治和獨裁統治。那麼現在的革命完完全全是由伊朗人為擺脫流氓政權的獨裁統治。2009年一個令人備受質疑的總統選舉，從而使內賈亞德為首的伊朗流氓政權終於露出了其流氓獨裁統治的真面目，也因而觸發為爭取自由的伊朗人一波又一波的對這流氓政權反抗的導火線。反流氓政權的形式真的是淋漓滿目。有直接路線戰略的，也有間接路線戰略。直接路線當然是上街示威，高叫口號推翻獨裁統治，尤以上星期一（2009年12月28日）的示威最為激烈，示威者與軍隊和革命衛隊爆發了流血衝突，造成多人死傷。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軍警放棄對示威者的鎮壓，反過來站在示威者的一邊。

        此次伊朗人所用的間接路線戰略，其實很少人留意到。但是震撼性的效果同樣可觀，足以令現在的伊朗流氓政權措手不及。歸納起來其實有三方面：一是將無數的銀紙印上恥笑政府（反政府）的標記，而印有標記的銀紙由於太多，根本不能回收；二是不買在國營電視台賣廣告的商品；三是到處在牆上塗鴉。當然能夠使用互聯網的平台，能即時傳播反伊朗流氓政府的訊息，並將流氓政府血腥鎮壓的照片和影像，放在互聯網上。在互聯網為主的「資訊戰爭」中，伊朗的確勝了一仗。因此，這些直接路線和間接路線的配合下，不難瞭解伊朗人敢於起義的原因了。特別是在間接路線戰略方面，很值於現在的港澳民主派參考和學習。

應以實際行動支持伊朗人的起義

        在過去的2009年，伊朗流氓政權表面上很「強大」。試射導彈、重新啟動核設施等，流氓政權的本色盡顯。但是伊朗人的自由起義反對其流氓獨裁政權的獨裁統治，戮破了流氓政權「強大」的美夢。為何會讓伊朗流氓政權往往有恃無恐的試射導彈、重啟核設施等來展示自己的「強大」？就是奧巴馬為首的自由世界的左翼政客們對流氓獨裁國家「和平外交」的「交往」、「溝通」的必然結果。對於伊朗人民爭取自由的聲音，除了軟弱無力的譴責外，基本上就是採取冷漠和疏離的態度。《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柯翰默對此有恰當和精辟的描述：「先是令人憤慨的沉默。接著，勉為其難的談了一下。然後持續跟殘忍的政權打交道，提出一個接一個提議、擺出一個接一個姿勢，美國給予該政權渴望重新取得的合法性。」是的，流氓獨裁政權當然非常渴望奧巴馬的「和平外交」，從而取得自己獨裁統治的「許可證」。

        其實面對伊朗人這次爭取自由的起義。自由世界的正確態度是應該給與鼓勵和作出實際行動支持，以及不承認流氓政權。譴責沒有錯是必要，但是要堅定和強烈，就如列根說蘇聯是「邪惡帝國」般的震撼力，因為這樣對於現在爭取自由起義的人士有鼓舞士氣的作用；另一個重要的是提供必要的設備、技術甚至與異議人士接觸（因為現在伊朗流氓政權正切斷互聯網和手機通訊，所以此工作更形重要）等實際性的協助。否則，伊朗這次轟動世界的自由起義將會被流氓獨裁政權鎮壓下去。不僅這次伊朗的民主運動再次胎死腹中，對於其他身處於獨裁國家爭取自由的聲音也會遭受打擊。

        從戰略的角度來看，自由世界對伊朗人的支持和支援也是責無旁貸：民主國家本身應該向全球推廣自由作為最終的大戰略目標，而不是與獨裁國家「和平共處」，因為「和平共處」的結果就是與自己的自由價值觀背道而馳；伊朗人的自由起義如果成功，所引發的可能是不亞於「柏林圍牆」的骨牌效應。不僅核問題近刃而解、能夠進一步推動中東的民主化，而且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襲擊得到了伊朗的支持）、黎巴嫩和以色列（有真主黨和哈瑪斯這兩個作為伊朗的代理人）的恐怖組織失去了重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自由的種子能夠再次宣出，獨裁國家的人民也為之鼓舞，對於中共這個獨裁政權的「老大哥」來說，當然是最不想看見的。中共的大戰略說穿了就對內實行獨裁統治，對外則散播「流氓」、「獨裁」這兩個具有殺傷性和災難性的種子。

        因此，現在伊朗的自由起義具有重要的大戰略意義。美國等自由世界如果對於伊朗的自由起義視而不見以及不採取強而有力的實質性支援，實在無可饒恕。而且極可能造成已故法國戰略大師薄富爾所說「戰略無知即為送命錯誤」的大災難。

        這一篇是筆者在2009年最後一篇文章。回顧2009年，環顧整個世界，一如筆者所預料的黑暗。2009年最重要的，不是甚麼中共「建國60週年」，而是「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無論在歷史，或者是在大戰略上，都影響深遠。而「柏林圍牆」也已成為了阻檔人們通往自由之路的代名詞。在「柏林圍牆」倒塌20年後的今天，西方左派、伊斯蘭恐怖主義、中共為首的大大小小獨裁國家，聯手「興建」新的「柏林圍牆」，這對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來說，實在是不得不值得警惕。
        2009年剛好是中共的「建國60週年」，為了塑造「大國崛起」的形象，舉行大規模的閱兵，以及各個大小不一的、具有煽動「民族主義」性質的歌頌功德的表演。所謂的大閱兵、各個「國慶」活動，是一個活生生的教材。因此這些活動正是集體主義洗腦典型（在港澳現在所強調和推行的「愛國教育」性質也是一樣）。說到大閱兵的唯一「好處」，就是中共向展示了「軍事崛起」的決心，以及聯合其他流氓獨裁政權推廣法西斯主義式的「帝國主義」。正因為如此，連發表非常溫和政見《零八憲章》也不容許，發起人的異見作家劉曉波就此被重判11年，以示自己「法西斯統治」的本質。可惜的是，中共所推行的洗腦式民族主義的「愛國教育」，倒是令不少民眾包括港澳人紛紛成為「左仔」、「五毛黨」和「憤青」，而且數目有增無減。不過反倒證明了現在不少人的看法：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孿生兄弟。也是海耶克所說「通往奴役之路」的根源。
        西方國家又如何？在2009年，雖然一些國家的大選中由右派政黨（例如德國）贏得。但是整體上，卻仍是左傾思潮所主導。帶領這一股思潮的，不是別人，正是左派眼中的「偉大總統」（甚至吹捧為救世主）的奧巴馬。奧巴馬在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上，由於包裝上和他的嘴巴了得（例如他時常喊「Change」），再加上享有「左翼霸權」的主流媒體護航，所以輕易贏得選舉。但是2009年他就任美國總統後，儘管仍有主流媒體護航，但是紙始終包不火，他夢想將美國帶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則表露無遺。對內方面，不久前在他所屬的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醫療改革法案就是一例；龐大的政府「救助」措施依然實行，以及各種形式的高稅收政策等。結果如何？經濟依然沒有那麼大的起色，失業率高居不下。因此才會引發大規模的「茶黨」示威，可以奧巴馬政府亦對此視而無睹，甚至透過他的「宣傳部」--主流媒體，對這次示威遊行加以抹黑。奧巴馬不容許他人批評則是時有發生。2009年最著名就是奧巴馬透過白宮官員（其中一位就是崇拜毛澤東的鄧恩）公開打壓福克斯電視台（Fox News Channel）及主播格林．貝克（Glenn Beck），結果這一次奧巴馬卻是失敗告終。而格林．貝克也因此更為在美國政治傳播界人氣急升。
        在對外方面，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真的很令人汗顏。不過倒是披著「和平主義」者的左翼人士的喜愛。也因此令奧巴馬幾乎沒有甚麼做的情況下，從愈來愈左傾的諾貝爾委會員的手中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因而成為一場國際級的大笑話。事實上，他的所謂「和平」外交有甚麼「貢獻」？夢想「溝通」、「對話」的外交政策下，中共為首的流氓獨裁國家、伊斯蘭恐怖組織就是奧巴馬「和平共處」政策下的受益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恐怖襲擊再起；共產政權的北韓，則一如既往的走數（食言）而再次核試；伊朗的流氓政權重新啟動核設施。對於直至現在伊朗人民爭取自由而的聲音，除了軟弱無力式的譴責流氓政權的血腥鎮壓外，直至目前仍沒有任何實際強而有力的行動......。
        面對中共的黑暗政權，奧巴馬更不用說了。為了經濟上的短期利益，對中共卑躬屈膝及俯首稱臣，對於人權則盡量不提。換言之，歷史再一次重演，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短期的利益，而完全犧牲了長遠的戰略（大戰略），採取張伯倫式的綏靖政策。
        此外，最近奧巴馬在白宮的聖誕樹的裝飾，說明了奧巴馬對於共產主義熱衷的渴望：奧巴馬在白宮聖誕樹上，掛上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之一--毛澤東的頭像。更狂莽自大的是，奧巴馬自己的頭像與美國四位先賢（華盛頓、傑弗遜、迪奧多．羅斯福與林肯）並列而成為「先賢」，實在荒謬之極。另一個看出奧巴馬對於共產主義有強烈慾望的，就是他任命的官員中，一大堆是共產主義的信徒，剛才說過的白宮聯絡辦公室主任鄧恩（Anita Dunn），就是視毛澤東暴君為偶像的官員。奧巴馬及其官員一而再，再而三向共產主義表忠誠，好像正在挑戰美國人的忍受極限。
        亞洲的民主大國日本今年也舉行重要的大選，實現了政黨輪替，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民主黨親共傾左的政策，難怪上任後以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為首的內閣支持率不斷的下滑。在港澳，更令人唏噓的是，正如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所說的：「『兩制』是假的，『一國』是真的！」港澳的政制在「回歸」以後，政制是原地踏步，而澳門更已經將「23條」立法了。之所以如此，中共、特區政府和親共的政黨和團體固然有責任，但是港澳人的不積極爭取和冷漠態度（特別是澳門人，香港還稍好一點）更是要也負起很大的責任；還有的民主派戰略上所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於中共存有幻想，才是構成民主政制停滯不前的主因。再加上不少港澳人對國際甚至本地時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因此「澳門大陸（中國）化，香港澳門化」、「與世界脫節」這句話不是無的放矢。
        至於台灣，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不論在政治、經濟和其他議題上全面親共的立場也教人寒心。於是有人說：「台灣香港化」。所言非虛，值得警惕。至於共產政權北韓的「金融改革」自食惡果，北韓金正日是否會因此以戰爭轉移視線，也是值得注意。
        筆者記得曾在去年說過，自由世界需要列根再現。可惜的是，一年已經過去，嚴格來說仍然沒有這類人物出現。現在的世界，左派的歇斯底里和對中共等獨裁國家仍存有幻想等的戰略無知的政客和人士實在太多，屢屢作出荒謬的事情來。已故的法國戰略大師薄富爾（André Beaufre）對此曾警告說：「戰略無知即為送命的錯誤！」
        2010年基本上可能與沒有區別，都是黑夜中的嚴寒，黎明前的黑暗，也是不平靜和不明朗的一年。話雖如此，仍看出一點曙光：伊朗人民正在為自由，仍與伊朗流氓政權浴血奮戰；雖然「全球暖化」仍歇斯底里的宣傳著，可是自「氣候門事件」發生後，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世紀大騙局。而「一事無成」和「世紀騙子大集會」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的支持「全球暖化」的示威者，更露出了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而被重判11年，或許讓世人能真正看清楚中共「法西斯」的真面目；2009年美國兩個州的州長的選舉中，共和國都是贏家，而所贏得維珍尼亞州更是民主黨的地盤......。希望這些曙光日後能夠真正的發熱發亮。此外，值得一提的，2010年，2個主要民主國家要舉行重要的選舉：美國的中期選舉，以及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的大選。
        2009很快成為過去，2010年即將來臨，在此祝大家新年快樂！

        每年的12月25日是普世歡騰的聖誕節。在港澳，過著的是溫暖聖誕。但是，對於北京以至整個大陸。籠罩的卻是一股嚴寒的氣氛，因為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溫和的《零八憲章》的起草人、異見作家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就在聖誕節被中共的「法院」宣判罪名成立，重判11年。因此，2009年的12月25日，對於筆者以及還有良知的人來說，卻是一個不快樂的聖誕節。
                                                                                                 
公然藐視西方現代文明
        中共為何選擇在12月25日宣判劉曉波11年監禁，已有人提出這個疑問。筆者認為，歸納起來不外乎有兩個方面。其一，12月25日是聖誕節，不少國家和地區是假期（特別是西方國家），中共以為在此日宣判劉曉波，不會引起任何關注，以及各國的批評；其二，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中共在這一天宣判劉曉波，就是衝著西方國家和基督徒而來的，意義其實是很容易看出，就是公然藐視西方文明。不可否認的，現代的文明和生活，就是西方文明的成果。而西方文明與基督文明實是密不可分。現代的民主和自由在西方國家能夠開花結果，基督文明實是功不可沒。
        再看看《零八憲章》，訴求其實簡單之中的簡單，溫和之中的溫和，以西方民主國家的角度來說，訴求已是一個「常識」，當中自由表達言論也是人民的最基本權利。中共這次重判劉曉波，不僅扼殺了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也是現代西方文明其中一個的重要基本），自己所寫的憲法再一次視之為廢紙。而且從政治上來看，在民主和自由這個普世價值下，中共更是嚴重的倒退，甚至更誇張的說，退回到歷史上各專制的朝代。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對於其丈夫被重判11年時曾說中國（中共）是「野蠻的國家、不講理的政府」，的確反映了現在中共這個獨裁政權所統治下的本質及其真實的一面。其實，早在4年前（2005年），法國學者索爾孟（Guy Sorman）在其《謊言帝國》一書中，就已經稱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一個「野蠻的國度」。由此可見，中共不論是過去，還是在自我宣稱的「大國崛起」的現在，政治都是與現代文明相違背，崇尚專制獨裁統治的蠻荒時代。更令人擔心的是，中共所謂的「經濟崛起」及其「軍事崛起」，以及經常煽動的民族主義下，中共的政權完全徹底法西斯化，將大陸變成一個「法西斯帝國」。現在西方民主國家對於中共政權的張伯倫式綏靖政策，恐怕只會自食惡果。
 
港澳人應以此事為警惕
        連一個溫和的《零八憲章》也容納不下，將其起草人劉曉波重判，已充分顯示了其「野蠻」獨裁的真面目（更是「三權互相配合」的「典範」）。這給港澳人，特別是港澳的民主派，更應要以此事件為警惕。一直以來，港澳民主派所爭取民主普選所採取的戰略，基本上都是直接路線戰略的方式，亦即希望與中共「溝通」的方式，來爭取「恩賜式的普選」。效果與成本如何？其實「有目共睹」。政制方面依然原地踏步，而且繼續被親共的政黨和團體壓得死死的。從戰略的角度來看，這種戰略其實是得不到成效之餘，付出的代價卻是不成比例的高昂。
        劉曉波被重判11年所顯示的，儘管中共拋出不少美麗的外衣，但是醉心於和嚮往的，就是「法西斯」的專制獨裁統治，拒絕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洗禮。民主派直接路線戰略（與中共「溝通」）的方式，說穿了就是「諫士」進諫的方式。以筆者所在互聯網上所看見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面對劉曉波的重判，卻依然充當朝廷上的「諫士」--以各種方式聯署釋放劉曉波。結果怎樣則可想而知（因為幾乎沒有一次類似的「進諫」是成功的）。所以，想爭取民主普選，面對中共的資源的優勢與其「死性不改」的本質。10多年來所沿用的「溝通」與「諫士」的直接戰略方式，從劉曉波被重判進一步反映出，實應該廢除。取而代之的，則是已故英國戰略大師李德哈特（B.H. Liddell-Hart）所提出間接路線戰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李德哈特的話更明白此重要性：「一方面經常保持著一個目標，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標時，卻應該適應環境，隨時改變路線。」否則，在爭取民主普選和政改的道路上，幻想以直接路線戰略就可以得到普選的，長遠來說只會吃大敗仗。此點港澳民主派在劉曉波重判的事件上，值得檢討和警惕的。      
        雖然這是表面上是中共對劉曉波的審判，自以為能夠以此「殺一儆百」。實際上就是對中共自己進行審判。並且有了「審判結果」：從來都是無藥可救。中共不讓各國使節聽審的結果，就是胡錦濤為首的中共政權外表上非常「強大」，實際是膽怯非常，更視民主自由為洪水猛獸。也正如一句俗語說：「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知道這一點，西方國家實不應過份以經濟為由，對中共政權實行綏靖政策，因為此無異於為中共注入新血，最終會自食惡果。港澳人特別是為爭取民主自由不為餘力的民主派人士，更應該認清中共的獨裁本質，破除幻想，不應指望中共會讓港澳進行普選。有一個事實往往被忽略的：中共是世界上最會走數的政權。相信中共一成，雙目也會失明。

        柏克曾說：「邪惡勝利的條件，是好人袖手旁觀」，劉曉波被中共「以言入罪」，直至現在對於一副漠不關心和事不關己態度的港澳人來說，柏克這句名言實是最貼切的形容。這些人實與世界完全脫節，難怪這些人最容易被中共統戰了。在這事件已看出，他們連一些大陸大學生（西南政法大學學生）也不如（至少他們發起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因此有人說：「香港澳門化，澳門中國（大陸）化」，並非言過其實，實值得關注和警惕。
        最後，希望劉曉波能夠在獄中，民主自由的信念能夠堅持著，因為這可能是黎明之前的黑暗。

        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澳門。民主派爭取民主政制的路途上已有10多年的時間。除了年年高呼「民主」的口號外，結果是甚麼？不僅是原地踏步，而且被擁有資源的中共、特區政府和親共的政黨和團體壓得死死的。只是在立法會上，贏得尚算令人滿意的議席。究竟為何如此。其一就是中共的「澳門大陸化（中國化），香港澳門化」政策己有了初步的「成果」。其二，就是民主派在戰略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甚至可以搖頭的說：不少人民主派的人士，懂得何謂戰略嗎？
 
間接路線戰略才是民主派應有戰略
        已故的英國戰略大師李德哈特（B.H. Liddell-Hart）在其傳世之作《戰略論：間接路線》（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提出了一個卓越的「間接路線」的戰略理論。所謂「間接路線」，就是己方作出意想不到的路線或行動，使敵方感到措手不及。照字面來說，最遠和最彎曲的路線，才是一條真正的「捷徑」。從心理上來看，李德哈特也指出：「敵人心理平衡的動搖，實乃勝利的主要條件。」換言之，就是要使敵人「喪失平衡」（dislocation）。
        基本上，港澳民主派所運用的戰略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直接路線戰略。在這裏的直接路線戰略，是希望仍與中共進行「溝通」、「對話」，就可以成功爭取「雙普選」了。換句說話來說，仍然不脫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諫士」的角色。可是，效果如何？剛才也說了，就是原地踏步，相反仍被中共、特區政府和親共的政黨和團體壓得死死的，還有利用各種資源上的優勢，對民主派發動一波又一波有潮水般的攻勢。敢問民主派除了直接應戰外，還有沒有想到靈活運用間接路線？從戰略學的角度來看，民主派10多年來實行直接路線戰略，可以失敗的戰略（從香港的民主黨和社民連在「五區總辭」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戰略思維，卻是令人產生疑問），而且已經所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的高昂，耗費了不少人力物力和光陰。李德哈特也說過戰略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經常保持著一個目標，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標時，卻應該適應環境，隨時改變路線」。因此，民主派確實必須從現在的直接路線戰略改為間接路線戰略，來擊破中共設置的陷阱。
        民主派如何間接路線戰略？除了民主普選的訴求繼續直接正面提出外，還有用間接路線戰略的方式主動出擊，在表面上無關政制的議題上，與政制連結在一起，以及利用外地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作出相關的行動。例如在近期香港高鐵所引發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必要的時候，民主派人士不論在議會內外，採取拉布戰略的方式，消耗建制派及保皇派（甚至中共）的意志。所謂拉布戰略，亦即是戰史大師戴布流克所說的消耗戰略（Strategy of Exhaustion），也就是李德哈特所說的間接路線大戰略。在歷史上，希臘時代的「伯里克利戰略」，羅馬時代的費賓戰略（Fabian Strategy）就是此戰略的典型。這戰略的目的，就是從心理上消耗敵方的意志。所以，在港澳處於弱勢民主派，實應捨棄直接而改採間接路線戰略。

應著重C4ISR的運用
        隨著電腦的普及，C4ISR角色日益重要。所謂C4ISR，就是從美國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在軍事事務革命中的重要核心，C4ISR就是指揮（Command）、管制（Control）、通訊（Communication）、電腦（Computer）、情報（Intelligence）、監視（Surveillance）和偵察（Reconnaissance）的整合體系。民主派在C4ISR為核心的重要戰場--資訊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上，又是明顯的處於劣勢。
        雖然民主派的政界人士及其支持者現在能夠廣泛使用電腦等作為互動及交流、宣傳活動的工具。但是他們很多對於安全保密措拖，長期處於忽略的位置上。以致遭到黑客（駭客）或五毛黨們的大肆入侵；現代與電腦同等重要的手機，3G時代的今天，民主派不少人士仍然處在2G時代兼且幾乎沒有任何加密，因此電話遭到竊聽，甚至整個組織活動受到先發制人式的破壞，則是沒有奇怪可言二。而且，民主派們在運用電腦及各種通訊設備上，仍然未意識及發揮資訊戰爭中C4ISR整合所帶來的效能，亦即既能在民主派內部中加強指揮、管制的能力，也能夠作出及建立自己本身的監偵體系，甚至更能搜集重要的資訊和情報。以筆者所見，民主派沒有任何政黨有一個像樣的C4ISR體系。例如這幾天在伊朗所發生的伊朗人為爭取自由而爆發大規模反獨裁政府的示威，就是透過Twitter的全程直播式的報導而得知這轟動事件的。港澳主流媒體不是輕輕帶過，就是集體「睡覺」。民主派人士目前對此事反應如何，也是跟主流媒體一樣集體「睡覺」。由此可見民主派在爭取民主政制的這一個資訊戰場上，已經輸了一大仗。其實，依筆者觀察，民主派人士是有打資訊戰爭的人才的，民主派的從政人士應該好好的重用這些人，才能在21世紀所講求的資訊戰爭中，破除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之霧」（The Fog of War）。

        民主派人士現在的問題在於，就是對中共仍存有幻想，對於中共最懂走數及其獨裁本質認知始終不清。對中共有深刻的人也知道：相信中共一成，雙目也會失明。對於中共仍有幻想的民主派人士，正好像一群鹿一樣，不斷的撞牆，難道牆會穿嗎？另一方面，民主派的「老人政治」揮之不去，再加上科技（C4ISR）上的相對落後，是整個爭取政制及民主普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阻礙。因此，採用間接路線戰略，以及建立及完善自身的C4ISR體系。才是獲得「戰爭」中獲得勝利之鑰。否則，如果再這樣重重覆覆的廣告硬銷來吃老本，這一場「戰爭」最終以慘敗收場。最終受害的只會是為自由而戰的一般港澳市民。
 
後記：
        撰寫此文的時候，伊朗的人民正在為自由而奮鬥，對獨裁的內賈亞德伊朗政府進行反抗說不，正嘗試拆毀自己的「柏林圍牆」，港澳人呢？卻連伊朗人也不如。港澳主流媒體對此事「冷處理」和集體「睡覺」已意料中事，但不少港澳人對此事不是毫無所知，就知一副冷漠的態度，說明了港澳人的「國際觀」是哪麼差，與世界嚴重脫節。此外，這次伊朗爆發中的反政府示威，就是透過Twitter等進行實程直播，在港澳主流媒體對此事集體「睡覺」下，示範了何謂資訊戰。最後，祝福爭取自由的伊朗人最終能推番獨裁政府。

雖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過了柏林圍牆20週年，相關活動也早已結束。對於很多人來說是「過時」。可是，對於筆者來說，柏林圍牆的意義是歷久彌新的。因為柏林圍牆的倒塌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蘇聯解體、大部分東歐國家變成民主國家，對於不少左派來說，是一個始料不及的事情。左派們當時還夢想，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會輸掉冷戰，共產蘇聯會成為新的世界統治者，而那時西方的左派政客，如法國總統密特朗、德國（西德）總理施密特等，也已經準備向蘇聯俯首稱臣。

 

令左派氣得發瘋的美國總統列根

        美國前總統列根可說是令世界左派氣得發瘋的人物。特別是自以為聰明的左翼知識分子，對他的痛恨更是咬形切齒。左翼人士不約而同的稱列根為「粗俗的荷里活演員」、無知的莽漢。當列根在1982年明確表示要埋葬蘇聯這個「邪惡帝國」時，抗議和謾罵之聲卻是此起彼落；當1987年6月12日，列根在柏林圍牆的勃蘭登堡門發表演說時曾說：「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拆下這座圍牆（柏林圍牆）吧！」同樣得到的回應就是引發左派的強烈不滿。不僅是世界各地的左派，甚至連白宮的顧問和以左派為主的政府機構--美國國務院官員也不同意列根的話。因為從這些官員看來，最重要的不是推動世界的民主自由，而是如一般左派的想法，謀求暫時的和平，亦即與獨裁國家實現「和平共處」。

        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倒塌，引發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崩潰的骨牌效應，那些披著「專家」、「學者」的左翼人士卻始料不及。雖然他們狡辯說：東歐和蘇聯的共產政權是「自我解體」，不是列根和美國的功勞。儘管東歐和蘇聯的解體是含有自我毀滅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列根的大戰略決策（例如現在導彈防禦系統前身的SDI星戰計劃，表面上是軍事計劃，實際上更是一個大戰略計劃，因為核心是以經濟的方式拖垮蘇聯），加速了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的瓦解過程。更值得一提的是，以知識分子自居的左翼人士，為何柏林圍牆倒塌而所引發的骨牌效應中措手不及。筆者認為除了骨子裏對於共產主義依然迷戀外，更重要的是源於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傲慢，對於生活在專制國度內的人民爭取自由的聲音卻是視而不見似的。這不限於左翼知識分子，左翼政客實際上也是如此。

 

披上羊皮的現代左派

        柏林圍牆倒塌至今已經有20週年。可是，西方的左派，以及中共的「老左」。是否已經領略自由的空氣，左傾對於自由的毒害嗎？當然沒有。左派們依然是死不認錯，繼續嚮往共產專制統治下的烏托邦世界；並且依然握有主流媒體和學術等的「左翼霸權」。對於已民主化的東歐國家，左派們總是以這些已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人民的生活不及共產政權時代作為反民主的藉口，但他們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新興的東歐民主國家的人民手上有一個最重要的「武器」--神聖的選票，用選票將失職的執政者或執政黨趕走。

        近年來，因為時代的變遷，左派也「發明」了冠冕堂皇的名詞，例如「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環保主義」、「政治正確」等作為反民主、擁護專制統治，實行心目中的「烏托邦」。對於自由世界進行捍衛全球自由軍事行動的時候，經常扯後腿是貌似中庸的國家的政客及民眾以「和平主義」、「人道主義」為由作出非議；當善意批評伊斯蘭的時候，卻是以尊重「多元文化」、「多元主義」、「反歧視」各種理由為名，禁止人們自由批評；現今各西方國家的左派政客，面對中共為首的獨裁國家、信奉伊斯蘭帝國主義的國家及以拉登為首的阿爾蓋達等恐怖主義，選擇的不是以強大的軍事後盾，採取適當的軍事行動，積極的推動全球民主自由為已任。而是不斷以討好、妥協、近乎俯首稱臣，認為這樣能夠解決問題。事實如何？恐怖襲擊仍有增無減，中共為首的獨裁國家在國際舞台上作威作福，甚至歇斯底里式鼓吹民族主義的「大國崛起」和軍事崛起，伊朗重新啟動核設施，屢次試射導彈。更諷刺的是，以標榜「人權」為口號的左派，卻對獨裁國家內的異見和自由的聲音卻是視而不見。可惜，這種大戰略竟然得到不少人的敬仰，也因此得到愈來愈左傾的「諾貝爾和平獎」。對了，所說的正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偉大總統」奧巴馬，因為他是左派政客之中的典型。

        更值得警惕的是，左派更以「環保」鼓吹「全球暖化」為名，作洗腦式的宣傳，以實現共產專制統治和心中的「烏托邦」。甚至為此不惜將數據造假，並且打壓異己。對了，現在所發生的「氣候門事件」就是如此。可悲的是，由於「全球暖化」的集體主義式洗腦，這確實成功的迷惑了很多人。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由主流媒體、「科學家」和政客所鼓吹的「全球暖化」。特別是在港澳地區，不論在主流媒體與互聯網上，卻看不見有關「氣候門事件」的報導和討論。仍然繼續進行走火入魔式宣傳「全球暖化」。連國際上也算是有名氣的香港天文台也隨著「科學家」們的「全球暖化」的論調而起舞。有不少人相信左派環保信徒、政客和「科學家」們盲目鼓吹的「全球暖化」，還未意識到這是一場世紀大騙局，骨子裏是將共產主義借屍還魂及維護專制統治一個美麗大謊言。

 

        柏林圍牆倒塌雖然已經有20週年，但是顯然的，仍未真正的動搖左派們的「夢想」，而且「發明」多個巧立名目的名詞，實質就是將共產主義借屍還魂，嚮往專制的統治，對於獨裁國家壓迫爭取自由的人民，以及信奉獨裁統治的伊斯蘭帝國主義的恐怖主義，採取視而不見甚至諂媚的態度。有句古諺語有云：「自由像氧氣，在它消失以前，你不會想到它的存在。」左派們常常忽視這個諺語。因為不少嚮往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卻正是生活在自由的國度裏。而現在世界的當前危機，不少左派們譁眾取寵的「全球暖化」，而是像氧氣般的自由正日漸消失。

        要緊記的是，左派們很抗拒這樣的說法：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孿生兄弟。法西斯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已蓋棺論定，但對於在20世紀以來遠較於法西斯主義嚴重的人類災難--共產主義的暴行，對於左派來說，卻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而主流是左派的控制下，得以作掩飾其暴行（幸好波蘭等東歐國家深切了解共產主義的禍害，已經立法，將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視為同一個等級）。而極端伊斯蘭帝國主義更不用多說，本身就是嚮往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專制獨裁統治。還值得一提的，現今世界不少人則崇拜馬克思、毛澤東、列寧、斯大林、捷古華拉、拉登等這些人物。由此可見，西方的左派、以中共為首的獨裁國家、極端伊斯蘭帝國主義正在聯手興建新的柏林圍牆，這實在不能不正視的問題。

        正當港澳主流媒體熱烈的報導12月7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而左翼環保信徒也在此地舉行示威聲援「全球暖化」時（依筆者看，這些以青年人為主的示威者，實與希特勒的青年黨衛軍無異），爆出了駭人兼且現在還愈演愈烈的醜聞，卻被這些主流媒體「冷處理」（港澳台主流媒體則完全沒有報導「氣候門事件」，而一般人更是很少這造成激烈爭論「氣候門事件」）。結果就是主流媒體仍然歇斯底里的宣揚著「全球暖化」論，甚至製作各種節目配合「全球暖化」論。
 
隱藏溫度下降數據的「氣候門事件」
        剛才所說的醜聞是甚麼？就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之前所引發的「氣候門事件」（Climate Gate）。「氣候門事件」醜聞事件是於對鼓吹「全球暖化」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機構，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IPCC）關係密切的，亦曾被《經濟學人》喻為氣象學重鎮的英國東安格里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氣候研究中心（Climate Research Unit，CRU）發生，其內部1000多份通訊電郵被公開。這1000份電郵的內容主要是甚麼？電郵的內容卻是非常駭人。因為該氣象研究中心的主任菲爾．瓊斯（Phil D. Jones）在電郵中與其IPCC的拍檔，故然隱藏溫度下降的數據（主要是1960年代），以及中世紀期間曾經暖化的真相。因為這些隱藏的數據，對於鼓吹人為「全球暖化」的主張非常不利。所以菲爾．瓊斯才會電郵中厚顏無恥的說：我設法隱藏溫度下降！並且用專門代碼（Hard-Coded）隱藏溫度下降及中世紀暖化等不利於「全球暖化」論的數據。而東安格里亞大學也已承認這一點。
        更令人吃驚的是，氣候研究中心及IPCC等披著科學外衣的「科學家」，竟然容不下異見。對於有科學家對於「全球暖化」持有懷疑的立場時，便會立即時受到排擠，瓊斯等「科學家」更會阻止這些持懷疑論的科學家公開在IPCC發表文章，並且聲言要清理門戶：「哪怕我們不得不因此改變同行審查科普文章（peer-review）的定義，我們也要將他們趕走！」也因此造成了懷疑論拿不出證據的錯覺。
        「氣候門事件」仍未結束，並且像滾雪球般愈滾愈大。瓊斯已因「氣候門事件」爆光，而被停職查辦。而在「氣候門事件」中，瓊斯的同仁，也是歇斯底里鼓吹「全球暖化」的大將--實夕凡尼亞大學的曼恩（Michael Mann）也被大學方面進行調查，甚至有美國參議員更主張對於「氣候門事件」召開聽證。由於「氣候門事件」內部電郵的交流紀錄有13年之多，所以相信所牽涉各氣象研究部門及IPCC的「科學家」只會愈來愈多。

將共產主義借屍還魂
        「氣候門事件」的出現，更顯示出現在歇斯底里宣傳的所謂「全球暖化」，是一場世紀大騙局。當中更重要的是，鼓吹「全球暖化」只不過是一個包裝，真正的目的是將共產主義借屍還魂。捷克總統克勞斯已說出了一個重點：「面臨危機的是自由，而不是氣候。」的確，20世紀，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災難程度卻遠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可是，到了今天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禍害已人所共知，但對遠於其孿生兄弟--共產主義的災難卻好像視而不見似的。「共產主義」在今天仍以各種方式借屍還魂。而今天仍熱衷於「共產主義」的人士，大多已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共產主義分子」，於是改頭換面，說自己是「環保主義者」，以「掛羊頭賣狗肉」，亦即推銷「全球暖化」的方式，以建立他們理想之中的「烏托邦」。
        雖然左翼人士披上了「環保」冠冕堂皇的外衣，卻始終掩飾不了一個最重要的目的：盲目反對資本主義，限制個人自由。但是，「環保」及「全球暖化」的名詞一出，再加上有一大批「科學家」或「專家」的「研究」作為包裝，主流傳媒的歇斯底里宣傳，結果倒是迷惑了不少人，相信一場世紀大騙局的「全球暖化」。也因此連最基本的常識也被罔顧：一是二氧化碳不是「廢氣」（也因此成為減排的「理據」），而是地球上必要的元素，植物及蔬果的都是依靠與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下才能生長的，而此作用下，植物是所釋放的正是人類所呼吸的。如果沒有二氧化碳的「廢氣」，整個生物鏈便告瓦解，人類也不會在地球上生存；二是左派的環保人士、主流傳媒和「科學家」等，好像認為沒有燃燒能源，整個世界的生活會變得更美好。事實上，燃燒能源正是現代文明獲得急速的發展的主要動力，沒有能源的應用，汽車、電燈、電腦和互聯網也不會出現。
        很諷刺的是，「全球暖化」正是透過要燃燒能源的電腦和互聯網歇斯底里的進行宣傳。而這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偽君子集會，看看所動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最不環保的汽車和飛機。據估計，已經動用了1200輛豪華轎車和140架私人飛機。
        支持「全球暖化」的，特別在港澳和台灣，經常會說「地球生病了」、「地球發燒了」。但在筆者看來，地球不是生病和發燒，而是左翼環保信徒及其支持者的頭腦發熱，他們的這種意識型態狂熱近乎達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全球暖化」是假的，反對資本主義、限制個人自由、建立專制和大政府主義社會才是他們的真目的。「氣候門事件」的醜聞顯示這種狂熱，「科學家」們更不惜操縱數據，選擇性發表研究結果、掩飾真相、譁眾取寵，以利歇斯底里的「全球暖化」能繼續宣傳。甚至如克勞斯所說的限制個人自由終於出現：對「全球暖化」有所懷疑的，一律進行排擠，並且排除異己。

        為甚麼「全球暖化」能夠迷惑了不少人？筆者認為，歸根到底就是左派利用充分利用集體主義（群體主義）所導致，因為適當的加上「科學」、「科學家」、「專家」的外衣及所帶來的「研究」和「數據」，就可以輕易達到集體主義式煽動效果。因為一般人認為數據不會騙人的。但是從「氣候門事件」又一次表明，數據往往是騙人的。而且，「全球暖化」所引起的歇斯底里和集體主義，對於個人和言論自由的損害，實在值得警惕。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發表了驚人也毫不意外的「偉論」，他說行政、立法和司法「互相配合」，很明顯這句話是衝著香港而來的，意思就是香港應該向澳門學習。學習甚麼？就是要香港學習澳門的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如何配合行政機關的強勢「行政主導」。此話一出，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尤其在香港更為激烈。因為在香港，仍然不少人心中，「三權分立」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而且。「三權互相配合」論也完全扭曲了「三權分立」的定義。

「三權分立」乃民主政治之根本
19世紀英國的艾克頓爵士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權力會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所以，為了防止「絕對的權力」所造成「絕對的腐化」。民主政治是一個重要的根本，而當中的「三權分立」凸顯了當中的重要性。
何謂「三權分立」？相信這個名詞連中學生也會知道，這是由法國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所構出來的（當然英國洛克政治思想家洛克也有類似的觀點）。意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是相互獨立和對等的，彼此互相制衡，防止其中一方濫權。「三權分立」對於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在於透過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的權力制衡，防止專政暴政的出現。這個對於歐美國家等西方民主國家來說，已經是一個很普通的常識了。但換成了大陸和港澳等地區，「三權分立」的重要意義不是被抹黑、曲解，就是被扭曲。以中共等專制獨裁國家來說，為了維護獨裁統治，對於「三權分立」當然是不屑一顧甚至是貶低，張曉明說出三權要「互相配合」，卻不是偶然的。因為中共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也有類似的言論——於去年香港說「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權合作論」。張曉明只不過一再重複習近平的話而已。在筆者看來，張曉明的「三權互相配合論」就像太監為表忠心，拍皇帝的馬屁而已。可是，這個馬屁實在拍得太過火，專制的面目實在太露骨，才會引起強烈的迴響。
為甚麼三權分立對於民主政治來說那麼重要，關鍵在於「制衡」。特別是行政機關（政府）容易造成對於權力的迷戀和慾望，這造就了專制獨裁統治的產生。因此，立法和司法本身就有擔當了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的責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當中，最不起眼的司法往往床為了整個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後防線。如果連司法也失去應有的獨立性，距離專制獨裁可以說為期不遠了。

「三權互相配合」造成專制腐敗
說到「三權互相配合」，現有的專制獨裁國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獨裁政權——中共是典型之中的典型。中共在「三權互相配合」（與其說「三權互相配合」，倒不如說「三權合作」甚至是「三權合一」）下出現甚麼情況。除了人所共知的專制統治、往往利用司法打壓異見外，更造成貪污腐敗，中共的貪官真的是多不勝數，可以說是世界第一。為何如此？這就是因為沒有「三權分立」。中共的所謂司法機關，只不過鞏固政權的工具（簡單來說就是司法為政治服務）；而產生那麼多的貪官，除了中國人的本性離不開「錢」外，缺乏「三權分立」的互相監督和制衡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主因。可見「三權互相配合」的劣跡真的是「有目共睹」。這不僅於中共，為數不少的獨裁國家也是如此。
再舉一個例子吧，這就是張曉明所讚美的、要香港學習的澳門。「行政主導」下的澳門，正是張曉明所說的「三權互相配合」的典型。究竟澳門現在「三權互相配合」的政治體制實際如何？「三權互相配合」政治體制，造就了利益輸送屢屢不斷，最近澳門所引爆銀河賤價批地事件就是一項例證；立法會成了典型的橡皮圖章（29個議席中只有12個是民選產生的），不能有效制衡和監督；更造成行政霸權、官權獨大、吏治和司法腐敗，巨貪歐文龍案就是此情況下產生，而且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由此可知，澳門可說沒有一項值得學習的。說到監督政府，香港仍比澳門強，最起碼能夠對政改有生殺大權；說到司法公正和獨立性，雖然港澳兩地的司法制度不同，但單以這兩個最基本的標準而言，香港也比澳門要強；說到爭取民主自由的積極性，到目前為止香港仍比澳門高不知多少倍。澳門人很多只對特區政府敢怒而不敢言。澳門的民主之所以幾乎毫無寸進，澳門人其實要負上一定的責任。筆者認為，中共就是最喜歡澳門人的性格，因為乖乖的聽話，而不敢向中共說不。
換句話來說，中共的官員所說「三權互相配合」論，表面上看來，就是「揚澳抑港」，要香港學習澳門的「行政主導」的政治制度。實際也說穿了，中共迷戀獨裁統治暴露無遺，始終如一，也因此不惜扭曲「三權分立」。可是，「三權分立」與「三權互相配合」的政治制度誰較好，已是高下立見，在此不用多說了。

當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現任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直至現在還是狂熱的奧巴馬支持者當然會大喊「奧巴馬！奧巴馬！」的時候（說起來，受主流傳媒的影響，港澳崇拜和支持奧巴馬的人數仍然不少）。國際上不少對於奧巴馬取得諾貝爾和平獎紛紛表示質疑，質疑的理由其實只有一個：奧巴馬做過了甚麼？而且，奧巴馬取得諾貝爾和平獎，活活變成了2009年其一個國際級的大笑話。不說還好，說到奧巴馬，單是從就任總統開始至現在，不管是對美國本身以至國際的政策上，對於「和平」的「貢獻」真是不少。
奧巴馬的國內政策大步朝向社會主義，渴望「和平」地將美國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任命多位崇拜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官員。其中一位就是最近有名的，就是白宮聯絡處主任鄧恩（Anita Dunn）。她自己說熱愛害死幾千萬人的毛澤東主席（現在白宮類似鄧恩的人當然不少了）！奧巴馬「和平」將美國邁向社會主義的角度遇到障礙，不少美國人已經察覺到奧巴馬政策的「和平演變」，對於其個人權利所帶來的損害，結果在2009年9月12日，一般認為以選票和憲政方式表達意見的右派，也忍不住以茶黨（Tea Party）為命名——引發美國獨立戰爭的波士頓茶葉事件（Boston Tea-Party）作為比喻，舉行多達二百多萬人示威活動（主要是針對奧巴馬推行醫療改革政策），示威人士不時以「我們不是你的提款機」、「政府是我們的僕人不是主人」為口號。
奧巴馬不僅從國內的各種政策上，而且在企圖透過媒體的控制，「和平地」成為他自己的「喉舌」、「宣傳部」。事實上，美國大部分（甚至是國際上而言）媒體已成為奧巴馬「傳聲筒」，傾慕毛澤東的鄧恩更得意洋洋的說對媒體報道有絕對控制！可是偏偏美國收視率最高的福克斯新聞台（Fox News Channel）則經常批評奧巴馬的左傾政策，而當中的格林．貝克（Glenn Beck）更是崛起的媒體新星。因此福克斯新聞台格林．貝克（Glenn Beck）及更成為奧巴馬政府痛恨的對象，欲除之為後快。所以白宮想以「和平」的方式打壓福克斯電視台：要求從電視網記者團中排除福克斯新聞台訪白宮官員。不過這個「和平打壓」的方式卻失敗告終，因為遭到其他電視網的反對。
奧巴馬之所以能夠獲得和平獎，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認為他推行「和平外交」的政策。好了，奧巴馬有甚麼「和平外交」的「貢獻」？對獨裁國家的統治者來說，奧巴馬的「和平貢獻」真的很大。因為奧巴馬願意與他們「和平共處」的結果，使他們更放心鞏固自己本身的統治，打壓反對的聲音。因為奧巴馬願意「協商」、「談判」、「會談」的「和平貢獻」的結果，就算他們打壓人民爭取自由的聲音，奧巴馬因為顧及「和平」的形象而袖手旁觀，甚至反過來要磕頭等軟趴趴的地步；可是，對待民主國家，奧巴馬態度「硬」起來了。對了，最佳例子就是洪都拉斯了。洪都拉斯前總統賽拉亞因企圖修憲，擴大自己權力使自己得到連任，而被驅逐流亡的事件。在奧巴馬眼中，不是洪都拉斯人維護民主的果實，卻是一場「政變」，賽拉亞的擴權行為非常正確。因此，奧巴馬準備對洪都拉斯現政府實施制裁了；對恐怖分子更不用多說了，奧巴馬「和平」的「夢想」，更鼓勵他們發動恐怖襲擊開綠燈。
奧巴馬就任12日已經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繼而因種種「和平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說明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愈來愈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之所以如此，實是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陷於根深蒂固的左派意識型態狂熱，就是這個狂熱，便急不及待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奧巴馬了。因為再過一段時間，奧巴馬露出馬腳，甚麼事也沒幹成的時候，就沒有甚麼藉口表揚奧巴馬的社會主義理念了。可是這次諾貝爾委員會急不及待而將和平獎頒給奧巴馬的鬧劇實在演得太差，演變成威力如炸藥般的國際級大笑話。如果按照諾貝爾委員的邏輯，伊朗的內賈亞德、北韓的金正口、中共的胡錦濤（或溫家寶）等獨裁國家說說「和平」的話，假以時日便會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了。但世界上千千萬萬真正爭取自由、為自由而戰的人則永遠的被排拒之外。
如果說奧巴馬是否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有的，但不是和平獎。誠如美國的右派網所說的：應該得生物獎。「因為他最大限度的發揮了人類的一個重要器官——嘴——的功能。」

2009年8月30日，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變天，至少在國際上的觀感也是這樣的認為。亞洲其中一個成熟民主國家日本這天舉行了大選（眾議院選舉），結果在眾議院480個議席中，民主黨取得了308個議席，而執政多年的自民黨只取得119個議席。簡言之，執政多年的自民黨遭遇歷史上的慘敗。雖然，在舉行國會大選之前，早已經意料到選舉結果，沒有甚麼懸念可言。但是，由於這一次日本的大選改變了自民黨長執政的局面，換成了民主黨上台。所以至少在表面上，日本能實現兩黨輪替，而此也成為日本大選評論的焦點。
首先要簡單介紹一下日本的選舉制度。從1996年至今，日本眾議院的選舉制度為兩票制，稱之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並立制」。與德國的兩票制一樣，是以小選區（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單議席單票制）與比例代表制之混合。但與德國不同的是，德國是以比例代表制（第二票）為計算議席的基礎，單議席單票制只為輔助性質（因此稱之為「聯立制」）；日本的兩票制，單議席單票制和比例代表制獨立分開計算的，各不相干。日本現在的選舉，300個議席是由單議席單票制產生，其餘180席則由比例代表制所產生。日本此選舉制度的結果，被公認會造成一黨獨大的局面。這一次大選也得到充分的反映：民主黨取得絕對優勢的308席。
自民黨為何會慘敗？這引發了不少的討論。不過歸納出來核心其實是只有一個：自民黨是敗給自己的手上，並不是民主黨有任何出眾之處的政策。自「亞洲第一領袖」之稱的小泉純一郎（香港著名作家陶傑語）卸任首相後，繼任的自民黨的首相不是平庸，就是無能（值得一提的，小泉純一郎正因為有離經叛道的味道，例如大膽提出郵政私有化，從而贏得民眾的支持），麻生太郎就是一個典型。麻生太郎施政實在太不濟，加上被看成大選前哨戰的東京都議會選舉慘敗後仍擺著一副推卸責任和忽視的態度（他說地方選舉與大選無關），以及金融海嘯對日本經濟所造成的沖擊，導致日本人思變，因此用選票的方式將自民黨的趕下台。
民主黨已經執政，黨魁鳩山由紀夫已成為日本新一任首相。很多日本人既對民主黨有期望，但也對民主黨下執政下感到憂心。為何如此？筆者認為還是跟民主黨的組成結構，以及民主黨執政能力有關。
民主黨的結構可以說是一大雜燴。既有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由自民黨的派系出走，也有前社會黨、民社黨、日本新黨等，不一而足。勢力最大的為小澤一郎為首的「小澤幫」，以及鳩山由紀夫為首的「鳩山幫」。換言之，民主黨能否順利執政，實要看民主黨「小澤幫」和「鳩山幫」兩大派別是否因取得政權後內部引起的鬥爭而導致民主黨甚至整個政權的分裂。因為小澤一郎本身有「政黨破壞者」的稱號。此外，正因民主黨不少成員是由自民黨的派系出走，所以他們是否回流到自民黨，從而影響日本眾議院整個政治生態，甚至令日本真正邁向兩黨制，是一個關鍵所在。如果民主黨此問題沒有解決，民主黨的政權有可能是一個短命的政權。
雖然民主黨本身是一個左中右人馬的大雜燴，各方面的政策，也有左中右的主張。但是大致上來說是一個偏左的政黨，政策由左派主導則毫無疑問。經濟社會方面，鳩山由紀夫政策的核心離不開「燒錢救國」的主張，主張一系列不切實際的各式各樣的政府補助，換言之這是一個「美麗的陷阱」。
不過最大爭論的，還是鳩山由紀夫及民主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鳩山由紀夫和小澤一郎均主張與其價值觀完全不同，亦即與中共友好的政策。換句說話來說，日本面臨軍事強權中共，一點戒心也沒有，特別提出整對美國的關係，亦即所謂「日美中等距離外交」，以及「第七艦隊足矣」等主張，實教人擔心。雖然日本軍備上已亞洲甚至是世界的前列，但是還不足以保護自己面對中共的軍事威脅，現在不需要美國是不可能的。如果現在民主黨政府的外交政策真的如此，向中共靠攏，無疑就是引狼入室。另外，雖然民主黨在選前已赴英國汲取經驗，又經過美國的「面試」。可是民主黨是始終是在自民黨執政下第一次接掌政權，實際執政如何則是一個問號，也就是日本人對現在執政民主黨擔心的原因。
儘管如此，民主黨上台執政還是有正面的影響。至少從表面上看，日本真正建立了民主國家中的政黨政治、確立了兩黨制的形式，以及對於日本政史上的發展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重要的是，日本人運用自己手上選票，將不稱職的執政者趕下台，更是對港澳爭取民主普選的一個啟示。對於不能選舉自己的行政首長，而只有少數議會（立法會）議席由直選產生的港澳人來說。爭取民主，實現全面普選，如何將「選票放進投票箱，就可以更換執政者」發酵，則是值得港澳民主派深思的課題。

颱風莫拉克雖然在風力上不算是很強的颱風，但是所帶來的雨量足以重創台灣，特別是台灣的中南部地區。在台灣以及港澳媒體的呵護下所呈現外表光鮮的假象，卻因為這一次的風災，暴露出自己的無能。正因為他的無能，再上他的傲慢，因而引起了災民的強烈不滿和憤怒。在國際媒體注視台灣莫拉克風災下，馬英九在台港澳所塑造的美化馬英九形象下立刻現形。國際上現在怎樣現在的馬英九？只不過是「馬笑話」（Ma-Ying-Joke）而已。

「馬英九沒有動員自己」
這一次風災對於台灣來說非常慘重。馬英九一開始是做甚麼？馬英九是掌握軍情、各類資訊的台灣總統，可是在颱風吹襲期間的第一時間，竟然在台北喝喜酒！而其行政院長劉兆玄更在風災期間，竟然去染髮！隨著災情迅速擴大，台灣的民眾已經透過互聯網等影響力，迅速動員投入救災的工作。但是馬英九仍然沒有頒佈緊急動員令，調動軍隊進行救災工作。在踏入第七天，馬英九才發現事態嚴重，召開危機處理的國安會議，才頒佈動員令。因此有人說，全國人民早就動員了，唯一沒有動員的，就是馬英九自己本身。
這場風災，也暴露了馬英九的無恥。面對這麼大的損失，馬英九竟然可以理直氣壯的對外國媒體說，災民沒有及早撤離；而當有一位災民向馬英九跪求搶救他的父親，喊「為何見你這麼難」時，馬英九傲慢的回應是「你不是見到我嗎？」前話等於是說，那些喪失生命的災民是「咎由自取」的！就算是災民有不對的地方，但試問一個民選領袖，會敢說這樣的話嗎？馬英九的話，無疑是對災民的「二次傷害」。
台灣的莫拉克風災，馬英九有「能力」的，就是推卸責任，儘管事後已經道歉（但是並沒有認錯）。風災發生後，正如剛才所說的，馬英九將責任完全推卸在災民身上。事實上，由李登輝時代制定，陳水扁時代執行的《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的強制撤離能作為救災法源，而且中央授權下，地方各縣市政府可運用這個特殊權力，把災情嚴重影響的災民進行撤離。《災害防救法》成功的例子則是2001年納莉（百合）颱風，當時的行政院長張俊雄就是運用這個法源，令傷亡數字大減。可以這一次莫拉克風災，馬英九很明顯並沒運用這個法源，才會導致153人死亡，464人失蹤（直至目前為止）的慘劇。因此馬英九將責任完全推卸責任，並不恰當。
馬英九政府還將責任推給中央氣象局（CWB），指責中央氣象局預測不準確。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的氣象部門，預測天氣是沒有百分之百準確的，特別是預測熱帶氣旋的路徑及其所帶來的雨量。馬英九的說法，顯然是推卸責任。當然，以馬英九推卸責任的「能力」，推給其他一場般及基層官員已是意料中事。

四川大地震V.S. 莫拉克颱風
最令人不解和憤怒的，就是馬英九政府在災難後，一開始拒絕外國救援隊參與救援工作。其實不難瞭解，因為這一次莫拉克颱風在台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主要是中南部的地區。而中南部地區是綠營支持者的主要地區。有人認為，馬英九不是不知道災情，而是故意拖慢救災來懲罰和削弱這些民眾對綠營的支持。如果馬英九真的有這樣的想法，可以說沒有人性可言。
至於為甚麼一開始拒絕外國救援隊參與救援和搜索？筆者認為還是政治因素，這一個因素是與中共有關係的。試看看四川大地震和馬英九的分別吧？馬英九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表現卻非常的積極，他和夫人周美青親自擔任接線生，足足接了一個小時的電話，籌款的金額達到1億24萬新台幣才離開。而莫拉克颱風又如何？馬英九沒有當「接線生」的興趣了。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馬英九已自願降為「馬特首」。因此外國救援隊參與救災，當然要得到北京的首肯才行。如果允許第一時間允許外國救援隊參與救災工作，凸顯台灣主權獨立的形象，會破壞和北京的「合作」。這可解釋馬英九為何當初那麼拒絕外國參與救災的工作了。而後來外交部所稱的文字疏忽，更是侮辱人們的智慧！

在這次莫拉克的風災裏，台灣人堅毅的精神和民間迅速動員的能力，實在值得予以稱讚的。也再一次展現互聯網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不過，正因為如此，恰恰的與馬英九及其政府團隊的無能成強烈的對比。雖然馬英九已經道歉（此稍為比中共好一點而已），並在9月進行內閣調整（奇怪的是，依情形來看，行政院院長劉兆玄不被撤換），但是馬英九又說「在救災行動中展現了堅強的領導力」，證明他無意認錯。至於馬英九又說「大自然是敵人」，以及仍有不少馬英九的「宣傳部」和「馬迷」（不少是港澳人）仍認為馬英九沒有錯，將責任不由分說的完全推在民進黨身上。筆者認為這是「馬笑話」中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事實上，馬英九及其團隊在莫拉克風災上的表現，值得在台灣的荒謬史上，記下了一大「功」。

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任總統已經一段時間，究竟為美國帶來怎樣的「改變」？奧巴馬主政下的美國，的確「改變」了不少。但是，筆者早已預料到的，奧巴馬的「改變」其實並不是甚麼好事。說得明白一點，現在的美國正被社會主義所毒化，而毒化美國的元兇正是奧巴馬以自己左派的意識形態治國。這包括對內大規模的大政府主義政策，包括各項的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及對外的外交和國防政策。

以加州和德州為鑑
奧巴馬上任後，由於推行各種大政府主義的政策，以實現將美國帶入社會主義的「改變」。這包括擴大政府的開支、管企業、管教育，以及備受爭議的醫療改革等（所以至今尚未被國會通過），甚至主要汽車製造廠，政府也要成為最大的股東，奧巴馬甚至以「欽差大臣」的方式任命幾十個「主管」，已被一些美國媒體諷刺為「沙皇」。造成的結果卻導致財政赤字上升至1.8兆美元，聯邦政府的收入卻減少至18%，難怪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曾說不排除進行加稅了；想成為奧巴馬的閣員，只要走後門的方式就可以了。此外，不少原本屬於美國人民自己的權利，卻轉移至民主黨政府，繼而落入奧巴馬自己的手裏。總括而言，民主黨崇尚的大政府主義，其惡習已在奧巴馬主政下顯現出來。更令人擔心的，不少美國人原本已享有的權利，此時已繼移至民主黨政府，繼而落入奧巴馬一個人的手中。有人更認為，奧巴馬不少政策，與美國原有的立國精神背道而馳。
奧巴馬將美國邁向社會主義的「改變」的前景如何？答案是很明顯的：失敗。加利福尼亞和德克薩斯州現在的分野可說明這一切。加州是一個失敗的典型。加州是美國面積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州，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州， GDP更是全球第八。可是，這光景極可能會消失。因為加州的財政赤字高達243億美元，州政府陷入破產的危機而可能被迫關門，4萬多名監獄裏的囚犯不得不釋放，5萬多名教師被解雇，數十間消防站被迫關閉。而高達243億的赤字下，現在的加州已經造成犯罪率飈升、官員貪污、邊境狀況惡化等問題。更可恥的是，加州在瀕臨破產的情況下，州議員竟還在搞公費旅遊！為何昔日輝煌的加州如今變成「枯葉凋零」？原因加州的州議會在民主黨的控制下，推行已到達泛濫地步的高稅收、高福利的巨大開支等大政府主義政策，加州州長雖然的共和黨的前荷里活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也束手無策。因此可以說，奧巴馬所推行的政策，正是現在加州所實踐的政策，最終其實已經很明顯：經過包裝的美麗承諾，結果會非常難看。
加州瀕臨破產的邊緣。但是無論在人口及面積均僅次加州的德克薩斯州，則是另一番景象。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則以專題〈孤單的上升之星〉（Lone Star Rising），稱讚德州的成就。德州沒有像加州一樣出現財政赤字而導致政府瀕臨破產的危機，反之卻出現財政盈餘，失業率更比美國低2.3%。為何加州和德州會出現這麼大的分別？原因德州在共和黨（無論州議長和州議會也是）管治之下，仍實行低稅、市場經濟等小政府主義的政策。由此可見，德州的失敗和加州的成效。小政府和大政府誰優誰劣，有明顯的答案了。


令人汗顏的外交和國防政策
左派以「和平主義」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調，夢想與獨裁者談判、對話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只不過從奧巴馬身上得到再一次證明而已。對中共的政策已經是意料中事，不值得一提；對伊朗，奧巴馬對內賈亞德「釋出善意」，希望與內賈亞德透過對話解決。甚至當不少伊朗爭取自由，在大選指責內賈亞德舞弊，因而導致數目不詳的伊朗人被殺或被捕時，奧巴馬及其官員怎樣回應？他們仍離不問「對話」的老調，奧巴馬自己甚至稱內賈亞德是「選出來的領袖」！奧巴馬在面對北韓發射「衛星」、核試和試射導彈，態度仍是軟趴趴，甚至派前總統克林頓到北韓與金正日進行「對話」，而奧巴馬自己也說希望與北韓進行「和談」。
不過，令奧巴馬及其國務卿希拉莉現形的，還是洪都拉斯總統賽拉亞因「政變」而流亡。表面上，洪都拉斯這次由軍方出面，總統流亡，是一場「軍事政變」。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賽拉亞的確是違憲在先，為了某求自己的連任，竟提出修憲，遭到國會和最高法院的拒絕，於是效法委內瑞拉的統治者查韋斯繞開憲政，用查韋斯運給他的選票，執意進行公投，而他自己竟帶他的支持者衝進放選票的軍事基地，強行散發選票。結果在選舉法院、國會和最高法院，甚至司法部長也認為賽拉亞是違法的情況下，由軍方出面，賽拉亞卸職流亡。事後洪都拉斯軍方並沒有接管權力，而是由國會議長當臨時總統，全國的大選照樣在9月舉行，憲政制度、立法和司法機制並沒有改變。可是，奧巴馬和希拉莉的反應如何？一開始不由分說的支持賽亞拉復位。由此事可見，洪都拉斯在捍衛自己民主的時候，洪都拉斯在捍衛自己民主的時候，奧巴馬和希拉莉卻沒有捍衛民主，卻暴露出他們本來的真面目。
國防政策方面，奧巴馬也好不了哪裏去。奧巴馬政府上台後，大幅刪減國防預算。其中現在最受爭議的，是F-22戰機停產的問題。奧巴馬政府決定在生產第187架F-22戰機之後停產，這引發了多方的爭論。其實，F-22戰機的停產其實引發了多方面的問題。其一，引發了就業的問題，因為F-22的生產涉及40個州，F-22戰機停產，對於就業人口的影響不是一個州而是40個州；其二是制空權的問題。因為美國只生產187架F-22，部署在美國本土及世界各地，難免會被壓垮，特別是面對中共等大量第四代戰機；其三，F-22戰機的存在，還是在於它的戰略方面。布殊時代開始，F-22幾次以短期的方式進駐西太平洋（日本的嘉手納和關島），就是具有戰略意義。除F-22外，不少研發費用不是刪減，就是完全遭到取消或擱置，不禁懷疑奧巴馬始終認為「對話」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的情況下，是否在戰略和國防上都在後退（雖然奧巴馬政府稱這是「國防改革」）。如果真的如此，則是自由的災難。最高興的是大大小小獨裁國家的統治者。

海耶克曾說：「通往奴役之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造成的。」奧巴馬無論對內和對外，都是推行「善意」的社會主義政策，最終的結果其實是可以預見的：對內會造成經濟瀕臨破產（像現在的加州）、製造更多的貧窮、個人自由被剝奪；對外的「善意」只會縱容獨裁（流氓）國家繼續作惡，其統治者得以繼續愚弄和壓迫人民。換言之，奧巴馬以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治國，無論在內政、外交、國防等政策都是正在毒化美國，對於世界捍衛自由的聲音卻視而不見（充其量只是說說而已，而沒有實際的行動）。可歎的是，美國國內仍有不少媒體甘願成為奧巴馬的「宣傳部」（《時代雜誌》幾乎每期以奧巴馬做封面就是一例），而一般的港澳人和傳媒到現在還一直為奧巴馬進行正面宣傳，書店裏仍然銷售吹捧奧巴馬的書籍，甚至已到達盲目崇拜和造神的地步，這可能就是人類的淺薄和悲哀。幸好的是，不少美國人總算覺醒，漸漸認識到奧巴馬葫蘆裏賣甚麼藥，儘管現在白宮將批評和反對奧巴馬的譏為「政治活動分子，假民意」，但反奧巴馬抵抗運動在美國風涌潮起卻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