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佈雷區域五百里~

我是一個失根的、失去講自己母語能力的客家小孩。

父親出生在屏東佳冬的小小客家庄，小學三年級以前還是日本政府治臺時代，在校講日文，回家講客語，生活沒有什麼不如意。小三開學沒多久，臺灣光復了，日本老師回去戰敗的祖國，暫且更換了一批講閩南語的鄉土老師。小小的客家小孩一夕間置身於陌生的國度，老師講的課程聽不懂，講閩南語的同學的訕笑也聽不懂，不服氣的個性讓他在極短的時間內不但學會了閩南語，還在小學五年級時成為全校唯一一個跳級就讀中學的孩子。不多久，國民政府喬遷來臺，貫徹鐵一般的意志推行國語文教育，這下又來了一批操著濃濃外省口音的先生們，這個在貧窮環境中一直立志向上的客家小孩，又再度身陷於陌生的國度，他的母語不但是個禁忌，也再度成為他學習的負擔，他很困惑，他的母語帶給他的為什麼不是家鄉的溫柔記憶，為什麼不是濃烈的民族情感，而是成長的路上始終無法超越的障礙。但艱困中的孩子總是更有異於常人的勇氣與毅力，日後父親不但講的一口正統的客語、道地的日語、流利的台語、漂亮的國語，留美苦讀期間更習得了一口標準的美語。

回國後，父親到台大從事教職，當時的環境裡充滿了講得一口流利京片子的外省籍同事，父親在美期間與當時的黨外友人十分相熟，這樣的紀錄卻也一度成為同事間鬥爭、打壓的極佳使力點。父親萬般掙扎之下，當時作了一個衝動卻讓他如今懊悔的決定，他回憶起過往因為他的母語、他的出生背景所帶給他許許多多惡夢般的成長經驗，他決定極盡可能的讓孩子有最好的教育環境，要讓孩子從小就能講得一口流利的國語，他要孩子從小在語言這一關就不要輸人，他不要讓孩子在語言上像他一樣受苦受難，卻總是委屈無人能訴。而母親是出生在苗栗南庄的貧苦客家村，當時也已在台北任教，既然父親、母親二人的工作環境都以講國語為主，二人的客語腔調又都不同，平日就已極少在家裡以客語交談，更遑論以台語交談，於是我們家兩個小孩從小的語言學習，就這樣定了調。

從小在台北長大的我，並不覺得有哪裡不對勁，偶而回屏東時，慈祥的祖父慢慢地聽著我用國語童言童語，也能答應著幾句；外婆則因為舅舅們很早就接她上台北居住（詳情請參照「兄妹」一文），每天準時收看盛竹如播報新聞的結果，久而久之，國語能聽也能說。就這樣過了很久很久，經歷了臺灣解嚴，社會風氣日益開放，本土化改革方興未艾（其實應該稱「大閩南化」吧！），講台語在社會上不但已經不是禁忌，反而是一種流行、一種驕傲，又漸漸出了社會，我才驚覺我缺少了什麼，缺少了很重要的什麼。

剛離開台北時，我常覺得自己像是個啞巴。我不會講台語，所以無法解釋清楚自己其實不是外省小孩，我更沒有勇氣承認我是客家人，因為我也不會講客語。而人生每個當口都有階段性的重要目標要奮鬥，我一再給自己藉口，不曾認真的把台語或客語學好，就只有在有意無意間，漫不經心的累積極其有限的聽講能力。

客家人在臺灣發展的歷史中，始終是很失落的一個族群。相對少數的種族，注定沒有權力，受到輕視。選舉的時候，往往是各方拉攏的對象，但談到認同與利益，卻又不受到任何既得利益族群的接納。以一個（失根的）客家小孩的觀點，這麼多年來的臺灣本土化，其實狹隘、自大、過了頭，當國家典式委員合理化、正當化台語命題的國家考試，當主政者大力提倡閩南文化的價值與強勢作為，事實上，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因此而從外來（入侵？）政權的獨裁專斷，走向真正兼容並蓄的尊重與包容，真正讓人憂心的，其實是這一切是否又只是擁有權力的種族為求延續、壯大香火命脈的戲碼，又再度重複上演而已。

今年三月，我參加了一場非常感動的婚禮，感動到時至今日，我還難以忘懷。感動，並不只是因為新娘Onetail是我從北一女樂隊、台大合唱團一路走來的好朋友，也不只是因為新娘和新郎Shining在台大合唱團的愛情長跑（比孟穎和我的還多兩年咧）終於開花結果，宴席即將結束之前，新娘和新郎挽著手上台對唱了一首客家歌謠，歌謠約略是描述著一個待嫁新娘即將踏入夫家的歡喜又珍惜的心情（呃，如果我記錯了，又如果新娘和新郎剛好看到這段，請好心的糾正我吧！），新娘是在外省家庭長大的，新郎是客家人，我看著新娘在台上認真地、落落大方地唱著她學習不久的客家歌曲，看著台下新郎家人歡喜接納著這個媳婦最誠摯的心意，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需言語描述，就能感受到的真誠的尊重、接納與包容，說族群融合的口號太多，卻沒一個比得上當天此景帶給我的感動。

當我的好友Onetail，以一個外省新娘的背景，在台上唱出帶著滿滿心意的客家歌曲，當我的好友涂桑在林子儀老師的課堂上，以客家人的觀點，侃侃而談使用語言的平等權利的保障，當我的好友greener於林正修競選立委時，熱衷投入於林正修所規劃的客家文化共榮遠景的藍圖，我卻只會在一個人聽新寶島康樂隊時，跟著黃連煜痛快的哼哼唱唱，卻甚至連開口講一句漂亮的客語的勇氣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