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克的部落格

今天早上在台北車站吃完早餐走往辦公室的路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構圖。

幾年前政府開始開放一些路口行人可走對角線，從那時起我就深深着迷於那些Ｘ字型的路口。今天走到中間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前方兩個互相垂直的小綠人倒數計時器，視線裡各只能接收到一位數字：左邊的是十位數，右邊的是個位數，兩個都是2，所以湊起來是22－－結論一：「兩個倒數計時器也能湊出行人剩下能走的時間」。

對於無聊事物我的腦總是運作得特別快，我馬上想到：其實有很多電子儀器之間都有秒差的問題，也因此我看到的左方倒數計時器，它的個位數並不見得也是2。所以說結論二：「左右兩倒數計時器雖然長得一樣，但它們的權力關係並不對等。左邊顯示十位數的那個顯然決定性較強、地位較高，因為它能決定行人應該駐足或前進；相對而言，右邊顯示個位數的那個，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但是否確實如此？一件事的想法只要心念一轉，它都能以與原本想法大相逕庭的姿態重新出現一遍，而且看起來仍然很合理，就像我們平常看到藍綠衝突在媒體裡再現的情況一樣。這裡也是：我們假定，如果秒差的問題是出現在左邊的倒數計時器，那此時值得信賴的卻是右邊的倒數計時器。由此我們得到結論三：「就像傅柯所提到的那樣，有權力處必有反抗，在左右兩倒數計時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右邊的倒數計時器卻能發揮權力末梢『微權力』的力量，進行陣地戰式的反抗，等待權力中心自己犯錯，從而戰勝權力」。

對於這樣的無聊議題，我從不會停駐在一個「純的相對主義」的結論上感到滿足。所以我想：等等，左邊的秒差如果有秒差，那它是快還是慢？差是差多少？正當左右顯示的是（加起來）22的時候，它們的下三秒，可能分別是：左邊20、19、18，右邊22、21、20；在這個假設差兩秒的狀態下，我在那個該死且窮極無聊的關鍵位置看到的數字依序是：22、11、10。因為第一秒的十位數2不像個位數連續的2→1→0接得那麼順，所以我們假定行人在短暫的三秒內的決定是相信右方倒數計時器（附帶左方）的訊息，也就是剩10秒左右了。結論四：「在秒差左比右少兩秒的情況下，如果行人觀察號誌的時間為三秒，他傾向相信右方倒數計時器」。

這個結論變得很限縮了，並且即將引導出各種對秒差、行人觀察號誌時間長短的假設，其中並包含部分對人理性的猜測。而由此我也有足夠證據相信左右各擅勝場，原本所不滿意的「純的相對主義」，逐漸演化成一種「複雜的／濁的相對主義」；雖然我仍然相信左右之間的高下仍然仰賴於一開始那一剎那所決定的那個時間點，但我感覺到顯然我在這件思想實驗上已經到達滿足點了，再者我也剛好走到辦公大樓，於是我拿出識別證，進了電梯，按鈕關了電梯門。

「地圖會說話」部落格《走鋼索的民主》一文，請務必鏈結過去看看！！

最近無論是在新聞媒體再現的影像上，或是野草莓的發源地，也就是PTT2的討論版上，都能看到一些偏狹的質疑、反對者的鬧版，令人總覺得歷史似乎一直在重演；不知怎地一方面覺得有點高興，一方面又有點悲哀。

記得過去2006年阿扁發生國務機要費案時，執政黨支持者（或許包括我？也就是說－－「自業自得」？？）也是如同這些急忙為執政者解套的聲音一樣，沉浸在晚近（2005.12立委選舉）的勝利中。許多人也是這樣如出一轍，用他咄咄逼人、絕對主義式的話語，將原本屬於非藍非綠的溫和力量，用盡所有的力氣，努力驅趕到與自己對立的一邊。

他們說，要求總統院長道歉、局長署長下台「不符合比例原則」，然而如果這樣放任公權力粗暴對待國民，要求道個歉都不符合比例，那其實馬英九真的沒有必要選前在四個立委衝入別人競選總部的時候連番道歉，因為那更「　不　合　比　例　」，不是嗎？

他們說，野草莓是綠的、連署名單灌水、是三四十歲世代的那批教授和文化界那批野百合的煽動，但是他們無法解釋為何有台社這樣的左統（很難為的劃分）參加連署、為何搞到紅衫軍大頭支持、為何去亂留名鬧別人的連署、為何這些煽動學生的教授，他們具名連署名單居然超過500人（顯然野百合只是少數）。

就像阿扁犯了錯還有煽動的本錢，任何的盲目都需要支持者。我感謝政府的傲慢和這些人的瘋狂質疑，使得野草莓氣絲雖弱，卻在社運、工運、人權組織、弱勢團體和學術文化界的支持中，讓我重新看到10幾年前那股社會進步力量重新集結的可能性。在絕食已經變成一種時尚的今日，我也期盼這股力量未來不一定透過與反對力量的結盟，能走出自己的路，讓台灣的民主繼續深耕茁壯，反饋給台灣人更多更真實的幸福。

從很早之前，我就跟週遭的朋友說過，我們對政治人物的態度應該是：「我只將政治人物視為政治人物，理念跟我一致我就投他；他被選上是他的光榮，也是他責任的開始。我評價他，只評價他的政策與政績，不評價他的個人。他的私人作為與選民無關，我們無須為他負責，因為他的私人行為如果犯法，自然有法律解決。但是這並無損我們評價他在公領域上的表現－－雖然我們同時也卑微地請求：身為公眾人物，他也能以身作則，展現一個良好公民的典型形象......」

記得當我還是建中小高一的時候，阿扁正在選市長。那時趙少康來勢洶洶，一句「中華民國快要滅亡了」反而襯托出阿扁選戰訴求的溫和性，所以當年阿扁選市長我算是扁迷。2000那一年阿扁選上開始，第一次身為「執政黨的支持者」，我感覺阿扁和自己一樣，責任都應該更重，所以那時開始我就是以「執政者」的身分在看他。

真正的「迷」是要經過時間考驗的。從小到大我只有兩三個真正的偶像：最早林肯算是一個，後來是甘地，網路時代是Jimmy Wales。或許政治人物跟我之間的關係仍然不夠近，所以當許多人基於情感或「雖然真的冒出很多錢但罪證不足」這樣的混亂心情，而繼續幫阿扁辯護、不願意對阿扁嚴詞批評時，我還是辦不到，無法降低要求這樣對他。因為對我來說，他是我選出來的，他執政期間確實完成了許多我所期待的美好的事，所以我肯定他，但這就夠了。現在他下台了，因為個人行為遭到調查起訴甚至羈押，這其實跟選民無關。他有罪無罪，法律自會決定；而我知道繼續為他辯護，只是讓這個陣營無法繼續往前看，這樣做只是在陪同某些媒體繼續日復一日瞻仰那個傾圮的塑像，與他們爭論著「這座塑像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會影響到公園的美觀」這類的話。

但其實整座偌大的公園裡還有許多殘枝落葉，等著我們去清理。公園裡的草木都還在生長，如果媒體這樣一個supposed應該是很重要的園丁，都只是自顧自的在玩賞塑像、對塑像品頭論足，那在乎整座公園的我們，哪還有時間陪他一起看塑像呢？總之，如果我們對社會的正義和道德仍有一丁點期待，今天無論屬於哪個陣營，不管是執政黨強調的「正直和善良」，或是DPP「清廉、勤政、愛鄉土」的建黨價值，我們都應該欣喜，因為至少在這件事情上，司法沒有退卻，而我們也終於能從媒體每天相關新聞的疲勞轟炸中，得以全身而退了。

范雲老師演講：



以下是照片：

大約是現在的這個時刻，台大社會系的范雲老師、李明璁老師和其他的教授，以及包括我的學弟妹和許多學校的學生們、社運人士和各行各業的市民，他們正集結在行政院大門前準備靜坐，著黑衣、戴口罩，要對警察連日來的執法過當及國人言論自由、人身自由遭到斲傷的事實，發出無聲的怒吼。

凌晨的連署名單，至少已經看到了幾個熟人，還有我大四、大五的直屬學弟妹。我看了相當感動，因為台大社會系出來的，彷彿身上天生長著反骨：面對社會的不公義，總會先跳出來，讓這個國家能夠持續被一股監督的力量推進，繼續往前進步。其實連日來警政單位在台北城內所做的諸多行為，早已超過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的執法分際；自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台灣解嚴20幾年來不管是主權或是人權都最危險的時刻，我很高興第一個見到的知識份子，還是我們的老師和學生。

從野百合到現在，除了一些很早就加入民進黨的代議士，台大社會系的師生並不介入藍綠政治鬥爭，只是很遺憾，如果台灣兩大政黨區分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台大社會系追求的本土關懷、社會公義、弱勢發聲，總是被認為跟泛綠走得較近。但這樣的標籤卻是保守陣營自己雙手奉送的，因為在貪污問題上、樂生問題上，由於學術訓練的薰陶，社會學師生的想法多少都仍跟過去的民進黨政府有所出入。「本土出發、在地關懷」或許是80年代以降台灣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議題，台大社會系裡的老師和學生就跟社會絕大多數人一樣，也都有自己的認同情感和偏好的政治取向。然而，他們並不會因為這些標籤而放棄應該做的事情、提出應該講的批評：2006年715首先提出連署，請身陷弊案的陳總統主動下台的所謂「親綠學者」，我們的老師是主幹；2007年415樂生遊行的中堅份子，我們的許多學弟妹都名列其中。

我為台大社會系感到驕傲，並為自己曾經身為台大社會系的學生感到無比榮幸；而我相信許多的標籤大家其實並不在乎，因為這樣的分化中，社會系師生是佛印，而貼標籤者是東坡。

「警察國家的幽靈，在台北街頭徘徊。」
　　　　　　　　　　　　　　　　　　　　 ～ 馬英九，2004


曾幾何時，我們已經未曾在台北、甚至台灣的任何一個角落看過這麼多的警察：中山北路上、國道高速公路上、仁愛路上；機場、圓山、台北101......馬英九市長任內所說的「警察國家的幽靈」，卻硬生生地在他總統任內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重現了。

那些警察不比過去，他們有的年輕、有的健忘，不再能了解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有多少前輩們過去是花了多少心力和人命去爭取沒有言論箝制的百分之百自由，流了多少眼淚和汗水去換取要求不多卻難如登天的免於恐懼的生活。在國共這樣一齣夾雜矯作情感、私人利益和無視民意的和解雙簧大戲裡，他們選擇站在當權者的陣線最前列，對他們需要保護的對象粗暴以待（這個是案例之一），喝斥視他們為保母的人民「這裡是公共場合，請你把國旗收起來」。

我們的國家其實面臨很大的危機，危機就在於：包括你、我，可能都不是這麼瞧得起自己。在移民社會篳路藍縷的艱辛基因裡，加上對岸中國政治軍事的長期壓迫下，許多人早已養成了一種「不就是混口飯吃」的心理：對自己的工作不敬業，無法發揮應有的社會責任，無法做得比僅僅是一個從業者再多，也因此最終無法獲得敬重。即便是錯誤或過度的命令，是違反社會正義的工作，我們對批評者的態度依然唯唯諾諾，對長官及媒體則是唯命是從。以警察為例，最終像「波麗士大人」那般的熱血正義形象，在現實中依然未見；現實中的警察，發生暴力案件常忘了自己有警棍和槍，為了衝業績躲在街角或網路世界中伺機而動－－對於和平抗議的民眾，則折斷他們手中的國旗。

警察不保護人民。

如果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們大可以這樣說。但我們何嘗保護過自己？為了「混口飯吃」，我們沒有膽量像那些抗議者那樣大聲嗆聲，撥不出時間像那些靜坐者那樣沉默地怒吼，我們只是坐在辦公室裡、在工廠裡、在學校裡，不管在哪裡，或者忙，或者呆坐，等著回到家洗掉一天的髒汙或怨氣。

說到底，大家總是異口同聲：我們不過是在「混口飯吃」。但除了這樣謙遜地貶抑自己，並且久而久之自己接受了這樣的自我貶抑，我們做的實在非常少。所以人家開始認定你就是混口飯吃的：老闆薪水不給你太高、觀眾說「記者程度就是這樣」、公務員害怕多做多錯進而推託、軍警服從的天性變成奴性，最後連你所選出的政府，它要簽的協議也無須討論、無須告訴你。就這樣，所有事情都開始（或繼續）惡性循環下去。

身為一個不這麼以為自己在混口飯吃的公務員，我想告訴大家：這塊土地上的同胞們，我們不只是在「混口飯吃」，我們不需要這麼輕視自己；如果對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自由呼吸我們都不願意積極去表現、積極去爭取，那沒關係，至少有這群人還傻得可以。唯一的懇求是：能不能不要祈禱外面下雨？能不能停止嘲諷示威者拿國旗的用心？江陳握手時，能不能多考慮一下得在台灣安身立命的子孫和自己，而不是那些錢進中國企業財團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