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0,2009
《疾病的隱喻》（下）
科技文明、都市和政治
而癌症的病體特徵，癌細胞取代正常細胞，畸形細胞的大量產生，讓自我受到「非我」的取代和抹滅(含意識的抹除)。(免疫學家稱身體的癌細胞為「非我」[nonself])癌是他者的病，由科幻情節主導：比正常細胞強的「異」細胞親絡佔領身體。標準的科幻情節，來自外太空的異形，或者人間的異形，都突顯了人類對未知的/無法控制的，而隨之來到的挫折和恐懼。
威廉•賴希算是對癌症心理學理論出力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說法：「活力受抑制、未獲准向外移，因而轉回自身，逼細胞發狂」的意象已成為科幻要素之一。而癌的科幻的恐懼是來自科學的不可控制，是人類對前進帶來的反撲的集體夢饜。而癌治療中的放射線本身又是造成癌症的原因之一(例如，柯諾比核電廠和廣島與長崎生還者和其後代的高罹癌率)，這種循環其實也是一種反噬的呈現。(威廉•賴希，1897~1957，奧地利精神科醫生暨生物物理學家，曾在佛洛伊德於維也納的心理分析研究是任研究員多年，後與佛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學派決裂。賴希1939年被迫離開納粹德國，定居於紐約市，除繼續在生物物理學的獨立研究外，並在社會研究新學院校書，並於1942年創立Orgone學會)
而癌症的病體特徵，癌細胞取代正常細胞，畸形細胞的大量產生，讓自我受到「非我」的取代和抹滅(含意識的抹除)。(免疫學家稱身體的癌細胞為「非我」[nonself])癌是他者的病，由科幻情節主導：比正常細胞強的「異」細胞親絡佔領身體。標準的科幻情節，來自外太空的異形，或者人間的異形，都突顯了人類對未知的/無法控制的，而隨之來到的挫折和恐懼。
威廉•賴希算是對癌症心理學理論出力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說法：「活力受抑制、未獲准向外移，因而轉回自身，逼細胞發狂」的意象已成為科幻要素之一。而癌的科幻的恐懼是來自科學的不可控制，是人類對前進帶來的反撲的集體夢饜。而癌治療中的放射線本身又是造成癌症的原因之一(例如，柯諾比核電廠和廣島與長崎生還者和其後代的高罹癌率)，這種循環其實也是一種反噬的呈現。(威廉•賴希，1897~1957，奧地利精神科醫生暨生物物理學家，曾在佛洛伊德於維也納的心理分析研究是任研究員多年，後與佛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學派決裂。賴希1939年被迫離開納粹德國，定居於紐約市，除繼續在生物物理學的獨立研究外，並在社會研究新學院校書，並於1942年創立Orgone學會)
癌又是活力(或者，破壞力)的隱喻，這些活力構成了對自然秩序或者人類秩序的騷擾。過去，「甘迺迪承諾要讓美國人上月球，尼克森則承諾要「征服」癌，兩者都是科幻冒險。美國有建立太空計劃的立法，也有1971年的防癌法案，後者為能面對調節工業經濟的決定，而只面對大目標：治療法。」(P78)癌經常被簡化，不管是頗具宗教意味的魔鬼附身和驅魔(雖然陸續牽扯到的靈療者和幕後的黑暗層面與歷史性可一點都不簡單)，單純的生態圈反叛：大自然向邪惡科技世界雪恨。或者各種粗糙的統計數字，想想我們被提醒有那麼多飲食(組合)、污染環境、染髮劑、清潔劑、油漆等物質都和癌有關，卻不曾被告知明確的相關數字，只被驚悚的「XX學會/XX大學研究顯示XXX可能致癌」剝奪了理性。而在今日，似乎任何和工業科技文明沾上邊的東西都可能是致癌嫌疑犯，各報章媒體每天摩拳擦掌地等待那家大廠又被點名生產的物質具有0.0001單位的致癌成分，大賣場的人員也都蓄勢以待大規模的下架和摧毀。癌症被過度簡化成一種「工業文明病」，隨著對現代文明的自省和覺醒，這種陳腔濫調也一再地受到提醒和重複。
「癌隱喻擴展至「遠離城市」主題。在城市被理解為致癌環境之前，程式被視為本身是癌──成長失衡失常之地。在《活的城市》(The Living City，1958)裡，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比較早期城市──健康有機體(「城市那時不是惡性的」)──與現代城市。『看大城市的平面圖的縱橫交錯有如纖維性的瘤的縱橫交錯。』」(P83)城市從狄更斯所在的工業革命時期，就儼然成為窮困和疾病蔓生的黑暗混亂盤據之處。社會學家赫伯•岡斯(Herbert Gans)特別注意到結核病及結核病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貧民區和模範廉價公寓(model terement)運動中的威脅。癌在都市計劃/社區開發修辭中，取代結核病是在1950年代年代左右發生。「壞影響」(blight，貧民區的同義字)被視為在不知不覺之中擴散的癌，「侵入」一詞被描述非白人和窮人進入中產階級住宅區的過程又借用了癌與軍隊的隱喻：兩話語重疊。
癌經常被用來譴責剝奪人彈性及活力的環境。義大利作家馬里內蒂(Marinetti)在1920年曾般斥責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摧殘人性的官僚政治癌的加劇。德意志癌，德國人故做正經的產品。所有賣弄學問的故做正經都是反人性的……」疾病意象被運用在政治修辭的用語時，暗示了一些較悲觀的看法，以對現存政治狀況不樂觀的估計為基礎的現代革命概念擊碎了古老、樂觀的疾病隱喻。美國第二任總統在1772年12月(獨立戰爭前)於其日記寫道：「我眼前的景色……非常黑暗，我的國家在極度的衰弱不振中，沒什麼希望……議會由於抗爭而癱瘓，而唯錢是圖、卑屈、賣淫，像癌一樣侵蝕、擴散。」
癌的政治比喻很早就開始了，近代則更為廣泛運用：歐洲猶太人被納粹類比為必須被切除的癌。共產主義辯論家托洛斯基在1992年被蘇聯放逐後，曾批評史達林主義為淋病、梅毒、癌。
用(被認定為)不治之症作政治意象賦予隱喻一種尖銳的性格，等於將政治事件或狀況比做歸罪、判刑，等於說是徹底的完蛋、完全的邪惡。癌的治療過程：割除，和剷除、種族迫害、民族滅絕有著互通的意涵，宛如激進的治療，像是外科手術。隱喻本身就包含著暴力的成分，鼓勵著宿命化、合法化「嚴格」手段，並間接加強了「癌本身是致命的/錯誤的」的普遍觀念。
二十世紀末要如何表達道德義憤？當人們有義憤，卻不再使用宗教或哲學語言陳述邪惡的時候，為理解極端或絕對的惡，適當的隱喻使必須的。現代隱喻都是廉價貨，癌在迎合著片面的刻板印象而被醜惡化，粗糙的比喻造成了「簡化複雜的東西」和「自我正當化」，而這些效用又具備了宣傳性和易吸收。
結核病和癌症
根據《牛津英文辭典》（1398），結核病（pulmonary tuberculosis）被與耗損「consumption」的作用結合在一起。而癌的前現代意義也煽起消耗概念，《牛津英文辭典》對癌所下的定義可以說是早期的比喻性意義：「任何慢慢地、秘密地侵蝕、損傷、腐蝕、消耗的事物，皆可稱為癌。」而從語言學來講，癌的意義和名詞都和症狀的不舒服外表有關，不管是瘤、疙瘩、結節，或者是cancer一詞的蟹(瘤的腫脹血管酷似蟹腿的突起)。而在古代，以單純的類型學而言，結核病即是癌，兩者都是描述為身體消耗的過程。一直要到細胞病理學發展後，觀察到癌做為細胞活動的特殊性，也明瞭到癌不單純是以腫瘤的方式呈現(故在過去，白血病不被認定是癌的一種)，並於1882年，結核病被發現是一種細菌感染之後，兩者才被區分開來。醫學上的進步讓癌與結核病的隱喻走向不同的道路，癌的現代幻想才開始成形。這樣的幻想從1920年代開始繼承了由結核病的幻想而戲劇化出的問題。
道德和形象
從中世紀開始，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療的成效不確定或者沒有絕對的解決能力，而又非短暫時間的流行病，便容易被賦予腐敗懲罰的意義。病成為一種隱喻，成為一種形容詞。而結核病和癌被視為神秘、有多重起因的病，而這樣的病有極大的可能成為社會(或道德)敗壞的隱喻。
結核病與癌因此被用來表達了不同的道德敗壞，結核病常以浪漫化的精神高度和良善的型貌出現，雖然也有著罪惡的型態，但多半是以贖罪、精神赦免的型態，用錯綜複雜的善惡辨證姿態來表達對活力的壓抑和精神性的感受。而反觀癌症，則給人無情、偏執、噬人的印象，簡化的暴力敘述和依附著社會層面的嚴肅性和衝突性的部份，讓它被刻板成一種難以從他種層面看待的病症。結核病被再現為意識的崇高化，癌則被理解為意識的抹除。就結核病來看，肉體被侵蝕、精神則被細緻化、降到核心，真實的你，因為病症而得以顯現。就癌而言，不聰明的細胞增值，你在被「非你」所取代，自我反而屬於被削除的型態。
對生產力沒有禁制的時代，人們擔心沒有足夠的活力和能力，而到了近代，社會的混亂，如因經濟發達而造成過度生產、對個人官僚主義限制日增、對自然反撲惶恐不安的時代，則變作對過多活力的恐懼和對活力受壓抑的焦慮。對於社會的恐慌和逃避，呈現在結核病上。而對於社會的控制和暴力，則出現在癌症上。結核病是美化過的，高於凡人的「文人的」、「菁英的」病，是上流和優雅的體現。它甚少，或者就算有提到也並非其重點，牽涉到對社會的控訴。癌症則被賦予各種社會意象，高度運用於政治語言和思維上，則代表它被降格成一種塵世的病。
「疾病向來被用作隱喻以作為對社會腐敗或不公的控訴。傳統疾病隱喻是一種表達強烈情感的方式；它們和現代隱喻比較，是相對沒有內容的。……病意象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關心……如結核病與癌等大病是特別具有辯證性，它們被用來提出新的、重要的個人健康標準，並且表達對眼前社會的不滿。不像伊莉莎白時代的隱喻──它抱怨陷個人於流離失所的公共災難──，現代隱喻暗示了個人與社會之間深深的不平衡、社會被視為個人的敵人。疾病隱喻被用來檢視不只是失衡而且是壓抑的社會。它們經常出現在(將心與腦、情感與理智、自然與工藝、國家與城市對立起來的)浪漫主義修辭中。」(P82)「整個十九世紀開始，疾病的隱喻變得越來越劇毒、乖戾、煽動。任何令人不贊同的情況都被稱為病。」病，其實和健康一樣是自然的一部分，卻變成「不自然」的東西的同義詞。」(P87)病來自不平衡，治療的目的在於恢復平衡，包含了強制平衡。革命暴力在社會有一激進可怕疾病的理由上被合理化。現代政治話語的疾病隱喻過去在西方極權主義經常被僭取為：「病不只是懲罰，而是邪惡象徵、必須被懲罰的東西」
結論
雖然以今日角度觀之，蘇珊桑塔格於1978年出版的《疾病的隱喻》，對於部分病症的意象已經有了改變，和弱化。結核病雖然有了復甦的情況，但由於仍不周普於個人週遭的生存環境，故我對它的印象仍停留在浪漫病的時代。但癌症就有明顯的弱化跡象，所以上述的論述，固然有著和時代脫節的痕跡，對於醫療的部份，例如心理怪罪，也有著現今不一定存在的情況。而其餘論述，雖然或存，但也沒那麼嚴重(但桑塔格在1989年刊行的《愛滋及其隱喻》，說明了這其實是被取代的結果)。
而《疾病的隱喻》採取的是對結核病和癌症的論述交替進行的情況，當然會有部分章節側重於其一的狀況，但許多論點都是基於比較而來。我在抽離成完整的單一論述的時候，就發現了如照實原文，會形成某種過度化的傾向，但由於個人在無其餘旁左輔助的支撐下，也只能盡量圓滑其意思，試圖不讓它顯得那麼偏離，但有些內容，例如提及癌症語言軍事化的時候，我難免也覺得這其實是和結核病比較而來的，因為個人印象中其他疾病也有同樣的語言操作，但還是難免造成了文字的誤導。
說起來，採取了分隔開來的重新整理策略後，我才發現看似有些隨性的文章論述內的條理成分。但若按照原文化約的話，又失之雜亂，選用這種方式呈現，或許不是最好的。但抽離成各自論述狀況，或許可以更明白單一疾病如何從「個人之病」演化成「文化之病」的過程，各方面的抽絲剝繭也更能構築它如何被複雜化、社會運用的跡象和情況，而疾病也在其中慢慢被還原成其原本的模樣。
「癌隱喻擴展至「遠離城市」主題。在城市被理解為致癌環境之前，程式被視為本身是癌──成長失衡失常之地。在《活的城市》(The Living City，1958)裡，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比較早期城市──健康有機體(「城市那時不是惡性的」)──與現代城市。『看大城市的平面圖的縱橫交錯有如纖維性的瘤的縱橫交錯。』」(P83)城市從狄更斯所在的工業革命時期，就儼然成為窮困和疾病蔓生的黑暗混亂盤據之處。社會學家赫伯•岡斯(Herbert Gans)特別注意到結核病及結核病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貧民區和模範廉價公寓(model terement)運動中的威脅。癌在都市計劃/社區開發修辭中，取代結核病是在1950年代年代左右發生。「壞影響」(blight，貧民區的同義字)被視為在不知不覺之中擴散的癌，「侵入」一詞被描述非白人和窮人進入中產階級住宅區的過程又借用了癌與軍隊的隱喻：兩話語重疊。
癌經常被用來譴責剝奪人彈性及活力的環境。義大利作家馬里內蒂(Marinetti)在1920年曾般斥責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摧殘人性的官僚政治癌的加劇。德意志癌，德國人故做正經的產品。所有賣弄學問的故做正經都是反人性的……」疾病意象被運用在政治修辭的用語時，暗示了一些較悲觀的看法，以對現存政治狀況不樂觀的估計為基礎的現代革命概念擊碎了古老、樂觀的疾病隱喻。美國第二任總統在1772年12月(獨立戰爭前)於其日記寫道：「我眼前的景色……非常黑暗，我的國家在極度的衰弱不振中，沒什麼希望……議會由於抗爭而癱瘓，而唯錢是圖、卑屈、賣淫，像癌一樣侵蝕、擴散。」
癌的政治比喻很早就開始了，近代則更為廣泛運用：歐洲猶太人被納粹類比為必須被切除的癌。共產主義辯論家托洛斯基在1992年被蘇聯放逐後，曾批評史達林主義為淋病、梅毒、癌。
用(被認定為)不治之症作政治意象賦予隱喻一種尖銳的性格，等於將政治事件或狀況比做歸罪、判刑，等於說是徹底的完蛋、完全的邪惡。癌的治療過程：割除，和剷除、種族迫害、民族滅絕有著互通的意涵，宛如激進的治療，像是外科手術。隱喻本身就包含著暴力的成分，鼓勵著宿命化、合法化「嚴格」手段，並間接加強了「癌本身是致命的/錯誤的」的普遍觀念。
二十世紀末要如何表達道德義憤？當人們有義憤，卻不再使用宗教或哲學語言陳述邪惡的時候，為理解極端或絕對的惡，適當的隱喻使必須的。現代隱喻都是廉價貨，癌在迎合著片面的刻板印象而被醜惡化，粗糙的比喻造成了「簡化複雜的東西」和「自我正當化」，而這些效用又具備了宣傳性和易吸收。
結核病和癌症
結核病與癌症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病症。除了生理性質的差別外，由此和社會文化衍生的意象又是全然不同。
根據《牛津英文辭典》（1398），結核病（pulmonary tuberculosis）被與耗損「consumption」的作用結合在一起。而癌的前現代意義也煽起消耗概念，《牛津英文辭典》對癌所下的定義可以說是早期的比喻性意義：「任何慢慢地、秘密地侵蝕、損傷、腐蝕、消耗的事物，皆可稱為癌。」而從語言學來講，癌的意義和名詞都和症狀的不舒服外表有關，不管是瘤、疙瘩、結節，或者是cancer一詞的蟹(瘤的腫脹血管酷似蟹腿的突起)。而在古代，以單純的類型學而言，結核病即是癌，兩者都是描述為身體消耗的過程。一直要到細胞病理學發展後，觀察到癌做為細胞活動的特殊性，也明瞭到癌不單純是以腫瘤的方式呈現(故在過去，白血病不被認定是癌的一種)，並於1882年，結核病被發現是一種細菌感染之後，兩者才被區分開來。醫學上的進步讓癌與結核病的隱喻走向不同的道路，癌的現代幻想才開始成形。這樣的幻想從1920年代開始繼承了由結核病的幻想而戲劇化出的問題。
道德和形象
從中世紀開始，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療的成效不確定或者沒有絕對的解決能力，而又非短暫時間的流行病，便容易被賦予腐敗懲罰的意義。病成為一種隱喻，成為一種形容詞。而結核病和癌被視為神秘、有多重起因的病，而這樣的病有極大的可能成為社會(或道德)敗壞的隱喻。
結核病與癌因此被用來表達了不同的道德敗壞，結核病常以浪漫化的精神高度和良善的型貌出現，雖然也有著罪惡的型態，但多半是以贖罪、精神赦免的型態，用錯綜複雜的善惡辨證姿態來表達對活力的壓抑和精神性的感受。而反觀癌症，則給人無情、偏執、噬人的印象，簡化的暴力敘述和依附著社會層面的嚴肅性和衝突性的部份，讓它被刻板成一種難以從他種層面看待的病症。結核病被再現為意識的崇高化，癌則被理解為意識的抹除。就結核病來看，肉體被侵蝕、精神則被細緻化、降到核心，真實的你，因為病症而得以顯現。就癌而言，不聰明的細胞增值，你在被「非你」所取代，自我反而屬於被削除的型態。
而不管是那種病，關於它們的神話都認為人該為他所生的病負責。但結核病比較接近命運的捉弄，無能為力扭轉現狀到精神的自覺，間歇性的症狀，隔離和療養，讓它被賦予「乾淨的病」的形象。而癌症則相反，患病者是咎由自取的，做噁的症狀和暴力的治療加強了「醜陋的病」的形象。
而所謂的結核病/癌人格類型更加深了對於患病者判斷的憑藉，結核病患者可能是亡命之徒或不適應社會的人；癌症患者則視為人生的失敗者。拿破崙的癌症被診斷為政治挫敗壯志受阻的反應。同樣死為癌症，卻難以描述為失敗者的那些人，如佛洛伊德，則被認定是由於終生情感退卻而受到癌的懲罰。而取了濟慈、愛倫•坡、契科夫、艾蜜莉•勃朗特等人性命的結核病，則被神化為不適應社會的人的裁決。
對生產力沒有禁制的時代，人們擔心沒有足夠的活力和能力，而到了近代，社會的混亂，如因經濟發達而造成過度生產、對個人官僚主義限制日增、對自然反撲惶恐不安的時代，則變作對過多活力的恐懼和對活力受壓抑的焦慮。對於社會的恐慌和逃避，呈現在結核病上。而對於社會的控制和暴力，則出現在癌症上。結核病是美化過的，高於凡人的「文人的」、「菁英的」病，是上流和優雅的體現。它甚少，或者就算有提到也並非其重點，牽涉到對社會的控訴。癌症則被賦予各種社會意象，高度運用於政治語言和思維上，則代表它被降格成一種塵世的病。
「疾病向來被用作隱喻以作為對社會腐敗或不公的控訴。傳統疾病隱喻是一種表達強烈情感的方式；它們和現代隱喻比較，是相對沒有內容的。……病意象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關心……如結核病與癌等大病是特別具有辯證性，它們被用來提出新的、重要的個人健康標準，並且表達對眼前社會的不滿。不像伊莉莎白時代的隱喻──它抱怨陷個人於流離失所的公共災難──，現代隱喻暗示了個人與社會之間深深的不平衡、社會被視為個人的敵人。疾病隱喻被用來檢視不只是失衡而且是壓抑的社會。它們經常出現在(將心與腦、情感與理智、自然與工藝、國家與城市對立起來的)浪漫主義修辭中。」(P82)「整個十九世紀開始，疾病的隱喻變得越來越劇毒、乖戾、煽動。任何令人不贊同的情況都被稱為病。」病，其實和健康一樣是自然的一部分，卻變成「不自然」的東西的同義詞。」(P87)病來自不平衡，治療的目的在於恢復平衡，包含了強制平衡。革命暴力在社會有一激進可怕疾病的理由上被合理化。現代政治話語的疾病隱喻過去在西方極權主義經常被僭取為：「病不只是懲罰，而是邪惡象徵、必須被懲罰的東西」
結論
雖然以今日角度觀之，蘇珊桑塔格於1978年出版的《疾病的隱喻》，對於部分病症的意象已經有了改變，和弱化。結核病雖然有了復甦的情況，但由於仍不周普於個人週遭的生存環境，故我對它的印象仍停留在浪漫病的時代。但癌症就有明顯的弱化跡象，所以上述的論述，固然有著和時代脫節的痕跡，對於醫療的部份，例如心理怪罪，也有著現今不一定存在的情況。而其餘論述，雖然或存，但也沒那麼嚴重(但桑塔格在1989年刊行的《愛滋及其隱喻》，說明了這其實是被取代的結果)。
而《疾病的隱喻》採取的是對結核病和癌症的論述交替進行的情況，當然會有部分章節側重於其一的狀況，但許多論點都是基於比較而來。我在抽離成完整的單一論述的時候，就發現了如照實原文，會形成某種過度化的傾向，但由於個人在無其餘旁左輔助的支撐下，也只能盡量圓滑其意思，試圖不讓它顯得那麼偏離，但有些內容，例如提及癌症語言軍事化的時候，我難免也覺得這其實是和結核病比較而來的，因為個人印象中其他疾病也有同樣的語言操作，但還是難免造成了文字的誤導。
說起來，採取了分隔開來的重新整理策略後，我才發現看似有些隨性的文章論述內的條理成分。但若按照原文化約的話，又失之雜亂，選用這種方式呈現，或許不是最好的。但抽離成各自論述狀況，或許可以更明白單一疾病如何從「個人之病」演化成「文化之病」的過程，各方面的抽絲剝繭也更能構築它如何被複雜化、社會運用的跡象和情況，而疾病也在其中慢慢被還原成其原本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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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文章 
嗯...有難
Posted by A-Ko
at May 13,2009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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