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0,2009
《疾病的隱喻》(上)
蘇珊‧桑塔格的這本《疾病的隱喻》,針對了結核病、癌症和AIDS三種曾經或者於現在被認為是無法全面理解、尚未發現有效療法的病症產生的廣大隱喻特性和範圍,進行反詮釋的隱喻(比喻)解析。
疾病容易在文化的層面上,被賦與眾多糾纏不清、難以切割的延伸意義。病症特徵的引導和錯誤認知的揉合,造成觀念上和印象上的片面,但這片面本身又具備了多重或者矛盾的詮釋。
而此文則是針對《疾病的隱喻》的內容,進行的編排與理解。
性、愛情與熱情
以文學的面向來看,結核病患者經常給誤導而予人纖弱、敏感、激昂但壓抑的情感等脆弱的美。同時也具備著純真和罪惡的雙重性質,以史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內,善良天真的小伊娃的死亡,和小仲馬的《茶花女》內,外表富裕、內心貧乏,最後流落(物質和愛情的)窮困的妓女瑪格莉特的死亡,剛好可以看出其相反特性,純真無辜的孩童和受到命運折磨的妓女。
同時也可以和性的關聯做為映證,結核病患者經常給人一種過於美好以至於不可能和性有關的神性聯想,是一種天使化、神聖化的延伸,彷彿患病讓病人本身具備了不可批判性,或者更加深了他的善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呈現了放蕩的開脫性慾,結核病患者又被認為擁有增強的性慾。結核病間歇起伏的癥狀,例如臉色的蒼白和暈紅,亢奮和疲倦的交替,咳嗽的猛烈,都帶有一種隱晦的誘惑力。因為變幻不定的身體,給予病人相反的印象,像是粉紅色的面頰是發燒,神采奕奕是由於疲倦,活力的爆發是死亡的徵兆,這種無所測定的矛盾,讓結核病患者有著更多浪漫的想像,心神的低落和生病的折磨讓他們被塗抹一層憂鬱的色彩,曖昧不明的理解讓他們的存在被提升成一種美,健康反而變成一種無趣的乏味。
雖然貝絲是少數沒有被結核病折磨死亡的少女,但依照她在書中定位,是最無邪、最無私心的善良少女,她的瀕臨死亡,也反映著整個《小婦人》逐漸走向家庭崩解的危機,而隨著她的康復,家庭也團聚。而《老古董店》和《疾病的隱喻》中屢次提及的《董貝父子》,都是狄更斯的作品,而那個時代喜愛的感傷氣息,貧富間的差距,生存的奮鬥,與病痛的折磨,也反映在內容上。
在過去,躺臥病床的蒼白少女,憂鬱的形象和猛然咳出的鮮血,萌發出的悲哀,同樣也和哥德文學(和曾經流行一段時間的言情小說典型)中,英勇的男主角和略有病色的瘦弱女主角間的不可抹滅的愛情有著承接的關聯。結核病的壓抑和深沉的愛是不衝突的,反而更推進了愛情的昇華,生命的萎縮和愛情火花的對照,更熾熱了愛情不渝的悲劇力道。同理可證,韓劇中經常出現的罹患白血病的女主角,也是經由乾淨的病(白血病在癌症被更進一步發現時,並沒有列為癌症的範圍內,另外,白血病的無腫瘤、咳血和膚色的蒼白和逐漸的消瘦等不噁心反而帶著宿命性的悲哀的症狀,也擁有著類似結核病的純潔性)和純淨的愛,帶出不可違抗的宿命性悲劇。而這種愛是安靜的、守護的,也是深沉的壓抑和巨大犧牲的戲劇性。結核病患者的愛情是一種詛咒,卻也是一種畸形,具有短暫期限但唯美的愛戀。「它既是描寫性慾、宣揚情慾主張的方式,也是描寫壓抑、宣揚崇高主張的方式,結核病引起「靈魂麻痺」(羅伯•路易•史蒂文生語)和崇高感情瀰漫。」(P34)
精神、個人、神話
結核病被認為是一種熱情由內燃燒而被消耗的病,「生病的」愛、「燃燒的」熱情的意象,在浪漫主義來臨前就已盛行,也因此被視為一種「愛病」。而愛情來自於精神和肉體的交錯關係,結核病除了患者呈現一種病態的性感外,結核病的發於肺,和生命的氣息有著象徵的關係,結核病因而被視為一種「靈魂病」,在罹患過程中,患者彷彿脫離了塵世,朝向幽雅純潔的道路邁進,被認為不給予患者痛苦(又或者說,結核病帶來的痛楚從不是它被關注的重點,而是它被呈現的方式和形象)。「結核病是分解發燒去物質化;它是液體病──身體變成痰、黏液、唾沫、血──及氣體病、「需要更好空氣」的病。……是時間之病;它加速生命,照亮生命,使生命充滿精神。」(P20)結核病所帶來的死亡被認為是無痛楚、精神性、具有教訓性、精緻的病,人們傾向認為結核病造成的肉體敗壞反而造成了精神的輕盈,靈化了人格,擴大了意識,死亡因而顯得崇高且平靜。
而結核病又給予人憂鬱聰穎的形象,這自然和眾多文人雅士的罹患有著不可切割的關連性(卡夫卡、雪萊、濟慈、蕭邦等),結核病慢慢與迷人的脆弱,驕人的敏感形成連結。結核病的浪漫成為教養和卓越的一部份,是內在心靈體現的一部分,面有病容的蒼白和健康的粗魯紅臉成為對比,鬱悶的氣息壓制了痛苦本身,變化成一種迷人的抒情,「悲傷、無力是優雅、感性的標誌。」(P40)而結核病給予的美女形象,除了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在文學上得到浪漫的美化外,也延續到了現今對窈窕淑女纖瘦身材的追求。
而敏感是結核病被浪漫化的元素,結核病也因而被視為藝術家的病。「憂鬱的人──或結核病患者──是優越的人;敏感、富創造力與人疏離。……連結結合並與創造力的陳腔濫調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在十九世紀末有位評論者指出,是結核病的逐漸消失造成當前文學/藝術衰退。」(P34)這項論述代表著大眾相信精神的憂鬱帶出藝術上獨特的視野,尤其是詩人的形象逐漸步向微微彎著腰,沒有精神、消瘦、憂鬱、蒼白虛弱,卻極富敏感和才華的男子,可以看出結核病逐漸被優越化,藝術化,抽離肉體的精神面的高遠,也可以顯現出一種神話傾向的崇拜。
而結核病患者也是被隔離的對象,自十九世紀開始,結核病的療法開始包括起旅行和獨處於療養院、鄉下海岸、與世隔絕的山上等地方,無聊疲乏的日子被新生活、乾淨生活給充斥。結核病逐漸是前往美好所在的途徑,病人為了治癒而脫離庸俗的物質生活,進入旅行和療養的洗滌中,而具教養、有計畫的流浪也賦予一種精神階段的成長,這也是它被神化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結核病是一種個人的病,不同於大規模的傳染病,病患雖然有傳染的危險,卻沒有落入群體恐懼的象徵,反而是個人孤寂和隔離超越的原因。它也經常換化成自我審判、自我背判的型態,不管是心靈背叛身體,或者是身體背叛情感,都引導著結合並和人格特質的牽涉。有德行者或者純真的人面對結核病,讓他們的善性和道德更為廣闊的彰顯,如前面提及的小伊娃和貝絲,而前者的善良更透過死亡得到不可動搖的確立。或者墮落者,如瑪格麗特和雨果的《悲慘世界》的芳婷,兩位妓女,分別由愛情和親情的退卻和犧牲,讓生病的姿態轉化成一種為非自我幸福的割捨而受苦的悲劇型態,讓結核病成為一種救贖性的赦免。結核病成為一種行善的提供(因為看透了自身,讓犧牲能達到更徹底、更不求回報的完整)或者善行的突出(因為無辜引發的同情導致教化性和天使化的功能)的發表、顯露工具。
而結核病帶來的發抒內,埋藏的感情被脫去束縛,病反而成為激情的載具。結核病揭示了介於埋藏的感情和被公開的感情間的深沉,病被視為內心世界的表達,意志的衰弱或者情感過度強烈,渴望和無能的渴望,讓結核病總與憐憫、同情和不可介入的自毀和情愛有著深切的聯想。
而先前有提及慣常見的結核病患療養地,不管是南方、山、沙漠、小島都是遠離都市的。回歸到結核病尚未被美化的情況。它經常被歸咎於貧困及不利於健康的環境,也就是都市髒亂的環境,是一種貧乏之病,即使在過度美化和相信內在傾向使結核病的患有是不可缺的後世時,也經常伴隨著物質的低下,如《茶花女》瑪格麗特在末期單薄的衣物、細瘦的身軀、冰冷的房煎、差勁的衛生、不充分的食物等,雖然之後慢慢轉化成一種上流的疾病。然貧困的影子也仍時常出現在結核病的文化意涵上,只不過在後面漸漸被弱化,而且也時常和其他元素,犧牲、善行、消瘦的美感等同時出現。而患者遠離都市看出都市慢慢被視為罪惡和髒污的聚集。瑪格麗特在被情人艾爾弗雷多帶離有害健康的邪惡巴黎,來到鄉下時,她的身體因為愛情和環境而變好。而當她放棄愛情回到巴黎,遂即回到死神的懷抱,面臨困頓而死亡。
而結核病「經常被拿來譴責壓抑性的習俗/典範、剝奪人體力的環境」(P85),馬基維利曾使用疾病的意象隱喻政治,他認為肺病是初時容易治療但不易發覺的,而如未及時發現,則會變得容易發現而不易治療。當疾病本身的隱喻被擴張到了政治或社會範疇的時候,可以看出它的比喻性和普遍性的認定。然而由於結核病仍然是個過於個人的疾病,他本身具備的攻擊性仍遠不如癌症在政治語言被賦予的多樣性和猛烈的攻擊性。
又,《克莉絲蒂自傳》中,可以看到除了結核病的特性外,大時代的風尚也是引領著結核病的隱喻走向的原因:
P54~56
「早逝和痼疾是當時浪漫情節的傳統原素,而今則由強悍的個性取而代之。據我所知,當時沒一個少女願意承認自己有健壯的身體。姨婆總是非常得意的對我說,她小時候身體多麼嬌弱,「從沒想到能長大成人。」玩耍的時候,她的手只有讓人打一下,她就會暈倒。可是,B外婆(我母親的生母)提到她時總說:「瑪格麗特的身體一直是很健壯的。『我』才是嬌嬌女呢。」
「疾病與夭折的內容佔滿了兒童書籍的篇幅。一本《我們的白堇花》是我最喜歡看的書。小堇,一個純真的病人,在第一頁就出現;而最後一頁,她死得很具教化性,周圍的人都泣不成聲。不過她倆個淘氣的弟弟還是不停的惡作劇,所以沖淡了悲傷的氣氛。《小婦人》大體上說,是個令人愉快的故事。但是,也不得不拿粉紅面龐的貝絲當犧牲品。在《老古董店》,小奈爾的死使我非常失望,而且有點噁心。但是,在狄更斯的時代,當然啦,全家人都會為這悲慘的結局流淚。
「現在的家具當中,有一件東西──沙發,或是長椅──會使人聯想到精神分析醫生。但是維多利亞時代,這種家具象徵早逝、肺病和最羅曼蒂克的愛情故事。我往往覺得,維多利亞時代的妻子很會利用這種家具。它們可以使她逃避做家務的苦勞。她往往四十出頭便開始靠在沙發上安享天年,什麼事都要人伺候。忠心耿耿的醫生對她體貼入微;女兒毫無怨尤地伺候她,朋友都紛紛來探望她。她在苦難中所表現出的忍耐和體貼,使得所有的人都佩服。她真的有毛病嗎?也許沒有。毫無疑問的,她患背痛,腳也不對勁,但這是我們年紀大的時候十之八九都會有的毛病。而沙發就能解決一切。
「另外一本我最喜歡的書是關於一個德國小女孩(自然是個病人,殘廢者)的故事。她整天躺在那裏,望向窗外,她的僕人是一個自私而且貪玩的年輕女人。有一天,她跑去看熱鬧,那個小病人向前探身,太過用力,便跌死了。那攤玩的女僕深感懊悔,於是,終日面孔蒼白,憂鬱終生。所有那些結局悲慘的故事,我都看得很過癮。」
癌症
型態
癌症則被理解為可能發生在任何器官、可蔓延至全身的全面性疾病。主要症狀除了在末期的嚴重外,通常被認為是肉眼不可見的,不易被察覺的狡猾病。常是在碰巧的情況下被發現(今日則因為健檢的普遍而提高的即時發現的可能,但往往還是在中後期被發現的居多),並於不顯露任何可見症狀的情況下進展迅速。癌症因攻擊令人羞於承認的身體部位(結腸、膀胱、胸、子宮頸、前列腺、睪丸等容易被低劣化、和性有直接聯想的器官)而聲名狼籍。做為一種攻擊任何部位的病,癌是一種身體病,並且狡猾的邪惡。它不揭示任何精神層面的東西,反而顯示了身體只是身體而已,遲早會腐壞、崩解的事實。罹癌是一種醜惡,沒有人會將癌視為美的死亡(除了少數不會顯得那麼醜陋的癌症,像白血病),美化癌是不可想像的。
癌被視為生命力減低,吃食變成痛苦的經驗(想想插管),鈍弱的慾望被認為是減損性慾的。癌的症狀則是真實不欺的,毫無浪漫化或誤解的餘地,痛苦就是痛苦,除了被醜化外沒有別的樣貌好發展。
「癌則是退化,是身體組織變成硬物。十八九二年死亡癌症的愛麗絲‧詹姆斯(亨利‧詹姆斯之妹),在死前一年於日記中寫道:「此一在我胸中的邪惡花崗岩物質。」但此瘤是活生生的、有自我意志的胎兒。……癌與壞疽(gangrene)定義為「發展完全的寄生動物──它們生長,被產生,產生,有自己的結構、分泌液、咬嚙。」癌是惡魔似的妊娠。聖哲羅姆(St.Jercome,四世紀基督教學者)寫道:「在那而挺著腫脹肚子的那個人是孕育著自己的死亡。」彼時必定是想著癌。」(P20)癌衍發的瘤是罪惡的凝縮,肉體因為擁懷著罪惡而敗壞,逐漸被折磨的「枯萎」或「縮小」。
另一方面,癌具有分期的階段性,無步速,是走向「終結的」,於緩慢不知不覺中作用。在訃聞中,當委婉表達某人在久病後過世,往往都指向癌。癌的緩慢和難以治癒是它的比喻來源之一(即使病癒了,癌症仍可能會轉移部位,最終把病人逼死),變成「怠惰」、「無為」和「無法逃避的道路終點」。
而癌「是空間之病。癌的主要比喻指向地形學(癌「擴散」或「增值」或「散佈」;癌必須經由手術來「切除」),它最受人害怕的結果(除死亡外)是身體的毀損。」(P21)癌症的恐懼來源是它是擴散的,它的不斷侵蝕的,它無所不在的爆發讓人覺得恐懼。
罪惡的人格類型
「癌是中產階級病,與富足、奢華相連。富裕國家有最高的罹癌率,而日增的罹癌率被視為(部分)由富於脂肪、蛋白質的食物和有毒臭氣造成的。……癌治療備等同於噁心和倒胃口。」癌症的治療過程中,是不浪漫抒情的,化療和種種治療更進一步的使身體衰弱,在病床被各種機器給包圍的無能為力姿態讓病人就算有再多的財富,也無法享受。癌是對過度膨脹的罪惡的懲罰。癌症患者不認為可以經由環境轉變而有所助益,癌所盤據的醫院向來立即和死亡和痛苦噁心形成聯想,我們會在後一會兒才想到窗几明亮的白色殿堂的神聖形象,病人的痛楚霸佔了對癌的直接聯想。癌帶來了無限的痛苦,隨即而來的死亡是卑賤痛苦的。瀕死於癌症的患者則被刻畫成被剝奪一切自我超越能力、受恐懼與痛苦羞辱的,對於命運無能翻轉的罪人。這種人格類型的汙名化,讓癌症患者在過去飽受到屈辱的折磨。罹癌是危害到愛情生活、升遷機會、甚至工作的一個醜聞。患者往往小心守密,因為一旦被知道了,自己的人格就陷入一種醜惡化的定型的危機內,人們會問「為什麼是我得了癌症?」,而答案往往又歸咎於病人自身的道德和壓抑。
心理分析、壓抑和解放
今日許多人則認為癌是感情不足的病,折磨在性方面壓抑、意志、無活力、無能表達憤怒的人。「活力的不足」、「突然的停止不前」都是結核病和癌症的心理敘述,結核病雖然是熱情病,卻也是壓抑病,患者一旦因為種種原因壓抑起自身的情感,結核病就是病症。而當這種狀態被解除,病會復原,反之,則死亡。「癌如今被想像為壓抑的報應,結核病則被解釋為挫折的蹂躪。」(P31)根據癌的神話,壓抑情感造成了癌(憤怒若不排出就會造成癌)。現代的癌神話將容易得癌的人想向成無感情、抑制、壓抑的人,是性被汙染的原因,帶來癌的感情是憤怒,而且是不被認同的消極的憤怒。
「十九世紀時,病吻合病人性格(disease fits the patient’s character)的觀念,逐漸被病表達性格(diease expresses character)的觀念取代。」(P53)癌症本身傳達出的醜惡,和病人的人格被劃上等號,至少也是相關的,不可否定的具備直接或間接受害的。「病是一種懲罰的觀念有著久遠的歷史,而且此等觀念經常用於癌患者。我們常聽見向癌宣戰(“fight”or “crusade”against cancer);癌是殺手病,罹癌的人是癌的受害者(cancer victims)。表面上,癌是罪犯。但癌症病人也被汙名化。流行的疾病心理學理論將生病即復原的的責任派給倒楣的病人。視癌不只是病,更是一惡魔般的人的傳統使癌不只是不治之症,更是一不體面的病。」(P70)
「癌被設想為不適合浪漫性格的病,或許是因為不浪漫的沮喪以取代了浪漫的憂鬱概念。愛倫‧坡寫道:「間歇的憂鬱總被認為與完美分不開。」沮喪則是憂鬱減去「興奮、激發」的魅力。」
「有不斷增加的文學與研究,支持癌的情緒肇因的理論……約有三分之二的癌症病人說出他們有沮喪或不滿意生活的現象,並遭遇到失去…的痛苦。但很可能,在未得癌症的人中,多數人也會說出鬱悶的情緒和過往的創傷:鬱悶與創傷根本是人間基本情狀。這些個案不過是以直率的語言道出了沮喪、對孤獨自我和不令人滿意的「關係」(這關係打上消費文化的烙印)的不滿與執迷。(P63)
而不同時代的癌症病患分別被解讀為背負著不同的負荷和抱怨,維多利亞時代的病人描述因家庭和工作責任與沉重不堪的生活帶給他們的壓力,對於生活的不滿或者思索生活滿足和「有意義的關係」的可能性。讓醫生在擔憂、悲傷、不滿足、過勞、憤怒、野心和伴隨而來的焦躁、智力過度使用中,汲取了癌症病人的病因。他們被認為由於活動過度和情感過度強烈而患癌,病人會被醫生勸告說避免過度使用體力,以鎮定來面對人生的災厄。而這種消極的勸告在今日則被自我表達的處方所替代。十九世紀的觀察煽喚起一狂躁或躁欲的人格類型,正好幾乎是當代癌症人格(孤獨、自我憎恨、感情不活潑的)的相反。
而在今日,紐約心理學者暨心理分析師Lawremce LeShan在他的書中主張「大多數癌症病人有一普遍的人格類型」、癌症病人共有一世界觀而「這世界觀發生於癌發展以前」。他將癌症病人的基本情感模式分成三部分:「在童年或青春期時經歷孤獨感」、成年期時找到的「有意義的關係」後來失落、及繼之的「深信人生不再有希望」。「癌症病人經常輕視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癌症病人「沒有感情、沒有自我。」種種的論述或許是對的,這其實是呈現一種錯誤的觀念。癌症患者必然有心病,但他們反映的不全然是癌症者的心病,反而可能是一種大眾的心病。(同樣的過程我們可以在眾多的當代作品內,角色的消極和疏離得到映證)
現代人似乎特愛用心理學來解釋病的存在,心理學的分析似乎對人面對無法控制的經驗與事件提供了控制、理解的管道。面對無從解釋的「生理的病」,當它轉換成「心理的病」時,病患從中得到責備,卻也得到了解答的放鬆。心理理解損害了病的「真實」,而真實是需要被解釋的,即使是被誤解,但對那些無法接受宗教安慰,無法將死亡的來臨看做自然循環一部分的人,「死亡是猥褻的秘密、終極的侮辱、無法被控制的事。」(P66)心理學提供了否定的通俗性和說服力,唯心論在當代受到歡迎是因為它針對不可解釋的事提出解答,它將死亡劃定為心理現象,病被歸類為心理解釋,人們從中得到可以接受的理解和自責。(另一方面,人是善於自責的,想想基督教的原罪,卻也因自責而感受到赦免性的鞭斥,一種罪惡感的解放)從「病表達性格」的浪漫觀念至肯定性格造成病。治療則被認為主要仰賴於病人的自愛能力,醫生卸除了責任,病人被認為必須為他的生病負責。從用來判斷性格與病的浪漫主義價值看來,罹患被認為出自壓抑情感的癌症則只有羞恥可言。「癌是無能表達情感的病」的觀點被使用來譴責病人癌症患者則被視為人生的失敗者。(罪惡感的恢復)但從另個角度來看,人們被鼓勵相信只有他們有心,它們能動員意志來療傷自己。病人被教育自己是活該得病,自己造成了病,卻也能自己治癒自己。而醫生的角色轉變成輔助,人自身的罪惡感的解放和恢復,還是去除,才是醫療的重點。
經濟、軍事
「被用來描述癌的語言勾起一不同的經濟災難:不受節制的、畸形的、混亂的成長。瘤有活力,並非病人有活力,「它」失控了。按教科書的說法,癌細胞是脫離「限制」生長的機制細胞(拜一名為「接觸禁制」[contact inhibition]的機制所賜,正常細胞的生長是「自我限制」的)。癌細胞會不斷生長、蔓延,破壞身體正常細胞、構造、功能。」(P74)
而癌細胞的型態,正好可以代表失控的經濟或者經濟的負面行為:消耗、浪費、浪擲經歷,無終結的非理性經濟欲望。癌細胞的不斷增生可以是經濟的畸形生長,正常細胞被抑止的型態則是不肯消費的壓抑活力。身體開始「吃」起、傷害、侵蝕自己,是經濟崩壞的症狀,身體變得衰弱可以是市場的不穩和弱化。
而對癌症的治療,經常被運用起軍事化的語言,治療比病更糟,由於病人的身體被視為在攻擊之下(又:受到侵略),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反擊。
而在癌敘述中,有著強大優勢的隱喻語言比較是得自戰爭語言勝過經濟學。在這套術語中,病人聽到醫生描述:癌細胞不只「增殖」了,它們「具有侵略性」。從最初的瘤「殖民」到遠處,先「建立據點」(「小轉移生長物」[micro-metastases])。身體採取的是「防禦措施」,而手術干預是激進的,檢查是對身體做「掃描、偵測」,但多數的病痛減輕是暫時的;「瘤侵略」會繼續,癌細胞會重新「統合、集結」,對有機體發動「新攻擊」。
不單單對於病痛的敘述,就連治療也充滿軍事風味。放射療法具有「空戰」隱喻,病人受放射線「轟擊」;化學療法是使用毒物的「化學戰」。治療的目的是「殺滅」癌細胞,副作用受到強調──化療的痛苦:掉髮、嘔吐、不舒服在各方面都被大書特書,並被當成是必要且無可避免的「犧牲」和痛苦。而在過程中,要避免破壞健康細胞是不可能的(而有些被用來治療癌的方法能導致癌則是低調的掩飾,是另一種不能被強調的犧牲),但只要能挽救性命,任何對身體的傷害都是可允許的。
軍事語言滲透到醫療一開始是在1880年代廣泛使用。在那時,細胞被確立為病因,也被說為「侵略」和「滲透」。而將患病和治療比喻成圍攻/攻防戰爭的意象,不單加深了患者對癌症的恐懼性,也讓醫生的解說有明顯的明白性和權威性。而大規模的對癌製藥就像是製造武器,癌本身被當作社會的共同敵人。雖然癌症在近幾年因為醫療的進步和更絕望的病症AIDS的出現,而顯得沒那麼可怕。但對一般人而言,得癌症就代表你已經墮入一個戲劇內,端看是悲劇還是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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