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9,2010 18:29
香港文壇名家談在香港寫作的樂趣與困境(上)
馬家輝、梁文道、陳冠中／主持人：楊照
1/30 17:40~18:40 02一館主題廣場
＊ 此文是依個人筆記和記憶力去寫的，如有錯誤請糾正
＊ 其實這篇紀錄文有點卡卡的，因為有些言語上的話題轉移很自然，變成文字就會突然很跳tone，可是在聽的時候根本不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這篇是比較忠實去呈現對談的原貌，所以讀起來可能不太流暢Orz
楊照：
由於現場的三位來賓都太能講了，如果先給誰講，那就完了，所以他們在講座開始前開了二十多場會議，最後終於決定以這三位講者和台灣的淵源來決定先後順序。
但在這之前，我要先談一下自己的例子，苦與樂在香港實在太容易得到了，在香港寫作有個樂趣，就是有明報，而痛苦就在於，也只有明報。
梁文道：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討論好了，第一個上台講的人呢，先講40分鐘，其他兩個人呢，就各講5分鐘，再留5分鐘給楊照總結，剩下10分鍾則是問答時間。
其實香港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塊文化沙漠，唯一有的，就是明報，所以面臨的處境就是，你不知道要在那裡發表，那些雜誌、刊物，總是開了又倒，老實說，我寫的最多一種題材，就是刊物的發刊期，我們辦這份雜誌，是憑著怎樣的理想，有怎樣遠大的夢想……，這類東西。
另外你要在香港寫詩，如果印了一千本，那麼就是有三百本拿出去賣，兩百本送給朋友，五百本自己藏在床底下，如果你不死心，繼續出下去，那到後來你乾脆不要床鋪了，因為你可以光用詩集，就堆出床鋪和其他傢俱了，這是很可怕的。香港有個詩人叫陳智德，他的詩集賣了一千多本，這恐怕是香港十年來詩集銷售量的最高紀錄了。
可是呢，有個叫北島的詩人，特地搬來香港住，別人問他，你為什麼要來這裡呢？他說的回答啊，是我常常拿來引用來回答別人的問題的，那就是：「只有在香港，你還有在寫詩的話，才算是個真正的詩人。」譬如說我是學哲學的，可是如果別人在香港問我，你是學什麼的，我說學哲學，這對他們來說，是件很怪的事情，他們想到的，是占卜、是算命的，事實上，我就曾碰到個台大哲學系畢業的人，來做解籤的工作。詩人、哲學，在香港都很怪。
另外有位詩人廖偉棠，他也曾寫文說：「在香港寫詩，稱自己是詩人，是件光榮的事。」也就是說，想寫詩，以此為榮，在香港，因為大環境的關係，變得更單純，更純粹。
在香港說自己是作家，總覺得很怪，是件難以啟口的事情，我們不喜歡過度張揚自己是作家。但並不代表我們是個含蓄的民族，像我某次在飛機上，聽到鄰座的電話，在談房地產，他談的金錢，是以「億」為單位的，這種作風，也出現在名片身上，像我曾收過一張名片，上面寫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或者職稱是「著名藝術家」，在場的其他兩位應該也有類似的經驗。
相對起來，台灣就顯得溫情默默多了，像是台灣的歌手出專輯，那些歌詞本上面，還會有些什麼心情日記，錄下這首歌，有什麼感覺，都寫得柔情似水地，但在香港，我們是拒絕表達這種文藝腔的，在香港，我們說自己是文字工作者，這是不張揚的低調行為。
另一方面，這種低調，也反映在我們對閱讀的態度上，比方我在香港的大學演講，問底下人說：你們有誰讀過《紅樓夢》的？有讀過的人請舉手？沒有人會舉手，大家都覺得這是件可恥的事情。可是如果我在大陸其他大學問：你們有誰讀過《追憶逝水年華》，讀過《尤里西斯》，大概會有五十個人舉手。在香港問的時候，台下說不定還是有人讀過，但他不敢舉手，在其他大學，那些舉手的人，也不一定有讀過，這就是分別所在。
而為了沖淡我們自己身上的文學味兒，我們這類文字工作者，會寫很多東西，廣告、文案、歌詞、專欄，這專欄也不一定是什麼正經的東西，有時還是連載的言情小說，我自己還替別人抓刀過兩回言情小說，那時我的朋友他說他不想寫了，我就下去替他補個兩回。
所以香港這種兩極，造成了一些文字工作者，他們不把自己的工作當一回事，還恥笑別人是作家，是知識份子，卻也錘鍊出一些人，像是之前說的詩人，他們是抱著天命的心態去混跡江湖的，也因此香港這些人，他們沒有一個文藝圈，可以互相取暖，而是孤獨、疏離的，卻又是入世的。
我就講到這裡了，抱歉還是比預期佔用了多幾分鐘。
馬家輝：
請各位原諒一下我今天的聲音，因為我這次來了，就給人請喝酒，然後又感冒。
楊照：
抱歉我在這邊打個岔，馬家輝是想說，他平時的聲音比今天好聽多了。
馬家輝：
是的是的，感謝楊照幫我解釋，各位如果想聽我平常的聲音，可以上youtube去查查看。
其實我想先提一下，今天的場子，原來有四位的，本來我是想把鄧小宇也找來，可惜他太忙了，不能來，不然就可以組成一個香港文學界的(中年版)F4，結果現在也只能變成中年版的小虎隊，不過還好小宇不來，不然只有一小時的時間，我們每人才能多了幾分鐘可以講。
那香港面對的情況，就像楊照所講的，就是只有明報。而我馬家輝呢，算是在明報混得不錯，也因此就有些人認定我是明報的人，像是有時候某些活動的合照，我就會發現明明這張照片我有入鏡，可是就是被切掉了，這就是媒體的黑暗面。
我算是幸運的，十來歲就在香港寫專欄，一開始是在大眾化的報紙，而我父親又剛好是某家報紙的總編，有件事很明白，當你是總編的兒子的時候，就不會有人退你稿，相反地，還特約寫稿咧，後來就到了明報。
其實我一直在想有沒有人去研究專欄的生態？我認為這是項很值得研究的東西，台灣的專欄向來不會太久，可是在香港，你可以一寫就是十年二十年，不管這背後代表的是人才到底缺不缺？爛不爛？不過這給予了很多像我們這類寫專欄的人一個固定的收入，我不能在這邊公布我的稿費，不然其他兩位會吃醋，當然這是開玩笑的，不過一個專欄的收入，至少保障了我們這些人，可以不用出去外面找工作，可以自由工作。
以電影來說，就像王晶之於王家衛，因為有前者，才會有人肯投資王家衛。我有些做電影的朋友，常常做一種電影交替，他們拍了自己想拍的電影，把錢花完了，就去拍一部商業電影，賺到了錢，再回來花個三四年慢慢拍自己想拍的電影。而我認為後者沒有資格去調侃嘲諷前者，這沒有誰高誰低的地方，相反地，更應該要去尊敬彼此，因為只有在香港，才會有這種超資本主義。
而我是在專欄待了好一段時間，才比較放肆，比較敢去寫一些自己想寫的，像我就曾針對周星馳的電影《功夫》寫了幾篇文章，然後台灣則是刊載在中天人間副刊上面，奇怪的是，我寫了之後，香港也沒什麼太大的反應，也沒有人說我寫得特別好或特別爛，就很平靜，好像我沒有發過這篇文章一樣。可是呢，這篇文章卻入選了台灣某家出版社出版的年度選集裡面，而且還放在第一位。這對我來說，代表的是同一篇文章，它在不同的空間發表，反映和回報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我拿我這篇專欄文章去給香港一位大學教授看，他絕不會肯定它的文學價值，可是在台灣就不一樣。
陳冠中：
剛剛馬家輝提到我們可以組成一個中年版的F4，我想這對梁文道不公平，像我自己是後中年的，梁文道至少年輕我一輪，把他和我放到同輩，有點委屈他了，實在不太好。
那因為我和台灣的淵源比較淺，把我放到最後面，我承認，我的確是比較晚到台灣的。
而我還在中學時候，還是個「正常的青年」的時候，我是上英文學校的，像我們這種上英文學校的人有個特點，就像那時候有個老師罵我們的我們中文不好，就說自己是英文學校出來的，英文不好，就說自己是中國人。那我在中學的時候，也沒看什麼世界名著，會來這個場子的人，中學看過的書想必都比我多，我只看了一些武俠小說，而在六零年代的學校，有很多文社，也沒人找我去參加，我也沒有看什麼文學小說，原來我就該這樣老老實實地，以正常人的姿態度過一生，但是很可惜地，大一有人我就晃啊晃，很偶然地進入一家書店(文藝書屋)，裡面有好多台灣的盜版文學書，什麼白先勇啊、黃春明這類的，還有張愛玲，那時候我還以為張愛玲也是台灣人，反正我就這樣抱回一堆書，也才會因此進入這條幽靜又狹窄的不正常的路。
這件事告訴我們大一很危險，不能隨便亂看書的，這也是個挺好的教訓，因為像我這種人都能做暢銷作家，那台下的你們絕對都能做作家，你們中學看的書都比我來得多。人生往往就是因為一個選擇，一個際遇，就不小心誤入歧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