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電信服務業工程師的Blog

中時電子報《下流社會─台灣新貧現象》
2006/04/18

兩代夾殺 掙扎中的下流青壯族
【中時電子報黃哲斌／台北報導】

阿倫夫婦是一對雙薪上班族，年約三十五歲，兩人月入合計七、八萬元，在同輩間算是中上。但他們育有一子，在台北縣有一戶二十幾坪的窩，光是每月一萬五的保姆費、兩萬元的房貸，就吃掉兩人一半的薪水，扣去萬把塊的汽車貸款、兒子的花費、油錢，夫妻倆每月的可支配所得，加起來只剩兩萬元，比大學談戀愛時的打工收入還不如。

再扣掉每年繳交的八萬元保險費、稅金、給保姆一個月年終獎金，阿倫夫婦每天晚餐幾乎都在小麵攤草草打發，趁假日回父母家才能吃一頓像樣飯菜。最讓他們難過的是，身為長子長媳，至今沒有能力奉養父母，偶爾還要靠家裡「接濟」，眼看著兒子就要上安親班、幼稚園，花費將越來越大，自己的收入卻看不到同步成長的空間。

兒子、房子、車子，傳統觀念的「五子登科」，對於他們而言，卻是可怕的負擔與夢魘，他們搞不懂，為什麼小夫妻胼手胝足，省吃儉用，但手頭越來越緊；自己的父母雖出身勞工，卻養得起四個孩子，他們身為大學畢業的白領階級，光養一個孩子、一戶縣郊二流地段的五百萬元小公寓，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他們不煙不酒、不買名牌、不逛百貨公司，別提「出國旅遊」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光是年底多兩張紅白帖，就讓他們捉襟見肘，寅支卯糧，幾無生活品質可言。

阿倫夫婦不是特例，他們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中堅，身邊隨處可見的青壯小家庭，他們跟大多數人一樣努力，他們的夢想也不大，但當「養小孩、買房子都變成一種懲罰」，他們被迫下修「生兩個子女」的目標，甚至考慮賣掉房子，搬回老家與父母同住。

這是當代「核心家庭」（由夫妻+子女構成的兩代家庭）的一大困境，「月入十萬元」變成一個重要門檻，跨過此一門檻，夫妻能擁有較充裕的能力生養下一代、構築自有的家庭，甚至生第二胎、第三胎；夫婦合計收入若低於門檻，往往必須在「生小孩」與「買房子」之間作一取捨，否則就會像阿倫夫婦一樣，困陷於「瀕近貧窮」的邊緣線上，痛苦掙扎。

從社會變遷的大角度觀察，台灣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三代式家庭日漸式微，年輕夫婦大多不願與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為社會構成的主流，失去了傳統大家族的支撐，上班族年收入與二十年前相比，成長極微，但支出卻大幅增加。

舉例而言，以往年輕子女成家，往往與父母親戚同住，住屋及托嬰問題由家族吸收，年輕夫妻的負擔相形減輕；家庭輕量化、個人化之後，因為住居的需求，無論是房貸或房租，成為小家庭的一大支出；生產下一代後，又因為移動的需求，車貸、停車費、油錢、牌照稅及燃料稅…也是核心家庭的必要支出，再加上托嬰費用，往往已吃掉年輕夫妻的大半所得。

再則，以往養育子女的食衣住行，大多由家族共同分攤，小孩大多與堂兄弟輪流傳承衣物、書籍、文具玩具；家庭個人化讓細胞分裂，父母必須幫子女添購整套生活及教育用品，再加上科技進展及都市化，個人電腦、手機、兒童房、安親班、寬頻上網、第四台、家庭房車…這些二十年前不曾存在的觀念，卻是當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備」。

相對於傳統「柴米油鹽」的必需品定義，前述消費現象鞏固了都會家庭的核心概念，卻也讓中產階級入不敷出；與二十年前相比，受薪階級的收入並未明顯增加，支出卻大幅擴張，於是大家都變窮、變拮据了。

其實，這還不是最糟的狀況，如果阿倫夫婦更敏感一些，把眼光放遠，他們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被上下兩代夾殺」的艱難處境。一方面，隨著「個人化」的概念不斷深化，「共用」或「公用」的社會行為一去不返，教養小孩的支出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但因學歷的貶值、人力資源的稀釋，延畢、繭居、飛特族等趨勢興起，照料下一代的時間拉長，負擔加重，而且看不到回報的一天。

另一方面，提前退休潮來臨，銀髮族的醫療、撫養成為社會整體負擔，台灣人口結構呈漏斗型趨勢，越來越少的青壯族，必須同時面對下一代的「教養」及上一代的「安養」，並負擔國家整體的財政支出、健保支出，形成「被夾殺的三明治世代」。

這是全球，包括台灣社會面臨的集體困境，我們都身處傳統農業社會不復歸返的世代，親族支撐崩解，手足奧援割裂，「夫妻」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中產階級的收入趕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趕不上油電糖價飆漲的速度、趕不上都市化新興行業諸如托嬰、看護、大樓保全擠壓開銷的速度、趕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趕不上政府財政惡化的速度。

這是我們的集體困境，我們生活在一個拜物的年代，充滿歐陸品牌Logo及現金卡廣告的年代，我們薪資單上的數字，永遠必須與我們的物慾競爭，永遠與每個月的帳單競爭，但通常是落敗的一方，雖然有時候，能夠勉強打成五五波。

但我們只能祈望，情況不會變得更糟，像我們這樣「被上下兩代夾殺」的下流壯年，慾望越來越萎縮，未來越來越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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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新貧與階級衝突：下流社會在台灣！
【中時電子報李?儒/報導】

誰被消費了？

電影「我愛上流」敘述了飽受挫折、窮困潦倒的小人物，最後如何戰勝大老闆，讓廣大的苦悶上班族為之叫好，但片中刻畫最深的是，金凱瑞如何費盡心思擠進上流社會，如何沉浸在物慾橫流的生活，或許，這更讓許多為了「五斗米折腰」的上班族「心有戚戚焉」！當生產型社會逐漸轉為消費導向後，啜飲星巴克、悠游誠品儼然成了生活時尚，被現代人努力實踐著。工作的目的不僅為了溫飽，更是為了消費。為了打造上流社會的品味，為了滿足身為「中產階級」的要件，人人似乎都爭相扮演「上流美」。

在消費至上的觀念驅使下，向銀行借錢被評為高尚的行為，卻也奏起卡奴燒炭自殺的悲歌。因此，當「卡神」以救世主之姿趁勢崛起時，不少痛恨銀行吃人不吐骨頭，對生活感到無助、絕望的民眾，不但心理感到欣慰，也油然升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想像。只不過，「卡神」終究是個人的神話，也是社會集體焦慮的投射，當多數消費者無力償債，淪為被銀行出售債權的「商品」，到底是誰被消費了，答案其實不言可喻。

當消費者獲得物質滿足的同時，除了失去其主體性，是否還失去更多，頗值得深思。尤其在過度消費的背後，傳統工作倫理能否繼續維繫，「工作是為了消費」的價值觀是否有必要扭轉，也成了現代人不可逃避的課題。更重要的是，一旦工作沒了保障，或是入不敷出，又該如何消費呢？

努力成為奴隸？

社會開始邁入工業化之際，農人、工人曾擔心，機器可能搶走他們的飯碗，但是高技術性的勞動需求，也相對創造工作機會並提高所得。如今，後工業時代來臨，經濟發展與就業保障的衝突愈形激烈，一般的白領階級尤其面臨兩難─若未能躋身領導階層或另謀出路，恐被迫轉為低階勞工，甚至面臨失業。

全球化的潮流帶來人才流動，企業用人也由終身聘僱，轉為彈性約聘，甚至連個人在組織的定位也逐漸模糊，於是，新經濟所形塑的工作倫理，已逐漸植基於「改變、風險、不確定的開放態度」。因此，當民眾競相提升競爭優勢，卻仍面臨「僧多粥少」的難題─就業，無疑成了「是非題」，而非「選擇題」。

在擔心失業的集體恐懼中，對企業主無疑是極其有利的。年輕人為了「卡位」費盡心思，即使發現薪資結構不合理、超時工作，多半都不敢吭一聲。青輔會辦理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雖然月薪只有區區一萬多元，也吸引不少年輕人參加，即使「同工不同酬」也在所不惜，就怕無法搶搭就業列車。

一旦害怕失業、害怕貧窮的恐懼逐漸延燒成為燎原野火，法國爆發「三月學運」也就不足為奇了。

法國總理德維勒班推動「青年首度就業法」﹝CPE﹞，原意是要促進職場的流動，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進入職場，並於兩年的試用期滿後，獲得較為穩定的工作。但條文也明定，企業起用新人後，可在兩年內隨意解雇，不需任何理由，這不僅讓年輕人感到飽受威脅，工會也高分貝質疑，政府剝奪了原有的就業保障。CPE法案被視為「就業不穩定的法制化」，導致學生要與工會串聯抗議。

當工作是為了追逐消費，無疑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民眾努力工作只能圖個溫飽，對當下無法掌握，對未來又惶恐不安，一旦現實的失望轉為絕望，不僅可能演變爆發街頭抗爭的動盪，也讓社會陷入集體逃避責任的惡性循環。尤其，「中產階級」向來是社會中堅，如果連他們也自身難保，甚至多數人感到無力「向上提升」，自願落居「下層階級」尋求喘息空間，甚至被迫淪為「新貧階級」，社會的「向下沉淪」也就難以避免了。

台灣版「下流社會」！

日本去年開始反省「下流社會」的現象，擔心年輕世代缺乏企圖心，導致中產階級逐漸消逝，社會向下流動。台灣近年來也有類似情況，年輕的「新貧階級」（New Poverty）面對延遲就業或入不敷出的困境，使得中壯世代被迫「蠟燭兩頭燒」─同時得苦惱老、少兩個世代的開銷─心目中的「中產階級」生活也因此被扯得支離破碎。

年輕的「新貧階級」越來越多，究竟是個人因素或是環境使然，值得好好探究一番。令人憂心的是，台灣的高等教育已逐漸普及，理應創造更多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卻是「新貧階級」與日俱增─如果學歷不再是就業的保證，無法與高薪畫上等號，自身難保的年輕人如何擔起社會重擔？貧苦子弟又要如何鹹魚翻身？

高學歷、高薪水的神話幻滅

儘管主計處1月份的數據指出，台灣去年失業率僅4.13%，創下近5年新低，不過，大學程度者失業率不降反升，甚至還創下4.23％的歷史新高，罕見地超過平均失業水準，顯示「高學歷、高失業」的趨勢已難以避免。法國25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3％，成為「三月學運」的引爆點之一，台灣雖不至於如此，但觀察近五年來20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平均也高達10％，較平均水準高出一倍以上，這難道不讓大學畢業生感到憂心嗎？

另據教育部統計，國內大學生、研究生一年畢業約24萬人，較10年前成長2倍，造成大學以上程度就業者占總就業人數比例，從10年前的8.8％，倍增至17.4％。主計處官員認為，這可能與和近年來大學快速擴充，高學歷的人力成長過快有關，但因增加速度遠超乎市場所能吸收的範圍，短期之內恐難改善。

相對於高學歷人力過剩，基層產業人力出現嚴重短缺。根據經建會的「新世紀人力發展方案」，從民國90至93年，我國平均每年不足人力達31萬5千人，其中高級管理人力短缺5萬2千人，基層人力不足28萬7千人，但中階人力卻過剩2萬4千人。這不禁讓大學畢業生苦惱，若不積極「向上提升」擠進管理階層，就得被迫接受「低技術、低收入」的工作。

除了就業市場供需失衡，高學歷者的薪資水平也令人搖頭。台灣近年研究所畢業生起薪平均只有2.9萬元，大學畢業生更只有2.6萬元，較8年前的2.8萬元還低，也只比專科畢業生的2.4萬略高；反觀韓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8年前約與台灣一致，如今已調升為新台幣4萬多元，日本也有5.8萬元的水平。

台北市政府曾做過統計，民國88年約有6.7%的大學文憑者被列入低收入戶，但在民國91年竟攀升為26.99%，這份數據雖然令人膽顫心驚，卻也與碩士爭搶大樓管理員、清潔隊員的現況相互呼應。

都是教改惹的禍？

有人認為，經濟不景氣造成就業機會大為緊縮，也影響企業的調薪意願，才讓社會新鮮人大嘆「錢歹賺」，不過，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政府的「教改」政策失當，未能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所需，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

「教改總體檢」發起人之一的黃光國指出，教改喊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學校」等空泛口號，卻未考量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等問題，這不僅導致「高等教育虛胖、技職教育萎縮」，「一流專科成了三流大學」，讓技職體系失去實務導向的特色，導致人才無法配合產業需求，甚至還造成資源嚴重分散，高等教育品質低落，影響了學生的競爭力，「年輕的新貧階級也因而越來越多」。

黃光國舉例說，東京大學學生每人每年可獲得約新台幣180萬元的教育資源，但台灣大學學生不到40萬元，全台灣的大學生平均更只有13萬元，「這要大學生如何提升競爭力？」

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也在《誰捉弄了台灣教改？》書中指出，前教育部長吳京提出「三條國道」政策，開放許多技職校院升格改制，造成大專院校數量快速膨脹，不僅資源分配失衡，學生素質也降低許多，讓高等教育潛藏危機。

另一方面，當「多元入學」成了「多金入學」，貧苦家庭子弟想要擠進名校，恐怕難如登天，只好選擇門檻較低的私立學校，但繼之而來的高額學費，又令人喘不過氣，即使勉強用「就學貸款」撐到畢業，也得面臨「畢業即負債」、「文憑貶值、債台高築」的窘境。

根據教育部統計，每戶教育研究支出費用佔「可支配所得」的比例顯示，最低收入家庭﹝按所得五分位分﹞於民國92年的比例僅2.68%，較整體平均值5.34%相差一倍；若以實際支出比例統計，在民國92年，最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約77751元，最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僅7943元，更相差9.8倍之多。教育部統計也指出，民國92年，最高收入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約69.2%，最低收入家庭子弟的比例只有45%。綜上所述，貧富子弟在教育競爭上，根本不是站在同一個起跑點。

根據2003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最知名的大學中，有74%學生來自富人家庭，來自最貧窮家庭者只占3%；2005年另一份報告也指出，美國超過3分之1的高中畢業生，先在社區學院就讀2年，再轉學到4年制大學就讀，但能順利轉入名校者只占千分之一。 有鑒於此，美國南加大、康乃爾大學等8所名校近日發起「扶貧計畫」，預計將出資2000多萬美金，招收1000多名清寒轉學生，希望能扭轉窮學生讀不起名校的刻板印象。但是，台灣除了開辦就學貸款讓清寒家庭「自力救濟」，又拿出什麼好辦法？

教育部去年在緊縮補助之際，還拋出「學費自由化」的訊息，「開放私立大學自行調整學雜費」，私立大學苦於無米之炊之餘，自然把腦筋動到學生身上，導致不少學生團體串連，抗議「教育商品化」，盼能抵制高學費。根據主計處的統計指出，92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因經濟因素休學高達7129人，與87學年度的2664人相較，成長幅度驚人，緊接而來的「高學費」趨勢，更讓貧苦家庭叫苦連天。

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曾撰文痛陳，「台灣的公立學校只照顧了菁英份子」，當貧苦子弟擠不進公立名校，被迫選擇學費高昂的私校，甚至被迫放棄高等教育，恐會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有人認為，陳水扁總統出身三級貧戶的家庭，最後得以登上總統大位，教育確實幫了大忙，但如果陳水扁晚出生30年，情況可能大不相同，能否進入台大都是問題，遑論要順利畢業。

可惜的是，當窮人深覺學費是鈔票堆砌的門檻，陳水扁卻提出「學費不會阻礙階級流動」的論調，還要民眾把高等教育當作投資，要預先做好財務規劃，讓背負就學貸款壓力的家庭質疑，這豈不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德國過去考慮廢除大學免學費的制度時，前總理施若德曾公開反對。施若德認為，「上學要看學生的腦袋有多少東西，不是看他老爸的錢包有多少銀兩。」儘管如何收取學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若受教門檻因學費而提高，讓教育淪為阻礙階級流動的絆腳石，難道政府不是幫兇嗎？

曾發起「教育重建連線」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認為，近幾年，教改如火如荼進行，社會流動卻產生滯留現象，尤其當「多元入學」成了「多金入學」，學生沒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一切都變得很困難，因此，教育作為突破階級藩籬的功能已轉趨式微，「貧窮世襲的說法，已經開始破解這個均富社會了」。

法國已故社會家布赫狄厄曾提出「文化再製理論」，凸顯文化資本在階級再製的重要性，他認為，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缺乏文化資源，較不可能教給子女勞動市場所鼓吹的文化資本，導致子女難以取得較佳的社經地位。如此看來，「階級複製」很有可能在台灣上演。

貧窮根除了嗎？

當「新貧階級」的數量急速膨脹，當貧窮成了社會集體焦慮的來源，教育不應該只被視為脫貧的途徑，學校也應及早教導學生正視貧窮，方能讓學生因應高風險、不確定的社會。社會學家包曼說，「窮人需要且值得我們關注，因為我們把潛藏的恐懼，投射在窮人的形象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遭遇貧窮，心理調適出現危機時，能夠如《窮得有品味》書中所言，「越到山窮水盡，越表現得鎮定沉穩，不失幽默感。」

不過，當《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一書問世後，卻意外在美國引發軒然大波。作者Ehrenreich在書中敘述自己如何以基本工資過活，即使兼兩份全職工作，仍舊錙銖必較、難以糊口，硬生生揭露資本社會黑暗面，戳破了均富社會的假象。Ehrenreich還強調，她只是暫時性的實驗，但美國有成千上萬民眾，必須終生面對生活的困頓、不安。

這本書被北卡羅萊納大學當作大一生的通識教材，未料，讓不少共和黨議員大為光火，認為該書「有損人格」，要求校方為未來的菁英選擇「較為高尚」的經典。這凸顯了富裕國家把貧窮引以為恥，卻忽略了貧窮早已伴隨富裕而生，還阿Q地以為貧窮並不存在。

台灣的國民所得雖然逼近1萬6千元，官員也以失業率下降沾沾自得，但根據主計處統計，最高所得家庭與最低所得家庭所得差距倍數，已從5年前的5.5倍，升高為6倍；最高所得家庭的勞動報酬，在最近8年仍有成長，其餘卻都呈現下滑趨勢，最低所得家庭的收入還比8年前短少3成；加上有錢人儲蓄率達36％，窮人儲蓄率僅0.6%，這都是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警訊。

再者，台灣低收入戶已在去年底攀升至8萬5千多戶，人數超過21萬人，比5年前多了近5萬人，但因低收入戶的認定標準有三項，包括該戶每人平均所得低於「最低生活費」9,210元﹝2006年標準﹞，每人動產﹝存款加投資﹞不得超過5萬5千元，每戶動產﹝土地加房屋﹞價值不得超過260 萬元，如此嚴苛的認定標準，無形中排除了大多數的「新貧階級」。

曾有不少學者質疑，官方數據顯示，台灣低收入戶約佔總戶數的1%，相較於歐美國家的動輒超過10%，明顯偏低，不過，台灣貧窮線的制訂過於嚴苛，無法凸顯相對貧窮、主觀貧窮的概念，加上社會救助的預算甚少﹝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率約5%，美國平均達11%以上﹞，導致瀕臨貧窮線的人口無法獲得補助。

這些台灣的「新貧階級」包括了「working poor」﹝薪水微薄的貧窮工人﹞、有工作能力卻失業者以及女性單親家庭等，他們往往得負擔家庭生計，但即使努力工作仍入不敷出，也往往在裁員時首當其衝；他們不但負擔最重，壓力也最大，卻始終被排除在官方認定的貧窮以外，當然也無法獲得任何官方補助。

階級衝突消失了嗎？

當他們無力改善生活困境，「相對剝奪感」又持續加深，難保不會出現新一波的階級衝突。例如，當軍公教家庭子弟可以申請學雜費補助，收入相對微薄的勞工家庭，想要上大學卻得勒緊褲帶籌錢，或是申辦就學貸款，試問，他們還會甘心繳稅嗎？

資本主義帶來了市場機制、消費生活，曾有人以為，無階級的社會已經來臨。19世紀末，當馬克思主義者疾呼，資本主義導致社會兩極化、貧困化，德國社會學家伯恩斯坦曾表示反對，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下，工人所得已經提高，中產階級已經擴大。20世紀末，美國社會學家桑德斯指出，在資本所有權高度民主化，資產階級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從未消失，只是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新貧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比起無產階級更加無產階級，不僅代表被剝削者的縮影，也不斷蓄積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不滿，法國「三月學運」又何嘗不是階級衝突的表現。

無論共產主義能否做到「人人有飯吃」，資本主義卻因機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等問題，讓弱勢者「看得到卻吃不到」。因此，「新貧階級」的形成原因，可能已無關個人怠惰或個人選擇，而是社會加諸於勞動階級的枷鎖，企圖讓他們承擔經濟成長的後遺症，包括延遲就業、失業週期長、微薄薪資、超時工作等。

英國哲學家邊沁曾提議，政府不妨設置數百間收容所，將無法養活自己的大人、小孩通通抓進去，邊沁認為，這些人無法管好自己，才會落入貧窮，必須接受管教，才能化腐朽為神奇。

邊沁把貧窮歸究於個人的罪惡，忽略了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在產業、教育各方面的責任，把一切化約為「窮人們自找的」。由於台灣政府始終凸顯均富，忽略貧窮已是普遍的現象，讓人不禁擔心：政府是否會心血來潮，興起「管教窮人」的念頭，忘了自己才是「均貧」的罪魁禍首，把窮人拿來當作「拚經濟」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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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名還是要利？」下流社會為自己尋找出路
【中時電子報記者/林怡君台北報導】

個案一、地攤族 (高學歷--低就)

六年九班輔大會計系畢業的小興(化名)，在士林夜市擺攤將近五年，從第一天只做600元生意的菜鳥擺攤族，到今日每個月營業額超過20萬，在全台灣有20多個點的擺攤老鳥。問他大學畢業為什麼選擇擺地攤？小興笑說，看看身邊的同學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底薪也才三萬多，自己平均每個月淨收入就有八萬，工時彈性又自由，實在想不出什麼回去就業的好理由。

光是在士林夜市一小條巷子，左右兩邊擺攤的年輕人就有超過二十多家，小興從大二開始在士林夜市擺攤，他明顯發現這幾年地攤族的年齡層越來越低，學歷越來越高，大學生畢業生更是所在多有。小興指出，現在景氣不好，大學畢業之後工作也不好找，反觀擺地攤的門檻低，工作時間自由，若作得起來獲利也高，所以這幾年七年級擺攤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年輕擺攤族大增的現象反映出年輕人普遍不想寄人籬下，想創業、自己當頭家的心態。大學窄門大開之後，大學畢業證書的價值也越來越薄，行政院長蘇貞昌曾公開表示，二十年前大學畢業薪水兩萬八，二十年後的今天還是只有兩萬八，政府應該要為此負責。

然而，不僅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成長速度跟不上物價上漲率，連失業率都不停攀升，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大學畢業以上學歷的失業率在去年已經創下新高達4.23％，遠超過專科業生的3.78％；反觀民國六十八年，大學以上畢業生失業率只有1.86％，不可同日而語，每年三十多萬的大學新鮮人湧入職場，就業環境卻已經遠離父母親過去那個年代的氛圍，大學畢業已經不代表會有工作機會，而新鮮人對職場的期待也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落差。

晚上走一圈台北東區，繞一下觀光夜市，你會發現擺地攤的少年頭家越來越多，不過，擺攤這一行的汰換率也相當高。根據小興的觀察，平均十個擺攤族只有四個做得起來，他說，成功一點的像是隔壁攤位賣衣服的兩個七年級生，只做了五年就在台北買房子，代步工具是兩百萬的奧迪跑車；失敗的案例則是天天都有，很多地攤族是去五分埔批貨來賣，沒有特殊性就只能削價競爭，最後連庫存都不要、慘賠收山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他自己只算是普普通通而已。

小興的攤子賣的是自創品牌的大小包包，他與合夥人從挑布開始創造出獨特的樣式，也漸漸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商業模式。比方，小興在全台灣擴點時，每個夜市只開放一家加盟的攤位，塑造獨特性也區隔市場，一開始也都是親自去擺攤試賣，現在全台灣已經有二十多個點了，對於未來小興瞇起眼睛笑得很有光采。

一般職場上的年輕人總是憂慮自己這輩子可能都買不起房子，不過，買房、買車對小興來說一點都不難，他笑說，擺攤要成功就得要勤奮，一勤奮起來就沒時間消費，想要買房子，以他的收入存個兩年就可以付頭期款了，不過，他目前還是只想繼續將資金投入自己的小事業，他自信滿滿地說，現在除了積極擴點之外，我們都知道未來的機會還是都在對岸，生意要好就得要請大陸代工才能有所發展。

問他有沒有想過回到一般企業工作或繼續攻讀研究所，小興說，大學畢業的時候曾經猶豫過是否該放棄地攤的生意，回去做個正常的上班族，不過，他也坦然地笑說，凡是擺攤有點成績的人，最大的障礙就是無法接受一個月兩萬八、上下班還得打卡的工作。至於考研究所，他表示，學校學得東西，該忘的都已經忘光了，現在的工作比起其他查帳查到半夜的同學輕鬆，收入也比較多，不太會考慮再回去一般職場拼死拼活了。

個案二、寄居族(高學歷--低收入或失業)

根據104人力銀行一項調查顯示，今年社會新鮮人的平均起薪，研究所畢業約有30,693元，大學畢業有27,627元，專科畢業生是25,345元。如果不分學歷以職務來排名，蟬聯冠軍寶座的職務是「工程研發」，其次則是「系統軟體」、「硬體通訊」、「業務銷售」、「行銷企劃」等，該人力銀行並指出想要追求高薪，若不是從事「理工」或「資訊」職務，就得從「業務」、「行銷」工作開始。

這項調查明顯反映了台灣就業市場的傾斜，理工及商科掛帥的產業型態，讓許多文史科畢業的學生大嘆工作難尋。六年級後段班的美美，大學畢業之後一連換了四個工作，每個工作都不超過兩個月，美美(化名)說，讀歷史系畢業很難找工作，沒有特殊專長及工作經驗，更是她連丟了好幾個月履歷都石沉大海的原因。大學畢業兩萬八的起薪，美美一次都沒有拿過，她表示，應徵的時候老闆總是說，妳讀文科又沒有工作經驗，大學畢業底薪只能給兩萬三。辭職的原因包括工作時間長、工作性質無聊、公司離家太遠等，美美也有應徵過涉及不法營業的公司，嚇得她不到一個月就離職。

美美目前在圖書館打工，一個月七千元薪水，住在家裡的她覺得還算夠用，面對自己大學畢業卻無法好好找一份工作穩定下來，她表示自己家人還算諒解，不過最害怕的就是面對朋友的眼光，總是覺得下次見到她一定又換工作了！「其實我也不願意這樣阿」美美難過地說，她曾經在某大網路公司的外包廠商從事客服工作，起薪兩萬三她覺得還算滿意，不過也只做了兩個月。美美說，一整天都得對著電腦處理客訴，主管還可以隨時切換螢幕、監看每個人的工作情況，也時常加班到晚上九點半，她說，回到家都已經十點多了，我不想自己的人生都花在工作上。

畢業已經三年的美美，在換工作與待業的期間，已經通過日文二級檢定考試，現在她一邊在圖書館打工，一邊繼續進修日文，她說想要找一份自己真心喜愛的工作，不想隨便找一個學不到東西、只為了賺錢的職業來消磨生命，在這一段還可以住在家裡任性的時間裡，美美說要努力地替自己找另一條出路。

大專以上學歷學生人數不停增加，從民國94年的七十萬人一路攀升到將近一百三十多萬人，不過工作需求的缺口卻沒有相對均衡的增加，拼命的工作大學畢業生的薪水依舊停留在兩萬八，相對的，整個社會的消費需求卻日益增加，找工作自備機車、手機、筆記型電腦已經是家常便飯，加上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年攀升，難怪現在年輕人普遍不敢結婚，一群抱著單身主義的六年級大學畢業生就表示，在如此競爭的社會裡，一個人生活比較不容易餓死！

個案三、海外歸國族(高學歷-就業期待落差)

外國文憑不吃香？剛剛從美國讀完傳播研究所回來的小米(化名)很坦率地表示，原本以為外國文憑可以為自己加分，不過一回國才發現，頂著國外研究所學歷找工作，三萬二的薪水已經算是不錯的待遇了！

台大圖資系畢業的小米說，出國前有三年工作經驗的她，當時的月薪超過四萬，她笑說剛畢業的時候，光是坐在家裡，工作都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但是出國進修回來之後，卻發現自己再怎麼努力還是處處碰壁，待業超過兩個月的她說，對薪水已經不抱期待，也已經接受薪水會比出國前還低的事實。

小米表示，台灣的工作環境越來越糟，不但老闆不愛培育人才，新人用過就丟，更是經常把責任至掛在嘴邊，讓她的美國友人大嘆，回台灣要找朋友都得約晚上九點以後了！在求職網上逛了一大圈的小米說，企業開出的應徵職務欄上，總是洋洋灑灑的列了一堆條件，但是內容都很抽象，像是要抗壓性強、有企圖心、積極進取、樂於加班等等，她笑說感覺很像在找一顆「金頂電池」，不是在找人才。反觀在美國，求職條件總是簡單明瞭且相當客觀，小米也感嘆，現在回國要找到好工作，真的得要靠「關係」，否則也只能接受低薪的考驗了。

已經三十歲的小米說，她預期自己不可能買的起房子，目前與父母同住的她打算一直住下去，至於結婚生子，小米說根本不考慮生小孩，除了教育經費過高、養不起之外，教育環境太糟糕也是讓她卻怯步的原因之一。

外國文憑曾經是高薪的保證，不過在台灣競爭激烈的職場中，不可諱言的，唯有國外頂尖大學的文憑才能達到預期的加分效果。剛剛從美國讀完MBA的潔西就說，如果學校排名擠不進前二十，有沒有出國的薪水其實都差不多，她自己就不曾想過是不是可以把出國投資的錢都賺回來，因為以現在四萬多的薪水來說，出國經驗真得只能看作是對自己的磨鍊，與預期的投資報酬率有相當大的落差。不過，她也認為，或許將來在升遷的過程中能夠達到加分的效果，但一開始求職真的不能要求太高。

「要名還是要利？」小米簡單的點出價值天平的兩端，一般人認為擺地攤是高學低就，但是對年輕人來說，當學歷已經不值錢的時候，除了甘於接受低薪擠入白領階級之外，是否還有別的選擇？不當白領階級，擺地攤更自由還可以賺更多，何樂而不為？小米表示，因為拉不下臉和身段，大學畢業總是被期待可以進入企業工作，至少成為白領階級，即使薪水很少，也不甘於去擺地攤，小米說，這時候端看自己要名還是要利了。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台灣的人才市場也進入割喉戰，科技業有印度的工程師低價競爭，製造業更是搶不過大陸、東南亞的廉價勞工，不管哪一個產業，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已經面對可能會在就業市場中顛沛流離的困境，即便是出國進修，若沒有進入頂尖的學府，對就業的幫助顯然也不如預期。

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下一代追夢、作自己的空間也相對成長，美美所謂可以任性、延遲就業的時間拉長到三十歲，原本該「成家立業」的年紀，卻還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忍受低薪、工時過長、無法累積財富、不敢結婚的狀態。根據經建會的最新統計，想要在台北買房子住，平均得累積九年不吃不喝的薪水才有機會，看著物價、房價飛漲、貧富差距不停拉大，年輕人不敢計畫未來的比例也在日漸增加，或許他們不甘下流，卻被迫進入下流社會。

個案四、年輕負債族(高學歷-欠債族)

年輕一代不僅要面對競爭的求職環境、忍受低薪與超時工作，努力的不要讓自己掉入下流社會，還得盡量避免自己成為年輕負債族，除了不得已的就學貸款，一畢業可能就欠債三十幾萬，還必須克制過度消費的慾望，以免淪為年輕的卡債族，不然大學畢業之後，就得開始面對負債的人生。

去年從私立大學畢業的小志(化名)，因為家庭環境關係，一入學就辦理全額就學貸款，到了畢業之後，負債金額達約四十萬，他表示，現在的工作月薪三萬，算一算，每個月還就學貸款三千元，光本金就得還十五年。小志表示，他也曾經想過要提高還款金額，早點脫離負債人生，但是在台北租房子的月租金就要一萬元，再加上生活費、交通費，可以剩下的存款真的不多。

小志努力的工作，努力的還債，他一心想著要兼差或換一個可以賺更多錢的工作，不過，他也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好不容易欠債讀到大學畢業，為什麼工作薪資不如預期，一畢業就負債的他，無助地表示即使繼續工作下去，他也沒有把握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債務還清，更別說要買房買車，他疑惑地說，有些同學擺地攤就月入數十萬，但他老老實實地依照父母的心願就業，擠進白領階級，為什麼依舊不能擺脫畢業就負債的人生？

台大財金系畢業的小桂(化名)，進入知名公關公司工作第一年就成了卡債族，欠債金額高達二十萬元，她後悔地說，這一切都是「觀念」的問題。小桂表示，她從來都沒算過自己的薪水能不能支付每個月刷卡消費的金額，因為工作壓力大，經常藉由消費來紓解壓力，每次到百貨公司逛街一刷就是一兩萬，她說，當時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先享樂，慰勞辛苦的自己。

根據銀行公會的調查，使用現金卡或信用卡的民眾，有六成五是花在吃喝玩樂或買名牌的消費上，而金管會的統計也指出，39歲以下持卡人使用現金卡借款的情形比40歲以上還嚴重。以小桂為例，她表示第一年開始工作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薪水都花在娛樂消費上，而儘管她經常只能付得出最低應繳金額，銀行還是不斷的提高她的信用額度，她表示，剛畢業的時候只有刷卡額度只有四萬，工作了半年就提高到十萬，讓她有一種消費可以無上限的錯覺，不知不覺得就刷卡超過可以負擔的範圍。

小桂的月薪只有三萬，工作兩年之後，她的存款零，負債二十萬，她說有一次和同學聚會時發現，大家都有了二、三十萬的存款，甚至也都開始投資基金股票，自己孑然一身還背負卡債，她說「當時真的被自己嚇到了！」

從那時候起，小桂下定決心要讓自己的負債歸零，而降低消費慾望是首要之務。她表示，盡量克制自己的衝動性消費，原則上都以現金付款，盡量不要刷卡，以前買一雙鞋子預算都在兩三千塊以上，現在則是都改買路邊攤一雙390元；以前總是以計程車代步，現在都改成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等。小桂整整過了一年，薪水一下來就拿去還卡債的日子，直到現在終於有了自己的一點積蓄，她笑說，觀念真的很重要，現在工作再忙，她也不會用慰勞自己的藉口，再次陷入消費與欠債的惡性循環之中。

小桂表示，「只要我繼續工作就一定可以還得起！」這種錯誤的價值觀，是讓很多年輕人一開始學會賺錢就負債的原因，小桂笑說，因為自己開了這個惡例，即使她妹妹已經24歲了，到現在為止家人還是不准她辦信用卡，小桂也建議所有剛入職場的年輕人，一定要妥善規劃自己的收入與支出，不要讓消費慾望無止盡的擴大，不要到最後累積成為自己也無法駕馭的債務怪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