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院人間寫實

呂德昌(圖左)，金門人，一九三八年生，一九五八年因診斷罹患痲瘋病而被送入樂生療養院。那一年，金門同鄉被收容入院的有十幾人，時年二十歲的呂德昌最長，加上天性上的領導才幹及助人熱忱，剛入院就成為同鄉們的代表者與照顧者。

他記得入院頭幾天，睡覺時連棉被、床板都沒有，大家穿著單薄的衣衫熬夜，於是他出面找行政人員溝通，才得以解決。院內護理人力及品質不足，他學會自己打針注射，還莫名其妙地吸引不少患者指名要他打針。隔離政策鬆綁後，他率領院內年輕患者外出做工，遇有行政人員阻擋刁難，他要負責溝通、說服擔保。他認真的精神加上善用人脈，而得到各種院裡院外的工作機會，他還提到，以前為院內禁閉室更換門窗的時候，窗戶被他「刻意做大一點、取下鐵欄杆」，以便讓人「隨時可以跳出去」。

這幾年來，為了抗爭捷運迫遷而處於憂患，他時常清早拄著木杖爬到山上，巡察捷運局有沒有偷偷跑來斷絕水塔或挖靈骨塔、以便鋪築施工道路。他自嘲地說：「有段時間我半夜睡不著，常常坐起來一直想要怎麼做，還會拿個東西在手上當麥克風練習講話，我常罵人家是神經病，現在我自己也好像神經病一樣！」



數十年以前，樂生院民的存在是不被認可的，他們是一群沒有身份的人。民國五十年以後，政府終於願意正視這群人的存在，院民開始有了身份證。但是因為戶政人員的誤植，黃燦堂的身份證上，名字竟被草率地印成黃燦桐，就像他的命運一般。

十一歲入院，當時的黃燦堂病情輕微，只有皮膚紅紅的症狀。聽了鄰居的建議，來到樂生，只是希望病情獲得治療痊癒。卻未料到，入院沒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院內不但醫療缺乏，就連食物都匱乏的情況下，黃燦堂的病情，一發不可收拾。大戰結束了，他的病情卻未因此止住，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身體惡化，醫療，對他無濟於事。

青春與歡樂，隨著病情的惡化，與他逐漸遠離。曾經因為病痛的難熬，對人生失去了希望，而試圖自殺。

回憶起當時想要自殺的情景，黃燦堂嘲笑似地說：「當時擱ㄟ驚呢！想要死的人，擱ㄟ驚！今嘛想起來自己都愛笑！」如今，黃燦堂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這一笑，是用他一生的磨難所累積出來的智慧。

雙手與耳朵萎縮，臉部遭侵蝕，多處皮膚沒有毛細孔，黃燦堂的外表，不難看出是典型癩病患者的樣貌。晚年，雙眼又遭白內障，右眼失去視力。靠著手術，目前左眼仍能看見。

「好加在擱有一隻眼睛看有！」戴著藍色的太陽眼鏡，閒暇時，以筆代替萎縮的雙手，彈著他的電子琴，也談著黃燦堂與樂生密不可分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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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13 於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 （原日文稿，李宜靜譯為中文）


圖說：代表樂生院戰前入院患者赴日作證的黃金涼女士（現年76歲），在櫻花道前拍下旅行紀念的照片。圖左為陪同義工李宜靜。

我是在昭和四年濱町出生的周黃金涼．
小學唸的是台南市末尾的末尾公學校，在我四年級的時候，名字改為末尾國民學校，老師也在此時爲台灣人的我們取日文名字，從此我就有了另一個名字──政子．
昭和十八年就來到樂生院，今年已經滿五十二年，到現在大家還是政子政子的稱呼我．
我的父親從事木工工作，客人相當多，又加上從祖母那裡繼承的財產，我們一直都過著衣食無缺的生活．
而母親在我三年級的時候就過世了．
我們兄弟姊妹一共六人，我排行第三，下面還有妹妹菊子和弟弟玄二．
全家人就這樣在用奶奶財產所建的兩層磚房裡快樂的生活著．

我們家一樓除了有一個非常大的起居室，還有客房．祖母的寢室．廚房．餐廳等等．而我們寢室也都位於此，另外中庭還有水井，二樓除了給我和妹妹使用的房間外，還有一個房間，並且房屋內外都有廣闊的走廊．
我的家是我相當自豪的一個地方，我非常非常喜歡這裡．

學校的學生數目相當多，光我的班上就有七十名同學，大家都是台灣人女性．
我非常喜歡讀書，在學校也結交了不少的朋友．
如果一切可以就這樣順著這條路發展的話，我希望小學畢業之後就可以進入當時的台南第二高女，並努力完成我想成為學校老師的心願．

當時，正值要前往日本畢業旅行的時候．因為必須坐船去，家裡經濟狀況不夠好的話就沒有辦法參加，我們班上就有十幾個人沒有辦法跟大家一起去．由於奶奶爲我準備了這次的經費，我也就得以有這個機會去日本旅行．
實在是好令人期待阿．

我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病的．
祖母注意到我臉上開始出現了一些斑點，於是就把我帶去接受醫生診斷．
我記得這是六年級的秋天吧，當時醫生也不太能確定是不是就是漢生病，我們也就這樣回去了．
當他告訴我說可能是漢生病的時候，我真的完全被嚇壞了．
台灣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實行強制收容政策，警察帶著手被綁住的人們離開的畫面也時有所見，而村裡的大家也都趕快在這些地方進行消毒的工作，深怕被感染．
漢生病是非常可怕的病，一旦發現患者就要趕快通報才行，絕對不可以收容他們，這些話在每個人之間流傳著．
我好擔心如果真的得病的話，一定也必須被通報給警察吧．
好可怕，真的好可怕，從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慢慢往痛苦的深淵走去了．
我連去朋友家都開始被禁止，更別說是之前那麼樣期待著的日本畢業旅行．
連進台南第二高女的念頭我都放棄了．
就在這樣的低氣壓中，我終於從國民學校畢業‧ ...繼續閱讀

湯祥明，建國中學二年級時，被發現得了痲瘋病，住進樂生療養院的頭四個月，天天想自殺，「我還天天要找人打架，像個太保、人不像人，我的想法就是寧可被打死，媽媽怕被鄰居知道我得了痲瘋，悄悄騎腳踏車來看我，看了直掉眼淚。」

「人死了，就是用三百斤木柴，五斤煤油，抬到山上一把火燒掉，比螞蟻還不如。而且山下的住戶，只要知道今天樂生有人死了，他們就不敢燒飯，怕煙囪吸進痲瘋病的細菌。」
湯祥明對繪畫有興趣，民國六十七年考取一家畫室，在報到時，對方看了看他的身份證，直接問他是不是來自痲瘋村，他一陣激動，搶回身份證，回院裡大哭一場。

往事滄桑，冬去春來。現年七十三歲的湯祥明，早已轉化與重生，找回自在與尊嚴，卻從來沒有料到，晚年的最後一份力氣，要來與捷運迫遷政策拼博。他傷感地說：「我以為自己這輩子終將魂斷樂生院，命喪塔寮坑，不料樂生院竟然比我早走一步？」



詹水來原在南港肥料會社旁的煤礦坑工作，病發時三十八歲，腳幾乎沒法走，附近一家電力公司的人告訴他要去給醫生檢查，於是來到樂生院。他後來回想，應該早在八、九歲時就染上了，因為那時手指割傷卻不感疼痛。

「剛來的時候院長是陳文資，他比較嚴格。有位王醫師，聽說因為在外面醫死過小孩（注射盤林西林致死），所以被轉來樂生，他對病人很不友善，我剛來的時候因為腳不方便，坐在醫院角落，居然被他踹了一腳，感覺上視我們病人為垃圾，不是很想醫。醫生還讓病人自己開處方，藥想拿就拿，都很隨便啦…，護士人數不夠也不專業。當時指導員大部分是男性，態度兇得要命，都不大願意答問，後來漸漸換成女性，我記得有個指導員叫賴美玲，趕走一位台中的患者，後來還是靠議員幫忙才又進來的。現在的指導員、醫生和護士人都很好了，也比較親切。」

「我二十八歲結婚的，三十五歲時就有三個小孩了，來院一陣子後身體較好，腳也可以走了，就想出去工作，但那時要出去工作還必須從磚仔窯偷跑出去，若被抓到會被關警閉，還要被處罰搬石頭蓋圍牆。我那時手指還很健全，偷跑到中壢作土水，並沒有被抓到。不過薪資微薄，只能供自己吃住，沒法寄回家。孩子是老婆獨立帶大的，以前老婆、孩子會來看我，不過孩子結婚後，我就叫他們不要來了，因為孫子還小，我怕會感染，所以現在也都沒有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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