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院人間寫實

◎本文內容大部分引用台科大助理教授范燕秋所做口述訪談。訪談時間：2004年8月14日，地點：樂生療養院。逐字稿整理：陳炳仁，故事編寫：陳歆怡

許麗明，1931年出生於台南，父親是澎湖人，母親是高雄旗津人。小學就讀東園公學校，10歲時，母親過世。許麗明說學校的日本同學會欺負台灣人，遇到委屈，他就偷偷跑到母親墓前哭。母親過世後，父親就專注工作、少見笑顏，全家住在父親工作的工廠，三個孩子—許麗明、大妹、二妹—會幫父親整理員工宿舍，許麗明有天笑父親，「當主任還得掃廁所啊？」父親回應，「你說這句話就不對了！人家不要做的我們就去做。」這句話給許麗明記住了，也彰顯父親家教嚴謹。

小學畢業後曾就讀東園青年學校，因空襲中輟，發派到市役所土木課工作，一年後請調高雄州廳會計課擔任臨時雇員。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州廳改制縣政府並轉到鳳山辦公，十多歲的許麗明就此離家到高雄，開始他的外宿生涯。

有一天，許麗明下班時一不小心摔進縣政府前的水池，他被同事拉起來送回宿舍後就開始發高燒，衛生課的護士檢查發現是感染瘧疾，「因為身體衰弱，痲瘋病就發出來了！一開始是從屁股發出來，一開始外傷沒有藥可以換，板凳坐下去會流膿水出來，家人幫我洗衣服時，都怕怕的。」不久他就請辭回家休養。

父親那時已經到台南開了一間小牙科診所，餘暇時悉心照料許麗明，一年後他感覺身體回復了，朋友介紹他到岡山空軍官校的交通股，原本想當駕駛兵結果是當加油班的搬運兵，上班一週後要體檢，醫官發現他的胸前有白斑，看來看去還是蓋了合格章。

「終於有工作，我高興極了！我的隊長對我很好，知道我可能有痲瘋病，都掩護我，可是第二年皮膚徵狀越來越明顯，一個長官要求我到空軍醫院作檢查，結果醫生確認說是得到痲瘋，那時好像打一聲響雷一樣，整個人呆掉，好像被了死刑！」

就診那天，還沒回到官校，醫院電話就已經打到交通股通報，說要隔離治療。同班同學有些人開始閃避他。「隊長在官校外面幫我租了一間房子，把我派去股長家裡做勤務。股長家人很慈愛，要我跟他們一起吃飯，但我很有分寸，不敢和他們同桌…那陣子，看守指揮部的兩個衛兵看到會說那個痲瘋鬼來了，我巴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鑽進去。理頭髮都是晚上去村莊裡沒人認識的地方。到醫院掛號，也給打回票，值星官會說：『你沒有藥醫了啦！你回去吧！』。」「剛發病時，不敢去醫生館打針，父親去買回來幫我打，結果就爛了一個洞，後來一個藥劑師同學幫我打，也沒收錢。所以我來樂生院就發一個心要學打針！」

在官校又過了一年，終於，父親要他去看一位在衛生局服務的醫師朋友，許麗明聽從這位陳醫師的建議，決定到樂生院接受治療。那一年1952年，屬於強制隔離的年代，許麗明22歲，父親特別囑咐他不要跟重病患者交往，治好就回來。搭火車往樂生院的路途上，許麗明靜靜觀察同行幾十名患者，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唉聲嘆氣、吃不下飯，警察及醫護人員則以監視的眼光看著他們。火車停在桃園，患者離開車廂後，馬上有人來消毒，又指示他們換乘一輛載牲畜的貨車，「就在這一刻，我發現原來我們是不被當作人的啊！」

到樂生院第一晚，許麗明被安頓在七星寮，那時的七星寮大的房間住8個人，小間住4、5人。炊飯靠自己，伙食費一天8角5分錢，沒有其他補貼。院方配給的物品有一件草席、兩個碗、一雙筷子、一塊毯子。

「剛來的時候每天都流淚，枕頭拿起來都是濕的呢。我機緣很好，來17天就跟著學經了，20幾個人跟著福成伯還有我們稱為老仙的長老孫金聲，他們就好像我們的父母，好像有個避風港、依靠！那時早上也學經、晚上也學經，家裡的事情與痲瘋病的過程就不會怨嘆了！」「來一個月，護理長問我要不要到外科幫忙，我就想到家裡說要寄40元來也沒收到，我就要在這裡自立更生了！尤其是看到『以院作家，大德曰生』的石碑，決心就起來了！」

「那時候為了要趕快回去家裡，一直吃藥吃到神經痛，賺錢買些藥酒來吃，我還寫信回去安慰爸爸『我知道你在家裡的負擔很重，但是我在這裡有能力自立更生了，你在家裡顧家就好，我想要回家，現在沒有車錢，但是有一日我會回去！』。那時父親剛好再娶，6年後我才籌到車錢回家一趟，那以後我每個月都有寫信回去給我爸爸，附帶跟阿嬸請安，拜託她也感謝她替我們照顧父親，感情是這樣培養來的。」

許麗明入院不久就有D.D.S治療，早年很多患者服藥發生癩反應，神經痛到撐不住而自殺，「我為什麼痛會好呢？那時候正要建佛堂，我有浸泡藥酒，那個燒酒喝下去然後來工作，藉那個燒酒的力，慢慢身體才勇起來！」「精神的寄託最要緊啦！會賭博的就去賭博了，精神都放在那邊了，那我們是在這邊做工作，回去後洗澡完就在家裡誦經念佛，就算沒有虔誠的心，最低限度也會在那個中間心情靜下來。」

佛堂的環境及人際網絡始終是許麗明安頓身心的憑藉，1954年棲蓮精舍落成後，組織活動更為健全，許麗明參與過誦經班、助念、唱歌、衛生、園丁等事務。領薪水的院務工作除外科室繼續排班，1963年起增加精神病舍「怡園」的看護工作，「本來我怕，反過來想，同病相憐啊！那邊外省人比較多，就是離鄉背井，無意中又得到痲瘋病，想不開結果精神分裂變成精神病了。應該要幫忙他們才對，就答應了。」

1963年佛堂辦知識補習班，由一位上尉退伍、虔誠向佛的董老師籌辦找人，義務幫不識字的蓮友上各種課程。補習班上了一年，許麗明就停課了，自己讀書、寫日記，此時的他跟一位女患者在重病房結緣而展開同居生活，兩人勤快工作、共持家務，賺的錢剩餘就寄給女方前次婚姻所生的兩個女兒。

「以前在怡園白天很忙碌，又要去買菜又要去外科室作幫手，晚上回來還要讀書，都去跟人家換晚班，利用做夜班的時間來溫習功課，怎麼會那麼認真呢？不願以後做個瞎眼牛就對了！那個時候我的志願就是，我如果可以寫下我看到的，我死後可以讓人知道我的履歷。」許麗明寫了10年的日記，曾經節省一個星期的伙食費換買一本25元的字典，自己查字或請教別人，終於可以自己寫工作報告、寫家書，覺得很有成就感。

忙碌的日子終於在52歲那年告一段落，許麗明腳傷復發不癒，開刀截除右小腿，「那段日子情緒不穩，動不動就發脾氣，讓老伴擔待很多，後來就決定調身養性寫毛筆。」5年後，他在怡園的工作也放下來，自動到佛堂作清掃工作，有生之年每日不輟。在他一篇回憶寫到，「能動一些就是福氣，所以要甘願做，才是福氣。雖然截除一條腿，盡本分去做是對的。學佛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誦經，不管俗事，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佛法不離世間，需要相互交往，互相互生才能生存。才組織團體，有團體才有規律，有規律才會團結、有力量，有力量才會成功。」（引自〈四十餘年來回憶史〉，寫於1993.12.28，許伯伯當時65歲。）

最近10年到佛堂誦經的人越來越少，佛堂邊的書房彷彿他專用的書房，到樂生院的下午，我都可以看到他在那裡寫作。「你知道我為什麼開始寫作文嗎？」原本以為又發什麼嚴肅的心，他得意的說，「戀愛嘛！」從他的遺稿中看來一點不錯，半數以上的文章都是談初戀的傷痛、陸續接觸過的女性的溫情、回憶老伴、感情的波動等等。「有人說我花花，太多情，其實我是惜情。」他強調說。

首度有發表機會是由於慈濟幫佛教會編寫一本《寒森歲月》（1993，張瓊齡編），金會長叫許麗明寫一篇，或者用錄音的也行，許麗明乾脆就用草稿寫出去，「金伯伯看一看也沒說什麼，頭點一點而已。金伯伯是，越親近的人他越不客氣！把你當作自己人來看待。」他舉例說，「以前過年我一個人，金伯伯就請人叫我去圍爐，我要那人傳話『說我吃飽了！』其實還沒，我的意思是去那邊吃飯都要規規矩矩照禮儀來，不如我在家裡看要怎麼蹺腳、隨便吃吃較自由！初五他遇到我，就對我不客氣了！」「有一次我去貞德舍釣一個妹妹，坐到累了倒在女生床鋪上，他聽到報告就叫我要規矩一點！在佛堂念經也是，別人都不會被注意，只會注意我一個人。他不曾在眾人面前誇讚我，只有在背後。」

許伯伯的「文字量產期」從8年前、64歲才開始。那年一位鄭先生來短期住院，打聽到許麗明很會打針，就來拜託他，「我跟他說打通電話我就下去，這個緣結下來，到今天他都對我很好！」鄭先生出院後用通訊的方式幫許麗明看稿，「第一篇投稿文章他幫我定標題『無緣』（附帶一提，我讀許伯伯的故事，發覺他一直很有女人緣，無緣歸根究底都是他為了維繫自尊、不願將罹病身份示人故），那篇他改一改錯字很少跟我說寫得不錯，但是散文跟小說分不清。我說當然啊！我是門外漢啊！他鼓勵我投稿，投到第三篇『風塵歲月』（寫入院前在酒家當廚師，從上班小姐身上得到的滄桑故事）頭一次拿到稿費！我就拿領稿費的單子給董老師跟鄭老師看，感謝他們教導有方。去跟金伯伯說，他是叫我『謙虛一點，你寫的字都錯了！好好地看，不要現在想說趕緊要出名就一直寫，去看書看一段時間』，我對他點頭不敢講什麼。有時候我錯字是因為國語不標準啊！第四音講到第三音去了。」「風塵歲月」之後，許麗明的文章總共刊出十多篇。

許伯伯是一個全方位交友的人，院內基督教徒與佛教徒間有隱微分界，他卻跟基督教友結為好友，對於目前的醫護人員，他也有正面評價。「換這批年輕的輔導員，都跟我們開玩笑，有次一個輔導員找我拿印鑑領代步車，我問她做什麼？她說『跟我去辦結婚啊！』，另一位從前是護士現在做輔導員的，我跟她說『你要不要煮飯給爸爸（指自己）吃？』她反應很快，說『我何必要煮？我騎車去買便當來比較快！』有人會說好像在吃豆腐，其實，這樣子是無形中拉近患者和職員之間的距離。」

2004年夏天，我參與到幾次青年樂生聯盟的拜訪行程，有次從早待到晚，幾個年輕人借用佛堂會客室繼續討論，本來被勸說去吃晚飯的許阿伯，又騎著電動車折回來，說他吃不下，在門口問：「我可以旁聽嗎？」我們當然歡迎。年輕人講得口沫橫飛，他就靜靜的聽，偶有回應，例如：「我想阿扁會推」（當有人提議要去總統府求見阿扁）、「去見可以，但是要先跟院長講好」（大夥兒在談動員院民去縣府或行政院）、「我看遊行先按下，先用寫信陳情」（大夥兒在吵要不要採遊行抗議的形式）。最後悠悠說，「我們被迫留在這裡，現在強要拆掉搬遷，真是痛苦。」

11月，許伯伯被送到台北醫院住院治療，之前他參與過好幾回的陳情，漸漸身體不舒服、不出去了，然後就聽說他注射流感疫苗後就一蹶不振，醫院診斷是肺積水以及膝蓋患部感染。月底我們幾個伙伴到醫院探望，許伯伯明顯消瘦許多，講話緩慢聽不清楚，逗他唱〈悲戀的酒杯〉（音樂比賽得第二名之自選曲），他很深情地小小聲唱著。看護人很不錯又很盡責，許伯伯一開始就指著她跟我們說，「這是新朋友，她很照顧我。」看護幫他吸鼻腔，許阿伯痛苦掙扎，吃藥，看護說：「他都說我給他吃毒藥。」許阿伯還說，有人來看望他，叫他不要再搞外面的事，「所以，有人跟你講什麼，你要小心，不要隨便聽信。」說到目前的女伴，教她不要來她又來，看護說，「你不是想結婚？你不是說你比較喜歡幼齒的？人家對你好，你都不知道。」許阿伯啞口，好一會兒說「妳都給我漏氣」，轉而跟我們說，「她很幽默。」看護說，「許阿伯好像有什麼心事，翻來翻去睡不著。」我們跟他說，「心事就要說出來喔。」他說對。問他會不會冷，他皮皮地說，「給人家抱起來時就不會，可是這樣會被告性騷擾。」要他好好休養，離去前，帶到湯伯伯的話，「早點回來喔！」

許伯伯後來有回到樂生院，又被急診送醫了，12月底，許伯伯往生了，得年73歲。告別式的上午，佛堂擠滿了人，一半是慈濟助念的師兄師姐，一半是患友及親友。誦經、上香後，82歲、雙腳中風不能行走的金會長，坐在輪椅上顫顫巍巍地講話了，「……許麗明的告別式有很特殊的意義，因為，有那麼多人，不分教派、不分內外、不分年齡，都聚在一起。有些人認識他很多年，有些人最近才交往，認識他久一點的人，多少記得他有些缺點，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人們並不介意，他擁有那麼多朋友，因為他總是用他的方式幫助別人、關心別人……」再一次，在許麗明背後，說著嚴厲而慈愛的話語。

許伯伯過世之後我再沒聽過院內患友談起他，生者對亡者的沈默與淡忘似乎就是如此。我還聽說，許伯伯生前一直默默為亡者登錄造冊，原本是人事組寫碑位的差事，被他延伸為一輩子的功課，每個在院裡過世的人，姓名、生辰、年齡都記載在簿子上，累積有好幾冊。我才想，許伯伯一直都用自己的方式編織歷史，寫日記、寫自傳、寫亡者名冊。許伯伯說的故事裡，曾把自己形容為「一個無靈魂的稻草人」。重要的或許並非這一生能不能從稻草人變成人，而是能夠完成故事、自我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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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許麗明先生的文章曾經交給青年樂生聯盟的幾位同學打字整理出十多篇、共6萬多字的文稿，記載他一生點點滴滴的回憶。本文有部分時序校訂、細節調整乃參考上述文稿。許阿伯過世一週年，僅以本文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