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院人間寫實

編按：雖然東京地方法院在10/25一審判決台灣漢生病友求償勝訴，但日本政府已於11月8日上訴。面對日本律師團及患者的質疑，日本政府宣稱將會以政治的方式「儘速」檢討救濟。台權會顧問張鑫隆參與了11/08前日本律師召集的緊急集會，在本文中除了分析日方不放棄上訴的原因，也記下支援者的迴響與心情。

「25名原告平均年齡已經超過80歲，我今年82歲，已經失去了十支手指、一支腳，還有更多的原告比我更可憐，有人沒有雙手雙腳，甚至失明，甚至有人躺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還要別人替他換尿布。日本政府上訴後，我們不知道要再等多久才能聽到日本首相的一聲道歉和給我們補償，也許我們都等不到這一天，那時候我死也不願閉上眼睛。」

樂生院院民陳石獅在日本政府宣布事提起上訴後的記者會上，如此感慨地說道。

緊接者律師團國宗直子律師宣讀從樂生院傳來其他原告抗議的心聲，念到「我不知道還可以活多久，請不要再拖延下去…」時，國宗律師的雙眼不禁流出傷心的眼淚，自己的啜泣聲中斷了她的宣讀，過了許久才繼續念完。包括我在內，在場的律師和記者幾乎都紅著眼眶。

這是一場和時間競賽的官司。自從去年提起訴訟後，已經有21名的韓國原告過世，特別是最近三個月內有5名原告含冤而去。所以在這場記者會之前，律師團、原告和日本漢生病代表 與厚生勞動省的官員進行了一場會談，陳石獅首先對日本政府的上訴表非不滿和抗議之後，律師質問該官員，厚生大臣說的所謂「要儘速檢討對外國療養所患者進行適當補償的方針」有什麼具體的內容時，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接下來要討論的課題」。律師再質問所謂的「儘速」是多久?得到的答案也只是英文的同義字「speedy」。律師團為了大局姿態擺得很低，希望在厚生勞動省檢討如何救濟的過程中，能有一個 參與的窗口，但這也被以律師團所提的窗口定位不明所回絕。這是候我才真正體驗到日本所謂「官僚政治」，就是在幕後操縱政治，卻不敢負責的政治。

律師團一直到厚生勞動省大臣宣布要上訴前都沒有放棄任何迫使日本政府放棄上訴的機會，即使在上週五，讀賣新聞透漏日本官僚已達成上訴的共識，並想以和解的方式來解決的新聞之後，更透過各種管道，希望能夠說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接見原告，和四年前熊本訴訟勝利後一樣的情形，推翻官僚的決策，表明政府道歉和補償的態度。所以，日本律師團在星期天和我聯絡，要我和陳石獅搭星期一最早的班機趕到東京。可惜這項期待落空，四年前小泉為日本確立 了人權的里程碑之後，並沒有再締造進一步的感人的結果。據11月9日每日新聞的分析，當時小泉政權剛成立不久，為迎合廣大的民意 ，作成不上訴的決定，但是現在的小泉聲望正處於高峰，在周圍人的建議下，無視於這二週來，包括台灣40多位立委、來自台灣5百 份以上的連署，以及數以萬計的台、日、韓民眾透過信件、傳真和網路等方式所表達對日本政府應放棄上訴的民意，讓官僚 作了與他4年前他的人道行動完全相反的決定。如果真的是如同每日新聞所分析的那樣，那政治的現實實在令人心寒，所謂的人權也只不過是政治人物的口號而已。

事實上，日本官僚決定要上訴的最大關鍵是在補償金額的問題上。他們認為，日本的補償法是針對那些戰後仍然受日本政府隔離的日本人而成立的，如果以800萬日圓來補償僅在戰前受日本隔 離的台灣人和韓國人，對日本患者來說是不公平的。這是一個很無知的想法，因為他們連他們所委託調查的漢生病檢証會報告的內容都沒有好好去看一下。該報告在今年三月完成，成員也曾親 自來到樂生院調查，他們不但確認了樂生院的成立是日本隔離政策的一環，還確認了日本時代的日本政府對漢生病之不當的宣傳是造成今天社會對漢生病患者歧視的最大主因。如果要舉例的話，樂生院的搬遷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當初地方居民和行政機關聯手促成了樂生院成為捷運機場用地的過程，就是因為對這些人的歧視，他們認為樂生院的存在是阻礙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因，即使在當初樂生院周圍還到處是田地，有很多 使傷害降到最小的選擇的情況下，還是讓這些人被犧牲掉。

我想問日本政府：日本漢生病患的4000人之外，再給予台、韓400人的人道補償有那麼困難嗎?我也想問台灣政府除了陳總答應對樂生院民的賠償之外，還給樂生院院民他們原來的人道空間有那麼困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