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院人間寫實

呂德昌(圖左)，金門人，一九三八年生，一九五八年因診斷罹患痲瘋病而被送入樂生療養院。那一年，金門同鄉被收容入院的有十幾人，時年二十歲的呂德昌最長，加上天性上的領導才幹及助人熱忱，剛入院就成為同鄉們的代表者與照顧者。

他記得入院頭幾天，睡覺時連棉被、床板都沒有，大家穿著單薄的衣衫熬夜，於是他出面找行政人員溝通，才得以解決。院內護理人力及品質不足，他學會自己打針注射，還莫名其妙地吸引不少患者指名要他打針。隔離政策鬆綁後，他率領院內年輕患者外出做工，遇有行政人員阻擋刁難，他要負責溝通、說服擔保。他認真的精神加上善用人脈，而得到各種院裡院外的工作機會，他還提到，以前為院內禁閉室更換門窗的時候，窗戶被他「刻意做大一點、取下鐵欄杆」，以便讓人「隨時可以跳出去」。

這幾年來，為了抗爭捷運迫遷而處於憂患，他時常清早拄著木杖爬到山上，巡察捷運局有沒有偷偷跑來斷絕水塔或挖靈骨塔、以便鋪築施工道路。他自嘲地說：「有段時間我半夜睡不著，常常坐起來一直想要怎麼做，還會拿個東西在手上當麥克風練習講話，我常罵人家是神經病，現在我自己也好像神經病一樣！」



數十年以前，樂生院民的存在是不被認可的，他們是一群沒有身份的人。民國五十年以後，政府終於願意正視這群人的存在，院民開始有了身份證。但是因為戶政人員的誤植，黃燦堂的身份證上，名字竟被草率地印成黃燦桐，就像他的命運一般。

十一歲入院，當時的黃燦堂病情輕微，只有皮膚紅紅的症狀。聽了鄰居的建議，來到樂生，只是希望病情獲得治療痊癒。卻未料到，入院沒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院內不但醫療缺乏，就連食物都匱乏的情況下，黃燦堂的病情，一發不可收拾。大戰結束了，他的病情卻未因此止住，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身體惡化，醫療，對他無濟於事。

青春與歡樂，隨著病情的惡化，與他逐漸遠離。曾經因為病痛的難熬，對人生失去了希望，而試圖自殺。

回憶起當時想要自殺的情景，黃燦堂嘲笑似地說：「當時擱ㄟ驚呢！想要死的人，擱ㄟ驚！今嘛想起來自己都愛笑！」如今，黃燦堂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這一笑，是用他一生的磨難所累積出來的智慧。

雙手與耳朵萎縮，臉部遭侵蝕，多處皮膚沒有毛細孔，黃燦堂的外表，不難看出是典型癩病患者的樣貌。晚年，雙眼又遭白內障，右眼失去視力。靠著手術，目前左眼仍能看見。

「好加在擱有一隻眼睛看有！」戴著藍色的太陽眼鏡，閒暇時，以筆代替萎縮的雙手，彈著他的電子琴，也談著黃燦堂與樂生密不可分的一生。

陳衛十六歲時被檢查出感染痲瘋病，隻身隨區公所人員從澎湖坐船來台，再改搭火車前往樂生院。「到了台北之後，車子還不讓我坐，我只好自己拿著柺杖走來樂生院。區公所的人沿途都在灑消毒水。」年輕而徬徨的生命，初至異地，便逼臨週遭不友善的眼光，這段入院往事，她難以忘懷。

「我本來在更上面的地方住了二十幾年。現在來大同舍，也已經住二十幾年了。住進樂生院之後，因為有米飯吃，身體變得比較好，就不用柺杖了。那時候我們會到後山採兔仔草來賣，還有養兔子，收入還不錯。」她想著那段逐漸適應的日子說道。

談及親人，陳衞有說不完的動人故事。「我聽說得了這種病的人不能再上學，當時我家人也想過幫我相親，但我怕人家嫌棄所以拒絕了。」「日本時代我曾經偷跑回家而被關警閉。那時二十歲，我到了高雄叔叔家後就發病了，他們留我下來，沒想到我母親剛好在那時候上台北看我，實在太巧了！我們居然因為要去看彼此而錯過，後來，也沒再見到面。」因為患病，關於婚姻大事、親人相見，竟是變得如此遙遠而徒留歎惋。

今年八十高齡的她，去年剛動了左眼的白內障手術，右眼視力則幾乎喪失。「以前藥不多，發病的時候要自己去外面看醫生，走不動就給人家揹著去。有朋友陪我去，因為我手指這樣拿錢不方便。」她伸了伸變形退化的手指，接著說：「手術是健保給付的，不用自己付醫藥費啦。」只是，一路滄桑的人生，豈是健保給付就補償得了的？



現居在組合屋內的江高善，白天照顧孫子的生活起居，傍晚，在組合屋外的流理台上，準備晚餐，等待兒媳的到來。看似含飴弄孫的安享天年，江高善的今天，卻也走得不為外人所道。

四十年前，江高善和同是院民的先生結婚。本該獲得無限祝福的喜事，在當時，卻是不被院方所鼓勵的，更別說養育下一代。結婚次年，江高善在院內自行產下一名男嬰，因為院方不定期的巡視，而被迫與懷胎十月的兒子分開。篤信基督教的江高善，在好心牧師娘的協助下，將兒子帶至孤兒院扶養，直至五歲時，為了能一家團聚，江高善夫妻搬出樂生院，接回兒子，在外租屋生活，直到兒子結婚，夫妻兩才又搬回樂生。

說起話來不疾不徐，臉上始終帶著笑意的江高善，緩緩道出數十年前的樂生記憶。當時院方限制院民的行動自由，先生因為要扶養孩子而外出工作，卻又時時得提心吊膽院方的突擊點名。

「啊沒辦法啊，院方不要我們出去！」面對這一切，江高善顯得不慍不火。老實的安分，在她的身上看得見，也是多數院民的寫照。

組合屋內，雨天，滴答作響；夏天，悶熱難耐。現況如此，江高善也只是說：「我冷氣都不敢開太久，不然電費很貴耶！」雖然院方為組合屋居民加裝冷氣機，卻未思及院民每月所領的津貼依舊。面對搬遷問題，江高善態度依舊平靜，只是充滿疑慮。而有關單位，是否也能報以平靜的未來，給這位已經歷太多動盪的老實而安分的院民？


陳天護年輕時擁有一番手藝，在高雄製作販賣豆漿和燒餅油條，以此作為他謀生的本領。只是在二十四歲時，衛生局發現他罹患痲瘋病之後，人生為之改寫。

進入樂生院後，他重新學習生存的方法，那已經不再是他原來自豪的手藝，而是在最基本的福利津貼之外，另外為院方做些打掃、鋪路之類的工作，以維持生活所需。

由於很年輕時就已入院，他沒有機會和大家一樣尋得人生的伴侶，過著結婚生子的家庭生活。但五十年來他雖然單身，但一樣把自己照顧的很好，有時還朋友聊天，有時去佛堂拜拜，日子一樣自在。

一個七十三歲的老先生，已經把人生看得很開，對於一般生活上的令人不快的小事已輕易地以修養化解，像是對院方醫療人員偶一的不遜，老先生從不在意。

只是此時到了人生的盡頭，老先生唯一的心願就是能在樂生院裡安享天年，但院方、政府以及捷運公司他們曾經關心和在意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