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院人間寫實

李宜靜（台灣大學法律系學生，台灣人權促進會義工）
寫於2005/04/30
編按：在黃金涼女士赴日出席法庭期間，與阿嬤一路作伴的宜靜（阿嬤以日文喚她靜子）的心情書寫。

我想這篇文章，以時序而言，應該從半個月前的日本行寫起。
　　「一個人的肩膀究竟能夠承受多少的歷史？」在對社會議題選擇以沉默態度面對的這幾年，我始終沒有停止過對這個問題的思索。一直到看見樂生院民，隱匿在意識之下的懦弱，還是無法停止這樣自我質疑的機制。

之所以會選擇用「懦弱」這樣的辭彙去界定它，可能某程度也透露出我視人類為一群體且以某種高標準期許著的個人特質，當這個被我視為「人」的群體無法如期盼有所作為的時候，不只失望，帶給我的，可能會是整體自我價值的崩盤。於是和他們互動的過程也就某程度這樣被我轉化成一個自我檢視的機制。
　　
　　同情這兩個字，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中，已經變成無論是誰都懂得要拒絕的一個字眼了，所以我也就不想再援引類似的概念去強化這些院民的弱勢處境，可能是法律邏輯使然，對流於個人過度主觀的憂慮，讓我試圖尋求一個客觀標準去理解和分析院民的處境，而最後的基準線就這樣落定在身為「人」這樣的一個身分．一方面持續著自我內部的價值論辯，一方面我要求自己必須站在一個中性的立場觀看整個事件，血淚不直接等同於正義，我沒間斷地提醒著自己．而就在這樣的氛圍裡，台權會給了我全程參與第一次日本辯論庭和日本療養所的機會。
　　
　　我是相當不安的。在還沒有對整個事件好好沉澱的狀況下，我不知道該用何種焦距去理解這幾天勢必接受到的大量訊息。要當鸚鵡容易，要把這些情景理性地解碼卻是一件難事。操持著平常不太使用的台語和日語，在滿開的櫻花季節裡，我被同行的律師和日方律師們所深深撼動了。一樣的法學邏輯訓練，他們卻是如此毫不遲疑，而我還緊緊守著自我不放，以自我為中心評估著事件。
　　
　　這又何嘗不是犯了另一種主觀迷思？

　　看著黃金涼單薄的身影，原來他們就是這樣用著肩膀承受著歷史。沉默地撐起那個我試圖重製卻永遠不能的真實，以血淚填充了歷史的縫隙，最後卻是這樣無助地走入困境──是精神上的絕路，也是強迫搬遷入院的肉體驅逐。
　
　　會不會有一天來到這裡是空無一人？在這些故事被日本再度檢閱的現在，難道我們還是選擇懦弱地矇上眼睛嗎？仰賴著想像去理解歷史的吾人，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去看見眼前活生生的歷史，這些連發聲地位都被掩埋在錯誤政策的同胞們，在日本政府對日本漢生病患正式致歉和賠償之後，我們能讓他們期待些什麼？該讓他們期待些什麼？

　　文章寫到這裡，我依然困惑著，同樣以人的形式存在於這個世界，他們那些被剝奪的人生，就這樣錯過的青春，到底要用什麼才足以償還？愛生園的護士長說，「以給他們剩下的人生最大的幸福為目標」，看著捷運工事的進行，迫害怎麼會是補償的一個形式呢？我真的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