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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2010

再見,決裂的婚姻關係

再見,決裂的婚姻關係---家事調解的介入行動反思

2010行動研究學會行動研究社群論壇論文(Draft)


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執行長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督導 龔尤倩

她一坐下來就抱怨丈夫嘮叨、打人,說話有點吃力、斷續,眼睛睜呀閉的,「我的精神病都是他害的,我要離婚、我要他給我贍養費」
老公靜靜地坐在對面,不說話。她繼續滔滔不絕,老公面露不悅,質問我「你要我講什麼?有什麼好講的?」與我對話愛理不理的,持續防衛。

她,是個家庭主婦,住某醫院精神科,已有鬱症十多年病史;老公白天開公車、晚上兼計程車,兩人有兩個唸國中的男孩。
我選擇私下與兩造談,尤其想要了解老公的處境。不料老公不斷出言挑釁我,直到我說,「她這樣,你一定很辛苦,你又何必這樣對我說話?」他,嘴角抽動了一下,放下些心房,老公開始拿出了資料,說她已進出榮總很多次了,十多年來一直要吵離婚。
「也罷,我都陪她玩,可是這一次她上法院了,爸媽都看見法院寄來的單子。」,「到5樓了,怎麼下來了?」「我就陪到底了!不然怎麼辦?十多年都這麼過了」,「她要我賠償,我又沒犯錯,我教他煮飯,我每天回家,每天5點多出門上班,下班後又要去開計程車,利用工餘空檔,教小孩,她要什麼賠償?她成天在家卻只有生病睡覺」
她說,「他嘮叨我只有躲到房間自殘,他才會住嘴」陪同前來的姐姐說話了,「無可奈何,一直吵,離婚算了」我說,「你也會很辛苦阿」姐姐紅了眼睛。

我刻意延長調解時間至一個月之後,老公說,榮總社工都講了也沒用了。
第二次的調解,她要他發毒誓,「要他以及他父母不要對我冷潮熱諷,不要指責我,要對我好,我才願意回家。」
老公說「我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你說你說這可能嗎?」

老公是個很耿直的人,做不到也不會假裝妥協,我想他也是靠這樣才撐過去這幾年;陪伴一個被判定精神病十多年的妻子,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出了法院,冷風呼呼,我心頭沉重。冷酷的制度無法深刻照顧到每對「怨偶」背後的複雜故事,這個個案該受理嗎?後續轉介機制又在哪裡?

我是北部某地院的家事「專業」調解委員。兩年前因為輔大心理系的推荐,和國家協的王淑娟以及兩位晚晴協會推薦者共同進入了這個「家事調解的現場」,專門負責處理離婚等家事案件的調解工作。

一、這個現場的遊戲規則:

我所在的法院家事法庭的實際執行:

1. 家事案件強制調解:
依法律規定,離婚之訴、夫妻同居之訴、終止收養關係之訴及配偶、直系親屬、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家長或家屬相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爭執者,一定要先經過法院調解。目前我所接觸到的案件不外乎是:離婚之訴、改定子女監護權與履行同居義務之訴,法院規定,每個家事案件必須經過至少3次調解。

2. 家事案件處理程序:

家事案件 法官助理分案 調解委員調解

a. 調解成立 交由司法事務官與書記官製作筆錄,生效
b. 調解不成立 繼續調解 法官審理判決

3. 法院安排的調解時段坐落在,每一週五個上班日,各分為上、下午兩個時段,共十個時段,都有民事與家事調解委員輪班;而每個時段,有四個調解委員同時調解。板橋地方法院的調解委員除了4個家事專家調解委員之外,其他的調解委員是混著接案的,也就是同時受理民事、少年法庭以及家事調解案。
我每週有一天下午到法院,基本上,法官助理會給我2—3件家事案件,通常14:30一場,15:00另一場。因此每一個案件,只有30分鐘,當然可以往後延長,不過這樣就會佔用到下一場調解會的時間了。若兩造都到,我至少會花上40分鐘到60分鐘,除非雙方是根本就完全沒有共識,也都不想調解了,才有可能於30分鐘內結束。在有限時間內,迅速掌握兩造故事與矛盾,並且反應是必要的能力。若我認為雙方還可以繼續調解,調解委員可以直接安排下一次調解的時間。

4. 調解委員只負責當場調解,調解前的聯繫工作則是交由書記官或是法官助理,而一切調解必須在「調解室」內進行;我曾見過一位阿巴桑調解委員,熱心地跑到離婚雙方家庭去做「院外調解」,這當然是法院不允許的,不過有些委員為了「績效」,倒也會無所不用其極。每個委員在調解紀錄上,可以寫下調解後的判斷,或是認為已無調解必要,但是真正決定權仍在書記官。

5. 基本上調解委員的角色,是為了舒解法官/書記官的壓力,調解成功,他們就少審一個案子,相對的也是減輕了他們的工作量。基本上,調解委員會有一天500元的車馬費,另外,一但調解成功了,調解委員都會有一筆800--1000元的調解費用。另,一般調解委員會有案件月報表,無形地製造競爭壓力;四名家事專業調解委員則沒有列入計算數。因此,許多委員都希望多調成功些案件。年底,法院也會進行調解委員的評鑑,評鑑結果卻從未告知,應該只是例行公事。

6. 認識衝突與道德標準的差異:不同委員的差異性
這個法院的調解委員共有 20名,處理簡易庭案件、家事少年法庭案件。除了四個具有專業背景者專司家事案件之外,其他都兼簡易庭與少年法庭的案件。這20名調解委員,其背景分別來自:老師6名、地方經營者,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市民代表有8名、法律專家 2名(一為律師、另一位為法律系畢業的貴婦人)還有最後才加入的家事輔導專家 4 名(2名來自晚晴;2名來自輔大心理系推薦)。2007年,我們這一群家事輔導專家的加入,這些老資格的調解委員戲稱我們是「專家」,口氣中有吃味也有質疑。老委員曾跟我戲稱:要有耐心慢慢待,才能熬到『好位置』;意指才能處理分配到簡易庭的熱門時段,一天處理好幾件,成功機率高,成就感大,拿的費用也高。

調解委員不同的背景會影響到他們如何處理個案,我曾碰到愛說教的調解委員,老是以「我曾是校長,我要跟你們說……...」來開頭。也有的調解委員,會圓融地像市場喊價一樣,要雙方讓一些。有一位律師背景的調解委員總是堅持要讓雙方表述,並且會淨空調解室,讓一方暢所欲言,這一點我向他學習甚多;另一位來自社區發展委員會的媽媽桑調解委員,還會跟到社區去明察暗訪,以作為下一次調解的基礎,雖然已超過法院的設定範圍,但是這種深入社區探究,我很佩服。而法院志工、法院員工或是委員間也會彼此探詢『調解成功與否』,讓這種成案較勁的角力,總在私下流竄。而,此處所謂的「調解成功」,是指雙方同意離婚(或是不同意離婚),且同意相關伴隨而來的監護權以及財產分配等事項。

二、我的行動轉向
在一個被框架好的社會環境與角色中,扮演調解委員,這工作雖然只占我一週5%的氣力,可是我開始有著蠢蠢地不耐。因著我在移工/國際家庭運動場域的磨練,有機會看見制度與時代脈絡如何層層疊附在人們的身上,看見底層人民在壓迫結構下匍匐求生的生存力道。於是,2009年6月,我將自己的調解角色與心態作了一個大幅度的調整,我努力去聽在每一個調解現場,兩方甚至只有一方的故事,透過對話,共同與他們面對「理解」夫妻關係發生了什麼事,並且試圖安慰他們那若隱若現被世俗標籤壓迫的失敗罪名陰影,在我僅有的時空中,見縫穿針,期待從每一個新的故事中跟他們創造新的認識。

家事調解其實是一高度情緒投入的工作,往往一個半天下來,會讓我異常疲累,有些調解的對話片段事後也常常在我腦袋中不斷迴旋。我認為她的重點工作是,如何在層疊的家庭歷史下理解男女雙方在這一場婚姻或親子關係的樣貌,以及他們糾葛與角力行為的目的,這確實考驗著每一個調解委員。

法院做為一象徵公平正義的最後裁決所在,它的權威從衝突的兩造踏入法院開始。因此,即便調解過程不具任何法官判決的依據,在調解過程中,人民仍視調解委員為「偽法官」,兩造雙方多半會對你必恭必敬,也會同意聽聽你的意見,甚至有的人會以為你是法官。調解委員的權威來自這個法院提供的空間與工作位置,倘若濫用這項權力,就會形成行政暴力。我曾見過ㄧ個調解委員為了達成協議,竟然誤用了法令導致離婚後女方權益受損。我對於這種暴力,一直心存警戒。

三、我的行動方法
調解現場的自我行動方法:

a. 原則:不為績效而調解
b. 見縫插針,聽兩方描述,給意見
c. 安撫承接憤怒挑釁的詞鋒與動作
d. 鍛鍊迅速判斷矛盾與衝突的能力
e. 培養像三姑六婆的穿越巷弄地說理
f. 提供資訊與法律常識,例如有一對夫妻不斷糾纏地互告。
g. 情緒不時會被勾起時,提醒自己要扮演一個冷靜的介入者
h. 不做法官的「偽法官」:認識調解中的權利與暴力:

關於離婚的調解案件,我幾乎不會主動勸和,除了極少數我認為那是一時的胡鬧行徑,沒有既定的立場與道德價值。家事調解除了傾聽、耐心外,還要懂得臨場應變;在介入陌生又有緊張關係的兩造雙方之前,我大概都會先介紹調解的法律程序與基本原則,然後希望在接下來的對話中得到雙方的信任。透過詢問,探究爭議的原委以及目前雙方的需求;大多數的時間,我也得扮演讓兩方宣洩情緒的角色,承擔、碰觸兩造的憤怒與委屈,接受或適時安撫當事人挑釁的詞鋒與動作;蒐集資訊後,我嘗試做的比較多的是讓夫妻雙方彼此理解對方的狀況與溝通,這一點通常都是最難的,這一點大概也不難理解,否則就不會到法院爭議來了。

我常跟調解兩造說,婚姻是要對彼此差異的看見與包容,同時還要有意願走下去。如果沒有意願、沒有看見差異與包容,這個關係就很難維持下去。這是我對婚姻的基本看法,當然也會影響我如何介入婚姻調解的行動。

四、看見之一:家事案件綜觀
在地方法院處理的都是隸屬於台北縣的案件,作為衛星城鎮的台北縣,居留的多半是二十年前的島內移民,在邊陲地帶居住、往台北大都市謀生。這樣的居民特質,使我得以接觸到不少來自衛星城鎮的底邊家庭,不論是原住民、勞動者,或是菜市場的小販或者是無業者。我曾經見過ㄧ個原住民媽媽一人撫養四個小孩,老公都失縱十六年了,值到為了辦孩子的助學貸款,才出面解決婚姻問題 。

婚姻關係中出現的歧異導致離婚之訴,多由女方提出。男方主動提出的,幾乎都是女方已有另一半或是女方失蹤已久。而,我所經手的家事調解,多是女方提出離婚之訴,男人顯然陷落在傳統父權思維的角色中,往往是婚姻契約終止的被動者。同時,很多我的家事案件許多男主角是獨子、失業又自小被照顧的男人,婚姻關係中的能力沒有長出來,使得另一方被擠壓,導致衝突。

若要提到離婚衝突的源由,性與經濟是兩大爆發點;性生活不協調,要的太頻繁淪為控制,或是外遇。經濟處境下跌,更容易讓家庭衝突爆發,許多男人因此酗酒,更刺激夫妻關係的緊張,去年的經濟風暴,法院家事案件暴增也可以窺出一二。孩子大了,面對20多年兩方固化的相處模式以及長期的壓迫,認為已沒有改變的空間,也發展不出新的方式與理解了,會讓婦女選擇終止婚姻契約、尋找生命的自由。

我的家事主角,許多怨偶們都抱著相處期待的落空,「希望對方…..」,我往往都會問他們:「你若這樣期待,那就要有你自己的判斷,你認為他可能嗎?要怎麼設計才會變成可能?」把片面期待轉為互相調整的改變策略,而且必須要面對也許很難改變。

離婚有協議與法院判決兩種方式,台灣夫妻離婚有 90% 是協議兩願離婚,夫妻寫了協議書並且處理了子女的監護權與探視權後,到戶政機關登記離婚就成立了。可是, 10% 進入訴訟離婚的部份,監護權的爭議、財產的爭議卻是最大的部份,同時伴隨著不少的家暴與婚暴。因此,若不是一方失蹤、或者已經無計可施的狀況,「不得已才上法院」,幾乎已經是所有非訟案子的通例,當然還有的,上法院作為關係鬥爭的方式,存心要讓另一方難看,也是常常發生的。各類婚姻衝突中,法院往往已是衝突的末端處理站。

五、看見之二:幾種衝突樣態
壓在男女身上的性別文化歷史的差異
「為孩子著想太太就應該…..」「她要先向我父母道歉,不然我無法接受他….」,「他們家是賣菜的,孩子就在菜市場長大,哪能有好的發展?我不願意跟他回去了」,「是拉,丈母娘就一直都瞧不起我啦」,這些都是我在調解中,雙方當事人的話語。有傳承的某種應然的行為與對於階級的歧視,這都來自婚姻雙方兩造思想文化的差異。
在台灣的文化氛圍中,父權與男性主導的思想在性別平權運動的衝擊下雖有所鬆動,但是傳統的思維仍滲透在各個生活角落與生活情境中,特別是在所謂的家庭倫理情境中。台灣雖然有著高離婚率,但是社會認識離婚這檔事,總會認為是一件「失敗」與不光采的事情,尤其是面對離婚調解中的男性。
一位警察,他說,「我到這ㄦ很丟臉」他不得已提出離婚,因為幾分鐘之內老婆狂Call幾百通,幾乎是精神虐待;每個同事都接到老婆查勤的電話。他說,「我睡七年在車上,不敢睡警察宿舍,因為怕丟臉。」我不願意提離婚,因為當初這是段不看好的婚姻,女大男七歲,「好不容易結婚又要離婚,我很不甘。」警察話匣打開了,彷彿就想一直跟我聊他的狀況。

不是兩個人,而是兩個家族的衝突關係
夫妻衝突,所累積的兩個人,甚至是兩個大家族的各種複雜的糾纏,難解難理,兩個家族介入了夫妻關係的衝突,幾乎都是最難調解達成共識的。

這一對是「兩小無猜,奉子成婚」的典型,因為兩個都年紀小,二人奉子成婚,婚後七個月陳女就離開張家,並且繼續讀書,公公常常會去學校附近跟蹤,看見陳女跟同學抽菸還會出面制止,公公認為「她不守婦道」,男方會查看女方手機,並且搜查陳女皮包。結婚四年後,女方提出離婚之訴。調解時,雙方家族都到場,一方是父母與舅舅,另一方是父母。孩子已經五歲,張男不語,一切由父親發言決定,陳女對張父出言不遜大罵髒話……….,雙方大罵彼此,從婚前準備到聘金到婚後家務勞動,一一數落。

這一類的婚姻關係夫妻多半仍寄生於父母之下,夫妻關係還沒學著怎麼認識磨合,就會與親子關係進行碰撞,許多時候,娶一個媳婦變成多一個女兒來管教,嫁入夫家,反而多了一對父母。而在調解這個互相辯解的環境中,家長愛護子女,雖然明言尊重孩子的決定,但也不願在婚姻調解過程中讓子女受欺負。於是兩人衝突變成兩家衝突。

「放不下的怨」---難以重觀與認受婚姻的選擇

A女說,「自已受苦了20年,要離婚」,B男剛從大陸經商失敗返台,一無所有,拒絕離婚。
A女說,性不協調是早就有的事了,老公拼命要,「我像是B男的私有物,他更常常出言恐嚇我,只准自己在外花天酒地。」經過釐清才知道,原來B男因為疑心老婆有外遇,所以用「性」來檢查。
B男認為離婚是丟面子的事,那是他投資後面對一連串失敗的最後骨牌效應,去年暑假期間B男才又把勞保退休金86萬投入清償兩人共有房屋的貸款,面對離婚B男顯得更是憤怒。
我花了一番功夫跟B男對話,要他知道離婚是兩造沒有意願走下去,是合作契約關係的中止,離婚很多,也不是人生盡頭。B男才說,他對老年有恐懼,離了婚就象徵老年沒伴,老年本的退休金86萬又去還貸款,自己已經一無所有。
B男對老年的恐懼在我們的對話中真實地在現場攤開。B男同意離婚,但希望拿回他86萬的退休金,再分配財產。
兩人已成年的女兒在現場,事後她告訴我,直到當天調解現場,她才真正懂了父親不斷提86萬的原因。
調解過程中,兩人你來我往,互為挑釁憤怒,在單獨對話時,我同理A女的憤怒,不過我要她除了發洩也要學著冷靜,才能夠看清楚對方要什麼。A女頓時落了淚,訴說多年的折磨與自己好不容易走出婚姻的痛苦。她對我說,「這段婚姻對她,有很深的失落與陰影。」
再次調解,A女的姐姐來了,一見B男就一陣凶悍的數落,還說為了妹妹的婚姻都睡不著………………………….

A女走出婚姻桎梏,該是值得為自己心喜,但A女認為自己背了20年的苦,選擇了繼續怨恨B男,更不願在離婚後夫妻財產分配上妥協,即使B男一再提及他的老年危機;因為怨,A女走不出情緒低落,因為怨,也不接受與看見B男的擔心。A女的姐姐,沒能冷靜面對妹妹的婚姻,把自己情緒涉入,搞得自己也憤怒而焦慮不堪。

國家機器的介入:法院 / 家暴制度的作用
情緒化,無法坐定,不時起身或抱頭懊惱的老公,只要林女在場,他對林女的每一句話都要介入並斷章取義,焦慮到極點。林女時而語塞掉淚,時而反駁,批評老公好賭,又會激怒老公。林女已申請了家暴令,因為老公會大吼大叫又不時威脅,此一舉動更令老公生氣;老公覺得被女人操縱全盤是家醜,更是件沒面子的事。他出示了長長的信,希望挽回妻子,又對妻子憤怒,激動地難以安撫。我不得不奮力大聲才能要他冷靜,聽我說話。
他說他這一生都沒有進過法院,卻因為家暴來到法院……….。
男人極端的張牙舞爪,極度地焦慮與不安。被家暴制度與法院打擊或標籤,更讓他無法面對長出理解妻子的恐懼與失措,並面對自己在婚姻中的樣子。國家透過冷冷的家暴制度很狠地闖進了夫妻關係之中,許多糾纏的情感與因素難以爬梳理解,一張家暴令,等於是張污名的標籤,不論是激怒或是忽略關係的複雜,卻註定難以發展在關係中起死回生的重新看見。

離婚的忌妒與孩子
兩人已離婚,男方用剪刀教訓小孩,女方不滿提起家暴告訴,並要改定監護權。調解時2人見面互飆,從兩人對話過程,發現原來女方會帶新男友的小孩去探視小孩。此舉激起男方不爽,「你帶小孩來看我們的孩子是什麼意思?左右鄰居都看見了」;離婚的男人繼續忌妒,並失控在孩子面前飆罵「你媽媽脫光光跟人睡覺」。
離婚後的忌妒,象徵一方沒有真正接受與面對婚姻契約的中止。
兩人關係衝突,孩子有時會成了大人情緒的出氣筒,不論是拿孩子出氣,或者是在爭奪監護權過程中的互相指責,或是失去監護權的一方以為永遠失去孩子的失落,大人忽略了或者是漠視了孩子主體思考能力。

六、回觀這樣的家事調解制度的歷史脈絡
在各地方法院早有調解員制度,這些調解委員負責民事庭關於賠償的案件。當法官開庭時,認為雙方對於賠償金額有協調之可能,便會要求兩造雙方立刻至調解室進行調解,此時調解委員就必須負責進行兩造的協調。一但雙方達成共識,形成調解方案,再回到法庭,由法官進行最後確認。故,調解委員,是在法院既有系統下,代為執行法官交辦的協調工作,以減輕法官必須進入繁複的審理過程。這些調解委員也在家事法庭處理家事案件的調解。
曾有國內的學者針對設置於地方法院或鄉鎮市調解委員會進行調查了解,發現這些調解委員多為老年男性,他們較具法律素養(蔡文育,1994),但很少有婚姻、家事等專業知識的訓練,難以處理複雜的婚姻暴力或離婚事件(黃翠紋,2001、孫源志,1995),或者會忽視或犧牲女方的權益。面對僵固的調解文化,許多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就建議司法系統應結合心理、社工、諮商等其他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共同進行離婚調解。
因應離婚率趨高 法官審理的沉重
再者,台灣離婚率已呈現逐年成長的現象,從2003年的28%,到2004年已達48%,亦即每2.2對有1 對離婚;2006年台灣離婚率,每天將近有177 對配偶離婚,2007年台灣離婚率稍有下降,但每天仍有160 對夫妻離婚。由此趨勢來看,離婚已成現代台灣人解決婚姻衝突或親密關係挫折的方式。在處理離婚過程中,因此婚姻訴訟件數也相對的大幅成長,根據司法院的統計,由地方法院終結離婚事件統計分別為:
年別 件數 年別 件數
2000 4302 2001 4469
2002 6089 2003 7744
2004 7873 2005 7623
2006 7584 2007 6716
2008 6465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處, 2008

司法界為改善專以裁判解決家事紛爭的現況,並減輕法院現存的繁重業務量,司法院於2000年推行一項「家事調解試驗計劃」,2001年台北地方法院與師大教育心理輔導系合作開始推辦家事調解課程,2003年2月13、14日,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在台北針對司法人員、社工人員、及諮商輔導人員舉辦了一場家事調解入門工作坊;2003年,台中法院跟進,與其合作的單位是彰師大的心輔系。司法院遂於2005年3月訂定「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並指定台北、士林、板橋、新竹、台中及屏東6所地院於2005年4月1日起開始試辦;2006年再增加了苗栗、雲林、台南、高雄及基隆等地方法院。自2007年開始在台灣本島18個地方法院全面試辦家事專家調解制度。

雖然是全面辦理「家事專家調解制度」,但顯然未有一固定的模式與做法。各地方法院辦理的狀況也不竟相同,筆者是於2007年受到輔仁大學的推薦,進入擔任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同期的共有四位有「社工、心理相關背景」的家事調解委員,兩位來自輔大心理系的推薦,另兩位則來自晚晴協會的推薦。當時,正值由上到下,司法院全面推動試辦家事專家調解制度之際。

七、新的戰役:拒絕「專業」魔掌伸入
從以上歷史觀之,可以發現家事調解是近年來一套新萌芽的制度。然而我卻慨然發現,自2005年起,以台中為主的家事調解委員開始成立社團法人家事調解學會,許多相關的學者與委員開始倡議「專業化」。他們提倡要建立家事調解委員證照制度暨評鑑及投訴機制以提升家事調解委員之專業能力。當「專業化」的提倡把社工心輔制度搞得人人要證照,不問社工員認識問題的深刻程度,也不計較對當事人的最佳利益,又把社福評鑑搞得成為製造漂亮報告的官樣年度活動。我抱著對於專業化製造假的標準化作業流程,有著極大的不舒服與批判。

家事調解,是一項高度的情緒投入工作,是一項「人」的工作。必須要因為閱人無數而產生的能力,它要能發展介入者有一個理解的上位視野,理解在層疊的家庭政治社會歷史下,男女雙方在這一場婚姻或親子關係的樣貌,以及他們糾葛與角力行為的目的,幫助這些被擠壓的男男女女如何發展新的認識框架,來理解自己身上的痛苦與困難。現行的法院家事制度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革,不再只有短短30分鐘,同時還需要後續承接的社會資源,更要一個對於家庭衝突有著上位多元視角的認識。

但是,絕不需要一個專業證照的家事調解員。








參考資料:
郭麗安、王唯馨(2006)關係的轉變:離婚、調解與性別。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材學術研討會。

lorna0201 發表於 樂多12:05回應(0)引用(0)

June 20,2009

撐住我社運勞動十八年的力量


by 龔尤倩

「反叛」從來不是浪漫的,「反叛」從來都是灰頭土臉、
血肉交織、代價自負、欣喜看見的一種自我信念辯證後的行動學習。


年輕的獻身探索,是一樁將生涯選擇與社會介入結合的生命實踐方案。五年的工會秘書,是在練就自己與群眾「在一起」投身置入的基本功夫;從基層工會秘書轉進至移工議題,1999年在市府的工作經驗,對我是另一個重要的轉戾點,兼顧帶人又要開展各種社會方案的領導位置,除了心力交瘁之外,讓我開始辨識到叢雜的、如千層派般的社會系統,如何作用在我所接觸的各種社會群體上:「他們」是弱勢移工、是家戶內外籍家務勞動者,也是雇主團體…….。二年半的義大利生活,藉著求學的異地生活,帶來新視野、另類的社會鍛鍊以及階級下降的親身體驗。返國之後,我持續辨識看見差異社會結構作用在婚姻移民、我的親密關係與家人以及我的工作夥伴等社會群體,並進一步地思考什麼是有社會性的「變」的方案。

捉住身上正再發生進一步的社會探究與方法辨識的時機,我進一步地想透過就讀博士班來設計一個機制卡住自己,進一步試圖區辨、爬梳我的「實踐知識」。並想要磨練自己對於複雜人類現象中細微的動態之生命經驗的詮釋理解能力,並得以有能力將其轉化到適切的協助人的行動。

以青春生命的運動投注,在其中長智慧磨意志的辛勤工作,忙碌與奔波,崎嶇不平的土地上,我的運動生涯不免隨著運動風潮起落,隨著家人不時而來的世俗評價騷擾著,偶爾感嘆前途茫茫,未來焦慮,或與弱勢的無奈相為糾纏,或者對於群眾、對於同志無法使力改變,失去耐性萌生挫折。口試的時候,教授特別要我回觀自己的十八年的運動生涯,理出自己為何還能撐下去的道理。

我腦袋立刻浮現了,一個彷如蜘蛛,身於多重絲網中的我,在這一塊、那兒一塊的絲網中,爬行,拼湊連結。除了自身辦公室外,與TIFA 督導、與TIWA 工作討論、與黑手男友的親密關係、還有下班後變成室友關係的工作夥伴…….,層層蛛網之中,怠慢不得。感謝十八年的辛苦疲累的歷練,長出了尚能承擔的生命力量。我用敘事文本來呈現我反思「撐的力量來源」,它既是線性,也是瞬間的整理結構,並化作文字的實現。如Bruner在闡述敘事的意義,這種文字實現不是去表達原本就存在於文本之內的意義,而是透過實現的同時去建構意義(Bruner,1986b,p.11)。我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返身解構與重構自己重要的內在經驗。

尤倩的工作簡史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2年) 1991.7-1993.9 外在工運形勢仍以激進抗爭之姿向上集結,我在政府位置中向結構內外觀看
基隆市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秘書(4年)
基隆碼頭自救會秘書(6個月) 1993.9-1998.1 進駐基隆,經驗工作與集體生活勞動者
啟蒙了我的社會化
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近2年) 1998.1-1999.10 宗教與移工議題的貼身經驗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3年) 1999.10-2002.12 領導團隊有意識的官方社會行動方案推展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8個月) 2003.1-2003.9 民間倡議移工議題
義大利讀書與黑工體驗(3年) 2003.9-2006.3 增加移動議題的視野底層外國人的親身經驗
移工民運動工作者 2006.3-至今 匯積理解與涵容差異的督導能力

勞動家庭給我的質地:苦工、耐操、撐住的硬頸求生本能和習性
苦幹硬撐的生存本能

父親是沒領到戰士授田證提早轉業當司機的老兵,母親是不顧保守客家庄反對的私奔女兒。母親的家族幾乎是我們在台灣的唯一親戚,是一個女多於男的家族。回溯歷史,須要大量勞動人口與對抗山林土地的過程中,客家女性在勞動生產場域,被要求與男性一樣地付出,甚至是挑起生計大權的主要支柱,卻又在耕讀傳家與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中,形塑出權力的落差。雖然時代變遷物換星移,我看見母親家族的女人幾乎複製一樣的角色。六○年代,我們這樣的勞動家庭,棲身在都會台北的衛星鎮──板橋,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中游移求生,沒有多少奧援,加上多病的父親,為經濟心力交悴的母親,作為老大的我,與弟弟,自小跟著賣菜、做成衣家庭代工的小童工,也曾跟著母親到醫院做清潔工、到成衣廠上班。小學四年級的我就得煮飯,然後等著父母下班一起吃晚餐。

小時候不懂,人家父母當老師,我的爸媽是工人的差別;印象深刻記著,過年回外婆家時,一定要禮儀整潔,然後跟著打扮亮麗的媽媽回「鄉下」(她說)的頭份省親,那是第一份感受到階級差異的記憶,即便那是一個極端異化的過程。我後來理解,做為一個私奔、嫁給一位相差二十歲的窮司機,母親多麼希望利用一年一次的省親,來展現自己優雅美好,來自繁華象徵的「台北城」的一面,她也希望透過我們,得以讓她擺脫「鄉下」左鄰右舍的評斷,揚眉吐氣。新年過後,再繼續油頭垢面鑽進勞動中。

因此,我概括承受不敢違抗的父母關愛,時時有著『他人在場』來警惕著自己的現身形象。

「一切靠自己,不要欠人家人情」,是父母親一再念茲在茲的。他們說不上來什麼經驗,可是口中總是叼唸著「人情債,最難還!」不斷提醒我們家的小孩,告訴我們不要跟人家高攀關係,不要佔人便宜。送禮,對窮人是一種經濟負擔,因為不想造成別人的負擔,也不敢收人禮物。因此,我們家年節時最常上演的戲碼是,親戚送禮上門,隔日立刻回禮。這樣的習慣耳濡目染,長大後,對於我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造成陰影,曾經多少給了人過於禮貌、客氣,難以更加親近的印象。不過,勞動家庭沒有其他關係奧援,一切必須靠自己獨立,腳踏實地,不要巧取,不走旁門左道,則成了重要的家規。三十年後,我對照觀看新光關廠工人楊大華的家庭文化,找到這般類同的質地,這是看似不夠大方,卻老實反映底層勞動者可貴的尊嚴。

寂寞,是另一個原生家庭帶給我的磨鍊。因為勞動的必要、父母友伴的陪伴相對減少,我雖不耐寂寞卻必須寂寞,後來走進移工議題,獨自移居中壢。台灣的「客工制度」不但增加了移工結盟組織的困難,組織工作者與移工生命交會的運動情誼,也有著與本地勞工運動截然不同的關係。即便我與移工群眾十年的經驗,每每送往迎來,緊密關係就僅限於他們待在台灣的這麼幾年,人離開了,關係也就漸漸疏遠了;而好不容易建立的移工群眾組織,也一再面臨崩落、重整的艱難歷程。移工往往難逃不斷流動的命運,在不同的驛站駐留尋找機會,組織工作者難以對抗國界、語言的鴻溝。每遇離別,骨鯁在喉,這是作為一個移工運動者不得不面對的關係斷裂 。到了義大利,住在修道院,面對截然不同的社會處境,寂寞就更不在話下;雖然為了逃離寂寞,返台迅速進入了另一段感情關係,可是兩人太多的差異所創造的寂寞,如影隨行;體悟到人總是一個人來去生命,面對寂寞,我漸行漸穩。

社會規訓的馴化與轉化—好學生
幼時,聽見鄰居小孩彈鋼琴的聲音,我在家卻必須剪標籤、貼玩具不倒翁的眼睛,忘了自己是否有想學鋼琴的慾望,也許早已習慣壓抑自己的慾望,某種自卑哀怨情結,似乎潛藏在幼小心靈。直到小學四年級,一次學校考試,竟然擦槍走火,考到好成績,全校集會時還到升旗台前領獎,我才爽到,彷彿找到一種激勵;於是拋開一些情緒與不理解,覺得努力向上就可以有成就,這樣的受矚目可以化解一切幼小心靈的自卑情結。於是,我開始成為社會規訓下的好學生。

自知非璀燦奪目的璞玉,更非天資聰穎伶俐之人。我求學階段一路走來,都是從無名小兵卒,然後開始擔任小幹部(糾察股長、學藝股長拉….)、再一步步升上副班長、班長;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到大學的學生生涯,沒有例外,我都是這樣的階梯式歷程。它反映了,我靠苦功,奮發努力,以得肯定,進而「一路向上」。直到30歲,我任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時,面對龐大的公務體系與工作量,夜深疲累之際,我總是對自己說,只要拼命,人定勝天。咬緊牙關,一定過關。

因此,把自己撐起個樣子,體面、咬牙不低頭,是自小耳濡目染的結果。作苦工、耐操、不埋怨,一種硬撐的硬頸精神,跟我的出生絕對脫不了關係。我某種撐著的任性力量,面對寂寞、面對挫折的能力,應該始於我的家庭,我的過去。然後,爲了要得到社會獎賞(Social Reward),為了要奪回尊嚴、要掙脫自卑、努力往上。感謝我的勞動父母,給了我這個質地,讓我在這一路上雖然遭遇崎嶇,但仍有力量匍匐前進。

「實踐」!向外探究的生命動力,不斷蓄積主體意識的生命選擇
我的政治啟蒙很早,這應該歸功於我父親以及國民黨一元化的教化。父親是那種國民黨非主流派的草根群眾,記得國中時他就常在我們面前罵陳年國代的事,我十分忠黨愛國,覺得國家該要改革,而不是革命,萬惡共匪是該清除的對象,「寒流」 是當時我最愛看的電視;我從小就是個行動派,我小時後的志願,是想當老師、女兵、情報人員,因為那樣才可以真正幫助社會,我愛讀名人傳記,從中找尋激勵與目標。

我蓄積主體意識的行動,始自高三。當時的我,充滿壯志情懷,這壯志合理化了我對升學制度的抵制行動;我考試開始作弊,並拒絕填鴨教育與聯考,被壓制的緊箍生命,因著對聯考後自由的想像與渴望,迫切地向校園外尋求路徑。當時拜訪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創辦人曹慶,他說的「意義人生」深深鼓舞了我,我想我找到了!於是,選填大學志願,我只填社會工作學系,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實踐」,是真正助人的志業。

隨著進入大學,體制內社會工作的教育讓我深深失望,當時社工號稱「專業」正在萌芽,社工專協也正孕育而起。一片專業化的呼聲之中,學術社工讓我看不出有何具體協助的成效與感動;我不理解憑什麼是專業,我看見「社工其實是踏著案主的血跡前進」 。於是,我拼命向外探究我那「具體的實踐」;到育仁兒童中心實習對過動兒服務、到世界展望會當義工、到伊甸基金會幫忙寫抗議布條(身障的就業歧視)、參加義務張老師訓練。義張訓練,則加深了我對於社工專業的失望,當時義張所謂「社會適應」的取向,更讓當時年輕的我面對到不解的痛苦;一次接案時,我無法隨著督導所說,要一位承受龐大經濟壓力的失業媽媽去「適應」她的失業,極度難過的我,決定退出了第三階段的義張訓練。

一切內外在的風起雲湧,都發生在1990年。

我的大學生涯,一如自己的規劃,大一大二搞好社會工作本系,大三再開始參加社團活動。大三的我,在焯炤館三樓右手側的國民黨社「輔仁學社」以及左邊的「草原文學社」中抉擇。社會實踐,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懵懂的我進入了「異議性社團」。「人間雜誌」與宋澤萊的鄉土系列小說,是當時社團的必備讀本,它們吸引著我,心底弱勢情感被召喚,雖然「抗爭」是遙遠的,對台灣社會現實理解薄弱,更從未聽過「街頭運動」。這段社團經驗,讓我開了新的視窗。野百合學運與台南將軍溪的田野下鄉行動,還有漁權會去台南縣政府的抗議行動,提供了一個豐沛又迥異於我原有意識型態的田野,大大衝擊了我的世界。

野百合學運可能是二次大戰之後,規模最大、最直接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運動,野百合學運畢竟不是校園組織動員的實力表現,事後作為學運份子「眷屬」的我,對於野百合學運帶給當時男友的衝擊與挫折,似懂非懂。我只插花般去過廣場,它對我影響遠不及下鄉營隊。記得當時的我,幾乎是連滾帶逃,逃離了台灣將軍溪的學生營隊。在當時,太多訊息衝進了我這個被馴化的腦袋。字正腔圓的國語優勢,在那短短一年之中竟成為我的自卑;捧著醃黃瓜飯碗的阿婆,使我難以相信台灣的鄉村仍有人就這麼過了一餐;文質彬彬的營隊學長 在公聽會上嘶吼的斥責官員,他的滿懷憤怒使我訝異;更不用說,眼見那工廠的黃毒廢水侵噬了綠油油農田的污染事實。

然而,年輕熱情、對社會實踐的動力,讓我並未真正逃離,卻始終無法解答心中太多的疑惑,記得在一場民學聯 的讀書會上,我將這個認識論的問題丟給學長,追問甚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顯然對於我腦袋中的各種衝擊,無從理解整理,在沒有得到解答下,啟動了我接下來近二十年的探究。我覺得要親自去找答案。大四,回到系上,我開始與老師組成「基進社工」讀書會,在系刊發表了「蛻變中的社工圖像--我的社工反省」,眼向鉅視面的社工,我選擇考台大與中正的社工研究所。同時,因緣際會,有幸與鄭村棋夏林清創辦的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接觸,讓我有機會面對田野中充斥與以往迥異的認識經驗,繼續有探究的行動。

我是個不安於室、頑固勞動的孩子,不斷向外探究的生命動力,也許是一種方式,是一種人生哲學,它讓我因此不斷蓄積了主體意識的生命選擇,放棄了就讀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選擇在崎嶇彎延的運動道路上,修正又前進。也讓不時處於固步自封的象牙塔,自戀自艾的我,得以透過行動,探頭出走。從哪裡探究起,是一個重要的因緣,我的出身導引了我進入了勞動領域,萌生的階級弱勢情感,不自覺的把自己丟入了階級的社會學習場。

無以明狀的對弱勢的社會情感

國中二年級,無意瞥見公車窗外一位推車檢破爛的老伯伯,想到他沿街撿拾的辛苦,以及怎麼「落」到這步田地的慘況,心生疼惜,不禁悄悄地掉下眼淚。當時,不理解自己心中湧上的難過是什麼。

家中常常往來與爸爸同是底層外省人的叔叔伯伯,他們都隻身孤伶,看著他們的背影,戰亂硬生生的拆離他們與家的聯繫,政治的無情,我常常心生疼惜。

媽媽因為是家族中唯一到台北謀生的客家女兒,於是,我們板橋家成為家族成員或因求學、或因家暴、或是北上謀職…..的驛站。我家收容過被丈夫打的二表姐與三表姊、考上一女中的堂表姐、撐起大舅家在台北謀職的大表姐,甚至外婆因為和舅舅吵架,也曾氣得離家出走跑上台北來住一陣子。家裡像個社會小縮影,駐留著這些因衝突擠壓、掙個空間轉換來去的親戚。那是一種對弱勢底層的情感嗎?年少易感的情緒,也許有著多重的情感投射,也許包裝著自己不確定的恐懼,或是類比的處境而有疼惜的連結。當時的我似懂非懂地看見複雜的衝突關係,生嫩的情感悄悄孕生,不過當時的情緒是矛盾的,又想掙脫窮苦低階、又有疼惜,順著主流教育階梯,抓住眼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讀好書、取得好工作。

聯考後,隨母親在外銷成衣廠工作,當超時加班成為常態,疲累不堪的勞動,壓的我整個世界灰濛濛的,回到家只想倒頭就睡,一個月勞動下來,我的薪水卻只有7500元。這段經驗讓我體悟到「勞動家庭的現實」,學校教育的父慈子孝的場景,對我終究是虛幻。工廠勞動把我拉回父母的現實、我家的現實,我萌生理解也有貼近的情感。我重新認識了勞動階級的父母,勞動強度擠壓了家庭內的親子關係,他們不懂怎麼貼近孩子、或與孩子溝通,這是他們的困難。底層家庭的維生,無他,只有靠勞動;在我家、在工會幹部家、在遷移移民/工身上,我都看見在勞動中掙扎的刻痕,烙印深深。我有情感。

基隆基層工會秘書的投身涉入,帶給我畢生難忘的啟蒙與真正社會化的經驗。幹部生活的照顧與陪伴,一方面滿足生活情感需要、一方面也滿足我的探究。我曾經氣憤幹部不上位置、推託責任、憤怒於工會領導頭人的攬權獨大,這些都在組織工作者彼此協助的團隊中,被支持、釐清與挑戰。工會會員與幹部帶給我的親身示範與啟蒙,讓我加速社會化,組織工作者的彼此協作,也磨鍊了我與基層群眾協同工作的組織基本工夫。我進入了他們的世界,看見了結構的壓迫,也看見了人在其中的無奈無力。1994年台聯抗爭,我曾哭著痛斥幹部無法撐過資方壓力的龜縮;1998年擎揚關廠,我怒斥勞委會強制送負債的移工返菲,而潸然淚下;也曾怒斥抗爭移工,太快樂的「失序表演」;1999年,在九一一大地震往生者的追悼會場、2001年,陪一名性侵個案到警局報案,卻遭到警方官官相護吃案的威脅、2003年,為染煞往生的三名印勞追悼會,我都不禁流淚。一向討厭掉淚的我,是真的忍不住了,讓內縮的、複雜的、有委屈、被壓迫的情感,隨著眼淚湧出。

我的周圍還有許多失志的、失業的、稀微的、看不到發展成就的中年男性,他們往往有著強烈懷才不遇的情結,社會給的條件不夠,他們掙扎著使用身上所有的資糧討生活,維持一個應有的「樣子」。用酗酒來掩飾沮喪失志的情緒,用埋怨、指責甚至暴力,來發洩心中難以化解的積鬱。面子與尊嚴,往往變成他們營造自我形象的底牌。他們是是工會幹部、是我的勞工局中高齡的工作夥伴、他們是移工、他們是國際家庭的台灣老公、他也是我的黑手男友。

義大利的底層外國人經驗,加上孤身在外的寂寞,與兩位義大利男友的情愛關係,讓我重看自己情愛關係的中產階級式的想像。返國後,迅速決定投入與黑手男友的情感關係,表面上我與他的高低階級差異,在各自現實家庭背景中卻是另一回事,差異中還涵蘊著差異,突然發覺「階級差異」,原來不是那麼簡單可以一筆詮釋的。他喝酒、甚至會每天喝酒,多年來與基層群眾的打滾經驗,我理解他得用這種方式才能跟人講話與放鬆。與他的關係是我另一個社會學習的現場,多次在衝突與眼淚中來回,面對他的限制與我的修正,增厚我對人類行為理解的能耐。

實踐知識領我學習前進
十八年的社運實踐,是跟著進入夏林清、鄭村棋訓練組織工作者的工作團隊
一路走著,讓自己的世界觀被拆解,看見勞動者、磨掉知識份子身段、認同階級分析、也進入認識台灣社會運動社群和脈絡。這一路,在同志互為砥礪指正的團隊中,小心料理安頓工人幹部的情緒與彼此關係,以穿越其中關係發揮作用,協助幹部上位,幫著工人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組織與主體;並一起在勞資對抗的戰役中,鬥爭,抵抗分化。並且努力讓自己成為一路在側、見縫插針的組織工作者。

我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行動實踐思考過程與工作歷程,請參閱我於2002年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八期所發表的文章「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以台北市的外勞行政、文化實踐為例」。而另一篇發表於應用心理研究季刊第二十六期的「從他眾到我眾---我的外勞經驗」一文,文中我特別稱台北市的家務勞動者為浮游群落,透過所接觸的各種個案,掲露在台灣不同外勞群聚的社會處境,複雜的勞僱關係與盤算,以及外勞的自我想望與行動;同時紀錄作為一個外勞工作實踐者的行動實踐思考分析,以及對於筆者生命課題的衝擊影響。

實踐歷程與認識的轉化,是透過實作經驗得來,無以比擬的「實踐知識」。這樣的知識學習,讓我發生莫大的探究興趣,而願意不斷地走下去,我想,真的沒有別的志業,可以像運動者一樣,必須要拆解人的問題,看懂人的姿態,見微知著、抽肋拔絲、區辨社會叢雜的差異結構,寫新聞稿、主持群眾大會、進入法律爭議協調、跟政治人物過招,種種能耐,逼著自己八班武藝,都要學習。

尤其返國後我的督導經驗,讓我學習到:「承擔」是要看見與辨識人的在地脈絡與生命現象,才能真正讓自己有感情卻不情緒化反彈壓迫到自己身上的承接。這一種在地脈絡與生命現象,必須要有細緻的分析與認識,這種理解,對我而言是最難能可貴的「看見」。有了這種理解,彷彿讓一向埋頭苦幹的自己鬆了些,這個開竅恰恰發生在我的親密關係以及與國際家庭合作的方案中,那累積了眼淚,不斷來回衝撞,所成就的。

「理解」之外,工作關係中的督導以及親密關係所無法逃避的「改變」議題出現了,尤其在一次次改變不了對方的痛苦裡,身陷在情緒中而苦思不解。這經歷迫我重新思考改變是什麼?怎麼是有效的改變?我又爲什麼改變不了對方?我又為什麼要改變對方?我發現,原來「改變」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區分事實」以及關於「事實的前提」。對於人的狀況沒有適當的理解,我無法區分「是什麼」或「發生了什麼」,對於「事實的前提」又有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的判斷,那麼自己的督導行動就會先受囿於自己的「前提」假設,而採取可能無效的引導了。這一連串的看見,讓我對於人對於社會現實的認識更具有「開放」探究的能力,以及磨練對於關係中差異的含納。而這樣的「開放」也使得在「帶人」的行動上,比較不會有那麼擾人的情緒與無法理解的困惑,也有助於互動過程中行動邏輯的覺察辨認。

疲累與挫折的避風港:
從群眾、三溫暖、早起規律生活、量力而為的哲學得到力量

我習慣回到群眾中,藉以療癒挫折、尋找出路,是一種情感支持、也是一種工作方法。從與群眾工作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用處與價值,從中得到激勵與前進的力量,我屢試不爽。

2002年底,我被一位解雇的工作者黑函告發,那對我在市府三年咬牙拼命工作是很大的打擊,我身心俱疲。看了場自己最愛的電影「教父」,隔日硬拖著自己,去了北部移工最大集散地:聖多福教堂,問候的群眾以及隨之而來各式勞工問題提問。讓我不禁振作起來,看見群眾的需要,看見自己的作用,我無法讓自己逃避。

2006年,回到台灣的我,看見在台灣與越南兩個不同社會脈絡下,綿密錯綜的家庭結構硬生生地扣在一對對國際家庭中,一對對外籍姐妹與台灣老公在語言不通的家庭關係中,慢慢學習相處與對話,衝突、緊張、爭吵、辯嘴,或素樸的扶持,在在都是眼前再清晰不過的「教案」;它往往使我回觀到自己的親密關係,給我力量與看見與黑手男友的差異與學習互容。我常常想,他們都可以互相包容了,我為何不行?

勞動家庭早起規律的生活習慣,三十多年來一直導引著我的生活。高中到台北市念書,天微亮,我總是坐第一班車上學,六點四十分到校,三年未改。旅居義大利期間,不分寒暑,維持每天六點多起床到公園運動,整個修道院都對我佩服。我的早起,讓我透過運動,抽空思考並對於我身心靈的狀況,有極佳的調節作用。記得任職台北市政府期間,幾乎全年無休,每週六晚開完團體會議之後,我會選擇去三溫暖,泡澡放鬆,然後好好睡上一覺,隔日一早再去中山北路教堂繼續工作;每隔二個月,我全身酸痛,我會去找人按摩。這是我很重要的休息方式,我無法用大睡來解決疲累,我更無法熬夜,可是找個地方喝杯咖啡、運動,有時胡思亂想、有時淚流滿面,讓自己安靜獨處,爬梳,是我會給自己的一個空間。

2008年,接觸到社區大學的刮手療理課程。彭師傅,邊刮我的手,邊嘟囊著我的一條任性線,他要我,凡事要量力而為,不要任性。好個「量力而為」,彷如暮鼓晨鐘。當時的我,還正耽溺在返國融合(Reintegration)的痛苦之中。這樣的哲學,無獨有爾,我的黑手男友,也總以「認了」來表達他對事物無法控制的態度,甚至對於我們情感關係的斷裂、他工會選舉的失利,也是如此。對他而言,中年男子的選擇不多了,「認受」是一種出路,是一種安置自己挫折情緒的方式。

於是,盡力而為之後的量力而為,成為我安置自己不滿、不甘情緒的哲學。

運動+勞動:期待養成處處在場的能耐
我一路嵌卡在弱勢者的社會處境,放置自己在翻轉壓迫體制的工作位置中,在鄭村棋、夏林清老師的帶領下,一步步摸索出行動研究是實踐探究的法門。勞動家庭培育的質地、親身手工實作的信念、社會規訓養成的能耐、九○年代狂飆的社運都提供了豐沛的沃土,讓我的勞動習慣巧妙的接上了我十八年的「運動勞動」。

我人生前二十年的長成,可能助我發展成為體制內向上發展的樣板;然而,這前二十年的養成,卻巧妙地在我選擇社運路線後,接續作用,並且轉化為自己得以在社運中撐住自己的基盤力量。接著,運動中的集體改造,對我產生莫大的支持與學習,意義化了自己的行動,卻也帶來身心莫大的壓力與痛苦。每一次進行到深夜的討論中,我總是因著過去習於遵循社會規訓,壓抑自己,讓我撐住,不閉眼。習慣性的吃苦耐勞,我對基層工作沒太多不耐,靠著信念與追尋突破的欲求,撐下去;遇到挫折想轉頭時,也是那種苦幹精神以及對弱勢的情感,緊拉著自己不要脫隊。實在困頓了,便往休閒、運動裡鑽,近年來也依賴一些身體按摩作為方式,爭取休息轉換出路。

一路實踐走來的體認,認識到「實踐知識」的重要,也深覺對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與社會原有政經體系與歷史文化機制巧妙結合運行方式的辨析,是這條道路上重要的資產與認識。回視反觀,幸運的自己,有機會出國被歧視、當黑工被鍛鍊、有機會看見制度與時代脈絡如何層層疊附在人們的身上,有機會看見底層人民在壓迫結構下匍匐求生與配偶、同伴拉扯前進,那不為人知,卻激勵感人的生存力道。

現在的我,悄然發現,不論是我的親密關係(我與黑手男友)、我的工作(我與同志、與移工、移民)、我的家庭(我與父母、與弟弟)、我的公寓宿舍(與我的室友),都是一個個運動場域,蘊含著社會系統與經驗層次交相作用的力道痕跡。從無意識到意識,我希望持續探究社會變革取徑的個人與群體實踐方法之間的關連性,在每一個運動場域中,扮演一個真實負責的自己,區辨差異結構,養成一個處處在場的能耐。

運動十八年,還要撐下去!


lorna0201 發表於 樂多14:36回應(1)引用(0)

November 17,2008

客工制度安魂曲?

客工制度安魂曲?
------------由台灣與德國客工政策的比較談起


The Demise of Guest-workers Program?
-------The Comparison of Taiwan and Germany





龔尤倩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第三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治理生存運動
2006年10月7日(六)~8日(日)



摘要
歐洲封建時代與殖民擴張時期,封建地主與殖民者尋覓新的勞動形式,隨著奴隸制度在1838年正式被英國廢除,曾與奴隸制度並行的苦役契約工( Indentured servants /servitude) 也在1917年被廢除。二次大戰後的客工(Guest-worker),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中一種新型的奴隸形態。它允許廉價工資制度化,使工人充分滿足資本市場的需求,這群人在社會上既無權利也無種族平等的可能;族群分化的結果也削弱了得以保護這些勞工的社會運動及工會組織。
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台灣和德國對於外籍勞動者採行了客工制度,而非長期居留式的移工政策。台灣政策制定者擷取1955-1973年德國的客工制度,然而,因為家庭團聚政策與國際組織對移工權益的倡議,還有資本家與宗教團體等社會交互作用,使得德國的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客工成了移工,在德國成了歷史
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台灣則成為政策制定者極力要避免的現象。然而,經過十五年的台灣客工政策,實務中反映出台灣客工制度的問題結構造成外勞處於奴役的狀態;2002年,台灣政府允許外勞的最長工作居留延長至六年,2007年7月則又延長到九年,跡象顯示奴工式的客工將可能成為「長期居留的客工」狀態。而德國的例子說明了,政治意志主宰公民身分,國家認同可以隨著社會現實而轉化為承認包容多元族群。藉由歷史的追溯與比較,筆者試圖還原對於德國移工由「工變成民」的脈絡,並闡述家庭團聚、國際組織等政策所扮演的關鍵。當然,台灣與德國的比較,夾雜在太多不同脈絡下,很多切點值得再深入的研究。

Abstract
In different periods, Taiwan and Germany adopted a guest-workers program, but not a policy of permanent immigration. Taiwan started its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program in 1990s, while Germany ended it own program in 1973. In designing its migration policy, Taiwan had in mind the “Guest-workers” model of Germany. However, knowing that migrants in Germany eventually remained as permanent residents, Taiwan decided to avoid such outcome and adopted a rigid control policy towards migrants. Nevertheless, after 15 years of such policy, there are signs that it is not working as intended. Various adjustments had to be made for a progressively longer residency for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a strict temporary migration program in the end is not sustainable in Taiwan as it was not in Germany, we do not see any changes occurring soon. Obviousl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Germany is an imperfect one, under many aspects; there are still valid points that can illustrate the issues.

關鍵字: 客工(Guest-Worker)、家庭團聚(Family Reunion)、長期居留 (Permanent
Residency)、移工(Migrant Workers)、超國家組織 (Supra National Institution)


第一章 1955-1973德國的客工制度

政策背景

第二次大戰後,德國慘敗,全國由美、法、英、蘇四個國家分治。二次大戰後開始的冷戰,展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之間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對抗。美國希望推動歐洲統一與自由貿易以阻擋蘇維埃政權,同時希望歐洲經濟夠穩定以進口美國商品。
戰後的歐洲百廢待舉,於是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 (歐洲重建計劃),1947-1951 四年內美國提供了130億美元 (相當於2006年的1300億元美金),歐洲送科技人員至美國取經,同時也有許多美技術人員至歐洲。馬歇爾計劃重建了一個良好的歐洲經濟體系,從而減少了極左勢力在西歐的擴張。對歐洲來說,經濟援助結束了資金短缺,刺激了對戰後重建的投資。對美國來說,該計劃解決了生產過剩的問題,增加了美國對外出口。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西歐英荷法等重要國家為經濟重建及彌補戰時損失之人力,開始積極引進外籍勞工,實行客工制度 。西德則是這幾個國家中較晚引進外籍勞工者,因為來自東德及其他蘇俄附屬國家之難民尚堪以提供內部之勞動力,直到 1950年,德國的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德國資本家開始提出外籍勞工的要求,並威脅出走;馬汀歸納當時的德國,還有固定匯率制度吸引外資繼續投資德國以及人口結構改變導致勞動力不足之因。當時,德工會強烈反對外籍勞工的引進,在多次談判,以及德官方保障由國家介入招募外勞程序,還有本外勞同工同酬的保證下;1955年,德國首先與義大利政府簽訂國對國雙邊移工協定;1960年,與西班牙政府、希臘政府;繼之,1961年,土耳其;1964年,葡萄牙;1968年,匈牙利。在 1956年,這類外籍勞工人數不到十萬人,但到 1966年即激增十三倍,而到 1973年中期,更增加兩倍至二百六十萬人之多,這種一年增加近五十萬外籍勞工之速度,堪稱是戰後歐洲最具規模之勞力移動 (Castel.1986;Martin, 1995) 。

1955—1973 德國客工政策
第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奴工政策,堪稱是德國客工制度的前身。在1939-1945第二次大戰期間,德納粹使用大量戰敗國的奴工以及佔領區的俘虜,共計有770萬人以扶植其重工業發展。在1948-1961(柏林圍牆建立)間,有380萬來自東德的難民進入西德,他們成了西德工業重建的生力軍,提供了勞動力;對於西德而言,他們不旦提供了勞動力同時也象徵了對於東德共產制度的唾棄,這一群近百萬德裔人(Ethnic German)因1949年的公民法而享有公民權。1961年,柏林圍牆的建立,冷戰開始,中斷了這些作為勞動力後備軍的德裔人來源。
德國客工政策,主要就是要透過限制客工的居留時間以避免客工成為移民。
一開始客工只被允許居留一年的時間。政策制定者以為經過一、二年後,大部分的客工將離開德國。但是始料未及的是,客工政策並不符合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不希望過度流動的勞動力以節省引進客工的成本與訓練,客工本身也想多賺錢以匯款給家鄉。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幾個現象已經大致底定:德國的外國人口戲劇化增加,德國經濟寄託於這批客工已經成為事實,移工成為德社會上長期居留者。
國際公約與規範,使得德國的政策上必須要延長客工的居留並且支持家庭團
聚政策;結果,1968年有100萬的客工,1900萬外國人口居留在德國;1957年
的羅馬條約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也促進1968年共同體成員國可以在歐體任
一國自由工作,於是義大利、西班牙等客工終究不再是「客工」,他們可以順理
成章的留在德國 (Martin,1995) (Table.1)。

七○年代 移民人口成為長期現象
1973年,石油危機,德國政府率先實施門戶緊閉政策,不再輸入客工;同時藉以平息國內日趨升高的種族衝突。外國客工人數確實因為門戶關閉政策於1973年的260萬降至1977年的180萬人,但是也再度於一九八○年代增加至200萬人。對於當時很多外籍客工而言,因為不再容易進入德國工作,門戶關閉政策反而強化了他們更長期的居留在德國的意願。外籍人口從1973年的400萬人增加到1980年的450萬;在1974年約17%出生在德國的孩童有外國血統;1977年半數在德國的外國人已經居留超過十年 (Martin,1995)。
1975年一月的稅制改革,要求必須住在德國的孩童才可以申請全額的孩童補助,這項措施本來是為了遏阻部分土耳其人將其孩子留在母國卻仍請領相關津貼,但是卻造成這些外國人將孩子全部帶至德國。同年四月,德國政府下令部分被認定移民人口密度過高之區域(外國人口比率佔該區總人口比率12%),不准移工引進,例如柏林、法蘭克福等,但是這項政令於二年後因為雇主的抗議而取消。
七○年代各政黨關於移民議題的爭議開始浮上檯面,1977年反對黨出版白皮書,強調德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可藉由歸化措施增加公民人口。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則致力融合 (Integration)外國人至其內政措施之中,並且要求正視移民人口為「移民」而非「客工」,放寬外國人得以歸化為德國人之規定,並允許居留一定時間之外國人得以擁有地方選舉之投票權。

八○年代長期居留與獎勵離境
一九八○年代,城市郊區的貧窮問題還有社會的失業問題,使得移民族群成為眾矢之的。八○年代,鼓勵客工離境與融合境內客工成為德國內政兩個最重要的課題。
1983年十二月,德國政府採用法國模式立法鼓勵這些居留的外國人回歸母國,這些包括德國政府提供諮詢、返國機票、提前支領勞工退休金、家庭補貼金等優惠措施;一個外國家庭可以得到美金五千元的離境津貼。結果外籍人口數目自1982年的4,700萬降至1985年的4,400萬,但於1986年又回升至4,500萬 (Castles, 1985; Martin,1995);升高的外籍人口成為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無法操流利德語的外國人成為他們的高失業率的原因,另外就是社會普遍的歧視。排外情結使得社會衝突不斷,德國政府不得不開始針對外國人展開一連串融合 (Integration)的政策。綠黨開始倡議將稱呼外勞的Gastarbeiter (Guest Worker) 改為 Auslandische Mitburger (Foreign fellow citizen);德國政府於1981年承認外籍人士有組織權,政府並主動協助外籍人士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組織;當時移工參與工會組織達34%,甚至高於本地勞工 (Vermeulen,1997)。

統一後的東西德
柏林圍牆倒塌後,1989、1990年分別將近有390,000東德人遷移至西德;社會普遍對於無法控制的移民潮心生恐懼。其實,豎立二十多年的柏林圍牆並未阻绝由東方移至西方的移民潮,在1961-1988年間,就有616,000德裔人 (Aussiedler)遷移至西德。這些人被視為是德國後裔,德國政府給予大批資源,諸如房屋補助、遷移交通補助,還有社會保險以協助他們融入德國社會;因為1973年的門戶關閉,難民成為變相經濟移民的另一個管道。而這樣的優惠補助,直到1989年新的政治情勢而改變,德國社會開始討論這些一進入德國即享有各式權利的德裔人的公平性問題;同期在1988-1992年間,共有110萬尋求庇護的難民申請。於是,德國於九○年代開始展開一連串對於德裔人的配額限制,同時建立審查制度,並且提供大量經濟輔助方案給德裔人所處的波蘭、俄國等國家 。

改變的移民政策
移民數量的增加與排外的風潮,成為九○年代德國社會的風暴;社會上開始出現排外的暴力事件,根據聯邦警察單位犯罪統計 (Federal Criminal Police Office, BKA),在1994年就有7,952件排外攻擊,1997年增加为11,719件 (EFMS, 1994-1997)。九○年代起,德國移民政策不斷由左右政黨主導,其中爭議的焦點有:如何融合外國人政策、是否放寬對於歸化為德國人的認定、是否承認雙重國籍等;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 與基督教社會聯盟 (CSU) 堅持,「德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是社會民主黨 (SDP) 與綠黨 (Green Party)以及不同國籍的移民組織,則要求移民法改革,支持雙重國籍以及移民融合政策。
1991年,外籍法 (AuslG)實施,簡化了外國人歸化程序,讓已經在德國居留15年或年為16-23歲並在德國待上八年以上者,可以歸化為德國人 。這個政策在德國移民史上算是最重大的一次鬆綁,讓外國人終於有機會成為德國人。1998年,一項具爭議的眾議院調查報告出爐,這份名為「蛻變中的人口結構與移民」 的官方調查報告,第一次清楚承認德國是個移民國家,委員會的政客與學者呼籲德國必須要慎重考慮開放外國人歸化的程序;這項報告完成於當年大選前,由於事涉敏感,爲了避免影響選舉,選舉後兩天委員會才發布這一項報告(EFMS, 1998)。
1998年九月,社會民主黨 (SDP)與綠黨 (Green)聯盟贏得選舉。隔年,推出了公民法重大變革,又稱「孩童的公民資格」 (Children’s citizenship)。歸化为德國人的年限從15年降為8年;父母均為外國人但出生於德國之小孩,在其16-23
歲以前可以有雙重國籍,但是23歲以後必須選擇其中之一的國籍。歸化者被要
求要有德語能力。這一項法案,也是另一個重大里程碑,一向強調血統的屬人主義的德國,首次放寬其對公民身分的認定,轉為有條件的屬地主義。
2000年八月,德國實施專業資訊科技人員方案(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 每年提供二萬名科技人員五年之居留工作名額。德國對於專業技術人員的開放,並未實施在一般行業的基層勞動者,移工的開放始終一個爭議的政治話題,2002年德國上議院通過一個有限度開放移工的議案,然而經過下議院投票時卻引發憲法爭議而致無疾而終。這樣的爭議延續到2004年,終於執政與反對黨有了共識,2005年一月實施的新移民法,是政黨互相折衝妥協後的法案。雙重國籍仍不被德國政府承認,新法增加了提供移民教育與社會融合的機會,語言與融合課程成了取得歸化的必要資格條件並增加了高科技與投資移民。
德國的客工政策未依循其政策設計之原意,三十年間德國始終是一個不情願 (Reluctant) 承認自己是個移民國度;然而,國際組織的影響、歐洲整合的腳步、移民組織的倡議活動以及對於社會團結之考量,促使德國必須重新思考它的移民政策。

Table 1 : 1970---2000德國境內的外國人與外籍勞工
Foreigners and Foreign Workers in Germany: 1970-2000
單位: 1000人Unit: 1000 persons
年份
Years 外國人人口
Foreign population 佔全部人口比例Percent of total population 外籍勞工
Foreign workers
1969 2,381 3.9% 1,372
1970 2,976 4.9% 1,949
1971 3,438 5.6% 2,241
1972 3,526 5.7% 2,352
1973 3,966 6.4% 2,595
1974 4,127 6.7% 2,287
1975 4,089 6.6% 2,039
1976 3,948 6.4% 1,921
1977 3,948 6.4% 1,869
1978 3,981 6.5% 1,864
1979 4,146 6.7% 1,937
1980 4,453 7.2% 2,013
1981 4,453 7.5% 1,900
1982 4,667 7.6% 1,710
1983 4,535 7.4% 1,640
1984 4,364 7.1% 1,553
1985 4,379 7.1% 1,536
1986 4,513 7.4% 1,545
1987 4,241 6.9% 1,557
1988 4,846 7.3% 1,607
1989 4,846 7.7% 1,684
1990 5,343 8.4% 1,793
1991 5,882 7.3% 1,909
1992 6,496 8.0% 2,120
1993 6,878 8.5% 2,150
1994 6,991 8.5% 2,110
1995 7,174 8.4% 2,094
1996 7,314 8.8% 2,051
1997 7,366 8.8% 1,998
1998 7,320 8.8% 2,024
1999 7,344 8.8% 2,015
2000 7,297 8.7% 1,923
資料來源Source: 德國聯邦統計部 www.bundesauslaenderbeauftragte.de

第二章 台灣與德國客工制度的比較
在不同的時代下,台灣與德國採行了客工政策。台灣自1989 年起開始有客工方案,德國則於1973 年中止了客工政策。德國引進了「客工」創造了經濟成就,但是當客工成為移民,德國不得不接纳這些客工的子孫。台灣引用德國的客工方案,同時一再強調要避免重蹈德國覆轍8。台灣官方認為,德國讓移工成為
移民是一項政策的失敗。本章企圖藉由歷史的追溯與比較,還原對於德國移工由「工變成民」的脈絡。
台灣海峽與柏林圍牆,都曾是冷戰時期分隔共黨鐵幕與西方世界的象徵,美國資金也在戰後在台灣與德國扮演了首要挹助的角色;台灣與德國,同樣面臨「國土分裂」的事實;但是,不同歷史條件的發展將他們帶向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客工數目在台灣還是少數,台灣政策結構以及國際影響,也與德國大大不同。接下來就是關於台德一些異同之比較:

相同處:
1, 「非移民國家」的強調

台灣與德國都強調自己是非移民國家。客工只是為了國家經濟的產物,扮演廉價、彈性的角色,以迎合市場競爭的需要;客工,同是被視為是「他者」,沒有成為公民的機會。直到九○年代「德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仍不斷被德政客複誦;台灣政府則不斷強調「台灣是人口密度高的島國,無法負荷龐大的移民人口」 。
2, 沒有任何合法化國際黑工的政策
台灣與德國都清楚要求入境者,必須先辦理入境簽證。德國有少數例外,允許遭遇內戰與流離失所的他國難民,取得短暫停留;即使,一個國際黑工因為婚姻或找到工作,都必須先離開當地,再重新申請工作或依親簽證入境。兩國都對於婚姻移民,採取嚴格國境控管的方式,婚姻面談機制都是兩國實施的模式。
3, 開放高科技術移民的輸入
兩國對於低技術移工採取限制人數的方式,但是對於高技術移工則是張開雙臂歡迎。2000年,德國在關閉門戶之後,首度開放對於外籍資訊勞工 (Information Technology)在德國工作。在2005年新移民法案,不但擴及學術研究以及高階經理等外籍人士,他們更可以直接取得長期居留權。台灣,則在2003年的國籍法放寬對於外籍技術人員的長期居留限制,他們同時可以享有家庭團聚,以及歸化的權利;外籍投資者,同樣也受到這兩個國家的歡迎。

相異處:

1, 歷史與政治脈絡

a.不同民族國家的形成模式
國族可以是進步的,是對抗強大外部勢力的一道防線,成為對共同體想像的一種方式,同時是把『雙面刃』,對內扮演著壓迫性的角色,否定了共同體的多重多元結構性.以國家認同,統一與安全為名,壓制內部的差異與反抗(Hardt-Negri,帝國,2002:173)

早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德意志邦聯本土就有所謂羅曼蒂克運動,羅曼蒂克的思潮是當時小商人抵抗大資本與當時統治貴族的武器,強調德國民族主義精神,強調具有同一語言,風俗文化與傳統的大日耳曼人,要共組一個國家;於是所謂建立民族國家的運動開始風起雲湧,但是一直到1871年,德國才終於建立了民族國家。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分裂成東西德,這種分裂狀況一直到1989年東西德統一才結束。德國歷史的分分合合,或許可以解釋德國公民身分中的民族認同的強烈。1913德國的公民法,是重視血統的屬人主義;1949的西德公民法,承襲這個精神,並明確定義在1937年12月納粹德國的領土內出生及其配偶子嗣,均為德國人(納粹德國領土包括現在的德國、奧地利、捷克、波蘭西部)。這些德國後裔,即使他們不會說德語,但是依據1913的公民法他們是德國人。德政府並且支助所有他們抵達西德之旅費與住屋津貼,德並投注大筆經費協助他們融入德社會;這樣的對待與已經在德國待上20年的移工,卻永遠無法成為德國人的境遇形成強烈的對比並引發爭議,也促使在一九九○年代相關規定的改革。
德國稱這一群移工為,Gastarbeiter客工,就是要強調他們的客人地位,傳遞清楚的政治意志:他們永遠是客人,不是德國人。
台灣長期以來受到漢、葡、西、荷、日本以及美國的影響;在1949年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退居台灣,並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國民黨政府以漢文化作為中心思想,並實行戒嚴法控制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並壓制島內其他族群。台灣連續受到日本殖民以及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一九八○年代的政治改革運動,開始強調族群平和,以翻轉多年來制度上對少數族群的歧視,政治思想從「漢中心文化」轉為「台灣意識」。1986年成立的反對勢力民主進步黨,在2000年取得政權,台灣認同與台灣人民的福祉遂成朝野兩黨的重心;民進黨視國民黨圍外來政權,認為中國造成台灣意識與國家安全的威脅( Wei, 1998)。反抗國民黨鎮壓統治的主體轉而為省籍意識,在當時統獨尖銳對立的政治脈絡中,引進低階外勞政策成為統獨勢力、台灣/中國國族主義的攻防戰場。中國移工被拒絕進入台灣勞動市場,即便他們有地理上與文化上的相近優勢;他們也被視為是對於台灣安全的「威脅」。而來自東南亞移工,因為他們不會像大陸移工一樣,造成台灣認同的威脅,更因為東南亞國家的母國的經濟弱勢增強了台灣的民族優越性,進而塑化外勞政策的控制性。曾嬿芬論證外勞政策制訂者(包括行政與立法)在制訂相關政策的過程中,納進有關民族主義、國格、國籍、國家定位等國族政治重要議題,形成制訂外勞政策的規章 (曾嬿芬, 2004)。
「省籍意識」成為近十年台灣政治爭議的核心問題,「省籍意識」運用了古老的家族意識,在政治與社會領域中進行我者與他者的區分,這樣的邏輯同樣被操作在客工制度中,台灣在使用「外籍勞工」這一個名辭,延續著這樣的脈絡,這一群人被台灣社會視為「他者」。

b.不同國際組織合作的背景

超國際法律架構所支撐之生產與流通的全球化, 取代了民族國家法律結構的有效性;民族國家還是可以發揮他一型型態的壓迫性(Hardt-Negri,帝國,2002:429)

德國是聯合國組織成員,也是歐盟重要成員,而台灣則處在一個脆弱的國際網絡氛圍之中。聯合國與歐洲聯盟均大大的影響了德國的移民政策。聯合國下的國際勞工組織 (ILO),早在1949年即已呼籲對待移工要同工同酬 (ILO,1949, no.97) ;1975年更將同工同酬之標準擴及至國際黑工,並建議國家採取大赦方式合法化這些國際黑工(1975, ILO no.143)。
1957年的羅馬條約建立了歐洲聯盟的雛型,開放物品、人、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歐盟會員國公民可以自由移動。當時在德國大量的義大利「客工」,除了選舉權外開始享有與德公民同等的權利;1992年馬垂斯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喊出了「歐洲公民」(European citizenship)以強化歐盟的整合,馬約呼籲歐盟各成員國同意讓歐盟會員國之公民居留超過三年可以享有地方選舉權;並提出移民問題是歐盟會員國應有的的一致關注 (Common concern)。1997年,歐洲國籍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Nationality) 呼籲各會員國授與婚姻移民與其第二代雙重國籍的身分。1999年阿姆斯特丹條約 (Amsterdam Treaty),繼續推動歐盟移民政策整合,並將移民政策列為歐盟內政最重要的第一支柱,象徵歐洲移民政策進一步在歐洲法庭與議會法制化。四十年來歐洲移民政策的關注與發展,從會員國公民與家屬權益逐步擴及到所謂非歐盟之第三國家國民 (Third-country nationals)及其家屬之權益 。
自1994年起,歐盟會員國公民在德國已經可以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1999年,德國實施公民法,德國內政部長Otto Schily強調,這一項劃時代的改革法案,使得德國的公民法案得以躍升「歐盟標準」 。擔心國際形象的破壞,使得身在國際氛圍內德國不得不在移民議題上減少被國際輿論韃伐的處境。
相較於台灣,自從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在國際政治上擁有一個既矛盾又邊緣的角色。台灣唯一參加的帶有官方色彩的國際性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稱APEC) 是如此的鬆散。當國際政治成為台灣實現民族國家的重要障礙之際,外勞外交 ,反而被政策制訂者認定可以幫助台灣建立國際的地位,所以引進客工的來源國以當時外交考量為主要參考依據,繼1992年客工輸入原始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外,1996年與印尼,1998年與越南,2004年與蒙古。台灣多次使用「外勞外交」,以外籍客工的配額作為國際外交談判的籌碼。1999年台菲航權的爭議,台灣政府以凍結菲勞作為與菲律賓政府談判的籌碼 (龔尤倩,2002;曾嬿芬, 2004)。
在亞洲地區,在移工/移民的議題上,經濟與政治的利益交換大於人道考量;明顯的,欠缺社會性與移民議題的國際合作,使得台灣政策執行與制定者也罕有這方面人權考量的視野;就像是客工有自由流動的權益,社會福利以及家庭團聚權利,這些是德國客工的基本權益,但是在台灣相關政策上卻是缺席的。
Sassen 提出超國家組織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與去國家主義 (Denationalized),言國際組織將以人權政權之姿 ( Human rights regime) 形塑一個新的政治身分界定,使得客工一步步取得政治權利成為可能 (Sassen, 2002)。Soysal 強調雖然隨著像是聯合國與歐盟等國際組織的倡議,客工將逐步取得權利甚至是政治權,但是民族國家仍是最後最終的決定者 (Soysal, 1998)。超國家組織的作用確實在德國客工政策上發生了一定的作用。顯然的,台灣與德國是在不同的超國家組織網絡中,被作用與影響。

2, 不同社會經濟背景
台灣與德國在各自所屬世界區塊,各有其不同的產業發展脈絡。在一九八○年代之前,跨國勞動遷移的現象還沒在亞洲國家間發生;但是在西歐,客工已經是戰後重建與經濟復纾的重要生力軍。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得德國與台灣需求廉價勞工以挽回出走的資本家;來自民間社會的作用、社會視聽以及來自工會的回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客工引進的經濟與社會因素
匯率改革,馬歇爾計畫以及社會化的市場經濟,使得德國經濟快速的發展。因為優渥的退休金增加了退休人口,人口結構變化,教育年限延長等因素使得德國的勞動力下降。在一九五○年代,德國採行固定交換匯率,使得本地資本與外資樂於在德國作為基地,投資生產以外銷其他世界市場。同時低失業率,起飛的經濟,資本家面臨招工不易紛紛大喊出走。加以東德曾經是西德最重要的勞動力來源,隨著1961年柏林圍牆建立,冷戰升起,移工來源自1955年轉由國對國的雙邊協定,以支應產業所需之勞動力。一開始,這些移工只被允許協助農耕,但是迅速地擴及至製車業、機械工具、鋼鐵、消費服務等其他行業 ( Martin, 2003) 。
台灣以勞動力密集產業,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創造了經濟奇蹟;隨之台幣貶值,土地與勞動力價格提高,缺工現象出現,加以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國與東南亞廉價勞力市場的興起,資本家不斷向台灣政府提出引進外籍勞工的要求 (Tsay, 1995)。營造業是基礎建設的根源,1989年的十四年國建計畫,眼見勞動力輸送出了問題,台灣政府遂以專案引進營造外勞,隨後1992年正式擴至製造業與家事服務部門。
在台灣,引進外籍客工成為挽留外移產業的手段來鞏固國民經濟。如同曾嬿芬所言,引進外籍客工屬於台灣重商國族主義經濟政策的一種產物。1992年底開放六十八行業引進外籍勞工,當時政策主要考慮因素就是穩固重要外銷行業,1994年則開放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引進外勞,引進外勞之製造產業的選定是延續其重視出口產業的的考量。(曾嬿芬,2004; 鄭明忠 1995)。
台灣與德國都以引進外籍客工以解決國內缺工問題,或是鞏固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但是相較於德國而言,台灣仍就屬於國際勞動分工中的高級代工,以高附加價值取代勞動力密集產業的產業升級政策遲遲無法貫徹,看起來,台灣的產業結構顯然比德國脆弱的多。
b.民主與福利制度發展
十七、八世紀日漸興起的民主思潮,促成了推翻政治專制貴族教士特權的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重要精神「人們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的自由主義氛圍下,二十世紀歷經長期鬥爭,隨著投票權的解放,公民身分與國家意識形成,也同時發絍了西歐國家的民主制度。民族國家與人民的角色彼此論證較勁,福利國家興起 (Marshall, 1963)。在這樣長期的民主發展背景之下,在德國,被排除於公民身分並不等同於移工會被剝削其他應有之權利。
在亞洲,自二次大戰後,去殖民地運動伴隨著冷戰,以及快速的工業化過程,創造了新興民族國家;民主與台灣意識同時並行發展,台灣人民福祉直到近代才成為內政的焦點,然而,台灣並沒有福利國家的傳統,直到1989年李登輝上任,他企圖以全民健保,國民年金制等福利制度的設立以便利其獨立建國的方向;但是由於財政困難等因素,李的提案終究就沒能在立法院過關(Wuo, 2004)。台灣這樣年輕的民主國家以及不健全的福利制度,使得本地勞工都必須要在各式領域中鬥爭,更何況這些短期居留,在政策上就不被鼓勵融入台灣社會的外籍客工。
c. 工會的影響
在西歐,工會運動是社會解放的重要力量,是由民族國家朝向福利國家一個重要的作用力。歐洲工會長期以來在政治社會議題上,一直是具有重大的影響,與資方集團與國家機器共構一個社經決定的協調過程 ( Social-econom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Gotz Briefs就說德國的工會擁有一個「擬公共部門」的位置 ( Quasi-public corporation) (Kuhne,2000)。在這樣的歷史脈絡,德客工政策,工會佔著重要發言地位。德國工會反對外籍客工的進口,但是在國內幾乎是全面就業的情況下,德國工會要求有條件的引進,工會強調引進外籍客工必須同工同酬,工作條件一致,並要求將其纳入社會安全系統之中,享有社會福利,以保障德國工人協商權益不會因為客工政策而受損。德國政府接受了工會的意見,似乎德國工會避免了客工遭到剝削並保障了本勞權益;因此,在幾乎全面就業率的前提下,引進外籍客工並未引起多大的反對聲浪 (Seifert, 1997)。
在一九八○、一九九○年代,台灣工會一樣試圖阻擋引進外籍客工的政策,工會團體擔心外勞替代問題。但是台灣工運發展的年輕歷史,使得運動力量不足以抵擋這樣的引進政策並且取得談判的籌碼。台灣政府以基本工資政策,以及以本地勞工就業優先的媒合設計,回應台灣工會界的質疑。基本上,台灣反對移工的聲浪強烈,夾雜在統獨與階級的不同層次上,當時台灣工運界並未在與移工同工同酬議題上取得共識,進而達成共同的作戰目標。1992年,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率先提出同工同酬,並積極組織外籍勞工參與全國勞工秋鬥遊行;另一個工運團體,勞工陣線,繼續其反外勞主張,在1997年提出反對外勞聘僱年限由二年延長為三年。

3, 客工制度的設計
a. 勞動力的引進
德國是透過國對國的雙邊協議來進行客工的招募工作,由國家直接介入勞動市場的議定與媒介,以保障客工的權益。台灣,則是由私人的仲介市場來主導。德國透過聯邦就業服務局 (Bundesanstalt fuer Arbeit,簡稱BfA) 在輸入國所設立之招募辦事處,經過選擇、測試、體檢及犯罪紀錄調查後,以團體引進之方式輸入該國,並由雇主負擔食宿安排 (Martin, 1995)。台灣政府則讓招募程序私有化,選工、體檢、犯罪紀錄調查等由國家規定,複雜的招募程序,使得雇主必須透過仲介公司來招募;加以在雇主配額限制轉換、客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之下,不但造成客工成為「奴工」的現象;也造成雇主與仲介在招募引進過程中,產生回扣搶單等現象,當然這些費用全部都轉嫁到客工的仲介費中,造成嚴重的剝削現象。高額仲介費以及嚴格的控制管理,使得台灣客工面臨人權剝削的處境。
b. 簽證、工作許可與福利
客工必須取得工作簽證始得進入德國。經過聘僱一年後,在有固定收入與房舍的前提下,可以申請客工的家屬前來團聚 (Martin, 2005);經過五年的工作居留,客工可以取得永久居留;再經過八年居留後,客工可以申請歸化为德國人。除了藉由歸化程序取得中央選舉權之外,外籍人士可以參加工會,自組團體社團,就學,開立私人企業以及參與地方選舉等。1981年,德國解除了對於外國人結社的限制,政府鼓勵外國人結社,在許多州成立外國人諮詢議會,給予外國人地方政治參與 ( Vermeulen, 1997)。
台灣,只有取得工作簽證之客工可以入境,客工不被允許轉換雇主,除非有重大受難事實。直到2002年一月,客工可以允許居留六年,但是三年屆滿必須出境一次,以避免符合移民法中關於歸化為臺灣人的資格。客工只有有限的社會福利,有勞工保險與健康保險,但是沒有退休與失業給付。他們可以加入工會,但是沒有權利被選舉為幹部。台灣的客工沒有歸化的機會,更誑論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參與。
c. 家庭團聚
二次大戰以絳,國際勞動移動之現象日增,客工制度成為西歐國家主流;因為光是資本流動不夠,勞動力流動將可以增加利潤的積累。伴隨之的非法移民,歧視及排外問題廣受重視,國際勞工組織亦不得不面對此一新形勢,而為外籍勞工制定新的國際勞動基準。
家庭團聚,是國際公約中載明的基本人權。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應該受到國家與社會的保障。」1951年,歐洲人權宣言第八條,「每個人的私人生活,家庭生活,都必須受到尊重。」第十九條,「移工與其家屬的權利需要被保護與支持。」
1952年,教宗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1939-1958)也在重要的教廷文獻上「被流放的家庭」 (Exsul Familia) 中呼籲以移民本身位格為中心,移工擁有家庭團聚的權益。
1961年,歐洲社會憲章第十九條,「儘可能的促進合法居留外國移工的家庭團聚在移民輸入國的領土上。」1975年,國際勞工組織第一百四十三條公約第十三條,「呼籲所有成員國促成移工家庭團聚,包括他們的配偶、被撫養的子女與親生父母。」聯合國國際移工權益宣言第四十四條,「家庭是社會的自然與基本構成,必須受到社會與國家的保護,應該要盡力執行保障移工的家庭團聚權。」
(Cholewinski, 1997)
1981年,國際勞工組織所通過之「第一五一號移民勞工建議書」(Migrant Workers Recommendation, No. 151〕更直接擴大保護移工權益領域,將移民勞工家屬之保障亦列入。
1989年,在開羅舉辦的聯合國的兒童憲章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載明要會員國尊重並推動家庭團聚的原則,開羅會議所強調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使得國際移民已不足以靠雙邊或多國協議來達成,國際移民是個重要的國際議題,移民是人而非商品,需要基本的家庭生活權利。
從歷史分析,國際組織關於家庭的討論,已從「每個人有家庭生活的權利」( Right to family life) 到「每個人有家庭團聚的權利」( Right to family reunion)。家庭團聚原則,歷經數年,經過天主教廷與國際組織的倡議,成了歐陸移工成為長期居留移民的重要關鍵。
觀察1960s年代的德國,不只是國際視聽的壓力,不同利益團體也積極爭取客工的家庭團聚權。雇主認為要有穩定的勞動力,必須讓客工與其家庭在一起;雇主算計著,客工的配偶也會成為未來額外的勞動力;天主教團體則倡議分散的家庭將會嚴重破壞義大利的家庭觀念,並且導致犯罪製造社會不安。德國當局,則擔心抵擋了國際家庭團聚的潮流,將使得德國面對違反人權的污名。如同聯邦就業與失業保險局 Neue Rhein Zeitung在1964年不得不承認:「這是必須要體認的事實,外籍勞工的聘僱不只是經濟效益的考量而已,家庭的分離是不能夠接受的。」( Oswald-Schonwaldet-Sonneneberger, 2001)
於是,在德國,家庭團聚成為一個重要的由「工」成為「民」的關鍵。
近幾年來,台灣民間團體倡議取消客工的居留年限,但是尚未提及家庭團聚的主張。筆者認為,在台灣現實條件,家庭團聚議題的提出必須要有一些基礎。取消客工居留限制並且允許客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將是促使台灣客工現象從短期居留到長期居留的轉戾點。也唯有在這一個條件下,客工易位成為一社會中的公民份子,成為所謂移工,始得以開始掙脫被限錮於僱傭關係的社會網絡,當客工重新取回自己經濟與私空間的談判籌碼時,進而客工的家庭團聚權之討論才有更具體的推進。相對的,台灣政策制定者與社會,也有必要認識到國際移工權益的潮流,重新思考移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位置。

d. 國際黑工議題
綿長的邊界,興盛的旅遊業,密集與歐洲各國的貿易往來,加上自1973年以來持續對移工門戶關閉的政策,使得九○年代德國遭遇了大量國際黑工的問題。許多逾期居留或是違反居留目的的工人繼續滯德工作。這些人深得部分雇主的喜好,因為雇主可以逃避繳納稅負,而這些國際黑工也樂意避免負擔各式福利捐,進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而高額的失業補助金,使得德國本地失業者不急著進入就業市場,造就了這些「國際黑工」的工作機會,這些被查獲非法入境德國者,自1990的7200人增至1994年的31100人,同期,據信德國僱佣黑工的案例也自28800人增自71600人 (Seifert,1997)。
相較於德國,台灣不需要面對綿長的邊界問題,嚴格的國境控管使得來自東南亞諸國的旅客難以取得簽證入境。國際黑工問題肇因於限制工作期限的居留,剝削的仲介制度以及低劣的勞動條件。而在台灣,大部分的國際黑工是逾期居留。仲介制度使得台灣客工在面臨高額仲介費剝削後,選擇接受低劣勞動條件剝削以換取勞動的延續,或者是選擇逃跑,以自力救濟的方式繼續工作。這些國際黑工在台灣,自1992年至2006年,大約有97,396人,其中有76,044已遭遣返,截至2006年七月有21,153的黑工仍在台灣,約6.5%的移工總數 (內政部警政署, 2006)。
爲了避免國際黑工的現象,台灣與德國都採行了查察員以及施以行政罰責。在德國1996年有3,440位查察員,而在台灣2000年則有110位。德國同時在機場與火車站設置了30,000個檢查哨;同時,德國也提供經費給捷克與波蘭設立偵查哨,以防止非法入境,但是似乎成效不彰 (Martin,1997/2005 )。

4. 公民身分
Rogers Brubaker企圖指出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深受政治菁英對於民族國家形成的意識型態所影響 (Rogers Brubaker,1992)。Zolberg也強調移民政策牽涉到一個國家對內的國族意識形態 (Zolberg,1991)。Castles和Davidson則指出,全球化下民族國家模式本身已失去意義,以國族為基礎的公民認定也有所不足。因為其忽視了其他集體認同和當今人民對不同社會多層次的歸屬感 (Castles-Davidson, 2000)。追溯德國與台灣的公民身分認定,都有濃厚國族意識形態的痕跡,而德國在九○年代的公民身分開放,多少也反映了在全球化影響下,對於血統國族概念的鬆綁。
1949 年,西德在美英法國的支持下正式建立。同年的公民法承襲了1913年的法案原則:凡過去出生於德意志帝國領土內,或於大戰期間被驅逐的德國人與其配偶後裔,均視為德國人。德國的公民身分是血統的屬人主義,與台灣一樣;德國,隨著歐洲聯盟的整合政策與國際組織公約,不只是歐盟成員國公民可以居留,客工的家屬以及難民,也成為沒有公民身分的長期居留者。大量的移民數目以及國內外因素的交錯影響,使得德國於1999年改變了其屬人主義的公民身分認定,新的公民身分有條件朝向屬地主義開放。
台灣,舊中國漢沙文主義,父權階級傳統,伴隨青嫩的民主發展,長期一直是以血統為主的公民身分認定。客工被視為是經濟單位以服務於台灣的經濟,同時被一個帶有階級偏見的、以種族同質性為基礎的國族建立原則,排除在長期居留的成員之外(曾嬿芬, 2004)。九○年代,大量的婚姻移民促使台灣政府修訂了移民法,移民歸化的程序與時程成為一個議題,但是關於客工的公民權的議題,在台灣仍欠缺廣泛的討論。
德國擁抱著大日耳曼民族的傳統,台灣則還在掙扎於民主過程中尋找台灣的民族認同。台灣與德國的客工政策,視移工為客工,扮演彈性勞動力以應經濟需要,他們是他者,被排除公民身分。雖然1973年德國的門戶關閉政策阻擋了新客工潮,但是家庭團聚政策與人道考量成了德國移民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資本家與宗教的力量也發生作用,德國的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而緊接著移民議題挑戰了傳統德國的公民身分認定與社會融合政策,德國不可避免的必須對於外國人有更多元開放的態度。

Table.2 1994-2006.7台灣外籍勞工人數
製表:龔尤倩
年份 人數 佔全部人口比例
1994 151,989 0.7%
1995 189,051 0.8%
1996 236,555 1.0%
1997 248,396 1.1%
1998 270,620 1.2%
1999 294,967 1.3%
2000 326,515 1.4%
2001 304,605 1.3%
2002 303,684 1.3%
2003 300,150 1.3%
2004 314,034 1.3%
2005 303,812 1.3%
2006.7 336,779 1.4%
資料來源: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內政部


Table.3 台灣開放外勞專案名稱
製表:龔尤倩
勞委會開放外勞專案名稱 時間 備註
十四項重大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 1989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六年國建計畫 1989.10.28
六行業十五職業:紡織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製造業、製造修配業、電子及電子機械器材、營造業製造配修 1991.10.12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1992.05.08 就業服務法通過
外籍監護工 1992.08.05
家庭幫傭 1992.08.17
外籍船員 1992.08.20
六十八種行業 1992.09.26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 1992.08.05
七十三種行業、六十八行業以及船舶、化學製品、製傘、化學材料製造、食品加工五行業 1993.01.12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陶瓷等六行業:陶瓷、水泥、染整、石材、棉紗及鋼鐵業 1993.05.31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新廠及擴充設備案、七十三行業新設廠或擴充設備、3000萬元之行業 1993.08.06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三K行業專案; 工作性質較辛苦、國人工作意願低、缺工嚴重且產業仍有重要性之行業; 共38行業 1994.08.27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案;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行政院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 1994.08.27 併為2000.9一般製造業
重大投資製造業 1994.10.08
重大投資營造業; 學校,機構,醫院營造計畫 1994.10.08
織布等七行業專案 1995.05.01
製造業二年期滿重整(七十三種行業、陶瓷六行業、三k行業) 1997
併一般製造業及高科技製造業 2000.09

行政院宣布六輕四期工程1246億元,可專案申請營造業外勞7200名。 2003.05.26
重大公共工程停用外勞之補充公告: 政府單位核准之BOT興建工程,其工程總金額在新台幣二億元以上者,且工期在一年六個月以上,其與政府單位簽訂BOT合約之時間為2001年5月16日以前,得申請聘僱外籍營造工。15日 2003.07
立法院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條例」,貿易港區事業可以聘用40%之外籍勞工。 2003.07.10
資料來源: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第三章 客工制度安魂曲?
八○年代末期,當台灣開始要進行它的客工制度時,如何避免重蹈「德國經驗」覆轍的言論甚囂塵上。德國經驗,被台灣社會理解為:無法有效地控制移工潮,使其變成移民,是一個「錯誤」。於是,台灣官方試著發展一套更嚴格的客工政策,隨著前面章節的比較,我希望將這樣的討論能夠回歸到現實,那就是,德國的客工政策的失敗,並非是未能未雨綢繆,而是德國忽略了人權考量、國際壓力以及移民這個議題所牽引的各式社會力量的角力的後果。同時客工制度的問題根源,制度化了客工的邊緣性與被剝削性,使得這群人在社會上既無權利也無種族平等的可能,族群分化,同時也削弱這些得以保護勞工的社會運動及工會組織;其必將遭到社會力量的反撲。這樣客工制度的「失敗」,不單只是德國經驗,同時也是整個歐洲戰後客工制度的失敗。

歐洲失敗的客工政策

二次大戰後,西歐等重要國家為經濟重建及彌補戰時損失之人力,紛紛採行客工制度,這種客工制度基本上是延續十五世紀歐洲封建時代的農莊地主施行的苦役契約工 ( Indentured servants /servitude),一種兼具彈性與控制的勞動力( Castles, 1986)。市場運作與國際機構交互影響的結果,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無可避免的他們的家屬也隨著遷移;歐洲過去數十年的客工經驗顯示,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客工成為移民。如何融合移民 ( Integration),成為歐洲國家重要的政策關注。德國曾經是最頑固執行客工政策的國家,但是歷史辯證的演進證明它必須承認移民的長期居留的社會現實,並在政策上作改變。
Stephen Castles強調,勞動遷移的過程 ( Migratory process)以及重組世界經濟的過程,將無可避免的讓客工政策失敗。他認為「短暫停留」都是一開始客工政策制定者的想望,但是經過時間洗禮,客工會發現他無法存錢以達到他的經濟目標;客工開始帶他們的配偶與小孩,家庭團聚成了第二個重要的遷移過程的階段;移工家屬不單只是依親的家屬,他們也投入了生產行列,遷移的第三個階段就是,少數民族與社區在客國的形成 (Castles, 2003)。
當然勞動力遷移過程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交互作用,在既有體制內或非正式的部門,以及母國或是客鄉,還有國際機構或是超國際組織共同作用著這一個歷程。

客工制度的問題根源


1. 短暫僱傭
客工制度得以說服社會的理由是,防止移工威脅到本地勞動市場,因此採行客工制度似乎可以達成勞動位置不會被這些外勞佔據。然而台灣的客工制度,明顯的展現出奴化客工制度的問題。首先,雇主以配額方式聘僱這些外勞在台灣工作,配額不會隨意消失,聘僱期過後,工作位置上填補的仍是另一個外籍勞工。再者,客工被否定有法律與政治上的地位,客工處於被剝削的處境;既然他們被認定是客人,工會也不認為他們是成員,低階客工使他們噤聲、更難以組織化,這使得他們更難取得保護。
短暫的僱傭形式限制了他們的公民權益的機會與可能,客工不被鼓勵融入社會;有限的語言能力,使得他們難以取得法律資源以解決他們原本就窘迫的生存處境,他們被迫接受社會與勞動的剝削以及邊緣化。多元族裔的勞工,以及各種不同族裔與認同的界線,更方便資本家增加利潤並促進控制。同時,如果客工也認定他們自己的停留是暫時性的,他們將拼命賺錢,沒有興趣參與工會與社會活動,對於客工權益本身與本地勞工運動、市民社會都造成負面影響。

2. 社會衝突
社會上本來就存在的種族、性別、語言、文化習俗、宗教的差異,這些差異往往在移民的議題上被擴大發酵。在歐洲,自七○年代,因為經濟衰退與高失業率,部分政客與媒體形塑客工奪取了本勞工作權,一些極右派與新法西斯份子,像法國的雷朋(Le Pen)、英國的國家前線(National Front)、德國的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這些移工,並言他們帶來社會犯罪,威脅社會安全,造成住屋與貧窮問題。在法德英的伊斯蘭少數民族,還被視為是一種對基督市民主義的威脅。
當八○年代右翼政黨的口號發出:「所有外國人滾蛋!德國是屬於德國人的!」;1992年發生於Molln縱火事件 中,「我們都是外國人!」成為德國人上街遊行的另一個反制的口號。移民議題使得德社會被撕裂为兩半。
當然控訴外來者,歸責替罪羔羊,永遠比尋找制度惡源要簡單的多。這樣子的社會衝突並非只因為客工的本身,同時還有國家統治階級長期以來運用政策,視客工只是一個經濟單位,而不視客工有其人權的需要與融入社會的權益。國家的政策制度設計,無疑導引了人民的意識與思維。

3. 黑工與人口販運問題
客工制度會導致國際黑工現象,因為客工都希望能夠延長他們的居留期限以便累積更多財富,當這樣的需求被制度所遏止,他們會尋找其他方式來達成。因此,使用假證件或逾期居留的現象就會出現,人口販運的現象也會在尋求較好的生活的遷移想望下出現。國際黑工不受法律保障的位階,使得他們被迫接受低劣的勞動條件,而強迫勞動以及高額仲介費所存在的中間剝削,又與客國控制的客工制度環環相扣。

需要一個長治的移工政策

十五年的台灣的客工經驗,可以驗證外勞政策容易開始,要喊停卻是困難的。看不見企業減少對於這些客工的需求,客工數目也漸進式的攀升。所謂暫時性的外勞政策,已不攻自破,客工已不可避免的將成為台灣長期現象。
人口結構改變,快速老年化的社會,台灣需要年輕勞動力以支持退休與社會福利系統。客工工作年限的放寬,使得客工成為持續的現象,這些「長期的過客」將形成城市中的少數族群;國際婚姻的增加,使得客工有機會透過婚姻成為長期居留,也增加了新一批的移工,進而成為促進多元文化的生力軍。全球化現象使得資訊,傳播便利而快速,移工的網絡快速建立也加速全球勞動遷移現象的形成。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客工將成為台灣長期現象,台灣客工可能成為長期居留者;客工制度的漠視人權,甚至奴役人權,將使得移工倡議者、民間團體、超國際組織,透過不斷倡議人權以保障客工權益並且促進移工在客鄉的融入措施,進而推動一個長治久安、人性化的移工政策。因此,對於台灣客工政策提出以下的幾點建議:
1, 勞動市場的自由化
將客工的勞僱關係與居留權利綁在固定的雇主,將使得客工難以在不平等的勞僱關係上發聲。使得他們失去了討價還價的協商權利,穩固了其遭剝削的處境。
2, 招募客工過程國家化
透過國對國的雙邊協約進行招募客工的工作,以避免因為資訊壟斷、資訊不足所造成的仲介商業行為的剝削現象。
3, 移工權益的保障
移工不只是一個勞動者,還是一個公民社會的成員。讓移工有社會權利並併入失業、退休系統,避免移工因其「短暫居留身份」而成為廉價勞工,並有助於其纳入本地社會。國家立法是對移工民處境的重要保障,不僅是對特殊處境的弱勢家務工,還必須要有反歧視的相關立法;民間團體、工會以及移工自身組織,都是重要在國際與國內層次上鬥爭的重要角色。
4, 推動家庭團聚、移工人權、政治參與權以及公民身分
台灣需要跟上世界移工權益的保障潮流。移工不是客工,才能翻轉其邊緣化、被排除化的社會位置。只有政治力可以協調所謂的國家認同。因此,擴及移工之政治參與權,使得移工有參與本地事物之權利,擺脫其弱勢的社會地位與融合本地社會。
5, 推動融合政策的政治意志
移民應該視為是正分的文化資源。德國公民身分認定的開放,政權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家應責無旁貸推動移民族群與本地族群的融合。如果沒有一個融合方案,少數團體繼續沒有資源融入社會,將使得少數族群不得不築起一道自我保護的城牆,並以傳統自我認定,自我防衛以抵抗在地社會的歧視;進而造成了邊緣化,甚至分離主義。
6,多元文化的政治認識
如果一個國家的歸屬感,建立在血統與文化的優越,那麼移工將不可避免的被視為是一種文化威脅。我者與他者的區分與衝突,曾在歷屆台灣選舉中出現,各陣營以這樣的區分來形塑的台灣的國家認同;然而綜觀全世界,操著多種語言的國家已經不勝枚舉,一個同質性高的社會已不復見,多元族群與文化已儼然成為主流,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都是最好的例子。
許多國家已承認雙重國籍,因為他們知道拒絕移民是不可能的事。同時還會造成社會分化,種族主義與族群衝突;移民輸出國也贊成雙重國籍,因為他們要維持移出者的政治社會參與,這些國家需要這些外出人的大量匯款。
7. 區域化的倡議與串連
加強移工團體區域化的合作,增加與國際組織的對話與曝光;亞洲區域必須產生自己的民間力量串聯以抵制此區域的客工剝削現象,倡議在此區域國際組織推動移工權益保障之議題。影響移工/移民相關國際組織公約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

結論

移工權益是世界性議題


民族國家的地理區分已經不足以掌握生產、資本積累及社會形勢的全球性分工與分配,透過生產的去中心化與多樣化以及世界市場的鞏固,勞動與資本的國際分工與流動已是如此碎裂與多樣化,全球化下資本漸漸擺脫領土與議價限制的傾向,資本也需要勞動力漸增的流動性,於是移工成了世界現象;從而不平等的發展存在於國家內部並且超越國家邊界 ( Hardt-Negri, 2002)。
不可諱言,移工的勞動遷移,是一種表現,表現出「拒絕與尋求」:拒絕剝削以及尋找自由與更好的生活環境,這是另一種人民的鬥爭形式。這樣的國際勞動的遷移現象肇因於區域發展不平等與貧困,然而國際秩序、超國際組織似乎都無法對這個現象提出適當的解決之道,輸出移工往往成為像菲律賓、墨西哥等貧窮國家的另類解決方案。據聯合國調查結果,到2005年全世界已有近二億的移動人口,全世界35人中有一個人是移民,佔了百分之三的世界人口 (CGIM,2005)。這樣的勞動遷移將持續,移工移民權益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而國家限制移動的權利以及移工的權利形式,也成了移民議題的新爭議。衡諸二次大戰之後的移民議題發展,全球移民現象,已由世界村中不同機構分工掌管,在共同目標:資本利益不被鬆動的情況下,國家統治階級必須處理移工帶來的諸如是社會福利、住宅、勞工結社、公民權益,還有社會整合問題;而超國家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與歐洲聯盟,則在資本利益不會有根本傷害下,透過公約與宣言,尋求改善移工人權的最大公約數。

亞洲下的台灣客工

客工制度是在亞洲普遍的一種制度,在亞洲,罕見移工被視為是一個長期居留者並享有保障。亞洲的勞動遷移經驗是八○年代快速興起的一個新現象,欠缺人權的辯論與傳統,則是這個區域另一個特殊的現象。直到1998年亞洲才有宣示性的「亞洲人權憲章」,當時所有世界其他區域均已有所謂人權宣言的建制,像是1950年「歐洲人權宣言」、1969年「美洲人權宣言」、1981年「非洲人民權利憲章」以及1994年「阿拉伯人權憲章」。再者,很少的亞洲國家簽署「1990年聯合國保障所有移民及其家庭公約」。也許欠缺人權意識,是台灣與亞洲表現出比歐洲等國更頑強抵抗移工權益保障。晚進的民族國家形成,也使得亞洲沒有機會經驗多種不同的移民型態。
台灣客工制度是否會步德國的發展後塵?是一個重要的提問。在不同的歷史脈絡與社會作用力之下,要衝破台灣的客工制度,恐怕還需要更多社會力量的介入與角力,這是為什麼本篇「客工制度安魂曲」必須下一個問號。因為,台灣客工處於勞動最底層,而且不被視為是有權利的人;而且客工在台灣的總數遠少於七○年代德國客工數目,台灣社會當然漠視。而,家庭團聚,這個被視為是移工成為移民的里程碑,在限制客工居留的台灣,也罕為聽聞與被倡議。缺乏國際組織的接觸與影響,以及人權民主的傳統,這些都在在影響到台灣移工政策持續以一個嚴苛的客工制度維持著,進而延緩了移工者朝向長期居留的演進過程。在其他國家移民政策發展過程中,關於人權以及國家主權的論辯,更將會是台灣客工制度的核心爭議。
我認為移工權益的重要進展,必須在台灣與亞洲發生。國際人權組織也不應該因台灣的國際地位,而漠視在這塊土地的移工權益。我想強調的是,台灣需要有一個長遠的移工政策,這樣的政策必須要建立在限制移工人數並給予移工全部的權利。德國客工制度因為家庭團聚政策與國際組織的倡議,還有資本家與宗教的社會力量交互作用,使得德國的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德國的例子也說明了,國家認同可以隨著社會現實而轉化為承認包容多元族群。雖然,不同的歷史社會發展與法律建制,影響了一個國家的移工政策,國際他國所發生的移工現象與趨勢,台灣不能忽視。全球化與遷移過程,將使得台灣快速面對一個移民的議題,台灣應該要及早有一個長遠的眼光,也許這不會很快發生,但是等待的代價將會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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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眾到我眾間的游移(應心研究)

在「他衆」到「我衆」間的游移:
我的外勞經驗與置身投入

My Journey with the Migrants

龔尤倩

前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外勞諮詢中心主任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


本文刊於應用心理學研究季刊第26期

摘要

外籍勞工,因為母國的經濟弱勢而飄洋過海出賣廉價勞動力,在台灣勞動市場中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名化。筆者從基層勞工運動出發,在累積五年的工會經驗後,投入長達六年的外勞組織工作中,經驗了體制內外不同的工作位置,也經驗了廠場外勞與家庭類外勞,不同群聚的生態與困境。勞動輸出入國雙方國家機器與資本的結合,形塑了外籍勞工複雜的生存處境,經濟處境上升的假象牽制著外籍勞工的意識與行動。在筆者六年與外勞貼身的生命經驗中,是一段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交互「運動」與「改變」的歷程,這一段投身置入的歷程,開拓了筆者的自我改造,以及對於外勞問題叢結結構的社會認識。
本文立基於筆者的實務經驗,試著透過所接觸的各種個案,掲露在台灣不同外勞群聚的社會處境,複雜的勞僱關係與勞資盤算,以及外勞的自我想望與行動;同時紀錄作為一個外勞工作實踐者的行動實踐思考過程與分析,以及對於筆者生命課題的衝擊與影響。「他眾到我眾」,象徵筆者與外勞群眾關係的翻牆越界,與來自兩組不同社會體的生命衝撞與挑戰。在各種社會服務工作者與「案主」之間,無論是個別或社會集體關係與挑戰,本文或許可提供一些參照。
Many migrant workers sell their cheap labor in Taiwan because of a relatively weaker economy in their own countries. For that reason, they are often marginalized and stigmatized in this foreign lan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ells the story of her personal journal from a trade union activist to a migrant worker specialist. In the past 6 years, in order to reach out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she undertook many work position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stablishment. This gave her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and domestic helpers. Eventually, she also came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actions to fight against exploitation have been conditioned and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spiracy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labor exporting-importing state apparatus. In shor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not only did she make influence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movement in this country; the people she committed to “serve” transformed her, too. It is fair to say that this is truly a journey of self-reformation.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From He-group to We-group”, indicates that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dedicated trade union activist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she worked for have successfully come beyond their own boundaries and transformed each other. The author also argues that this can serve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flection for any one who has committed himself or herself to the cause of social services on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ir “service” and the people he or she claims to “serve”.



關鍵詞:外勞、經驗反思、行動研究

我「置身投入」外勞服務至今,沒有週日假期已成為我的生活常態,接觸外勞事務也由初期的戒慎,到後來的游刃有餘;外籍勞工對我的信任是靠我努力拼來的,而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異文化的經驗在與外勞的貼身相處中,使我深刻認識到:未被殖民過的泰國,人民溫順怡然、菲律賓則歷經西班牙、美國殖民,民主意識強烈;兩國呈現的民情因其不同的社會發展脈落而大不相同,我的投身置入的瞭解拓展了我的國際觀;在一幕幕外勞自己裝扮佈置與表演中,鮮活的呈現豐富的異國文化,讓有潛藏島國心態的自以為是的我,深深震驚,這種種族教育,在接觸的剎那使我對於外勞的認識大大改觀。外勞的貼臉擁抱的文化特質,那種熱情與我在六年前任職於基隆,看到台聯工會的勞工幹部們解放感情的唱著卡拉ok所展現的情感流露,如出一轍。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學院教化下,形塑了社會要求的進步知識份子的模樣與價值觀,幸虧經歷風起雲湧的解嚴年代社運狂飆期,遇見了籌組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 的鄭村棋與夏林清夫婦,素樸的正義感使我投入了勞工運動。這十年來,我歷經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秘書、台灣區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執行秘書,中壢希望職工中心 與台北市外勞諮詢中心主任;這些工作位置的磨練使我必須深入群眾,對我的社會歷練與階級意識有很大的學習,同時帶給我另一個最大啟發的,則是來自於勞動者的「身教」,開發了我的熱情與隨性,而外勞則扮演解放我僵硬的肢體動作的要角。
在教育體制教化(馴化)的過程中,將人一層層的包裝與壓抑,往往閹割了自我的真摯與對於各種社會現實的疑問。這是我這十年來最大的收穫與學習。
這一篇文章,我嘗試紀錄我在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與台北市外勞諮詢中心的外勞服務工作經驗與思考。在投入了五年的基層勞工組織之後,我帶著工會組織的經驗轉戰外籍勞工的領域,轉眼間又是另一個六年了,從「他衆」到「我衆」間游移,我這個在外勞口中不像台灣人的台灣人,曾幾何時也曾將外勞視為「他衆」,並在過程中掙扎啊。這一段紀錄,數度因為各種現實的外勞鬥爭議題而延擱,對於一位實務工作者而言,不善論述的文字筆戰,而本文,字裡行間所傳達的憤怒與情緒,我並無遮掩,因為那也反映了我在實踐行動中的真實情感。

希望職工中心的Sr. Lorna(羅娜修女)
自1998年我踏入外勞服務工作,適值外籍勞工人數逐步攀升,本勞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縮減外勞是工運上的重要訴求,保障外籍勞工權益、縮減外籍勞工人數是同時進行的外勞議題。工委會這一支工運路線,一直以階級角度持續地進行外籍勞工的組織與教育,李易昆與柯逸民在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的工作,不斷進行著基層外勞運動的實踐。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的實踐從工會組織進入了外籍勞工的領域,因為前有基層工會實務的洗禮,使我得以迅速進入外勞相關法令的認識與操作,並協助希望職工中心建立「辦公室」的樣貌,成為一運作制度化的外勞服務機構。
當然,說到要接觸這樣操著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勞動群眾,初期的我只有抱著疑惑與憂慮,該如何進入這一群外籍勞工的生活世界啊 ?我不斷地擔心著自己的英語溝通能力、擔心無法取得外勞的信任而勝任工作……;雖然身處於台灣社會,但是在中壢希望職工中心的空間中,有著泰國、美國、澳洲、韓國與菲律賓同事,我是唯一的台灣人,英語是辦公室社工員溝通的共同語言;在週日的辦公室與教堂,更都是外勞進出,我反而是其中「罕見」的族群。記得我破破的英語,讓一些外勞帶著不耐的表情重複詢問,多少讓我潛藏的「民族自尊」受到傷害,一開始我活得並不快樂。
當時的工作空間,教堂外是一個充滿敵視外勞的世界,教堂內卻是處處都是外勞的場域,我就這樣生活在教堂「內」、「外」不同的社會空間出入,時而有種價值觀錯置的「趣味」,當時,我常開玩笑地對同事說我在『希望』反而成了「外勞」。這種從不舒服到趣味的感受的轉變,緣由於我的工作使得我必須涉入外籍勞工事務中,無法以逃避、輕視與敷衍來對待彼此的關係,雖然初期我有戒慎恐懼、有不愉快,但是我的工作角色、以前工會實戰的經歷以及與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同志們的討論,使我懂得擱置、檢視自己的不愉快,當我開始以不同的心態與方式來面對外籍勞工,並設身處地的體會在充滿著他衆的社會中的生活。展開自己某種歧視與民族自尊的自我批判,不斷挑戰與檢視自己,作為一個外勞工作者,所持的立場與行動方式。進而推動著我去思考甚麼是本勞與外勞的利益?外勞是台灣的社會問題嗎?以及台灣的外勞政策的叢結結構與控制性 。
族群,發酵了台灣社會長期積累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外勞成為台灣經濟大國對東南亞經濟弱勢國家的「施惠」酬庸的表現,人們自動對外勞產生了社會區隔作用,更因彼此的對待關係中的強弱權勢地位清楚,多少阻礙了本地人進入外籍勞工的生活世界的機會。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強化了對於外籍勞工的社會控制。

首次仲介費議題的外勞街頭抗爭
1996年立法院通過了就業服務法修正案,其中唯一修改的條文,是將外籍勞工的工作年限從二年延長為三年。因為1996的修法,到了1998年、1999年,許多的外籍勞工工作年限由二年再延長一年,當時許多仲介公司開始漫天叫價,要外籍勞工付出第三年工作展延的仲介費用,每名外勞被索價新台幣二萬元至三萬元不等;「第三年仲介費」成為當時爭議的焦點,是外勞主動申訴最多的問題。由於申訴的外勞均已屆滿兩年,家鄉的債務多已還清,對於台灣的法令規定比較熟悉,面對在異國的剝削,控制的枷鎖鬆了,對抗的動能不斷醞釀………….
1999年4月26日,我組織了外籍勞工與神職人員,發起抗議仲介公司巧立明目向外勞收取第三年「仲介服務費」的街頭行動,這是全台首次針對仲介費這個議題發動的外勞群眾抗議。我們動員近五十名外籍勞工朋友至職訓局拉布條表演行動劇,為了抗議「仲介吸血」的結構,扮演仲介公司的外勞,手持大針筒,向外籍勞工不斷抽血,當時數名外籍勞工並親自面對職訓局的官員說出他們的心聲。
公開的抗爭行動,外勞往往會面臨到資方的白色恐怖或遭解雇威脅的壓力,在資方高壓的行政控制之下,連外勞請假都是困難的;參與當天行動的外勞許多是上完大夜班後直接前往抗議陳情的。這種外勞集體行動的條件限制,加以這項議題未能發展更大的串連抗爭行動,運動的力量不足,使得第三年仲介服務費沒能取消,但勞委會形成每個月仲介公司只能收取服務費1000元的參考價碼的決議。
由於菲律賓外籍勞工篤信天主教,因此天主教會是台灣最早介入外籍勞工服務工作。然而解嚴前的台灣政黨對宗教的控制惡名昭彰,甚至驅逐過天主教的激進神父,雖然這樣的高壓統治在解嚴之後稍息,但是控制的餘毒仍遺留在部分神職人員與教會系統之中。這一次與天主教神父們合作的群眾行動,當職訓局官員不願面對外勞政策失當的指責,反過頭來痛斥我們書寫的抗爭海報涉及對當時勞委會主委的不敬,進而威脅不願與我們對談;記得當時,神職人員面對這樣的衝突面面相覷,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天主教神職人員所面對的威脅與限制,也需要不斷的運動轉化。

與外勞的關係上的置身進入
1993年,我到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大學生進入基層工會,懷抱著親近勞動群眾與救世實踐的偉大情懷,不料,每日投身於工會的打掃應對,我曾強烈質疑自己為甚麼淪為「小妹」,也不滿工會幹部的思考與發言,在數度的衝突中一再釐清,我在與同志討論中、在實踐中不斷地叮嚀自己進入工人世界思考做起,還有所謂知識份子與工人的「身段問題」。
這樣的反省,同樣發生在我與外勞群眾的關係中。因為在一個教堂的工作位置,外籍勞工尊稱我为Sr. Lorna羅娜修女,雖然比不過天主教系統中神父的尊崇地位,但是作為一個「台灣的」外勞「社工員/組織者」,外勞看待我們是不一樣的。尊敬有之、特權亦有之、不信任的懷疑態度有之、有些外勞也會以買保險的心態與我維持關係。這一些「我他關係」的位置,從他們選擇如何對你發言中即可窺之。每週日中午他們會主動為我烹煮食物、洗滌碗筷物品他們會搶著幫你做、也會恭敬謹慎地跟你說話………..,我不再是以前基隆時甚麼都要做的「超級小妹」,可是,我發覺失去了以往與工會幹部們共同研討抗爭議題,共同面對排解生活世界衝突的情誼。在教堂的工作,我忙於處理各種爭議諮詢,卻也開始不耐於這種關係質地,我開始思考,我到底希望改變些甚麼?我真正了解外籍勞工的世界嗎?
為了避免矇蔽了我對外勞們的真實認識,我承襲著過去的組織經驗,開始在他們聚會中置身投入,我陪著他們在教堂門口發放文宣,藉機聊些個人與生活的議題,我開始好奇於他們的出身,以及他們自己對於海外工作的生活感受與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BOME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告訴了我,他的「一顆滷蛋的故事」。
他說,工廠餐廳的阿嬤,午餐都會分給大家滷蛋,其他的台灣人都是整顆滷蛋,只有外勞是半顆蛋;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問到「為甚麼我的滷蛋只有一半呢」,阿嬤不理會他;第二天他再問,阿嬤嘟著嘴巴拿起杓子給了他五個滷蛋,BOME一聲不響,把飯菜全部還給阿嬤,說「我不在乎妳的滷蛋,我只在乎公不公平,這是UNFAIR的」轉身離去。之後,那位阿嬤不敢再佔外勞的便宜。BOME告訴我這是一種教育,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求得尊敬!2000年5月1日,當我在馬尼拉的工人大遊行中再見BOME,他已經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他說他永遠忘不了在台灣的經歷,他選擇律師助理的工作與積極參與菲律賓勞工運動,延續著他追求公平的信念,這也許就是他的台灣經驗帶給他的吧。
我對於組織外勞的疑問與好奇,一方面讓我更趨近認識外勞,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的組織工作找尋方向;我找機會深入他們的居住環境、工廠宿舍,直接到中壢、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去找他們。這樣的接觸,改變了作為一個外勞社工,每日在教堂如救火隊的接案,也讓我更真實地貼近他們,經驗外勞在台灣生活的一偶:不論是殘破的或舒適的宿舍,共通點是限縮的生活空間,故鄉的相片掛滿牆上,在週日光鮮與濃郁古龍水的外表下,每日卻生活在不到二坪的休息空間;在異鄉的苦悶,讓他們寄情於菲律賓華僑所開的餐廳中高唱卡拉ok,在逛街中、在教堂的志工活動中紓解工作壓力、享受現代化台灣的進步;我終於了解他們在公車上大聲說著母語,所反映的愉悅心情;還有在讀他們家書中,感受到滿載的思念與衣錦還鄉的承諾。在週日下班後,我與他們一同去卡拉ok小酌唱歌;我也開始請他們與我共同合作協助個案,他們協助我以原始母語溝通、翻譯,試著以猜想來理解我的文法不全的英文!對於外勞的各種接觸與認識,增加我在各種外勞行動上的判斷與對他們處境的瞭解。我開始感受到那份「共同走過的情誼」。
如果,沒有意識自己的優勢位置,沒有不斷告訴自己行動的目標性,並為了目標而竭盡腦汁,並選擇採取置身其中,我相信這種與外勞的情誼與信任,對於外勞的認識以及因為這種認識而後續在台北嘗試發展的社會改變方案 就不會發生的。

外勞首次與本勞鬥陣 的關廠抗爭案
1999年的大溪擎陽電子廠關廠事件,是本勞與外勞第一次因為關廠事件共同走上街頭。從一開始是否要與本勞一同抗爭?我面對了本地資深勞工運動者對於本外勞合作的懷疑,從他們的口中,充滿對於外勞的不信任與歧視,「他們可能抗爭嗎?」「他們取代了台灣人的工作,為甚麼要幫他們爭?」……這樣的質疑對我而言並不陌生,我時常會面臨到很多本地勞工的質疑。但是當我一次又一次經驗外勞的弱勢與勞動處境之後,我認為如果沒有讓這一群人有力量,更多的勞動剝削就會產生,連帶的本地工人的勞動條件也無法提升。華隆頭份廠的工會幹部就告訴我,「當工廠請了外勞之後本地勞工就很少加薪了!反正請外勞這麼便宜,你不做還有外勞做!這像是在勞動現場中各種因為性別、年齡、甚至族群的分化,以前是客家人或原住民,現在則是外籍勞工……..」
一位基隆的工會幹部也曾問我,為甚麼要幫助外勞?我簡短地回答,「要讓外勞懂得爭權益啊!」他會過意說,「喔!……….要讓外勞知道爭權益,然後老闆就會不用他們了!」我笑著。廉價的、長工時的、好管理控制的外籍勞工,是國家機器與資本階級結合的設計,外籍勞工領著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最低的基本工資,大幅節省資本家的人事成本。這樣的外勞政策往往使得外籍勞工成為失業的帶罪羔羊,更進一步造成社會仇視形成另一重對於外籍勞工的社會控制。
這樣的經驗同樣發生在親朋好友對於我投入外勞運動的質疑與挑戰,一開始我會激昂的進行意識形態的力辯,然後像隻鬥輸的公雞,惋嘆世風日下難以扳回種族歧視的謬思。但是伴隨著對於議題的深刻度,我開始比較認真去對待一般人們這一種歧視心態的源起與經驗,一次次的經歷,刺激我去意識、思考,並自問自己,我開始接受並面對人們的外勞觀感與質疑,分析這種意識形態的形塑結構,同時承認有些質疑是真實的。任職在台北市勞工局期間,使得我有更多的機會與聘僱外勞的雇主對答,我經驗到外籍勞工勞雇關係的複雜度(見下一章),也在每一次的對答中,進行改變對方觀感的自我訓練。
在台灣,因為人權與工資的價差,外籍勞工在勞動的底層謀生,低劣的生存環境與廉價,處境確實值得關切與顛覆;這種顛覆主要是挑戰台灣的勞動體制以及歧視弱勢的社會價值。相對對於外籍勞工而言,他們以在台灣的短暫勞動,賺取勞動價值與勞動再生產(母國社會的廉價消費)的差價利益,以謀求在母國家庭上升與經濟改善的機會。如果,外籍勞工只追求短暫的利益,不願對於低劣條件採取行動,沒有看到相對台灣勞動者的處境,當然必須要面對台灣勞工對他們的質疑與挑戰。因此,藉外籍勞工的議題挑戰台灣社會,成為我的主要行動目標。
談本勞外勞合作,不是只靠意識形態,必須要有具體利益的連結。擎揚電子的抗爭成功案例,憑藉的就是本外勞共同面對著關廠積欠薪資的壓迫,以及組織者從中的穿針引線。擎揚案例,使我想實驗一種本外勞共同抗爭的行動;於是我遊說另一為勞工運動的前輩,並在抗爭過程中積極解決本外勞兩方的理解。擎揚經驗,使我意識到如果沒有很好的觸媒,外籍勞工往往不被本地勞工視為是結盟的對象。這樣的合作基礎需要許多的條件配合:解決語言溝通困境、共同利益的分析與選擇,還有必須要不斷創造勞工之間討論的基礎。
擎揚電子廠共二百多名員工,其中有94名來自菲律賓與泰國的外籍勞工,屬於下游的代工電子廠,老闆經營不善積欠了三個月的薪水,工廠停擺,員工沒有錢領,工作無著,老闆跑路,工廠遲未宣告關廠,又侵占員工勞健保費,更積欠外籍勞工的強迫儲蓄款高達680萬元。依照當時法令規定,勞工只能領到一半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外勞與本勞數次至勞委會抗議,突顯擎揚電子廠所暴露出的外勞「強迫儲蓄」制度、以及勞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請領的問題。終於在經過半年抗爭之後,「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的請領方式放寬,因為雇主未繳交勞保費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費率,也通融由勞工以補繳方式,讓勞工擁有主動權申請請領。外籍勞工的「強迫儲蓄」,2000年勞委會終於界定是違法。
擎揚電子廠的抗爭期間,四十五歲的本勞阿桃就曾告訴我,因為外勞的帶動讓她們更積極參與抗爭,她說「我看他們那麼認真,抗議時那麼激昂有力,我想如果只有我們本勞可能很快就會放棄了」外籍勞工在經過兩個月的抗議後,因為居留理由消滅被迫離境或是轉換雇主,集體外勞被迫分散了。經過半年,他們領到了第一筆積欠工資,隔了一年,另一半的積欠工資才匯進他們在菲律賓、泰國的戶頭。
擎揚關廠案中,透過翻譯解決本勞外勞對於抗爭訊息的掌握的差異,是很大的挑戰。抗爭時,外勞對於抗爭現場的理解,真是需要很細膩的解釋,更一再印證作為一個外國人的生存困境,他們陌生於台灣勞動體制的規定與社會制度的建構形式,這從他們不明瞭為甚麼拿不到錢、為甚麼官方程序是如此、為甚麼要上法院告老闆才是可能取得工資的方法?……種種疑問中可以窺見;另一方面,外籍勞工還要面對來自本地與母國的官方機構,諸如勞委會、菲律賓在台辦事處、警察機關等的特別關注,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就曾表達參加抗爭就要遣送出境之言論云云,讓外籍勞工除了勞動體制的壓迫之外,更因為在異鄉選擇集體抗爭行動面對許多的壓力。我,則必須天天面對群眾的未來,心中的壓力超大,到底能把他們帶到哪裡?如何避免隨抗爭產生的各式遣返出境的威脅?如何繼續凝聚抗爭力量?如何維持本外勞對於抗爭的持續動力………當時,我天天從中壢趕至大溪擎揚電子廠,與他們開會討論,處理被斷水斷電的問題,面對他們的不解以及對制度的憤怒,讓他們掌握訊息能夠自己做決定,選擇要不要參加隔天的行動。
外籍勞工的「不自由流動」的勞動特性,讓他們容易被資方、被社會控制,使得外勞要集結成抗爭的力量益發困難。然而,擎揚關廠案的外籍勞工,因為關廠事件,反而因不能自由轉換工作,而掙得一個外勞必須面對共同處境的空間,外勞離鄉背井的處境,使得外勞沒有原生家庭與各種社會關係的牽絆,而能在抗爭過程中凝聚成「同仇敵愾」生死與共的集體力量。這是在外勞關廠戰役中出現的機會與力量。
另外,那一筆680萬的儲蓄金,最終沒有一個擎陽外勞取得,2000年我到擎陽外勞Elma在馬尼拉的家中作客,寡婦的她獨自撫養三個小孩,晚上我們睡在臥房兼客廳的地板上,Elma望著砌到一半的磚牆喃喃道「我還等著擎揚黃老闆的錢呢」。

就地作戰的能力來自工會的實戰經驗
天主教是菲律賓的國教,90%的菲律賓人信奉天主教,因此台灣多以天主教教堂作為服務外勞的據點,天主教區也因為菲律賓外勞教徒的奉獻,使得財務問題得以改善,宗教事務得以不斷推進。
然而教堂是以神父作為中心的權力結構,並有一定程度宣教的功能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為中心唯一的台灣籍、非教徒(我沒有宗教信仰)、有勞工運動背景的社工員,我一方面協助中心日常事務,另一方面各種勞資爭議的處遇,則多數落在我的身上。在中壢的希望職工中心,由於位處五大工業區(桃園、中壢、大園、平鎮、觀音工業區),外籍勞工多來自工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多半是超時加班、加班費短少、未依基本工資給付等屬於勞動基本保障的問題,這些勞動基準權益原就明訂於《勞動基準法》中,然而外勞卻需以抗爭形式以要求雇主守法,也正反映了外勞的勞動處境。集體組織教育外勞如何對抗資方,如何瞭解資方違法情形?如何認識法律上所有的保障?如何判斷情勢?如何防止外勞領導人被遣返?如何防止資方利用外勞間不同利益而分化?如何保護自己不被強迫遣返?都成為對外勞組織教育的重要內容。使用野貓式罷工、透過官方調解或以匿名申訴是我們常討論使用的方式與策略。因為外勞集體聚集地點不易,在鄰近中壢工業區的小公園常是我與外勞們進行集體勞教,討論行動策略的地方。勞工教育是抗爭成功的重要關鍵,透過教育與互動,面對外籍勞工的恐懼並尋求方法前進,才能與他們共同決定行動的策略與方向。A廠的抗爭設計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A廠在北台灣有四個大廠,中壢廠就有200多名外籍勞工,廠方為了因應供料不足的停工,為了要節省成本,計算停工期間的時數,於旺季時要求外勞於正常工時之外另加長工時(不給加班費)以償還之前「所欠的工時」,到最後如果仍未補回之前的積欠工時就以扣薪方式為之;使得每名外勞不但沒領到足額的薪水,往往還要倒貼薪水給老闆;這種「NO WORK , NO PAY」的方式,在中壢許多工廠施行著。當外勞在資方的生產會議中提出時,遭雇主駁斥,外勞遂轉而尋求希望職工中心的協助。因為外勞只有週日放假,我與帶頭的外勞經過長達月餘的開會討論,從第一週的了解案情到下一週的分析薪資單與工時,再隔一週帶領外勞研讀法令決定爭取的策略,分析不同的抗議方式,整整花上一個月的密集討論。
後來,外勞決定要向勞委會勞動檢查處採取申訴,但是擔心資方會有後續逞罰性的遣返動作,並擔心200多名外勞無法團結同步。因此,在某周六晚上七點,在鄰近工業區的公園中,我們開了群眾大會,從解讀薪資單、解釋違法性、到決定如何反制或要不要反制…..進行討論,同時分析資方會有的反應。當分析利害後,A廠外勞集體決定當領導人物被遣返時,應採集體一致的野貓式罷工。果真,在官方檢查勞動條件的過程中,資方意識到外勞的申訴行動,並採取了殺雞儆猴遣返領導人的手段,外勞們也以「集體關心」的方式回應,幸運地打了一場勝戰!隨後,外勞們也拿回應得的工資。事後,外勞們回到教堂慶祝並向其他外勞分享他們的抗爭故事,他們自己對外勞群眾進行了另一場的勞工教育。
因為意識到教育的重要,在中壢,我爭取在教堂彌撒前的30分鐘作為勞教時間,那是外勞等待彌撒的時刻,也是聚集最多外勞的時刻。我開始組織外勞形成「教育小組」擔任勞教種子人員,並負責表演各種抗爭故事、個案處境,作為勞工教的素材。我意欲突破語言、種族的障礙,希望能啟發他們的勞動意識。當外勞們因我的影響(不論是勞教、演講、戰略會議)而有所反應(或笑、或點頭、或發問)時,往往是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時候,也是激勵我繼續行動的動力。當時的我也試著辦理外勞掃街,九二一賑災募款以協助外勞參與社會、減少污名,並嘗試辦理「外勞海報比賽」開始發展外勞文化議題。就地作戰、發覺素材、勞動者自助組織,這些策略都是因為我在基層勞工運動的經驗累積,沒有前階段的訓練與磨練,沒有工運實踐路上同志的切磋支持,我想我恐怕做不到。

外勞運動的難題與挑戰
我在中壢希望職工中心所面臨最大的難題,首要是如何處理外籍勞工對於宗教的依附關係,不希望讓「宗教成為苦難中的鴉片」,而忽略外籍勞工自己對於勞動體制的認識、挑戰與行動。其實,宗教與運動改變並不是絕對衝突的,我在與神職人員的合作中便不斷教育他們:挑戰體制必須透過集體行動。外籍勞工對於神職人員的尊重與信從,多少增加神職人員對於外勞的組織能力,但是組織重點在於力量的積累不應只集中於宗教,還有外勞組織本身。這是我為何不斷鼓勵外籍勞工成立自治組織的原因。
其次,發展外籍勞工自主的幹部,啟發種子幹部,讓外籍勞工得以自助助人,這是另一項艱難的工作。因為許多外籍勞工休假有限,因為短期契約、外籍勞工面臨債務與異鄉條件的限制,許多外勞寧可選擇明哲保身,很少願意選擇投入協助的角色的原因。因此,鼓勵與教育外勞,不斷示範成功的爭議案例,從爭議案中培養合適的幹部群,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再者,是如何與本地勞工團體進行更綿密的互動,發展本地工會的「外勞教育」,去除污民化的社會認識,進以讓本地的工會幹部對於外籍勞工議題有正確的認識與看法。這是項艱難的工作,因此當時我曾逐一拜訪桃園當地的產業工會,但是卻因為實務鬥爭事務太多而磋跎;雖然因此,每年參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1112工人秋鬥大遊行,成為外勞團體的大事,也藉由每一次的遊行抗爭創造一個本外勞互動的公開場域。在1999年底,並正式組織本地工會幹部與勞工運動者,成立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對於當時的困難與組織經驗,延續著我轉戰至台北的外勞工作,在台北我們曾經積極以勞教招募義工,並透過籃球比賽形成互助團體;2001年十月,在我與菲律賓籍社工員貝傑利Jarry 的催生之下,成立了FIMW(菲律賓外勞聯盟),並盛大的舉辦了成立大會;然而事後的運作,卻因領導人契約期滿,以及內部人事財務問題而告失敗。而因為外勞在台年限 的限制,也使得我不斷面臨組織一再重組的挫折。

小結外籍勞工在勞動市場上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民化,支持弱勢的善意說來容易,選擇與邊緣勞動者工作的同時也在選擇運動自己,並面對其他人士的看待眼光,還要想辦法翻轉。中壢希望職工中心是我接觸外勞議題的第一個據點,過去在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的組織經驗,使得我得以在外勞議題上持續探究前進,實踐的方式也跟著需要而因人、因地制宜。外勞,跨國性勞動的特色,成為挑戰我「種族歧視」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並因為我進入了不同的工作位置,而近一步發展改造他人的方法與能力。

面對浮游群落的台北外勞
--外傭的勞動困境與生存困境

女性外勞,浮游群落

1999年11月,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長鄭村棋,邀我一同參與台北市的外勞行政工作。當時全台外籍監護工與家庭幫傭,接近十一萬人口,在台北市有二萬多名外籍家傭身處在二萬多名家庭之中。當我自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轉戰到台北市,所要面對的群眾就是這一大群「浮游群落」的女性外勞。她們的勞動處境的複雜度出乎我的意料,也成為我工作上最大的挑戰。
面對廣大在家庭中工作的外籍勞工,如何接觸到她們是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我延續了周日固定到教堂的習慣,只不過沒有了教堂據點,我與同仁靠著聖多福教堂外的服務台與外勞接觸。以電話諮詢開始在台北市的外勞工作。諮詢中心的團隊規模從兩個人、三個人五個人到三十個人的組織,陸續人馬的加入(包括我從菲律賓找來的社工員Jerry與Liza ),諮詢中心在新的任務不斷加入後不斷的擴增,我的工作角色與負擔也因之而不斷調整加重。面對散居各地的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在現有法令保障闕如、社會支持資源系統缺乏以及語言限制之下,每一通電話,可能都是另一個受害的外勞個案,工作艱鉅壓力沉重,同時我必須思考在市府的公共部門角色,如何發展台北市的外勞保謢政策。關於我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外勞行政實驗,已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說明,在此不便多贅 。
面對外籍幫傭與監護工的處境與問題,勞資爭議的協處是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從諮詢中心早期對查察人員的訓練、檢討會議,漸漸地設計了個案處理的通報與追蹤。30人的諮詢中心,在第一線處理形形色色的個案,必須要設計科層結構以為管理。個案的嚴重性有了優先順序,性侵害與身體傷害是同仁必須優先通報我的案例,當第一線工作者認為事態嚴重或處理難度高需要討論者,這一類的個案工作者也會讓我知道並一同討論。但是每每接觸每一個個案,她們的故事讓我心痛,從實務的例子中,每每讓我看到外籍監護工與幫傭的困境與制度上的嚴重剝削。

弱勢互相依賴與壓迫的情感
這樣的處境不只發生在外籍家務勞動者身上,許多受監護人與家庭也生存在結構造成的悲劇下。2003年2月國策顧問劉俠,因所聘印傭精神疾病而遭毆打不幸往生一事,震驚社會。來自東爪哇的薇娜,家庭經濟並不穩定,已婚的她有兩個小孩,丈夫是營造工收入不穩定,薇娜因此選擇至海外工作,來台灣工作之前,她曾在新加坡工作過。「每次我餵食她(劉俠)後,會幫她按摩,這時候的她會開心地微笑,我知道她覺得舒服」「不舒服時,劉俠會說『VINA,屁股痛痛』,我就會去幫她移動身體紓解一下疼痛」薇娜說。
照顧劉俠,薇娜坦言並不容易,「劉俠有65公斤對我而言也很辛苦」「她對我很好,我很愛她,我自願不要有休假,七個月來我只有在去年十二月,印尼新年時,外出打公用電話回印尼,因為電話很遠很遠,我拼命用跑的去、用跑的回來,因為我知道劉俠的生活幾乎要依賴我。………..」「我實在不知道事情為甚麼會演變成這樣」薇娜的話語充滿了強烈的罪惡感。
充滿道德感的外勞薇娜與過去長期支持弱勢運動的國策顧問劉俠,在政府漠視重症病人與外勞權益的體制之下,顯然也逃避不了制度性的壓迫所造成的悲劇。政府將照顧老病的責任丟給個別家庭承擔,並開放外籍監護工以因應這樣的社會需求,又未在制度上規範外勞勞動條件的保護。因此,到底要不要讓家中的外勞放假?往往成為重症病人家庭最大的掙扎,政府缺乏周全的臨時社區照護制度,病人家庭無所奧援,只有依靠另一個弱勢-外勞,或者是,外勞選擇壓抑自己需求以照顧病人需要。重症病人與外籍監護工互相依恃的情感,雙方都淪為結構的犧牲者。

壓迫外籍勞動者以減緩政府面對老人照謢體系日益增加的需求


外籍家傭政策碰觸到社會福利結構問題,台灣整體的社會福利老人照謢政策,是以剝削外籍家戶勞動者的做法,壓迫外籍勞動者減緩政府面對老人照謢體系日益增加的需求束手無策的政策。
近幾年來在台外籍監護工的人數扶搖直上,反映出老人照謢的強烈需求,但是政府將老人照護與扥兒的工作,仍舊定義為私領域、女性之天職,而非社會集體分擔的公共責任。三百多年來,世界人口平均壽命與高齡人口都穩定上升,台灣的出生率遠低於補充人口所需的水準,這種趨勢將台灣帶入老齡化社會,整體社政體系的規劃,應該雙管齊下,以國家力量介入改善保護外籍家戶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減少工時、區隔與雇主之居住空間、界定勞動內容。另一方面,應由國家提供受監護人照護空窗期之本籍人力,提供本籍家戶勞動者的就業空間。並且應該適度將家戶外籍勞工的公私領域進行區隔,讓本外籍家戶勞工納入勞動基準法的保障,成為正式上下班制度的勞動條件,並以社政福利資源介入,照顧病人之空窗期,強化臨時居家的照謢。另一方面,提升職業尊嚴刻不容緩,目前從事加護勞工仍是以單親家庭的婦女為多,顯見提昇家務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去除這項職業的汙名之迫切性。
回到每一個實務的案例,都是外籍家務勞動者對於勞動困境的呻吟與控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雇主家庭面對的貧窮與生計壓力,往往也會轉嫁到外籍家務動者身上,造成暴力凌虐事件。揳子四中的雇主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外籍家務勞動者的勞動領域真是十分複雜。

揳子 一:垂死拼命的阿嬌

「15個月在台的工作是一場惡夢,我想起雇主要我裸體站在鏡子面前讓他看、讓他摸我的胸部、摸我的臀部,15個月我不知道他強暴我幾次,我被壓迫、無力無望地在雇主家」「我的日子好像在地獄,雇主把我當狗看!」「我已經忍了15個月,每天生活在恐慌、羞恥、被虐待、被打、薪資也拿不到,雇主常說『我有的是錢,有錢人說的話大家會相信,你沒錢,沒人相信你!』我怕講出來真的沒人相信…….」外勞阿嬌說。
九十年十一月,在歷經15個月近乎牢獄的生活,阿嬌以肉捶砸壞了雇主家所有的門窗…,向雇主洩憤並向外界求救!在鄰居通知警方後,整個事件終於爆發出來。
「我來台灣的第六天,雇主就色狼我!我忍氣吞聲,仲介公司勸我要忍耐,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相當於印尼一整年的薪水……………」阿嬌低泣說著。
不斷忍耐的阿嬌,強忍欺凌,被限制行動的她,只能在雇主家的廚房、餐廳與後陽台行動,沒有雇主的召喚阿嬌是不能到客廳行動的;雇主設立了許多內規要阿嬌遵守:不准使用電話、不准使用大門對講機,也不能開門,每六個月才付一次薪資;雇主太太告誡她不能休息,即便沒事也要自己找事做;只有中午與晚上的新聞時間可以看電視,阿嬌可以外出的機會只有倒垃圾時間,女雇主還會如影隨形盯著她完成。男雇主往往利用晚間女雇主就寢、利用女雇主洗澡或不在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強暴她,「雇主要求我不能將房門上鎖,他手上也有鑰匙,我害怕發抖,他推我說不聽他的話,他會立刻送我回印尼;我白天工作、中午不能休息,晚上還要被強暴………..」
阿嬌於月事來時,將沾血的衛生紙丟在廁所,希望逃避雇主的侵害,雇主竟然還每月登記她月事來臨的時間…..,「我幾乎不願跟他們講話了,她們說我是啞巴,還對仲介說我不會笑」,女雇主告訴我,「妳不笑就要扣妳薪水」。
11月25日鄰居老太太敲門,阿嬌見是鄰居就開了一道門,適巧雇主太太回來撞見,當日下午雇主責問阿嬌為甚麼中午開門,於是用腳踢她揍她、女雇主也痛罵她。阿嬌受盡屈辱,越想越氣,就利用雇主夫婦出門突破禁忌打電話給仲介公司,不料都打不通。
當天晚上,雇主夫婦發現她使用電話,「我們不是規定你不能在家裡用電話嗎?妳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在用電話嗎?」,壓抑已久的阿嬌開始激動指責雇主打他,但是遭到雇主嚴飭,阿嬌越講越激動就把雇主強暴她的事全部脫口而出,沒想到雇主太太不但不幫她,還竟然馬上站起來說「你來台灣當然是要服務老闆」,雇主一聽阿嬌全盤托出更是大罵,並威脅「我明天找仲介送你回國,我會讓你空手而歸」。
隔日,仲介人員來了,阿嬌想與仲介談,卻遭仲介公司人員托辭拒絕。「我開始抓狂,我知道他們是同一邊的,仲介不會幫我,我不知道誰可以幫我,我已經走投無路了,當天晚上我沒有睡覺,我曾經想過拿刀砍他們,然後自己跳樓;反正我沒錢,我在印尼的老公也到處捻花稔草,我甚麼都沒了,我實在鬥不過那兩個人」隔日早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警方的電話,我拿了肉捶要雇主打電話給警察,雇主又罵我打我,我開始砸毀辦公桌與窗戶,希望鄰居幫我,我已經甚麼都沒了,我拼命了…」
當我看到阿嬌,她瘦削身影,道盡長達15個月的悲苦折磨。惡劣的雇主事後不但不收斂行徑,反而反控阿嬌損毀並要求賠償;阿嬌在勞工局的協助下,控告雇主妨害性自主,並得到勞工權益基金生活救助金的協助、順利轉換新雇主,社會局並提供義務律師協助阿嬌繼續這場冗長的奮鬥。
阿嬌的故事反映外籍家戶勞動者在結構上的多重弱勢,在都市叢林中誰能保證多少深鎖大門內,有沒有另一個阿嬌呢?

種族、階級、性別的三重壓迫
家庭中的僱傭關係,夾雜著階級、種族、性別的三重壓迫,壓迫著在家庭中位階最低的外籍監護工與幫傭。阿嬌是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她沒有行動自由,如許多外勞沒有休假一樣,在意識形態上許多雇主仍以封建時代的主僕關係,看待外勞如己身的禁巒、如奴工。為了「擔心外勞學壞」所以不讓他休假,其實壓根是擔心外籍勞工成為懂得與雇主在勞動條件上討價還價、有勞動意識的勞動者,因而限制其休假的自由。更因為台灣經濟優勢的自大,歧視來自東南亞經濟弱勢的外籍勞工,並為逕行管理的優勢,在傳統主僕的封建遺毒下,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受到特殊的種族與階級的歧視。
外籍監護工及幫傭,因為不同國家間的勞動價差,讓外勞為海外工作投入資本,這大量的資本(仲介費、借貸)形成了巨大的枷鎖,外勞擔心付出的資本無法回收而屈服於雇主的控制,加上避免中斷海外工作返鄉的難堪,使得雇主的「不聽話就遣返!」的威脅往往能夠得逞。
外勞性侵害,在種族/階級的不平等對待下,最容易發酵;阿嬌的雇主常說的『我有的是錢,有錢人說的話大家會相信,你沒錢,沒人相信你!』,就是仗勢種族與階級的優勢。女雇主說「你來台灣當然是要服務老闆」,把外籍勞工視為如傳統封建社會中的下女,除了勞務之外還必須提供性服務。外籍勞工則在法律保障與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選擇隱忍面對,不當的對待卻成了台灣社會中散佈各處的不定時炸彈。

私領域的工作空間 放任勞僱貼身角力
阿嬌沒有隱私權、雇主隨時可以進入她的房間強暴她,阿嬌行動被控制、不能打電話,她的私領域幾乎被完全控制,雇主太太還告誡他不能休息,即便沒事也要找事做。
居住在雇主家中,是台灣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然的勞動條件,居住在雇主家中的目的,無非是滿足全天候雇主的需要。這樣的勞動條件一方面削弱了本地家戶工作者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也造成外籍家戶工作者面臨危艱的工作場域,公領域與私領域合而為一,外籍勞工的社會關係被區隔、社會支持系統更無法形成。如果,今天阿嬌是一位一天上班8至12小時的外勞,定時上下班不需居住雇主家,將不致造成這麼多被雇主侵犯身體與剝削勞動的機會。
阿嬌的女雇主說「不能休息也要找事做」,這是許多雇主剝削廉價外籍勞動者的行徑。在清真寺的一場外勞勞教中,我面對左右分坐的男女印尼外勞,我指著左邊的男印勞「你們的工時是兩週84小時」指著右邊的女印勞,頓了一下說「妳們則是7-11」,全場頓時哄堂大笑,她們選擇以嘲弄自己的方式來面對她們的勞動困境;但是當話鋒一轉,提及工作的艱辛,許多外勞眼眶沁著淚水。這樣的處境,在官方薄弱的勞動政策與外傭勞動契約的模糊下,讓工作內容與工作時間沒有分野,使得勞僱雙方貼身角力彼此的利益,或有外勞遭欺負、也有雇主抱怨遭外傭設計,但是在現實環境之下,弱勢勞方當然是輸家。

揳子二:與社會作戰的阮小姐
「黑色雲霧擋住了視線,失去了光亮,一切很灰暗;我的驕傲已成往事,一切變的灰色;上帝,請保護軟弱的我,遠離一切危險,一個灰暗就夠了,一個灰色就夠了,我不要這顆心也成了黑色,沒有光芒;我不要,不要成為灰色……………………………..九月八日」阮小姐在遭到雇主強暴當天的親筆詩記。
四月六日,當我們同仁製作完訪談紀錄之後,我難消心中責難與怨忿地向她說:「對不起,我們害妳受苦了!我必須向妳鄭重道歉…..」
阮小姐頓時嚎啕大哭。出自她肺俯的壓抑許久的痛處,煞那間被我的道歉所觸動;我們都沁著淚水,她的哀痛使我這個「台灣人」異常羞憤。
越南的阮小姐來台灣兩年多,清明節的中午她搭著計程車跑到了越南小吃店,哭訴遭雇主強暴了四次,本來她打算隱忍,但是在阿婆百般羞辱後兩人發生爭執,她氣憤托出:「如果我是豬,那你的兒子就是與豬睡覺囉。」她要求與雇主對質,雇主家人則認為她信口雌黃,而阮小姐擔心遭雇主遣返失去工作,匆忙離開雇主家將實情對外人說出。
問她為甚麼不早一點求救呢?阮小姐望著我們:「我的老闆是警察,求救有用嗎?」
「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要讓大家知道,警察不全都是好人!」在了解我們可以提供的法律協助、工作轉換的協助之下,阮小姐說著。
週日下午,我們陪同她到A分局報案,「仿害性自主」在警局是一個冗長的報案過程,必須靜候女警隊至分局製作筆錄、隨後進入一個隱蔽的空間製作筆錄,雇主的太太是一位女警,在我們製作筆錄中,竟然她能夠衝進偵訊室欲質問外勞,當時的我氣憤地將她請出偵訊室,並請分局的刑事組長抵達偵訊室處理,她兀立在室外直到代理的小隊長趕至,方離開。她問我:「外勞講的話就可以信嗎?」
不料,B分局又來了兩位警員,說是要將阮小姐帶回B分局,因為雇主屬於B分局的員警,全案將移由B分局處理;這又是突然出現的說辭,我記得A分局刑事組長才對我信誓旦旦的表示,為保障當事人,該案將由A分局偵辦,刑警風紀部分再移由B分局辦理;言猶在耳,怎麼一下全變了?尤其再怎麼說,案發地點在C分局轄區,理應是由C分局偵辦!我敏感到情況不妙,不斷與他們周旋,並要求他們出示書面分案之準則;但是顯然他們不打算搭理我,幾個大男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像是狗吠火車,強忍內心焦慮與無力;我知道得要撐著,我與幾位同仁不斷與警方周旋;這個狀況直到我向當時勞工局鄭局長求救,鄭局長親自到分局與警察局長協調,案子才移由C分局辦理。長達七個小時的折騰方使警方對此案有了妥適的處遇。
阮小姐在現場目擊一切,沒有掉淚,只是緊握著翻譯同仁的手,她讓我真實地經驗到她的恐懼與勇敢地面對,她的勇敢鼓勵著我應該繼續與警方周旋,她可能到現在可能都不知道她勇敢所帶給我的力量。我們共同面對的不只是不平等的勞僱關係、還有性別與階級結合的壓迫、封建保守的警局文化與冗長的法律程序,以及,社會的眼光。阮小姐的雇主後來反告她偷竊,偷的是甚麼呢?是阮小姐自己的薪資單以及雇主撲滿的零錢加上數月前雇主遺失的鑽戒,於是勞僱「各說各話」。外勞偷竊的前科成為雇主指責外勞不檢點的事實,這樣的故事,是在暗示該名外籍勞工的話是不可以相信的。雇主也不斷指責我處事的偏頗,我一度數夜輾轉難以成眠,周旋在因為沒有直接證據的指控,擔心外勞受創、擔心雇主強硬的反擊的壓力之下;後來雇主甚至不願歸還財務與護照,意圖「技術拖延」,他的蠻橫讓整個勞工行政體系見識到他的無理。

外勞向社會求援的困難
因為語言、社會結構的差異,外勞幾乎只能由「代言人」為她們發言,但是對一個異鄉人來說,如何找到適當的代言人呢?許多外勞因此被迫選擇隱忍,阮小姐就曾說「我不斷祈禱,默默希望壞人惡有惡報」。即便外勞要找代言人伸張,又該找誰呢?仲介業者?雇主親人?都是外勞管理制度下控制的施行者,外勞的發言機會因為封閉的勞動處境,早就被閹割了。再者,家庭作為一種工作場域,家庭中私密的特性成為勞工的隱憂,外勞的社會關係被割裂,自我保護能力減低,因此各種外勞個案中「各說各話」的場景履見不鮮,雇主指控外勞偷竊的前科,也是在暗示該名外籍勞工的話是不可以相信的,如果結合社會對於邊緣外勞的歧視,外勞是無能對社會發言翻轉逆境!
這個案件,對於我這一個代言人而言也是一段痛苦的經歷,我有著深刻受傷與被羞辱的感受,當日夜半我自警局返家,忍不住在房裡嚎啕痛哭;心中的恐懼、焦急、遭強勢欺凌的痛苦始才全部宣洩,那一種椎心感受直到現在,小市民面對官府城深的苦喊無力,是我真正的痛徹心扉。當時的我還可利用勞工局的「官方」名銜,尚且都遭到這般對待,更誑論一般市井小民?還有那些在社會上如外籍勞工這般的邊緣公民呢?!壓迫,真是無處不在。
阮小姐仍將面臨到很多關卡,在警察系統所碰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接下來的司法訴訟、等待轉換雇主………一切程序才正開始。我總擔心著她的狀態,面對繁冗無效的程序會不會失望後悔?偵訊時,當檢察官詢問她願不願意接受測謊,她爽快的答應毫不遲疑,相較於雇主一方的拒絕,她的勇敢激勵我更加拼命。因為,在異國進行這樣的一場抗爭對於一個弱勢者實在並不容易。
曾經有一位法官在審理性侵害案件時,對於外籍勞工長達一年無法離開雇主家外出,感到不可思議,還一度認為該名外籍勞工是說謊,經過熟悉外勞事務的工作者解釋她們的勞動條件之後,該法官才恍然大悟,斥責台灣雇主慘無人道,像這位法官因不了解其勞動條件而產生的誤解歧視,在台灣已不是新聞。台灣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定罪率很低,許多嫌疑犯往往因為罪證不足,使得許多被害女性要求的正義根本無法伸張,但是被判無罪並不表示當事人說謊。這樣的看法適用於同是女性的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只是外勞更容易被限於污名的處境之中,社會應該要看到是在甚麼樣的勞動結構下使得她們永遠陷於這樣的困境,使得讀者一再聽到同樣的故事。

揳子三:誤認「親人」的忠心阿娥
來自菲律賓的阿娥原本有著甜美的笑容,隨著奶奶輪流住在三兄弟家中,王姓雇主家是三重的大戶人家,三兄弟不願落到沒有人要奉養老母的罪名,堅持每一個禮拜讓母親輪流住在不同兄弟的家中。阿娥隨著奶奶至三兄弟家,大兒子家開設雜貨店,又是鄰長,左右鄰舍來往密切,是小社區的「放送台」;老二是連結車司機,為了償付車子貸款必須馬不停蹄工作,家境不是那麼富裕,30坪左有的一般雅房,靠著妻子節儉持家,撫養兩個小孩。小弟則有部分祖產,擁有一棟兩層的透天屋,開設貿易公司,經營的小有成就。三兄弟為了財產,不時爭鋒相對,卻因老母尚在、財產繼承未定而收斂三分。
阿娥做到八個月了,突然連續三天打電話並寫信給我們,告訴我們雇主要謀殺她和奶奶,每天晚上雇主太太還會經常噴灑一些不名液體,導致其身體不適,於是她向我們求救。當我們了解,雇主卻說外勞工作良好但是有精神狀態的問題,睡覺會將刀子擺在床側,讓人憂心。
經我們深入了解,才發現奶奶常常告訴阿娥「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三兄弟覬覦我的財產,很不好」……;再以外勞表示三兄弟家中習慣不同,大媳婦很囉唆、二媳婦很節儉、三媳婦很愛乾淨有潔癖,阿娥表示要適應三個人不同的個性十分困難。甚之,阿娥是每個星期隨著受監護人更換不同的「工作地點」,因此必須適應不同的工作環境中的人事物。
經我們協助之下,精神科醫師檢視了阿娥的病狀,認為是輕微精神分裂,需服藥觀察。而所謂的不名液體,其實是一般殺蟲劑,為的是要清除家中的蚊蟲。最後,阿娥選擇返回家鄉,結束在台灣八個月忠心耿耿的工作。

複雜家庭關係 外勞面臨就地生存的能力
這是我碰到赤裸突顯外傭另一個艱難處境的個案。沒有暴力侵害,但是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鬥爭,竟成為「外勞殺手」。奶奶因為懷疑孩子的孝心,對於「相依為命」的外勞阿娥耳提面命,傾訴苦衷,阿娥與奶奶反而形成「生命共同體」,兩人相依為命,並共同面對三兄弟家庭。沒想到管理者稱羨的忠心卻成了家務勞動者的原罪。
家戶外籍勞工進入的工作領域,其實是一個極其複雜又私密的空間,家庭內各種情緒糾結,關係脈絡夾雜著歷史因素,是錯綜複雜的。要一個連出身社會脈絡都不同的外勞來區分這些?又是何等困難。唏噓愦嘆,阿娥讓我開始面對她們真實的工作場域的另一面:複雜的家庭關係。
家庭作為一個工作場域,外籍監護工與幫傭被迫迅速長成三種能力:第一,必須讓自己進入新的家庭文化,可能是客家、台灣或是原住民等不同的文化習俗。外籍勞工必須判斷雇主家庭的接納程度,以便選擇協調或是壓抑自身的原生文化。我曾經接到一位菲勞的哭訴,她說雇主強迫她念經,但是她是天主教徒,她可以幫忙拜拜但是她不願意誦經。一位印勞就說他告訴老婆婆,她是回教徒因此不吃豬肉,但是她可以幫忙煮食豬肉。這都是外勞選擇協調後的「在地化」。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須選擇立即在地化,才能迅速適應新的工作場域,進而發揮作用滿足雇主的僱傭需求。
第二,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須滿足家庭中的聘僱需要,她要敏感到雇主家庭的工作期待,以發揮實際功能不致造成生存的危機;當然家庭的工作內容也是在不斷的鬥爭協調中產生,「我是監護工不是幫傭,因此我一開始就讓雇主知道我不會打掃她隔壁的住家。」印勞麗麗說,但是像麗麗這樣幸運的外傭畢竟是少數,許多勞資關係中的協調多是弱勢外勞屈服於強勢雇主,菲勞瑞莉就是在雇主要求下油漆了五層樓的住家,「我埋怨,但是她不理我,我寄望她給我一個大紅包,結果她只多給了我一百元。」
第三,則是如何在家庭關係中適當的應對。如果家傭無法清楚分辨並理解家庭關係發生的故事,站錯了位置、站錯了立場、不當的發言就會導致衝突。阿娥過度的涉入王家的家務,固然顯示了他對奶奶的忠心;而她同時面對三個不同家庭的調適不當,加劇使她成為犧牲品。
菲勞南西是我在路上搭訕認識的外籍監護工,雇主家庭成員單純,只有男女主人與一個智障小孩,當時的她向我哭訴女雇主對她的誤解,因為男雇主對她噓寒問暖親切至極,遭致女雇主的強烈危機甚至女雇主打算終止南西的工作權益。南西告訴我「我對男主人一點都沒有興趣,夫妻之間的婚姻危機不該牽涉到我,可是我就是這樣被波及了,這樣的環境讓我每天都很痛苦」。另一位外勞莉莉告訴我,「假日返回雇主家後,T恤與長褲是我的制服,我要懂得保護自己避免性騷擾。當他們說你像自己的妹妹時,你一定要小心背後的目的。」
家庭工作者,必須靈活運用各種生存策略,才能取得適當的生存位置。家庭,是人類放鬆與放肆的地方,其實卻是最複雜的工作領域。外籍勞工用她們不同的方式取得她們的生存。
當菲勞麗莎進入我的辦公室時,黑黝瘦小的她操著不甚流利的英語,眼神遲緩,動作遲疑,不知是遭不當對待而產生的恐懼還是天生使然,顯然不是能夠立刻討人歡喜的人物;原來麗莎因工作不適任遭雇主遣返,甫來台五個月的她在友人協助之下向我們申訴。遲緩的麗莎與靈活的阿桃,一相比較,兩人的生存能力大異逕庭。這些例子一再說明著,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須立即就地適應,或者發展新的生存策略,才能應付二十四小時複雜的家庭工作環境。

揳子四:從一個被害結構跳到另一個被害結構 S小姐
「臉部、兩手前臂、大腿多處淤血;臉頰擦傷;右側乳房、頸部及耳後陳舊擦傷;會陰部多處皮膚損傷腫脹;泌尿道感染」我看著仲介公司拿著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相信這位外勞受傷不輕,於是當日晚間七時趕至醫院,當我看著外勞所受的傷害,不禁痛心地掉下淚來。如果不是有歧視的妒恨心態,怎麼會把一位沒有利害關係的人虐待成這樣。
隔日,北市勞工局局長鄭村棋召開記者會公佈了雇主凌虐外勞之惡行,社會嘩然。
來台五個月的S小姐,沒有休假,照顧女雇主的三個稚嫩的小孩,雇主夫妻在市場擺攤賣醃製的肉品,雇主嫌她動作慢,動輒常被打罵,「她用手掐我的脖子、扭我的下體、用紗布綑綁我的雙手、以藤條打我、摑掌、抓住我的頭髮往牆上撞擊,她威脅我不能亂說否則就要把我遣送回印尼;她還想要用老虎鉗夾我的下體…….5月22日她又再打我了,當她們出去時,我受不了了,我跑到路上求救,跟一位先生借了電話,我告訴仲介公司的老師快來救救我,不然我會死掉………」「我不知道如果老師不在場我會怎樣」S小姐心有餘悸地說著。
我問她為甚麼不反抗呢?「她是雇主,我只是一個外勞啊」
人微言輕,S小姐一席話道盡外籍勞工對於所存在社會位置的自悲與自卑。為了處理S小姐的案件,製作筆錄、約談雇主…….我40小時沒闔眼,由於院方竟然開放媒體記者攝錄畫面,使得我們清晨緊急協助S小姐轉房、出院,為了S小姐遭媒體攝錄一事,我一度對院方公關室主任怒目相視並脫口大罵。媒體沒有權力剝奪外籍勞工的隱私權,尤其在異國沒有人可以保護她的情況下。我像急於保護幼虎的母虎焦躁地對著侵犯領域的獅子張牙舞爪。
S小姐的受創經驗,暴露在社會大眾面前,要提醒社會,不該只以失業的「代罪羔羊」來看待外籍勞工,許多外籍勞工在台灣的處境是很悲慘的,在勞動底層的外勞處境應該要被不斷暴露,我們藉此不斷地挑戰的是台灣的勞動體制。

離鄉背井的選擇與代價
S小姐在我們的保護之下順利的轉換雇主,卻因為印尼家庭缔生變故,丈夫的外遇與親母的往生,使得S小姐無法適從而產生了情緒障礙。離家出走了七天的她,再度與我們連絡,潰決的眼淚與懊惱的神情,S小姐以慚愧自責、逃避來面對自己與我們。我面對S小姐,十分無奈!當我到三峽外國人收容所探視她,我沒辦法對她有任何指責,S小姐從一個因台灣勞動體制保護不周的犧牲者,轉而成一個全球化下離鄉背井的外地勞工所面臨的家鄉處境的犧牲者;她是從一個困境不幸跳到另一個困境,S小姐的血淚經驗恐怕就是很多外勞選擇離鄉背井的代價,單身生涯、破碎家庭、疏離的親子關係。
S小姐不希望家鄉的人知道她在台的處境,海外工作的光鮮與向上發展的象徵深深絡印在如她一般離鄉的外勞身上,但是海外工作遭遇的勞動處境與故鄉的親族關係變化,讓S小姐說出「我再也不要出國了」的決定。只不過像S小姐這樣痛徹選擇的人畢竟不多,外籍勞工總是一批一批不斷的在各國流動著,改善經濟的希望,因為母國的總體經濟蕭條成為不斷上演戲碼。
菲勞阿咪選擇作外勞來逃避面對自己故鄉那酗酒的老公,另交新男友的她,正計畫與男友遠赴歐洲打工,雙宿雙飛,以便完全逃離讓她深陷痛苦的母國親族關係。
沒有人能代替這些外勞作趨吉避兇的決定,她們得自己面對生涯的選擇,以及面對因為這樣生涯選擇所帶來的關係變化與環境壓迫。

優越與現代 外勞上升的假象滿足
外勞多來自中產、或小有資產的社會階級,因為沒有資金與資訊,在菲律賓、印尼等勞力輸出國家的最底層勞動者是根本無法到海外工作的。經濟與探險,海外工作象徵的富裕與發展,優越與現代化,讓外籍勞工以趨之若鶩。菲勞Abe就曾告訴我,Adventure(探險),經驗不同的社會文化,是他到台灣打工的動機,Abe還打算與他的女友儲備資金,一同至西班牙進行他們另一個海外打工的生涯。
印籍監護工希悌從鄉下來到生平從未去過的雅加達,在所謂的「訓練中心」待了兩個月,就飛往台灣了。在雅加達到台北的飛機上,一位印勞阿蒂熱心的為旁座初次搭機的同胞介紹機上餐點,甫度假返台的阿蒂向我解釋,許多外勞生平未曾到過雅加達、更是生平第一次出國,「我也一樣,可是現在我懂了,搭過飛機了」她驕傲的說。許多外勞像希悌一樣,跨越三個不同發展步調的社會時空(家鄉-首都雅加達-台灣),陌生的、發展步調快速的台灣,一方面是進步的現代的象徵,另一方面,不同的社會發展,帶著掏金與探險憧憬的外勞,加深了外籍幫傭與監護工被控制的結構。
2000、2001年間在台北快速竄升為外勞最大族群的印尼,雖然國內有不滿政經貪污的暴動,但是嚴格的階級尊卑的印尼社會背景,使得印尼勞工成為仲介口中乖巧、好管理的勞動力商品。不讓菲律賓在馬尼拉機場大廳「海外勞工現代英雄」的布條專美於前,在印尼雅加達機場有個著名的「Terminal 3」,「Terminal 3」是專為印尼海外工人進入印尼而設的海關入口,所有的外勞只能由此入境印尼,雖然美其名是「尊重外勞」,但是我在「Terminal 3」望眼逕是沒有憑仗的荒涼空地,只見人車混雜像是個小市集,家屬扶老攜幼翹首等盼,與雅加達機場的海關大廳簡直天壤之別。當地勞工團體告訴我,許多的印尼仲介還會等在這裡,向歸國的外勞討錢;許多被強迫遣返身無片文的印勞,只能棲身機場無家可歸;「歸國」應是榮耀的、欣喜的、滿足的,沒想到卻是另一個剝削的開始。而這樣的設計,不過是印尼社會眾多壓迫的一環。帶著這樣的階級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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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台社)

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
----- 以台北市的外勞行政、文化實踐為例
龔尤倩

本文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2,No.48, pp.235-286.

摘要
外籍勞工,這一群來自東南亞國家,因為經濟弱勢而飄洋過海出賣廉價勞動力,在台灣勞動市場中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名化。筆者從基層勞工運動出發,在外勞的組織工作中經驗了不同的社會位置,由中壢希望職工中心的救火隊式協助,到三年前進入了臺北市政府操作國家機器的外勞行政者,筆者透過過往運動累積的經驗,以「行動研究」作為一個行政實驗的方法,利用行政部門的資源,發展出一連串包括了服務與文化活動的行動方案。
這一篇報告,將初步呈現筆者的行動實踐思考過程與工作歷程。筆者以清楚的階級立場批判外勞問題叢結結構,並透過行政部門的人力資源,瞭解外勞與雇主複雜的生存困境,設計創造外勞新認識論的社會目標,藉以改變外勞的社會地位與勞動處境的行動方案。對於外籍勞工從參與行動方案中的作用與再行動改變的資料,將是筆者繼續進行的行動研究。

MIGRANTS POLICY OF STRUCTURAL ADVANTAGES, CHANGES AND GOVERNMENT’S FIRST FINDINGS
--Taipei City’s Migrant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s.
We have a big amount of Migrant Workers coming from the South Eastern countries of Asia. They come here because of their low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they sell their labor force for a low price. Here too their status is very pathetic and they are placed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contact with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organize different activities for them. The work began in Chung Li at Hope Workers Center, an NGO working for the migrants’ cause. This has given me a lot of experiences and three years ago I moved to Taipei City FWCC where in I continued the “Action Research ”. The new possibilities have helped me to promote the migrants’ rights through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other programs.
To make this report, I have thought and realized the work we do is just a start and it is a process. I am very clear about the rank, positions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employers, desire to bring about a new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igrants’ society and thus transform the position and work situation. Of course the migrant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reaction to reform their own situ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ed to be followed . This research activity need to be continued.

1.前言
實踐者的「學術貢獻」
自我大學畢業以來,置身基層勞工運動,東奔西跑從未停過,五年的基隆基層工會組織經驗,五年外籍勞工實務工作,不斷地組織行動,與工委會 的同志們一同集體切磋。想作一個研究學者的夢想早就被拋在一旁,進入了群眾的生活,發現生命就這麼跟著他們不斷捲動、不斷前進,總有股生命互相撞擊的痛苦誘惑,忙不完的鬥爭、休閒不得的任務;撰寫這一篇文章之時,歷經了菲勞跳樓自殺案 、越勞小蘭遭虐待侵害案 以及外勞詩文比賽 等工作,加以北市外勞諮詢中心 的各種行政、人員管理等工作,使得我始終無法動筆,很多情緒困在日常鬥爭中難以掙脫沉澱,文章就這麼擱了好久好久……….
在強調「知識權力」的社會氛圍中,使得實務工作者除了平日操兵的政治判斷與鬥爭能力之外,更必須擠壓空間鍛鍊自己以文字作為另一生產領域的鬥爭方式,方得以掙下實踐者的另類的學術地位空間;這是我為甚麼要生產這一篇文章的原始動力,否則這麼多年的外勞實踐經驗將被輕易看待。
當然將這樣一段實踐過程化作文字,對我而言十分十分痛苦。相信我在文中不同的段落,或多或少都呈現這樣的辛苦。行政、公務的各種疲憊不在話下,不斷經驗了是否要放棄?還是要繼續生產?這樣子的自我掙扎;我,其實是在各種擠壓之下、在同志的鼓舞中方能完成這樣的文字生產。我要特別強調,並非生產出文字的工作者,才是行動研究的實踐者,許多實務工作者一直用不斷的行動耕自我大學畢業以來,置身基層勞工運動,東奔西跑從未停過,五年的基隆基層工會組織經驗,五年外籍勞工實務工作,不斷地組織行動,與工委會 的同志們一同集體切磋。想作一個研究學者的夢想早就被拋在一旁,進入了群眾的生活,發現生命就這麼跟著他們不斷捲動、不斷前進,總有股生命互相撞擊的痛苦誘惑,忙不完的鬥爭、休閒不得的任務;撰寫這一篇文章之時,歷經了菲勞跳樓自殺案 、越勞小蘭遭虐待侵害案 以及外勞詩文比賽 等工作,加以北市外勞諮詢中心 的各種行政、人員管理等工作,使得我始終無法動筆,很多情緒困在日常鬥爭中難以掙脫沉澱,文章就這麼擱了好久好久……….
在強調「知識權力」的社會氛圍中,使得實務工作者除了平日操兵的政治判斷與鬥爭能力之外,更必須擠壓空間鍛鍊自己以文字作為另一生產領域的鬥爭方式,方得以掙下實踐者的另類的學術地位空間;這是我為甚麼要生產這一篇文章的原始動力,否則這麼多年的外勞實踐經驗將被輕易看待。
當然將這樣一段實踐過程化作文字,對我而言十分十分痛苦。相信我在文中不同的段落,或多或少都呈現這樣的辛苦。行政、公務的各種疲憊不在話下,不斷經驗了是否要放棄?還是要繼續生產?這樣子的自我掙扎;我,其實是在各種擠壓之下、在同志的鼓舞中方能完成這樣的文字生產。我要特別強調,並非生產出文字的工作者,才是行動研究的實踐者,許多實務工作者一直用不斷的行動耕

論文架構
外勞有組織性的草根運動,首推自1992年起每年由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於1112工人秋鬥遊行中對外勞的組織動員。之後,1996年,迪吉多公司的本外勞的抗議,共同抵抗關廠資遣資方的分化,本地勞工以及外籍勞工面對同樣的處境,嚐試進行集結。工委會這一支工運路線,一直以階級角度持續地進行外籍勞工的組織與教育,從李易昆與柯逸民在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的工作,不斷進行基層的外勞實踐。1999年底,我從中壢希望職工中心主任一職,轉進至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與鄭村棋一同在外籍勞工的議題上,在公部門的領域中進行開疆闢土;這一篇報告,我試著以一個基層外勞實務工作者的角度,來看這十三年來的外勞政策、台灣的外籍勞動者的結構處境,以及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的外勞政策;在處處以中央政策馬首是瞻的外勞管理制度以及中央地方微妙的政治角力的氛圍之下,我們試著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為一個基地,作為我們集體改造這座城市的外勞經驗的灘頭,將我們基層經驗延伸轉進至公部門。
這一篇報告可能沒有深奧的理論名詞,但是我們的實踐經驗鋪陳了我們的方法與理論。本文第二節,將闡述我的外勞行政實驗如何回應「行動研究」的操作。作為一個行動研究者必須認識研究對象所面臨的各種結構壓迫,本文的第三節,將要回顧與分析十三年來各種利益角力形成的外籍勞工政策。分析外籍勞工的結構生存環境困境,十三年來外勞政策中的各種政治、產業、福利政策的作用。
在這樣一個結構之下,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如何以地方政府之姿,見縫插針,以政策設計與行政實驗,改變組織體系,結合市民雇主,轉變外勞參與社會活動之能動性,形成有作用的地方行政實踐,將是本文第四節的重點;第五節則以外勞文化活動設計的實際案例與作用,闡述我們的實踐。
鄭村棋在台北市的外勞工作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他是一個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決策者,督導與支持我的工作,在撰寫第四節、第五節時,有我與鄭村棋討論的對話資料,有些是他在行政會議上的直接指示,有些是我對他進行的訪談內容,這些我都特別在文中加以註明。

2.方法論:行政實驗的行動研究

2.1 台灣外勞研究文獻方法論分析

台灣引進外勞十三年了,對於外籍勞工的相關研究已經不少,從外籍勞工政策到外勞生活、勞動權益等,各有涉獵。外籍勞工管理與政策的研究,仍是國內外勞研究之主要來源,例如,站在國家角度的政策批判、外勞政策制定與形成的分析、外籍勞工管理制度的探究、失業問題的分析等。這些研究的問題意識是如何適當管理外籍勞工,經常將外勞問題化,或將外籍勞工視為一個客體分析,亦有如陳宗韓(1999)的論文將外籍勞工政策以國家角度進行政治經濟分析。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來有關外勞社會文化等現象分析的論文,或以外勞處境出發、探究其勞僱關係、休閒生活、揭發外籍勞工作為底層階級的社會分析,蒂有佳作,藍佩嘉(2000)、林津如(1999)、林秀麗(2000)、朱明琴(1996),針對家庭外籍勞動者的處境與勞僱關係,都有細緻的分析與深厚的人道關懷。吳挺鋒(1997)從外勞的週休行動中分析休假之於外勞與管理威權的鬥爭策略。方孝鼎(2001)則透過具體分析將外籍勞工定位為台灣社會的底層階級之一。選擇外勞議題作為論文是必須額外地花苦工的,因為除非親身涉入否則將很難對外勞主體有具體描述分析;從這些博碩士論文作品,欣見新一代的學生跨出學院牆籬,以其位置發揮的最大能動性,使用田野方式趨近外籍勞工。這些研究多以批判民族誌研究(Critical Ethnography)為主,研究者很清楚學術不是中立,研究者清楚的面對並選擇介入變革的姿態。
在過去的外勞論文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易昆(1996)以「實務研究者位置」出發的論文,探討外勞為甚麼不行動。他將外勞利益盤算的分析架構區分為富國對貧國的國際層次,政府政策制定的國家層次,以及工廠中具體發生的管理層次;三個層次環環相扣,使得外籍勞工面對極端不利的環境,選擇的機會也相對減少,他具體地分析外籍勞工所採取的行動方式的相對的困境,也反映外勞行動上的種種牽制。李易昆,是台灣第一位外勞實務運動者之姿,對其外勞實務工作的經驗分析,是難得「行動研究」的實踐佳作。

2.2 研究方法/方法論的取向
筆者曾分別於民間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與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任職,前後經歷了民間與政府行政的不同社會(研究)位置,分別扮演了實務者與行政者的角色。過去汲營於各種現場鬥爭之中,往往苦於無法有時間、空間將實作經驗轉化提煉成為概念,用文字來整理自己實踐的經驗。這一篇報告是一個初步的整理,針對自己這三年來在外勞行政部門工作的實作方式與經驗,希望能透過這個過程整理自己所辨認出來的方法與概念,並可以繼續發展與研究對象「共同參與」的方法,創造改變的行動,也希望這樣一個經驗,可以提供給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工作者參照。而全文貫穿的方法論取向,就是以政策設計與行政實驗作為行動研究之具體實踐案例。
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研
究的研究取向。
本文的方法論,採取的就是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方法論。
行動研究的關切在於「變革」,行動研究的研究對象不是「被研究的客體」,而是研究者在與研究對象設身處地,「混在一起」之後所產生的認識瞭解,共同參與、一起設計達成某種變革的社會目標,這樣一個過程是動態的、是經過行動中反映,而不斷修正辯證的行動歷程。
行動研究方法,有別於其他研究方法將研究對象視為研究客體,藉由問卷、深入訪談等方式分析現象、結晶看法,藉此引起社會同情與關懷,作為研究者的最大目的。在這一份報告中的行動研究是以外籍勞工作為主體,研究者一同參與行動,改變某種社會目標。例如,台北市外勞詩文比賽,就是研究者透過外勞自己創作的詩文作為素材,並積極行動尋求各種社會資源的介入與協助,以外勞詩作為介面,改變社會對於外籍勞工沒有文化的偏見,並創造社會對於外勞的認識。
因此,行動研究的研究者不是單純的收集資料、閱讀資料的研究者,他必須是一位實踐者,透過對不同的方案設計的反應中,不斷改變自己、改變方案以至於改變社會結構。

政策設計即行動研究
近年來,在台灣因為教改風潮,使得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方法應用,在教育界、心理界甚至社會工作界非常盛行,但是行動研究在公部門的運用卻是極其少數,這實在是十分可惜。但是,反觀在繁忙的公務體系,每天面對層出不窮的公文作業與應付各種行政要求與社會關係,想要在行政中推動「行動研究」將公務部門工作者身上的經驗轉化反思,可想而知是多麼的困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行政系統中少數的以行政者本身的行動研究,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蕭幸伶(2001)的「台北市身心障礙獎勵雇主晉用分析」,以雇主晉用身心障礙者的心態分析作為擬訂獎勵晉用政策的方向,算是行動研究落實於公共領域中難得的佳作。
公共行政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研究的設計,並且是透過處理眾人事務的行動設計中,不斷修正改變公共政策的執行方向。在公共行政的實務中,因為傳統體制的科層制度下,行政人員往往依職權角色行事,「在實際運用行政裁量權時,缺乏對情境的感應能力以及無視民眾的真正意圖,因此召致諸多民怨」 公共行政應該灌入「設計」這一種動態化的概念,並強調是一個互相作用的過程,才能轉化「官僚化」的僵硬思考,在組織與民眾利益之中選擇立場。
行政人員不應預設各種標準作為行動的基礎,而應在與民眾面對面的互動過程中,能夠考量到當事人行動的動機與獨特的問題背景,透過相互瞭解和意義的共享來達致所謂的『共識性的決策規則』(the decision rule of consensus),如此方能夠整合個人與集體的利益。
這樣一個公共行政的動態發展過程,將科層化的、傳統的公共行政領域運用了行動的參考架構予以重新檢視,一方面批判了現行公共行政領域,另一方面將公共行政變成是一個精緻的行動過程。在這樣的概念之下,行動者進入了公共行政的實踐領域才能得以分析現實的動態發揮作用力。

外勞行政工作者即研究者
本文中筆者所置身涉入的即是公共行政的範疇,在行政體系中進行所謂的「行政實驗」的行動研究。而我的行動設計來自於過去自己所累積的外勞經驗,以及在現實衝撞中不斷檢視修正的行動策略。
人們是自己行動的設計者……當事人設計行動以達成他所意圖的結果並對自己進行偵視,以查看他們的行動是否有效。….他們是藉由對環境所賦予的意義建構,回過頭來檢視自己的行動,並與服務對方一同參
與研究,當前述行動歷程發生時,人們一邊反映檢視行為的有效性,一邊與研究對象共同創造社會實踐的歷程。
我在中壢的外勞實務工作,使我對於外籍勞工議題有很大的涉入與情感。1999年四月,帶領五十名外勞至勞委會抗議仲介公司巧立明目收取第三年「仲介服務費」的街頭抗議行動,是全台首次針對仲介費這個議題所發動的外勞群眾抗議。1999年底大溪擎陽電子廠關廠事件,是本勞與外勞第一次因為關廠事件共同走上街頭。也是我第一樁帶隊集體打仗,過程中耗神耗力、也經驗很多壓力與痛苦。尤其是在每一次抗爭會議中,同時處理本外勞的關係,透過翻譯解決雙方對於抗爭訊息的掌握的差異,是很大的挑戰。我同時深入他/她們的居住環境、工廠宿舍,開著公務車到中壢、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去找她/他們,成為我最興奮的外展工作。這樣的接觸,改變了本來每日在教堂焦頭爛額如救火隊的接案;從外勞宿舍、工廠,使我經驗外勞生活一偶,限縮的空間、異鄉的苦悶、充滿著壓抑與無從表達的痛苦,外勞樣貌變得更鮮活了。我對他們的了解與貼近,使我更能進入他/她們主觀生活世界之中。一方面讓我更認識外勞現實,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的組織工作找尋方向,「外勞自助教育小組」、「外勞海報比賽」等都是在當時發展出來的方式。
這樣的「在地化」與主動投身涉入瞭解 ,對於外勞的接近認識經驗,2000年年底與我一同進入了台北外勞的經營。
從中壢集體外勞的現象到台北市浮游群落的外勞,兼以橫跨歷史性的理解、釐清外勞問題叢結與生存結構的建構基礎,我們開始反應現實、設計行動(如:對於台北市外勞行政組織改革,各種外勞服務方案與外勞活動)來扭轉既有政治、公部門或意識形態結構的陳舊詮釋(如:外勞骯髒沒文化),消解靜態認識的危機對於研究客體(即外籍勞工)之壓迫;並以公部門查察人員與諮詢人員的田野調查發現新資源,並不斷重新思考行動方向(如:台北市雇主講習會)。我作為一個行動者,非一廂情願的救援者,而是嚐試在各種外勞具體的處境中進行反省與行動,設計隨機的行動方案。
作為一個行動者,我企圖藉由過去累積的外勞實務經驗作為材料,設計一個動態的場域與社會學習過程,希望外籍勞工這個特定的族群,藉由公部門辦理的各項服務與活動(如:外勞文化節、外勞詩文比賽等),不斷地發生與其他社會群體對話的過程。尤其是與研究對象「共同參與」文化表達,在與其他社會群體對話的過程中,研究對象本身(即外籍勞工)對於社會新的認識與自我行動能力也增加了。 而藉由外勞主體的主動的對社會現身、表達,發展出對於社會民眾有意義的社會互動,也透過設計特定溝通行動(如外勞詩文發表會、外勞捷運詩文海報等),歷經了解與溝通能獲得台北市中產階級專業社群的支持。我深深覺得這是一段完整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透過不斷檢視、反映的行動,共同創造的社會實踐。 也是一個重要的以外籍勞工行政實驗的行動研究歷程。


3.建構外勞問題叢結背後的利益結構

3.1台灣的外籍勞動者群體

台灣的外籍勞動者包括了四大族群,分別為外籍專業人士(如外籍教師、工程師等)、外籍勞工(製造業、營造業的外勞,服務業的家庭監護工、家庭幫傭以及外籍漁工)、外籍新娘以及來自大陸的大陸新娘與大陸漁工。這幾群「外籍勞動力」形塑了台灣勞動力市場的外來軍。
外籍專業人士,透過雇主向所屬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便可取得工作証在台灣工作,在居留期間內取得新雇主的工作許可更可以自由轉換雇主。在台灣加入WTO之後,白領外籍專業人士將更為開放,本地的白領階級將面臨這些外籍人士的競爭。這些「專業外籍人士」,因其專業技術,在勞動力市場上擁有比較好的勞動條件,以外籍教師为例,沒有制式的勞動契約與法令保障,外籍教師與雇主之間的解雇糾紛雖然時有所聞,但總體而言外籍教師每月六、七萬優渥的勞動條件,使他們不願面對勞動處境中可能的困境並集結。
近年以婚姻形式留在台灣的外籍勞工,便是外籍新娘。外籍新娘,多半是婚姻市場挫敗的台灣男子,尋求另一種婚姻可能的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外籍新娘的夫家多來自經濟底層,社會資源的缺乏,使得外籍新娘面臨經濟壓力以及不同語言文化造成的溝通困難。她們多半都得扮演台灣家庭照護、社會生殖、經濟生產的角色,且因為來自東南亞經濟弱勢區域,和外籍勞工一樣面對主流社會污名化的對待。更嚴重的是,她們無法像外籍勞工一樣以「短暫陣痛」來面對她們自己在台灣社會的處境,她們的生涯選擇因為婚姻而必須「根留台灣」。雖然,2002年已對外籍新娘開放工作申請,並且可以自行申請工作證 ,但是外籍新娘面臨的仍是台灣就業市場的歧視與壓迫,因為論管理成本效益,雇主寧可選擇可24小時待命的外籍勞工。外籍新娘註定是另一個勞動底層、社會底層的弱勢。
2002年9月21日,在基隆漁港爆發越南籍漁工與大陸漁工衝突血拼事件,造成一名越籍漁工死亡,追究原因竟然是越籍漁工可以自由上岸,但大陸漁工卻必須被管制在船上不得上岸所導致的衝突。漁工的勞動環境本就簡陋惡劣,因為長期散居海上接觸不易,少被注意。同文同種的大陸漁工是「尷尬的外國人」,因為大陸政策,而遭區別對待,不得上岸;這與大陸新娘和外籍新娘在居留證取得條件上的差異,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兩岸關係,大陸勞動者(大陸新娘、大陸漁工)顯然成為「外籍」中的更次等勞動力。
最後一個最大宗族群,就是目前在國內為數三十一萬,社會輿論統稱為外籍勞工的群體。這一群外籍勞工的處境因為台灣產業政策、勞動關係、移民政策與外交政策等各種社會作用力交互作用的影響,使得這些外籍勞工受到各種不同的社會壓制。
外勞必須面對每六個月一次嚴格身體檢查。他們的勞動契約無法自由轉換,從而無法以「換工作」拒絕不合理勞動要求,這使得他們的勞動條件永遠在勞動市場的底層,無法與雇主談判。國家不願介入外勞勞動力市場,不推動制式的勞動契約,致使外勞仍停留在爭取符合勞動基準法的勞動最低條件。因為他們的居住空間由雇主提供,所以社會生活與勞動易被雇主控制。外勞不被台灣社會對待為「外國人」(這個名詞在台灣社會是白種人的專利),種族污名化的結果加深了社會控制。外勞引進的市場化以及仲介業者介入外勞的管理,使得外勞更面對另一層的仲介剝削與管理枷鎖。種種社會作用,使得台灣的外勞成為被限縮在僱傭關係中的商品,社會空間被限縮、流動性被限制,外勞受到層層的法令與社會的控制,成為不自由的勞動力。
其中還有一群處境特殊的外籍勞工,就是十二萬名在台灣的外籍家庭監護工與家庭幫傭 。這些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因為沒有勞動基準法的保障成為法外孤兒。她們必須居住在雇主家,僱傭場域因此既是公領域又同時是私領域,這使得外籍勞工的社會關係被區隔、社會支持系統無法形成、種族、階級與性別的壓迫易在私密的雇主空間中發生,從而家庭私密的特性更成為勞動者的隱憂。台灣整體的社會福利老人照護政策,目前是藉剝削外籍家戶勞動者來遮掩政府面對老人照護體系日益增加的需求束手無策的窘境。相較於歐美國家保障外籍家事勞工之國際勞動基準,所訂定的「家事服務法」 ,台灣家庭內的外籍勞工勞動困境更形孤立。
大陸漁工與大陸新娘,因為政治因素產生對於居留的行動限制,成為這一群外籍勞動者的最底層;外籍勞工、外籍新娘因為來自經濟弱勢的東南亞國家,勞力廉價、社會歧視產生的控制,在他們的勞動環境、社會生活中發酵。相對的,白領的外籍專業人士勞動條件處於優勢,台灣政府對他們的社會控制也較低。顯而易見的,國籍仍舊是文明的指標,台灣政府對待外國人的的意識形態,因為國家間經濟體發展的優劣以及種族主義而有明顯差別,造成台灣的外籍勞動者階層化現象。由於筆者的實務經驗集中在外籍勞工,因此,本文探討的重點將擺在台灣外籍勞動者中的外籍勞工,也就是製造業、營造業、家事服務業中的外籍勞工。

3.2外勞政策的政治社會作用
不敵產業缺工要脅 政府開放外勞
1980年代,在台灣已有不少來自東南亞或巴基斯坦等中亞國家的勞工,他們持著觀光護照,在台灣打工。當時最多的是馬來西亞人,其次是菲律賓、泰國人,人數有二萬人至五萬人不等。八○年代末期,台幣升值、地下經濟猖獗、許多公共工程流標,業者紛紛歸咎是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頓時業界對於引進外勞呼聲漸張。政府在當時信誓旦旦表示不宜,但這項政策在資本家圍剿的壓力之下,政府終於由1987年「不曾考慮引進外勞」,到1988年鬆口考慮「專案處理」,到1989年行政院以「十四項重要工程人力需求措施因應方案」試點,再到1991年正式開放外勞引進,直到1992年的就業服務法通過,等於正式宣告外籍勞工政策的抵定。在此同時,在外勞政策需嚴格控制的考量之下,面對既存於台灣非法打工的外籍勞工,政府並未選擇採取在台外勞「就地合法」的方向,連續三年勞委會結合警政署,大舉實施取締非法外勞,並於1992年實施非法外勞自首特赦,以全面驅逐在外勞政策未開放前已在台打工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
台灣的行政體系對於外勞開放的態度是戒慎恐懼的,一開始針對重大工程強調的是「專案引進」與「限業限量」方式,同時提出外勞政策四大原則:「外勞必須是補充性勞動力、防範外勞成為變相移民、避免製造社會問題、不得妨礙產業升級」。
然而,業者勢力的競逐及施壓,恐怕是政府始料未及的。除了重大公共工程外,1991年開放了「六行業十五職種」15000人,旋即於1992年調整申請外勞名目由「職種」變更為「行業別」,當時就是受到了業者的壓力,使得引進外籍勞工的業者資格更形放寬 。接下來「六十八行業」的32000人、1992年公共工程的32000人、以及幫傭監護工開放,外籍勞工已逐步「開放」。1993年,當時勞委會主委趙守博表示國內外勞容量是八萬人 ,但是台塑總經理王永在喊話「外勞不開放六輕沒辦法做!」。製造業也喊出了出走,為了讓製造業「根留台灣」,1993年勞委會再度開放「陶瓷等六行業」引進外勞15000名,及讓製造業擴廠、設新廠專案可引進外勞的「七十三行業」。此外,家庭幫傭亦由「限量核配」改為「資格核配」,取消了對數量的掌控 。
當時,勞委會官員就曾私下表示,外勞政策需要重新檢討,並建議模仿新加坡模式,限制某些行業引進外勞,並應在特定年限內完成產業升級,否則拒予核配外勞配額;政府內部部分官員顯然也對於逐步沒有標準的外勞政策表達明顯不滿 。但是,這樣的現象並沒有獲得改善,1994年八月在李登輝總統的關切之下,勞委會同意經濟加工出口區得以「專案引進」外籍勞工。1995年,勞委會宣佈六行業及二億元以上重大投資等外勞配額,可以循環使用;自此業者即可坐擁外勞配額了!

錯誤產業政策 外勞是替代性非補充性五○、六○年代創造的台灣經濟奇蹟,依靠的是勞動力密集的產業(製鞋紡織製傘…),但隨著經濟發展,土地工資成本的上揚,台灣產業再也無法依恃廿年前的優勢,迫於世界經濟的競爭壓力必須面臨轉型。當彼岸低工資低成本的誘因出現,無法轉型的資本當然會選擇外移。初期的外勞開放是為了重大公共工程的缺工,然而由於各方爭食這塊大餅,加以九○年代大量的產業尋求廉價的成本而外移,外籍勞工象徵廉價的勞動成本及有效穩定控制的管理需要,成為執政當局為企業「紓困」與留住產業的最佳工具。
政府曾信誓旦旦的表示「外勞是補充性而非替代性」。長達十三年的補充性的外籍勞工政策顯然是虛假的,對於產業勞動力的補充性需求,未有具體評估與時間表,沒有產業總體檢的具體行動。事實證明外籍勞工已經成為「長期補充」,這是政府外勞政策的欺騙性。外勞政策暫時防堵了產業的危機,卻也延緩了台灣產業升級。大陸科技廠的興起,台灣產業外移口號再度喊出,同樣的情景又再度出現,台灣產業將面臨更艱酷的抗戰,苟延殘喘的外勞政策解決不了根本的產業結構問題,十三年後我們的社會已嚐到了苦果,資本家卻繼續準備找尋另一個天堂!
外勞政策,將來自東南亞經濟弱勢、出賣勞動力的外國人,在國家以資本考慮的前提下,成為輸入的勞動力商品。廉價的外籍勞工在勞動條件上墊底,替代了本地工人的工作機會。沒有產業升級的外勞政策,使得外勞的補充性淪為虛假,替代性成為真實,淒慘本勞、廉價外勞,外勞面臨了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替代本地勞工的原罪。

外勞政策的各種社會控制國家機器設計了層層相連的外勞管理機制。從工作地點、居留地點到轉換雇主的嚴格限制,外籍勞工在台灣成為無法自由轉換的勞動力。外籍勞工在勞動力市場,無法自由喊價,更無法以「換工作」來作為拒絕不合理勞動條件的方式。雇主必須提供外籍勞工食宿居所,更加深了外籍勞工在僱傭關係中的被控制。再者,轉換雇主必須經過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的限制。並將外勞「逃跑」與雇主配額兩者掛勾,使得雇主普遍存有擔心外勞「逃跑」的恐慌,進而對外勞進行人權、社會生活的限制。
台灣政府、社會長期以來只以「控制管理」的角度在對待外勞,把外勞刻板化、犯罪化、問題化、野蠻化。將外籍勞工歧視為一群無法自理、沒有知識的庸民。以健康檢查為例,政府以外籍勞工來自疫區為由,每六個月需進行身體檢查 ,外籍勞工被塑造為「來自野蠻未開發地區的勞動力」。外勞假日聚集現象,被塑造成髒亂、犯罪的問題。外勞對於勞僱關係的抗爭,被塑造成外籍勞工的「暴動」。但台灣社會並沒有面對外籍勞工在台灣社會中面臨的休閒空間、社會空間與勞僱關係中的壓迫。
在1995年,發生第一樁菲傭弒受監護人的社會案件 後,政府始補助臺北市設立了全台第一個外勞諮詢中心,自此台灣政府才正式面對外籍勞工在台灣的生活適應問題。而在外勞引進十年之後,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極力爭取之下,台灣政府才同意由政府單位設置外勞庇護中心,解決受難外勞的安置問題,並開始面對外勞的人權問題;外勞的社會權、空間權、文化權尚在工運草根組織與宗教民間團體一步步的經營下成為社會的討論話題……。這些現象,再再反映著政府對於外籍勞工的引進,只著眼於台灣資本家的需要。外籍勞工,則被視為是一個生產工具、勞動過程中的商品;政府並沒有真正面對外籍勞工作為一個「人」,在台灣所會面臨的各種七情六慾,外勞的處境是被漠視與閹割。
全面商品化的外勞在政策上的被歧視、社會生活空間的被剝削,都導致了外籍勞工在勞動處境上、在社會空間上,面對與本地社會共處的衝突性。這樣的社會污名加以不當的外勞政策,往往因為弱勢替代效應,導致最弱勢的勞動階層(原住民與外勞;本勞與外勞)互生敵意。更加強了政府對於外籍勞工的剝削與社會控制。

誰對台灣有貢獻?保守的移民政策影響的外勞政策
為了擔心外勞造成的移民問題,外勞在台的工作年限雖然最高為六年,但是仍必須於工作滿三年之後返回母國四十日後始能來台工作。外籍勞工每一年都得至警察局辦理居留展延,始可繼續依工作簽證在台工作,一但工作地址變更必須向警察單位報備,註記變更居留地址,嚴密限定外勞居所以防止失去蹤跡。
2002年5月23日「入出境移民法」修正,政府當局終於要把居留期限的資格認定放寬了,辦法中增列了「有特殊貢獻者」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權。空中英語教室的創辦人彭蒙惠等人,因此終於取得了「永久居留證」。而所謂「特殊貢獻」的外國人,不外乎是在慈善機構,或如彭女士一樣的白領企業創辦人。政府永久居留權放寬的考量,在現行外勞工作年限的限制之下,無法澤被外勞。特殊貢獻,是有區隔性的、有選擇性的對台灣社會的外國人的拉攏罷了。
傳統封建社會與法西斯社會以「血源」神話區分人我,都曾造成時代悲劇並遭近代民主社會與思潮所否定。今日的台灣卻弔詭地看到了以「血源」作為「台灣人」正身的右派民族主義論調崛起,並呼應著「經濟民族優勢論」,彷彿有四代的台灣血統就應該是純種而值得被尊敬的「台灣人」。因此衍生一種似是而非的反動說法,認為外籍勞工對於台灣社會沒有貢獻,不能享有公民權!
這一種推論本身就太過簡單,但是若以這樣的邏輯推論,許多「台灣人子弟」作姦犯科,貪逸惡勞,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闕如,與一些外籍勞工吃苦任勞,付出勞務,創造台灣產業經濟、發揮家護照顧的功能,相較之下到底是誰對台灣的社會有貢獻呢?又是誰能夠倡議公民權呢?那些「台灣人」是否應該被開除國籍呢?
「勞動貢獻」,彷彿只在選舉時成為騙選票的工具,更不是外國人取得居留、取得公民權的標的。與台灣人民一樣必須繳稅的外籍勞工的勞動貢獻,並不為台灣社會肯定,取得台灣居留證的資格更被摒除在外,外籍新娘以「婚姻」關係取得台灣身分證尚必須經過長期等待,外籍勞工更是連叩門的機會都沒有。

壓迫外籍勞動者以減緩政府面對社會福利體系日益增加的需求
近幾年來,在台外籍監護工的人數扶搖直上達十二萬人,這代表的是社會對老人照謢的強烈需求,但是政府顯然將老人照護與扥兒的工作,仍舊定義為屬於私領域、是女性之天職,而非社會集體分擔的公共責任,並且以開放外籍監護工的方式,來面對數萬家庭的需求。
目前國內從事家事服務業的勞工仍是以單親家庭、中高齡婦女、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弱勢婦女居多,他們進入了欠缺勞動規範的制定與保障的家事服務業。在就業環境的改善、就業市場的開拓與職業的污名,都有待政府大力介入以改善這些看護人員的社會地位與工作環境的同時;政府就已快速的引進了外籍監護工來填補台灣社會對於老人照護的需求,這樣的福利產業在未積極被開發重視的同時,便立刻面臨了複雜的自由市場的產業生態。而在人權與工資的價差之下,外籍監護工的優勢競爭來自於他們的被極度剝削的勞動條件,特殊的工作場域與勞動條件,一方面使得她們面臨更多的壓迫與不自由,另一方面使得本地的看護人員也面對勞動條件的下降與工作遭替代的命運。
不思改善家事服務者的勞動規範,不區隔外籍勞動者公私領域合一的勞動環境,不著手進行社區化老人看護功能的福利,台灣政府以壓迫外籍勞動者的方式規避了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家事服務業放任市場機制的結果,讓本籍、外籍監護工兩造皆輸。

產業、政治利益、移民政策、福利政策,這些社會作用力,主導了台灣十二年來的外籍勞工政策,更型塑了外籍勞工的結構生存困境。這樣的社會結構,在1998年政府更替之後,並沒有看到真正的改變。

3.3 呼應執政黨執政利益的外勞政策
2000年3月總統大選,政黨轉移,陳水扁成了第一位在野黨勝選的總統;扁政府挾著社運團體與期待改革的人民厚望,面對治國新視野,必須有別舊政府的各項政策,開創新局。「人權治國」是扁政府標榜的治國理念,也藉由成立人權委員會等措施表現扁政府對於人權的重視。「外交破冰」、進入聯合國,是扁政府的外交政策,自上任以來親訪邦交國積極在國際舞台上結盟鞏固,無不希望將台灣推上國際政治舞台。在勞工政策上面對失業問題的挑戰,兌現每年刪減15000名外籍勞工人數的競選支票,更是扁政府的重要政策。
內政上的「人權治國」,勞工政策上面對的失業問題,外交上的「外交破冰」,這些陳水扁的重要政策,因應外勞政策的跨國、勞動、人道的特殊地位,正好不偏不倚地反作用在這三年來扁政府的外勞政策上。

縮減外勞人數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在「縮減外勞人數」方面,阿扁的競選支票就是要每年刪減15000名外勞,以減少失業問題、增加就業機會。於是,2000年9月2日,勞委會將申請外籍監護工的重要資格,為取得評量病人自理能力的巴氏量表20分以下者 ;由於三成的外籍監護工被非法僱用,因此於2000年11月成立全台百人查察大隊,補助縣市政府設立查察人員以查察違法僱用;2001年5月17日營造業新標案全面禁用外籍勞工;2001年7月,限縮開立合格巴氏量表之醫療院所,由1004家限至176家,以避免醫院濫開巴氏量表之情事。
這些扁政府「縮減外勞人數」的各項措施,都希望能夠達成刪減外勞人數的效果,可惜的是除了營造業新招標工程案停用外勞之外,在一般製造業、重大投資製造業的外籍勞工刪減幅度並不大;而鼓勵企業晉用本勞的永續就業希望工程,成效有限。三年來外勞人數從三十二萬六千人至目前的三十一萬二千人,才緊縮了一萬四千人 。另一方面則是巴氏量表標準嚴苛,讓許多家庭有照顧需要之實卻無法申請,外籍監護工的人數成長代表的是社會對老人照謢的強烈需求;這種現象,是個別家庭以尋求外籍監護工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照護需要。這樣的縮減外勞政策,使得一般小老百姓怨聲載道,造成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效果。

尊重外勞人權措施尚欠具體成效
在「提昇外勞人權」方面,2001年11月,勞委會修正實施「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提出外籍勞工健康檢查,取消姙娠檢查,刪除外勞之儲蓄款規定;同時制定仲介服務費之標準,減低外勞仲介費的剝削。2002年實施的兩性工作平等法、職災勞工保護法,外籍勞工均被納入為適用對象。
在「提昇外勞人權」方面,雖然勞委會廢除了外勞禁孕條款,並訂定黃昏條款於2002年11月9日實施,這項政策卻因為沒有設計相關配套措施,註定成為偽善的、惠而不實,甚至使得外勞權益倒退的外勞政策。
許多的外勞懷孕衍生的現象勞委會未予處理,女性外籍勞工於產假期間,空窗期受監護人由誰來照顧?部分女性外勞照顧受監護人,工作吃重,大腹便便的外勞扛著受監護人,是否恰當?八週的產假是否足夠能照顧到女性外勞的生產健康?若外勞在台生產,由誰協助照顧母體健康?雖然依照現實判斷,在有限的三年工作年限中 ,來台賺錢的外籍勞工不會為了懷孕犧牲工作機會,但是我們還是要指責這樣外勞懷孕政策的偽善性。在目前台灣的外勞管理機制之下,勞資協商的結果將只淪為雇主意志,在沒有其他替代性勞動力的供應之下,雇主當然希望外勞不要懷孕,禁孕條款化明為暗,轉為勞僱之間的「地下契約」。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取消外勞強迫儲蓄款與制定仲介費標準的議題上。弱勢的外籍勞工,需要國家強有力的介入。不平等的僱傭關係,使得外勞不得不簽下各種書面協議,一紙外勞「同意」儲蓄扣款、一紙外勞名為「借款證明」實為仲介費的民事契約,往往因為民事糾紛使得行政機關束手無策,更誑論外籍勞工。仲介費的標準,紛紛擾擾,卻同讓外勞、國內仲介業者叫苦連天,十三年的外勞勞動力市場,勞委會卻沒有能力制定仲介市場合理的價格與利潤。
扁政府上任後的勞委會,一改以往與外勞宗教團體對立的作風,陳菊主委開始與外勞服務團體座談,支持外勞人權,這樣的轉變一度讓台灣長期從事外勞服務的宗教團體懷抱希望。但是,一些改革的方案如取消儲蓄款、制定仲介服務費標準、取消外勞體檢驗孕等制度,卻因為沒有相應制度面的改變,讓民間團體失望,而關係的徹底失望肇因於外勞食宿費的議題。
2001年8月經發會外場的二百多名外勞,集結抗議外勞食宿費用納入基本工資,勞委會在工時縮減案遭資方反彈之際,拿外籍勞工作為祭品,重申實施決心 ,這項措施使得工廠、營造業的外勞面對每月降薪2500至4000元,更露出了扁政府向資本家妥協的政治利益。本地勞工將面對更廉價的勞動力競爭市場,這項政策也讓那些對扁政府保持觀察的外勞宗教團體,正式對陳菊期望破滅。

「人權政府」的人權限制
人權似乎成為全世界評定一個國家進步與否、民主與否的重要指標。阿扁政府上台之後以「人權治國」為執政理念。「人權」在我國的憲法或法律上,以「人民的權利義務」或以「基本人權」一語帶過,缺乏實際的判斷標準;嚴格而言,我國法律中並沒有正式使用「人權」此一概念。因此,當執政者以「外勞人權」架構建立的進步圖像,但比照現存台灣外籍勞工的處境,台灣外籍勞工的人權處境實在堪稱匱凡。
台灣的外籍勞工管理制度,從一開始的制度設計就是採行保守的、隔離的、邊緣化的、強制管理的政策。無法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使得外勞無法自由選擇雇主、雇主也無法自由選擇外勞。管理制度又是透過雇主來管制外籍勞工,外勞逃跑雇主將喪失該外勞配額,將外籍勞工的居留與雇主外勞配額扣在一起,使得雇主必須以扣押護照、居留證、強迫儲蓄款的方式防止外勞「逃跑」,因而衍生許多違反人權的現象。高額的仲介費以及仲介的壓迫管理,再加以在生活與休閒的限制與歧視,讓外勞更利於社會控制。
這些都是因為台灣政府設計的外勞管理政策的結構問題。扁政府希望改善外勞人權環境,但是對於原本設計的結構不作根本改變,就會發生像外勞懷孕條款一樣,雖是進步的政策,但是無法改善外勞的現實。
人權的概念必須去分析問題結構、改變結構。台灣的外勞管理制度必須面臨根本改革,改變僱傭關係成為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外勞空窗期對雇主禁梏等等,人權概念仍舊得藉由制度改革落實,否則,「外勞人權」將淪於沽名釣譽 !

外勞外交成為扁政府的籌碼
2002年7月31日,勞委會閃電宣佈凍結印尼外勞的政策,理由是印勞「逃跑」率太高,但是在檯面下兩國政府玩的卻是不同的利益盤算,印尼政府關心一約數年、上億元的天然氣生意,台灣政府關心的則是外交破冰入境上壘,雙方政府各打各的如意算盤。
2002年8月29日,在呂秀蓮副總統前往印尼的旅遊外交令大陸當局震怒之後,勞委會主委陳菊出訪泰國簽訂聘雇的行程受阻。延續著凍結印尼事件的政治效應,勞委會採高姿態立即修改若干外勞申請表格,並於9月2日使用,增列「申請國別與人數」,展開了申請泰勞的技術拖延,為反制泰國作準備。
印尼、泰國、越南以及菲律賓,目前佔據了台灣三十一萬外勞市場的外勞輸出國,短短一個月之間,印尼、泰國相繼面臨台灣政府的制裁。猶記2000年菲律賓外籍勞工也被凍結了七個月,勞委會宣稱是因為菲勞「逃跑率」過高,但眾所週知台菲航權爭議才是主因;日前,勞委會主委陳菊下達全面檢討外勞政策,職訓局局長郭芳煜指出,哪個國家配合我政策哪個國家不配合,未來都將會有不同的做法,口氣強硬,說的坦白:「配合不配合」才是重點 。
那麼,究竟什麼叫「配合」?什麼叫「不配合」呢?台灣高層外交出訪的左支右絀,一再證明國民黨政府時代所開發的四國外勞市場,無法配合台灣當局的「政治算盤」,不滿意的扁政府早已積極開發新的外勞輸出國,尋找可「配合」的新的人力市場,並藉此作為外交籌碼。
今年7月勞委會陳菊率團參加外蒙國慶活動,回台後便透露評估引進外蒙勞工之利多消息,做球給扁政府。果不其然,9月1日,台灣政府宣佈與外蒙古互設代表處。雖然台灣市場對蒙勞接受度不高,但是有了國民黨政府在1998年與尼加拉瓜簽署的勞工引進條款的前車之鑑,扁政府對於蒙勞引進當會戮力為之,以避免失掉這塊民進黨在外勞外交上的佈局 。
媒體聚焦在外籍勞工議題上,看到的不是外籍勞工的現實處境,不是真正面對外勞「逃跑」的結構分析,反而是台灣政府如何粗暴的拿外勞作為對外勞輸入國的外交反制。接連的外勞政治動作,為了外交突破的執政利益,從凍結反制、出訪配合、尋覓新外勞外交,扁政府的外勞國際政治學,真是使用的爐火純青。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勞動環境下墊底,在外交角力下一樣淪為被使用的工具。這樣的「外勞政治學」暴露出台灣仍沉浸在經濟奇蹟迷思中的優勢民族主義姿態,並且繼續在外交政治角力中發酵。

小結
建構外勞問題叢結的結構,沒有因為執政者的更替而改變;結構上的改變不是依據善意的政治語言或人權關懷,可以竟功的。當執政利益依舊與資本利益結合,期待制度的改變當然會落空。

4.行政操作機制的設計--臺北市的外勞行政實驗
2000年總統大選,政治版圖重新更替,民進黨掌中央政府機器,台北市政府作為一個地方政府,以首都之姿成為國民黨的灘頭堡。掌握國家機器的民進黨政府數度將台北市政府的資源挪移,從元宵燈節等民俗活動的辦理地點,到統籌分配款之爭,台北市的資源不斷削減與重整,背後不第存在著執政與在野黨之爭,以及馬英九與陳水扁的政治市場角力。
加以,台灣的外籍勞工政策,是中央集權式的制度;外勞總數之管控、地方外勞經費來源、外勞聘僱核發、廢止與轉換等等,權限均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負責了外勞制度中的開端與結尾,各地方政府不過負擔了外勞業務的中間管理角色,在制度上的徹底改革著力有限。儘管如此,由於外勞政策中所涉及的種族問題、勞資對待問題,牽涉到市民社會生活中的經驗與認識,地方政府仍是有施展的空間;而,地方首長的理念也往往在地方外勞政策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鄭村棋就說:
台北市政府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必須處理各種複雜的關係,與中央政府、社區、本勞、外勞、各外勞輸出國、外勞民間團體等行政與非行政關係之建立與發展……在台北市,馬英九對於外勞即外僑的觀點,是放眼政治人物中十分難得的進步;我與馬英九這幾年在台北市的勞工議題上扮演著密切的合作關係,馬英九容許我們有進步的空間,進行著外勞議題的轉化與教育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開始台北市草創的外勞行政,從零開始,掌握了經費財源、人力資源的條件,從行政運作機制與服務方案設計兩大項目,我們開始發展外勞的行動研究的行政實驗。

4.1 臺北市外勞行政運作的機制
工利其器 改變外勞行政組織架構
臺北市原有的外勞諮詢中心,專事各種外籍勞工管理、申訴、服務等功能。因為中央政府為達縮減外籍勞工人數之效,開始查緝違法使用外勞者,並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置外勞查察人員,臺北市自2000年底開始有25名外勞查察人員的設置。
這一群查察人員多為中高齡與經濟弱勢的失業勞工以及外籍新娘。
中央政府希望透過查察人員,減少違法使用進而降低外勞人數的政策期待,意即加強查察可有效抑止違法使用。這樣的政策太過簡單的定性了市民的聘僱行為與需求,並且忽略了家庭內涉及個人隱私與勞僱關係這種錯綜複雜的脈絡,拒訪、推託外出,往往造成查察人員執行上的困難。
組織,不外乎是人與工作的有機結合以創造組織的功能。因此,在組織架構上,我們成為台灣第一個將查察人員併入外勞諮詢中心的行政機關,將地方外勞事務建立一條鞭的組織架構,由外勞諮詢中心統一派任工作,查察人員兼以外勞爭議處理者、外勞活動辦理者、外勞政策參與者等角色。轉化外勞查察人員「社政警察」的目標,希望透過組織架構的改變與訓練教育方案課程,將外勞查察人員塑造為瞭解外勞生活世界、成為主動積極協助的工作者,並達成宣導為主查察為輔的功能。
在台北市組織這一群外勞查察人員,一邊執行中央政策、一邊進行對於台北市外勞僱傭現象的調查與掌握,近一步了解外勞議題,推進查察人員處理更複雜的勞資爭議。
查察人員的訓練課程是聘任初期的訓練重點。我們以田野調查方式訓練查察人員對於與雇主、外勞以及拜訪市民家庭中互動關係的敏感度,進而推進查察人員自己對於外勞的看法、對於外勞體制的認識,最後再界定外勞查察人員的角色功能。

從瞭解出發:分析雇主與外勞共生的結構
在台北市有八成的外籍勞工是工作於市民家庭之中,她們是外籍監護工與家庭幫傭 ,面對上一節敘述的外勞社會現實生存環境,這一群浮游群落的外籍勞工,為了賺取不同國家間「勞動力的價差」而選擇海外工作,面對的是家庭中特殊的勞動環境。家庭中的僱傭關係,往往潛藏著階級、種族、性別的三重壓迫,僱傭場域成為私人場域,家庭擬親人的關係,關係中的親近與要求,在在使得外籍勞工面臨自我保護的關係界線。
與雇主關係的好壞,成為家庭內外勞僱傭關係延續的重要指標,也使得外勞與雇主在勞僱關係中,成為一種極微妙的共生結構。雇主是否能夠同理體會外籍勞工的處境?政府政策是否能有效透過社會活動教化「市民」身分的雇主平等認識外籍勞工,進而發展相互尊重的人權觀念?…簡言之,雇主的行為決定了外籍勞工的勞動條件。而透過查察人員的田野資料,更進一步了解雇主資訊管道的缺乏,人力仲介公司在外勞聘僱的過程中佔據了重要的角色,不良仲介公司更藉此壟斷了正確的聘僱知識,並對於僱傭關係中進行不當的引導與示範(如不要讓外勞放假等等)。
就這樣,在台北市,發展由雇主、由外勞的生活世界中出發,分析雇主與外勞的利害,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行動方式。
不只是坐在辦公室的公務人員,工作者必須扮演積極行動者角色,進入外勞集結的空間、生存的世界,進行辨正的認識與了解,以採取有效的行政介入。
我們以過去的運動經驗所累積對於社會弱勢者的認識,以及分析社會利害與結構迫害的研究方法,使得我們深信,破除外勞社會污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而由各種政府服務方案與社會活動的呼應,更會起十分重要的社會作用。同時,我們使用外籍新娘作為一個重要的觸媒,突破外籍新娘在婚姻關係的附屬地位,藉由與外籍勞工的族群聯繫,專事外勞事務,以改變外籍新娘自己的社會位置並輔助外籍勞工的社會困境。另一方面,設計改變市民認識外勞經驗的公共文化活動,活動方案的實施在搭造市民認識外勞的平台,改變邊陲化的外籍勞工的社會地位,以俾有利於改造外籍勞工在階級關係、社會關係中的弱勢地位。

協助外籍新娘藉查察人員角色展現助人自助
外勞諮詢中心印語社工員阿音 說:
我的角色很尷尬,我是自由戀愛的外籍新娘,不是買來的;台灣社會好像認定外籍新娘就是買來的。……我與外勞一樣有離鄉、孤單的經驗。我印尼的家人並不支持我的工作,她們擔心印勞會騎到我頭上;但是我覺得這些外勞很弱勢,孤苦伶仃,是個人,沒有安全感……看到外勞申訴案件減少,我會很高興,覺得我們的宣導是成功的……
阿音在中心工作後,藉由語言為工具協助了她的國人,並成為外勞圈中著名的廣播DJ。我曾見到她因處理外勞事務、氣憤雇主不當對待而全身顫抖,更曾因協助外籍勞工的過程因不堪心理負荷萌生壓力而流淚氣餒。諮詢中心的支持與她的毅力,伴隨工作中的成長讓丈夫讓親戚肯定她的能力,大大地改善她在家族中的地位,並有能力面對處理她丈夫失業失志的狀態。阿蓮則是中心另一位越南新娘當她看到了外籍勞工的境遇,更反省了外籍新娘的處境,工餘之際開始幫助外籍新娘;雖然如何將公務與家庭兼顧,是她必須面臨的挑戰,但「我好喜歡這份助人的工作」,阿蓮如是說。
我特別關注中心這一群外籍新娘。諮詢中心的公部門的工作位置,協助她們站穩在台灣社會一個有力的位置,希望提供她們一個機會反省自己的生活經驗、進一步協助與他們一般弱勢的外籍族群。透過公部門的資源以及中心的工作檢討前進,我看到了在這樣的行政實驗的行動中她們的轉變與力量。

4.2 活動方案的設計
在台北市,我們以外勞行政設計出發,不斷地探究現象之後,設計活動目標藉由行政組織、活動、申訴服務等行動方案,以市民雇主、社區、外勞文化、外勞社群等不同的介入面向作為策略,做一個嘗試改變社會現象的行動者。
1以外勞為主體,積極行動進入外勞生活世界
我們主動拜訪台北外勞民間團體,並於週日努力出勤至聖多福教堂、火車站建立服務基地。物色雙語人員「建立團隊」增加人手,爭取資源廣聘雙語人員,成為台灣第一個同時擁有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的雙語人員外勞諮詢服務中心。並開始印製大量文宣、上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CRT)電台外勞節目,靠著勤勉有效的服務,我們積極爭取外勞信任,打開在外勞圈的知名度。
2對雇主市民提供外勞資訊
外勞雇主的相關資訊闕如,往往使得外勞成為孤鳥、使得雇主被仲介業者錯誤引導,自2000年起辦理的「外勞E通訊」選擇直接寄至外勞雇主家中宣導相關法律資訊,宣揚外勞活動,進行資訊的傳達與雇主的教育。2002年9月至12月,開辦十二場的雇主講習,是由外勞查察人員查察成果的分析,落實的行動設計,以講習會直接給予雇主法的常識與人性對待的教育,並進一步理解雇主對於外勞制度的看法。
而為了能讓外籍勞工取得相關資訊,保護自己,以外勞母語製作外勞宣導手冊,提供法律資源等之協助。在2002年7月,於台北市刑警大隊外勞入境按捻指紋處,我們成功的設置櫃檯置放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語版「外勞宣導手冊」,使外勞一入境台北市的第一站,即可取得資源手冊。
了解到外籍勞工休假的困難,因此利用廣播作為散播訊息的管道。2000年開播的「HELLO TAIPEI」台北電台外勞廣播節目,以四種外勞母語發聲,則提供另一個外籍勞工取得資訊的管道。
3設立外勞庇護中心,保護外籍勞工的權益
建立了官方第一所外勞庇護中心、外勞文化中心:從處理外籍幫傭與監護工的個案經驗,面對無家可歸的受難外勞,使得我們反省到庇護中心的重要。台北市政府外勞庇護中心,是首座由政府設置的庇護中心,因為顧及外籍勞工宗教的差異,分別設置了回教外勞與一般外勞庇護中心,作為外籍勞工因為遭遇性侵害等案件而無處收容的中途之家。此外也成立了外勞文化中心,一方面抒解中山區市民面對聖多福教堂周日外勞聚集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夠提供外勞自治組織團體活動的據點。
4結合政府地方資源,培力外勞民間單位,取得良好的合作空間與關係
為了開拓臺北市外勞民間團體的活力,積極維持與發展聖多福教堂、回教清真寺、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等以及各駐台灣辦事處的關係,成為外勞工作上重要的資源結合,發展與民間團體良好的關係。
5教育公共部門的行政單位,「看見」外勞議題
經過二年的努力經營,自今年初外交部、監察院紛紛向台北市政府的外勞工作取經。外交部並採臺北市的外勞文化活動,向外勞駐外單位彰顯台灣政府的政績。市政府的民政局、都發局與教育局,台北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也開始在他們所屬的業務中注意到外籍勞工的議題,並邀我們共同參與討論。
6主動發布個案遭遇,突顯外勞勞動困境
在外勞議題中,勞資問題仍是最尖銳的矛盾。勞資矛盾在台灣高壓的外勞管理制度的設計之下,夾雜著種族、性別壓迫,使得外勞更形弱勢。板橋S小姐的被虐事件 、越勞小蘭遭虐與性侵害案,均是我們主動發布個案遭遇,透過媒體讓社會看到外勞在陰暗角落的不當對待,突顯制度問題,也造成社會譴責壓力並以儆效尤。
7主動將外勞納入地方勞動保護體制
外勞不但在社會被邊緣化,過去在勞工議題上也被邊緣化,我們認為地方政府的進步勞動政策將會起帶頭作用,因此臺北市模範勞工選拔首度納入了外籍勞工,臺北市三億的勞工權益基金納入外籍勞工,臺北市的外籍勞工也有了急難救助金的經費,補助職災受傷的監護工及幫傭。
8從取締到接納 重新界定聖多福教堂外勞與本地社區的關係
有限的外勞經驗會造成隔離與誤解,聖多福教堂在1999年與當地居民的衝突、台北車站外勞聚集與市民的衝突,都是典型的例子。
週日行經聖多福教堂週邊,在德惠街至農安街之中山北路段,有著各式攤販,販售著廉價商品提供給菲籍外勞,還有來自菲律賓的用品、音樂,以及許多專賣菲律賓的商店,環繞著有菲律賓母語彌撒的教堂,成了一個小小的生活圈,儼然成為小「菲律賓城」。回顧民進黨主政時期,台北市的外勞空間政治,鄭村棋說:
在陳水扁政府時代,對於當地現象採取的是『取締』政策,取締政策象徵的意義,其實就是間接標籤化外籍勞工的空間權。意即聖多福現象在當時是被界定為不被社會接受的,才必須以取締方式為之。
1999年,我們選擇以訪查方式實地接觸當地里長與商家,發覺當地居民許多的生活機能早已與外勞息息相關,不少商家是靠出租店舖給外勞消費為業,而居民最在意的是該區「噪音」以及「垃圾」問題。我們提出於該區設立「菲律賓區」不被接受,但是「引開」人群則是當地居民的共同心聲。於是,我們嘗試順應社區居民的要求,至中山足球場辦理活動以疏導人群,實驗結果因為與外勞動線不合,且脫離原習慣之消費商圈而失敗。因此,我們改採以建立瞭解、緩和衝突的方式進行,不但請環保局設立十個垃圾桶(至2001年垃圾隨袋徵收政策後始終止),並請教堂宣導,並試辦外勞掃街以敦親睦鄰,同時於年底與當地圓山里、晴光里、恆安里里辦公室,共辦耶誕聯歡活動以拉近外勞與居民的距離 。
2002年10月,中山區公所盛大舉辦「中山北路百年慶」活動,主動邀請外籍勞工領銜辦理「多國嘉年華」活動,肯定了外籍勞工成為該社區的社群團體。
從取締到接納,透過三年的經營,外籍勞工與居民關係一步步的靠近。
9尊重外勞的主體性
1999年的台北市「四海一家」活動,活動設計的形式與內容,邀請了本地歌星獻藝,與現場外籍勞工產生很大的距離。外勞以低參與率表達了他們的意見。鄭村棋詮釋了當時活動失敗的原因:
台灣人將腦袋中設想的節目塞給外勞看。得不到共鳴是可想而知的。
活動的主體性是誰是十分重要的。
2000年、2001年的哈上台北系列,我們特別事前作了功課,詢問外籍勞工的需要,得知來自家鄉的歌手與音樂最能得到外勞共鳴,因此以犒賞外籍勞工朋友為目的的活動開始進行設計,也得到了外勞的支持迴響。
尤其對於我們這些「外國人」,不了解外勞作為一個主體的需要,就會發生活動失敗的結果。誤認「主體性」往往也凸顯我們自以為是的傲慢。將人們自以為是的人道關懷,硬塞給外勞體驗,何嘗不是另一種階級優勢透過文化活動的展現?
因為知道外籍勞工生活世界的困難,包括每月只有一至二次的休假、晚上不
能太晚返回雇主家……等等限制,使得我們必須從她們的困難出發思考,集中在週日白天下午辦理的外勞活動,並發展外籍勞工電台節目。尊重外勞主體性,靈活地設計外勞活動。

5.創造「新」外勞社會認識
--以台北市的外勞文化活動設計經驗為例

扭轉「暴動外勞」的社會印象 1999年間雲林六輕外勞、苗栗工廠外勞的衝突,在電視上以跑馬燈方式以「外勞暴動」字眼不斷昭告電視機前的觀眾。聳動的「暴動」字眼背後,外勞面對惡質的生活管理、薪資未給付的理由卻沒有被媒體分析。這些市民接收的認識經驗,包含了媒體對社會議題的慣性誇大炒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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