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na 的擺渡

「消費劵」的國族排他性

行政院長劉兆玄於11月18日親自召開記者會宣布，為了刺激消費，行政院研擬發放消費券，消費券將以中華民國國民每個人為發放對象，每人發放額度為3,600元，整體預算需829億。這樣的「一次性」發放消費劵政策，是否能夠達成刺激消費的目的，我們感到存疑。這樣的政策，充其量也不過增加了0.64%的GDP（國內生產毛額）數字，對於消費的刺激，實在有限。同時，眼前經濟不景氣的憂慮與壓迫，小老百姓首當其衝，3,600元無法解決失業的恐懼與對未來生活的焦慮，消費劵一次性的效果，顯得荒謬。829億的效益到底有多大？829億又能夠做些什麼？一次紅包式的發送，顯然比政府構思平抑物價政策、其他社會型企業與創造就業的嚐試，來的省力。只是，一味短視地因應眼前經濟慘況，炒短線賞給人民甜頭吃，真實情況卻是人民先跟國家舉債，人民自己跟自己借錢，寅吃卯糧。將來，人民還得要用自己的稅金償付目前的「消費劵欠債」。尤其對於婚姻移民而言，她/他們在台灣底層兢業生活，跟台灣家人共同奮鬥。這些家庭反而因為他們娶了「外籍的」，因為他們的配偶沒有一紙「台灣身分證」，所以不給這些新移民享受「消費劵」，這根本就是變相的處罰了這些新移民家庭。猶有甚者，這些新移民卻將與我們共同分擔未來的「消費劵欠債」。這不是明顯違反了公平正義的原則嗎？

行政院的「消費劵」沒有排富性質，不是社會福利，它的目的性十分清楚，就是爲了刺激國內消費。一開始內政部表示，消費劵需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的人才能領取。這，就突顯了消費劵政策的弔詭性：政府一方面以狹隘的「國族主義」思維來界定誰是國人，誰可以享受這個消費劵？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在這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刺激消費的發動者，以及在這一塊土地生存勞動的人（不論本國人或者是外國人）都必須繳稅的事實，卻是視而不見。目前全台灣有四十萬的婚姻移民，其中有二十八萬二千多人仍尚未取得身分證；全台灣也有三十七萬的外籍勞工，至少這些人是被根本排除在消費劵政策之外。

11月20日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等團體至行政院抗議「消費劵」政策，他們痛陳經濟慘況下，不穩定的就業環境對於底層群眾的焦慮壓迫，突顯了消費劵回應社會危機的無效性；他們更反對行政院在「消費劵」政策上，玩弄著國族歧視與差別待遇。
行政院立刻進行了回應，11月23日部長廖了以以及馬英九總統分別就消費券發放對象發表談話，表示對於未拿身份證的新移民，包括依親居留、長期居留的大陸配偶，以及持有外僑居留證、外僑永久居留證的外籍配偶也可以領消費券，以平息社會各界對於消費劵發放的爭議。

這些透過婚姻或是勞動形式進入台灣的移工/民，多半都處於台灣社會底層，打拼勞動以維持家計或是生存。移工/民往往在各項社會政策中被排除，這一次行政院「消費劵的政策」也明顯的視他們為台灣社會的「他者」。這一群他者們可還有更細的政策分化：婚姻移民可以被視為「準台灣人」，所以在這一次消費劵開放政策中，被納入了；外籍移工則在台灣的客工制度下，更淪為「外人」，甚至「非人」。於是，他們的挹注國庫的稅收、他們在台灣的消費、他們的家務勞動與參與，完全不被台灣社會看見。「消費劵」政策，反映了台灣著實欠缺一個進步的視野來看待移工/民議題，持續在社會政策上，玩弄舊意識建構其虛幻的國族意識與公民身分。

At Coolloud

從家暴案件談國際家庭的男性
阿蓮是我接觸新移民婦女的第一個家暴案件。
因為婆媳關係惡劣，丈夫告了阿蓮離婚，把不知情的阿蓮趕出了門；阿蓮在一民間單位協助下申請了家暴令，為自己掙得了留在台灣的空間，並為離婚案上訴。這樣一纏訟，三年過去了。
當初，一位幫忙過的陸偶帶著她來找我。初次見面，居留期限將屆的她還在著急著等待遙遙的司法訴訟。移民婦女被「婚姻」綁架的居留身份，使得我們必須一步步與移民署協調居留展延。煎熬辛苦，不在話下。
幾經輾轉，判決下來了，阿蓮勝訴。這段離婚是不成立的。
阿蓮堅持要回到夫家，她想問先生讓不讓她回去幫忙，她說其實先生很辛苦的。阿蓮的丈夫跟媽媽相依為命，因為屢做小生意失敗，總是不得志，五十多歲的丈夫沒有恆產，不得不四處流轉、尋找機會，最近落腳在泰山，開了間牛肉麵館，與媽媽就近租屋。但是生意差極了，一天賺不到三千元。很艱辛地維持生計。
阿蓮與先生因為官司沒有聯絡，期間先生屢次拒接她電話。先生在意她把推擠說成家暴，先生覺得接到家暴令簡直是失透了面子。
我問阿蓮為什麼要回去？
她說，「我看他很可憐ㄚ，我知道家裡的狀況不好，他人不壞就是要面子，脾氣不好。我跟他關係還好，就是婆婆一直講我壞話啦。」
阿蓮堅持要回去跟先生談，我陪她去找了先生。中午時分，我在牛肉麵攤觀察了一下，沒有絡繹的人群，只有他先生孤身一人。走到先生租屋處，剛好先生返家，阿蓮喊他，丈夫視而不理，把我們拒在門外。兩年來第一次看見先生的阿蓮，喃喃地說他瘦了好多ㄚ……..「我相信我有能力幫他，我知道要怎麼做生意，這幾年我也在麵攤工作，只要肯做就行啦……………….」
與子相依為命的婆婆、履次無法翻身的中年男子以及異鄉求生存的越南女子。這個故事真是有太多切面可以去探討他們在台灣的婚姻處境。
然而，泰山街上驚鴻一瞥的男人，嗯，只在判決書上的名字終於現身，低頭緊抿嘴角，佝僂的身軀透露著滄喪，這讓我聯想起了很多周圍的男性。


被標籤的男性
國際家庭的男性、家暴的男性，常常是被社會標籤的。
這些失志的、失業的、稀微的、看不到發展成就的中年男性，往往有著強烈懷才不遇的情結，社會給的條件不夠，他們掙扎著使用身上所有的資糧討生活，維持一個應有的「樣子」。一旦，事與願違，骨子裡的無奈與自卑，小老百姓掙脫不出形形色色的社會控制，男性的形象與成就壓力、家庭生計的壓力….…..像是骨牌般，一張張倒在這些底層男性身上；於是，用酗酒來掩飾沮喪失志的情緒，埋怨、易怒甚至暴力，來發洩心中難以化解的積鬱。面子與尊嚴，往往變成他們營造自我形象的底牌。我認識的很多底層中年男子，當他們掙扎出手，往往側身一轉，淪為家暴者或者是喪志頹廢的失意人。
家庭暴力，反映出的不單純只是夫妻間的失衡，背後那一大堆龐大的社會結構、什麼傳統禮教的社會規訓、刻版男女角色的分工模式、什麼主從蠻夷的種族觀念、缺乏經濟安全與福利體系……….才是更可怕的作俑者。阿蓮與丈夫可以繼續生活嗎？我絕不相信那是社工員或是心理師，四兩千斤的功夫就可以解決的。這樣歷史/文化/政治的交錯，盤根錯節的作用力，真是巨大，它作用在你我之間、作用在所有的夫妻關係之中，當然也更影響了我們的國際家庭。

被另眼相待的國際家庭
婚姻本身就像是一個市場，男男女女在其中各自用著不同的標準稱量著對方，選擇著或是想像著，將來可以「共度一生」的侶伴。我的爸媽年紀相差二十歲，是典型的外省客家老少配，媽媽抵抗著保守客家家族反對的壓力，嫁給了沒有恆產的老爸。二十年後，兩岸通信了，發現自己竟然是二老婆，著實大吵大鬧了好一陣子。其實，二十年來婚姻生活中的真實苦樂，都實際存在著，根本無法磨滅這一路走來的相依情感。老爸當年的謊言怕的是「失去」，他看見了在現實婚姻市場上，老媽毅然決然的勇氣。難道這是一樁欺瞞的婚姻嗎？同樣的視角，也可以轉移到我們的國際家庭上，許多嫁娶過程中的謊言的欺瞞，恐怕需要更多資料與包容去推敲理解。
我們的國際家庭，多半來自在婚姻市場失勢、在婚姻市場上弱勢的台灣男性，他們在條件、資訊困窘下毅然選擇了跨越國界進入了異國婚姻。然而，跨國交往的物質基礎，平民百姓望塵莫及。平民百姓的跨國移動更有著太多的限制，面談機制、依年展期的居留身份，把人人都想成假結婚的「嫌疑犯」。即便，結婚是一項沒人可以否認的權利；幾十年前在本島發生的「媒妁之言，天作之合」，也在自由主義浪潮下成了消散掉的歷史記憶。跨國婚姻，在這樣的社會視野與政府機制雙重作用之下，讓國際婚姻貼上了許多諸如買賣婚姻、這些台灣男性是老牛吃嫩草等「社會標籤」；移民婦女寄錢回家的孝心，也會被曲解「掏金」。這些一般婚姻都會發生的事情，卻因為冠上了「國際婚姻」，被另眼看待，被擴大化了、問題化了。
所以，對於敢踩進這樣婚姻的人而言，不諦是需要勇氣的。我們的社會看到了嗎？

移民婦女的勞動
婚姻，對於平民百姓而言，絕對不是嫁入豪門，更非王子公主貴族生活的保證。對於多數的國際家庭而言，這是現實，這也泰半與他們在台灣身處的社會階級有關。
底層家庭的維生，只有靠勞動。我們的國際家庭泰半都是辛苦工作的勞動家庭，兩個人的結合努力爲的是打拼一個好的生活，努力打拼的方式就是「勞動」；甚至往往是，他們必須要同時養兩個家庭：一個台灣的家，一個母國的家。這些婚姻移民不但得要從事家務勞動、他們必須進入勞動市場，來讓家庭經濟得以持續維持。這就如同我媽媽這般的台灣中高齡婦女一樣的生存處境，她一生工作了四十年了，到現在還在成衣廠沒停過勞動。
當然，對於移民婦女而言，社會、夫家對於他們家務勞動的想像與要求，恐怕更加諸了他們家務勞動的壓力：他們必須生兒育女、料理煮食、打掃應對、照顧臥病長者。猶有甚之，因為他們「外國媳婦」的角色，尤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母國經濟的弱勢反而加深了偏見，加重了他們的家務勞動，變相「外勞」的想像隱藏在家務勞動之中。
再者，在台灣，維持一個家庭的經濟壓力，製造了社會普遍存在的雙薪家庭；這對多數國際家庭而言更是無法逃避的噩夢。這也使得這些移民婦女們除了傳統家務勞動、生養小孩之外，更逃脫不了儘速進入職場的壓力。這些移民職業婦女，他們都成為必須要養家的外籍媽媽。有的老公失業，外籍妻子更儼然成為家中經濟的重要支柱。
勞動帶給了移民婦女多重的意義，為這些移民婦女拉開了空間，為婚姻移民帶入了新的社會身分與社會位置，開展了不同的社會網絡，也功能化了婚姻移民對於家庭的貢獻，當然這樣的發展也會引進了家庭對於金錢安排、工作時間安排、家務勞動分配等衝突。對於他們而言，生產線上僵化的動作、餐館裡油膩的碗盤、就業市場上歧視的對待………..與白領勞工談著什麼工作中的「自我實現」，恐怕是脫離現實、遙不可及。勞動，雖然有著不得已的生活壓力，但是勞動卻也提供了生活苦悶的出口，也創造了他們新的社會網絡。然而，這些移民婦女所碰到的勞動環境，職場上的同工不同酬、就業歧視、沒有勞工保險、從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時段，卻成為移民婦女普遍遭遇的處境。這提供給了我們在地社會一個重要的警訊。

新底層勞動者的處境
根據今年年初，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調查，發現移民婦女因為語言、種族弱勢，往往遭遇到嚴重的就業歧視；即便是進入了職場，也身受低劣的勞動條件之苦。原生的「外籍」血緣以及維持夫家生計的迫切需要，「勤奮移民婦女」的背後，往往是他們屈就低於勞動基準工作的事實。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調查結果，發現多數移民婦女從事餐飲業、家事清掃幫傭以及小外包廠等行業，都處於非正式經濟部門或是處於正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動位置，調查揭露了移民婦女在勞動市場上普遍遇到的困境與歧視，移民婦女已然成為台灣「新的底層勞動者」。
根據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發出七十五份問卷的訪談調查，發現在勞動市場上的移民婦女有三大普遍現象：
1. 21歲至30歲的勞動婦女就佔了64%。都屬於青壯年，是年輕的勞動力。
2. 有將近36%的移民婦女從事餐飲服務業，30%的移民婦女在工廠從事製造業部門之工作。
3. 她們幾乎都是「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是養家的外籍媽媽。
這些移民婦女在勞動市場上遭遇到的五大困境則分別是：
1. 沒有勞保：有72%的移民婦女沒有勞工保險，背負雇主節省勞動成本的結果。
2. 沒有加班費：有68%的移民婦女即便超時工作也沒有加班費。超時加班領有加班費的婦女，也僅有14%領有合乎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加班費，她們多半從事製造業。
3. 就業歧視：雇主有意或者是無意(不知道東南亞籍配偶無需另外申請工作証即可工作)使用「請外籍的要申請工作証」、「你沒身分証」、「你操越南口音、我不要用你」拒絕移民婦女求職。
4. 從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時段：在高雄，超過一半的移民婦女從事零碎的部份工時工作，她們多在餐飲服務業；這種現象在北部亦然，北部更發現許多移民婦女所從事的工作是下午三點至凌晨兩點的特殊班表。這樣的工時現象使得移民婦女得以兼顧育兒，但為了賺取足夠的收入，往往也被迫身兼二職。
5. 低薪資：除了極少數移民婦女可以進入政府部門或民間社團的通譯工作得以得到合理薪資；多數移民婦女必須依賴超時工作來取得高於基本工資的收入。

在移民婦女紛紛進入勞動市場的事實下，這些移民職業婦女所承受的多重歧視與辛酸，應該被台灣社會正視。相較於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應到家門內的關係，這項調查揭露了底層勞動的處境恐怕更需要公法的介入。

移民勞動者=底層勞動者 世界皆然
全球各大城市的角落裡，餐館的洗碗工、揀菜工，路邊小攤販、洗車工、漁工….，這些底層勞動，都逃不掉移民工的身影。因為來自經濟弱勢的國家，勞動市場狠狠的把他們丟在底層，與我們的中高齡勞動者、失能勞工擺在一起。綜觀全球，勞動基準以及勞動平等待遇是政府的當然職責，更是穩固社會安定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石。即便對於移工，國際勞工組織早在一九一九年創立初始即已加以注意；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第二號失業公約」〔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19 (No. 2)〕，第三條中規定賦予移民勞工「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之先河。以避免廉價移工政策衝擊而惡化了本地勞工整體的勞動條件，使得本地整體勞動市場的條件無法提升。對於移工是如此，對於本地的所有勞動者更應該是如此。
弔詭的是，在台灣，我們的婚姻移民、移工、中高齡勞工，這些台灣新底層勞動者、台灣的邊際勞工，因為他們的勞動劣勢，而同樣有工資與人權的價差，他們都迫於生計，選擇從事低劣勞動條件的工作。任由市場決定的勞動條件，無疑順遂了資本家分化勞工階層的企圖、成就了資本集團剝削利潤極大化的醜惡，使得這一群台灣邊際勞工同樣身陷勞動剝削的處境。當勞動者繼續陷於底層勞動位置，剝削處境無法改善，台灣更將持續成為國際人權黑名單的可恥紀錄。國家公權力的介入，顯得刻不容緩。
川流無阻的資本流動相較於規範重重的勞動力流動，這是失衡的全球化；選擇性的國境控管、差別待遇的移民政策所反映的社會控制，這是犧牲弱勢的內政；勞動體系的零碎化、彈性化與去管制化，更是擴大貧富階級，叫底層勞動沒有出路。當金融危機風暴的年代，公權力捍衛勞動基準的那一條底線更是重要，掉落在勞動基準線底下的人越多，人們越是消費不起了，一個生產過剩的經濟蕭條的時代將接踵而來。
面對這些，從國際家庭的移動到勞動，往往觸及到各種叢結的制度：社會歧視與控制、國境控管、底層勞動保障等人權議題，我們亟需要一個「上位視野」來理解、來抽絲剝繭這些國際家庭的故事現象。


At Conference

在三重幸福戲院的菜市場上，單單一條街，不管從清晨或夜晚，你會看到許多外籍姊妹的身影。或清晨早起在早餐店賣漢堡，或在大太陽下拚命洗車……，這些移民婦女的勞動影像，清晰躍然，當社會大眾殷殷期盼「馬上」轉好的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的一角，這群勤奮勞動的移民婦女正孜孜努力拚家計，她們成為台灣勞動市場上的生力軍。
　在五一勞動節前夕，一份移民婦女勞動處境的問卷調查結果，揭露了移民婦女因為語言、種族弱勢，往往遭遇到嚴重的就業歧視；即便是進入了職場，也身受低劣的勞動條件之苦。原生的「外籍」血緣以及維持夫家生計的迫切需要，「勤奮移民婦女」的背後，往往是他們屈就低於勞動基準工作的事實。
　根據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調查結果，發現多數移民婦女從事餐飲業、家事清掃幫傭以及小外包廠等行業，都處於非正式經濟部門或是處於正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動位置，調查揭露了移民婦女在勞動市場上普遍遇到的困境與歧視，移民婦女已經成為台灣「新的底層勞動者」。
　在台灣，維持一個家庭的經濟壓力，製造了社會普遍存在的雙薪家庭；這對多數國際家庭而言更是無法逃避的噩夢。這也使得這些移民婦女們除了傳統家務勞動、生養小孩之外，更逃脫不了儘速進入職場的壓力，成為養家的外籍媽媽。有的老公失業，外籍妻子儼然成為家中經濟的重要支柱。職場上的同工不同酬、就業歧視、沒有勞工保險、從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時段，成為移民婦女普遍遭遇的處境。
　新的底層勞動者顯然不只是這一群移民婦女，外籍勞工早就因其工資與人權的價差，成為「底層老外」；近日數名國民黨籍立委更要修正「自由貿易港區法案」，將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欲使外勞更形廉價。許多驚逢變故的中高齡婦女或因各種不幸境遇、工傷而成為底層工作的勞動者，更在勞動市場上承受歧視與辛酸，面對沒勞健保、零碎的工作時段或是淪為派遣工，連基本的勞動基準法保障都沒有。這就不用說那些面臨失業、被勞動市場排擠的工人了。
　當勞動者用自己僅有的「勤奮勞動」來換取麵包時，不平衡的勞資關係，迫他們落入了底層勞動者的社會位置。這樣的失衡，在即將執政的新政府拚命大舉討好資本家的行動下，完全看不到「馬上」改革的可能。在邊緣勞動位置的移民婦女、外籍勞工、中高齡勞工等勞動弱勢，需要靠國家機器大力介入，扭轉失衡的勞資關係。五一勞動節，政府應該正視底層勞動者的勞動處境，捍衛底層勞動者的勞動尊嚴，這些底層勞動者所要求的不是更好的勞動條件，而是最基本的勞動保障。如果一個國家連最基本的勞動保障都沒有，又如何叫勞動者對他寄予厚望？

(中時民意論壇)

　　十二月十八日對於全球將近二億的移工／民是個重要的日子。就在這一天，聯合國通過了「保護移民以及其家屬成員的國際公約」。而十二月分的台灣社會，有千餘名移工走上街頭，要求國家提供弱勢家庭喘息服務、看護工應該享有休假權益；而同日，也有大學生歧視毆打外籍勞工的社會新聞。三十六萬的外籍勞工以及三十九萬的婚姻移民，正挑戰著台灣社會對多元族群認同的脆弱神經。
　　移工／民議題一向是文明社會對於弱勢人權照顧的重要指標，移工／民也容易因為不當的政府政策結構，使得社會對他們排斥，認為他們被次等社會對待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像是台灣政府殘補式的社會福利，剝奪了雇用外勞的弱勢家庭享有喘息服務的權利，造成了台灣家庭對外籍看護工的依賴與剝削；台灣政府同意讓雇主調高外勞食宿費上限，造成移工在勞動市場的更形廉價。
　　而嚴格的婚姻面談機制，更儼然把所有婚姻移民當作是假結婚的「嫌疑犯」…，這些都帶頭製造了歧視、製造了社會對他們的排斥與分化。政府若不積極重視面對移民／工的議題，新竹大學生對外勞的施暴將不是個案，種族問題終將造成社會未來的不安因子。然而細閱相關的國際公約，本外勞同工同酬、移工享有集會結社組織權、家庭團聚的人權，尊重黑工人權以及移民雙重國籍的承認，在在與台灣移工的客工脆弱勞動處境，以及台灣對婚姻移民的歧視與弱化，有著天壤差異。家庭團聚、承認雙重國籍等基本原則恐怕更被本地保守之士視為是毒蛇猛獸。
　　即便在部分歐盟國家復萌的民族主義政治修辭的今日，多數歐盟國家仍擁有對於跨界移動的勞工、婚姻移民予以人權對待與尊重，加強促進「社會融合」成了歐盟國家最熱門而重要的移工民政策。就連公民權最極致展現的政治選舉，歐盟也公開呼籲讓各國婚姻移民享有政治權利，對於境內居留五年以上的移工應該享有「地方政治參與權」。像羅馬等城市已推動居留六個月以上，即享有投票權，選出外國人自己的代表進入市議會監督市政。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當台灣政府拿加入聯合國議題進行政治操弄的同時，應該先檢視與面對我們的移工／民政策，當人類透過移動（不論是透過勞動或是婚姻）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成為無可替代的世界趨勢，台灣應先思考自己的移工／民對待是否真跟上了國際標準，一個新的視野與政策，不是不可能，犧牲人權的結果，台灣將付出代價。十二月十八日世界移民日，台灣對移工／民的保障，刻不容緩。

中時民意論壇
（作者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執行長）



Expectations for new vision in immigrant policies
By Lorna Kung
December 18th is an important day for almost 2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around the world. On this day, the UN adopt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Here in Taiwan, also in December, we have more than a thousand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in a demonstration, requesting Taiwan government to provide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the respite services, and caregivers should enjoy the right to leisure. Yet, on the same day, news repor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assaulted migrant workers out of discrimination. Now,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migrant works and three hundred and ninety thousand marriage immigrants are challenging the fragile multi-racial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The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is always a yardstick of how a society treats the minorities.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re vulnerable to discrimination, which often goes unexamined when the exclusion is structural, and systematic.
For example, Taiwan government’s policy of reactive instead of proactive social benefits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families in need of immigrant labor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respite services, which leads to greater dependence on and exploitation of foreign caregivers from their employers. Another example is Taiwan government’s new policy that allows employers to raise the limit of migrant workers’ costs of living, which results in depreciation of migrant labor in th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marriage interviews are so strict that every marriage immigrant seems a suspect of fake marriages. All of the above examples are the caus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of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in the present society. If our government does not take the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seriously and take action in time, the incident of migrant workers being beaten by college students in Hsinchu will not be an isolated case. Racial issue may become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if we carefully read through relat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we will find details like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ity, the right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rights of family reunion, human rights for illegal migrant workers, and admission of immigrant’s duel citizenship.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is far more dire in comparison with workers internationally, and the discrimination of marriage immigrants is unattenuated. Not to mention some basic human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for family reunion and admission of duel citizenship, which are likely to be regarded as heresies by local conservatives.
Though nationalism has make its way back in som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most EU countries still pays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marriage 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principle immigrant policy of those member states. As we know, election i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civil rights. The EU has made an open appeal to its members that marriage immigrants should enjoy political rights, and migrant workers who take up residence in the country can possess the rights of local political involvement. Cities like Rome have motioned that foreigners who have take up residence in the city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will obtain voting rights, and foreigners can send their own representative to City Council.
By others’ faults, wise men correct their own. While Taiwan government plays up the issue of getting a seat in the UN,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at we examine the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policies of our country. As immigration (either migrant workers or marriage immigrants) becomes a global trend for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quality, Taiwan should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way we treat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New vision and new policies are not impossible. If we turn a deaf ear to the cry for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Taiwan will pay for it someday. December 18th is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 Taiwan must not hesitate to honor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The author is Consultant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and Executive of Scalabrini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twork--Taiwan)